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云雾山

　　任侠
　　静闻说：“达夫先生性格的显著点，是纯真坦白。他对于朋友，不管是新交或旧侣，说起话来总是那么率直的。一般江浙读书人，所常有的那种矜持、含蓄，在他身上是很不容易找到的。有时候，他简直单纯得像个小孩子一样。他的创作的基点在这里，而它的动人的地方也在这里。……他讨厌虚伪，憎恶暴力。他对于弱小者怀着近于‘感伤’的同情。这种天性贯串着他的全生涯。”
　　一次，郁达夫下课后顺路去找学生冯至，两人冒着大风沙逛到宣武门的一家旧书店，冯至拿起一本德文书翻看，郁达夫问了书的价格，从衣袋里掏出六角五分钱给了书商，转身对冯至说：“这本书送给你吧，我还有约会，先走了。”当时，冯至身上带的钱不够买这本书。
　　有时，郁达夫在街上和冯至等穷学生不期而遇，便邀请他们随意到一个小饭馆里小酌。冯至记得某个晚春的夜晚，天上下着迷濛的小雨，郁达夫带着他们在前门外熟识的酒馆中喝酒，从一家出来又走进另一家，一共喝了三四家。他们并未喝太多酒，郁兴致却很高，愤世嫉俗，谈古论今，诵咏着他的旧作：“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直到子夜后，众人才各自散去。
　　冯至回忆说，郁达夫兼有“相濡”与“相忘”这两种迥然不同的人生态度。“他对待朋友和来访的青年，无不推诚相待，坦率交谈，对贫困者乐于解囊相助，恳切知情的确有如‘相濡以沫’。可是一旦分离，他则如行云流水，很少依恋故旧。我从1926年后，再也没有见到达夫，我们各自沉浮在人海中，除了我仍然以极大的兴趣读他的……小说与散文外，也就‘相忘于江湖’了。”
　　郁达夫读了沈从文的小说后，前去看望沈，并请他去附近吃饭，内有葱炒羊肉片，结账时，一共约一元七角多。告辞时，郁留下他的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和吃饭后找回的三元二角多零钱。当时郁达夫的工资每月仅30元。
　　孙席珍回忆说，郁达夫“处世温雅恬静，悠然自适；对人不卑不亢，平易可亲……纵有不快之事，并无愠色；偶或与人意见相左，有所争论，也总是心平气和地相对，从无悻悻之词”。1923年的某秋日的傍晚，孙匆匆到报馆上班的途中，在北河沿撞到了一位行人，那人踉跄了一下，孙忙向他道歉。他和蔼地连说“没关系”，又说：“你好像有要紧事，还是赶路吧。”孙向他鞠了一躬便匆匆离去了。

　　几日之后，孙又在路上巧遇此人，细看，才知道就是郁达夫。二人边走边聊，正是饭点，郁达夫便邀请道：“乘此菊黄蟹肥时节，同我去做件雅人雅事吧。”当时在北京吃螃蟹是奢侈之事，螃蟹只有正阳楼有卖，且售价一元一只，孙每月伙食费才三五元，听罢觉得太贵，颇为踌躇。郁慨然说：“兴之所至，偶一为之，又何妨呢？”孙见他语气诚恳，便一同到正阳楼，郁达夫要了公蟹母蟹各两只，绍酒两斤，与孙痛饮一番。

　　郁达夫乐意尽力帮助跟他接触的所有贫困青年，他说：“平索不认识的可怜的朋友；或是写信来，或是亲自上我这里来的，很多很多。我……总尽我力量帮助他们。可是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怜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结果近来弄得我自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这几天来天气变得很冷，我老想买一件外套，但终于没有买成。”
　　沈从文、陈翔鹤、刘开渠等青年都喜欢到郁达夫处聊天，谈晚了就在郁的床上睡下。发了薪水，郁总是请他们到小饭馆吃饭，喝了酒，郁指着某人大唱“提起了此马来头大……”，然后哈哈大笑；有时想起什么，又流下泪来。他还常提及创造社的同伴们，说：“沫若仿吾他们不知道怎么样了？”结账时，他总是抢着付钱：“我有钱，我有钱，你们都是穷学生，那得有许多钱来请客！”
　　郁达夫为青年诗人冯蕉衣修改稿件，又当面指点。1940年，27岁的冯蕉衣因贫病交迫而早逝。次日郁达夫送其入殓，七天后在《晨星》栏刊出“纪念诗人冯蕉衣特辑”。最后，他又为冯遗诗的出版写了情词恳切的序言。
　　刘开渠学成回国一年多，从来没有人请他塑像。郁达夫对刘很是理解和同情，积极为他奔波，刘终于接到了第一笔订单——为一商人的亡母作浮雕肖像。郁达夫还在肖像背后为其撰文。
　　抗战爆发后，刘与艺专职员程丽娜相爱，并打算结婚。程的父母对刘并不满意，由于女儿坚持，只好勉强同意，但提出要求刘请两位社会名人当证婚人和家长。刘无奈，找到郁达夫帮忙。郁欣然同意，由他担任二人的证婚人，由王映霞任刘开渠的家长，促成了刘、程的婚事。
　　郁风回忆，三叔郁达夫在北京时，时常带她到河边玩，边喝随身带的一小瓶白干，边和河边钓鱼的农民聊天，问农民今年的收成、家中人口等等。一次，郁达夫买下了一个老人钓的一条鱼，郁风也不记得他给了多少钱，只记得回到家里，母亲一听数目就说：“这么贵呀！”
　　郁达夫带着侄女郁风到护城河边溜达，看见一个车夫溺水而亡，其妻在一旁痛哭。郁达夫坐过那位车夫的车，很是同情，想从口袋里掏出几个钱给车夫的妻子，但身上却无分文，只有一个银表。他趁着车夫的妻子不注意时，将银表偷偷塞进她的小兜里。
　　黎锦明回忆：“达夫天性仁爱，对一切不幸的人和生活，时常怀着极深厚的怜恤。”1926年，郁达夫与黎锦明从浦东码头乘船去广州，二人将行李运上船后，见有时间，便上岸浏览一番。他们在街上路遇两群瞎子少年相互厮打，东西摔得满地都是，有的人被抓伤了头皮，鲜血直流。郁慌忙跑上去，拉开他们，出言呵斥闹事之人，将地上摔破的东西捡起来，又掏出几角钱给受伤的少年，暗哑着嗓子安慰他们说：“买点药，回家好好的养上去。你们真奇怪，为什么这样不互相合作，你们都是弱小的人！……”将他们遣散后，郁达夫还兀自伤感地苦笑着。

　　1929年8间，鲁迅因北新书局拖欠版税，准备请律师进行诉讼。北新书店的李小峰忙请郁达夫居中调解。当时，郁正在杭州小住，接到李的电报后，立即返回上海。经过几次商谈交涉，鲁迅答应暂时不提出诉讼，而北新书局则表示愿意按月摊还积欠的两万余元。事情终于得到圆满的解决，郁达夫为此事前后花费了20天左右，还耽误了自己的写作。
　　郁达夫与郭沫若有过密切的交往和合作，因郁达夫的《广州事情》一文，二人一度断交（据温梓川分析：是郭沫若唆使“小伙计”们把“不革命”的郁达夫踢出创造社的），但到抗战爆发前夕，郁却又能抛弃前嫌，毅然前往日本请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
　　王任叔问郁达夫怎么学会说印尼话时，郁摇着头，嘴唇微颤地答：“那真是天晓得，是从马来人青肿的皮肤上学来的！”原来，刚为宪兵翻译时，他听马来话还是很困难，便乱翻译一气，马来人也就被日本人乱踢乱打一通。郁达夫于是加紧学会了马来语，他苦笑着说：“现在，我不会弄错。听马来人说得不很合日本人意思的，我就代为改正一些。日本人的性格，我也摸熟了。这就算是我为以前遭冤打的马来人赎了些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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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魄
　　郁达夫出生于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自幼家境贫寒，因家中无力养活四个子女，其姐凤珍从小送给别人家做童养媳。郁达夫先天不足，出生后因母亲奶水不足，家中又无力雇奶妈，营养不良，身体很瘦弱，不足一周岁便患了严重的肠胃病，前后拖了一年多，差一点没命。而家中也因此花费不少，父亲积劳成疾，于郁达夫三岁时逝世，年仅38岁。
　　父亲去世后，郁达夫的母亲独自抚养三个孩子，照顾婆母。为了供三个孩子上学，她除了耕种家中的六亩田外，还摆了个炒货摊，卖黄豆、蚕豆、瓜子、花生等。
　　1908年春天，考上富阳县立小学的郁达夫向母亲提出想要一双皮鞋，“觉得在制服下穿上一双皮鞋，挺胸伸脚，得得得得地在石板路上走去，就是世界上最光荣的事情”。母亲已经为郁达夫交了几十块大洋的学费，再无力筹两块大洋去买一双皮鞋，只能赊账。郁在店里试皮鞋时，店家殷勤备至，但一听赊账，立即变了脸。母亲只好含泪回家收拾了一包衣物，准备去典当，郁见后极为心酸，他边哭边喊：“娘，娘！你别去！我不要了，我不要皮鞋穿了！那些可恶的店家！”母子二人相对放声大哭。从此，郁达夫不但不要皮鞋，也不要新衣服和用具，并且只和贫穷的同学来往。

　　1921年，郁达夫回国，怀着满腹雄心壮志，接替郭沫若到泰东书局编《创造》季刊。泰东不给郁发聘书，也不定职位和薪水，膳食极为不好，住宿条件极差。他住在书局堂屋靠近楼梯的一个铺位，刚住进来便被偷去100元。此处人来人往，声音嘈杂，更有一位姓王的编辑，走路声音很大，起床很迟，一起床便吆喝着让茶房打水，每天还要进行英文朗诵和风琴独奏，吵得四邻不安。郁只能学习郭沫若的方法，用毛巾包着头，遮住两只耳朵，别人问及，就说头疼。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中，他无心写作，原本计划要写的小说《茫茫夜》迟迟未能动笔。

　　凌叔华回忆，徐志摩、丁西林等人常到她家聚会，一次徐说要带郁达夫来，结果到了这天徐独自前来，说郁的棉袍被学生穿走了，出不了门。大家都知道郁的棉袍是同事集资赠送的，于是议论纷纷，说应当出钱到沽衣铺再给郁买件棉袍，丁西林更是说要连做三件才够。大家纷纷说好，谈到钱由谁来出，一致认为是徐志摩的事。徐连忙叫道：“你们都来欺负我，我老徐不是傻瓜，惹急了也会打人的，知道吗？”说归说，一周后某个大雨的早晨，徐志摩一个人巴巴地跑到前门沽衣铺为郁达夫买了一件棉袍，因为天太冷，怕没有棉袍郁连上课都去不了。

　　到安庆后，郁达夫投宿在一家荒店，他顿生被“放逐”之感，在日记中写道：“人疏地僻，我好像是从20世纪的文明世界，被放逐到了罗马的黑暗时代的样子。”
　　1924年，郁达夫回富阳老家看望家人，回北京时，因为没有路费，郁只能将孙荃的衣物拿去典当了一百多元路费。
　　1935年，郁达夫到上海，周黎庵、陶亢德等人去看望他，郁看上去心事重重，很是萧索，住在一家简陋的小旅馆，除了简单的行李，仅有一捆旧书。他说此行是为张罗一些钱过年而来，但凑到的钱又被他买旧书花去大半，明日一早回杭州，映霞在车站等候，势必大失所望。周等人请他去吃宵夜，他再三推辞，以为别人的处境都和他一样窘迫。最后几人来到一家羊肉店，他不肯多点菜，也不肯多喝酒，只是吃了一碗粥了事。


　　迷情
　　李初梨分析郁达夫时说，郁是“摹拟的颓唐派，本质的清教徒”。
　　郁达夫在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与比邻的赵家少女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般的初恋之情。初时，两人只是互相点头微笑致意，后来就经常一起玩耍。1909年，郁达夫从富阳小学毕业的那天，他喝了些酒，走到赵家。赵家少女独自在灯下练习写字，郁达夫过去吹灭了洋灯，她大叫一声之后，看见是郁达夫，便沉默了。郁达夫伸出手，捏住她的手臂，两人沉默相对许久才开始说话，不久赵家的人回来，他便告辞了。

　　到日本后，郁达夫与后藤隆子、蓧田梅野、玉儿等日本少女产生过恋情。后藤隆子被郁达夫昵称为“隆儿”，是郁达夫下宿处附近的“小家女”。郁达夫每次从学校到市上去，都要从她的家旁经过，遂产生情愫。蓧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馆的侍者，郁与她交往数月。玉儿也是侍女，郁曾为她写下情诗：“玉儿看病胭脂淡，瘦损东风一夜花，钟定月沉人不语，两行清泪落琵琶。”
　　郁达夫在安庆法政学校任教时，据说除了上课，全部时间和收入都花在游荡上。他寻花问柳的条件是：第一，年龄要大一些；第二，相貌要丑一些；第三，要没人爱过的。有一段时间，他的绰号就叫“三条件”。据此条件，老鸨给他介绍了一位名叫“海棠”的妓女。易君左说：“这朵‘海棠花’我拜见过，当时芳龄不过比她的‘如意郎君’大两三岁，即二十七八岁，天生一副朱洪武的异相，嘴可容拳，下巴特长，而上额不容三指。据说这种面相，在男子当有‘帝王之尊’，在女子则谁也不敢领教。”

　　每日任教结束，郁达夫必到位于城外的海棠姑娘处，而由于有早课，第二日他又必须于凌晨时分早早赶到城门洞里，耐心等候城门打开。郁把每月教书所得的收入，都如数交给海棠保管。有人认为，郁达夫这一时期创作的小说《茫茫夜》，真实地记录了他的这一段感情生活。
　　对于郁达夫倾心海棠，易君左说：“我当时就有一种看法，郁达夫之爱海棠花，决不是任性纵欲，而是专找那人间最不平的道路去填。人家不要的他要，人家不爱的他就爱，人家越不爱的他越爱。海棠，这可怜的女人，是一个穷苦而无告的孤哀的象征，找不着一点爱的萌芽，所以达夫故意标榜三条件而单独选中了她，给残酷冷淡而不公平的人世看看。”
　　陈翔鹤回忆说，郁达夫跟他们多次逛胡同，郁总是一条胡同、一个班子的慢慢看，先点若干班子的名，然后挑一个姑娘到她屋子里坐坐，或者一个也不挑。有一次，他对一个姑娘说：“让我抱抱吧，我已经有五六个月不亲近女人了！”这个姑娘就向他的怀里坐下去。他呆呆地望着她，仿佛若有所思，又仿佛如有所求似地望了一会儿，推开她说：“好了，我们走了。下次再来。”姑娘要留下他，他笑了笑，摇摇头，走出门去。

　　郁达夫在北京认识了一个叫银弟的身世可怜的妓女，之后的两三个月间，郁达夫常过去找她，在她身上花了几百元。郁说，他和银弟说不上是恋爱，“然而和平常的人肉买卖，仿佛也有点分别”。日后郁在轮船上遇见了一个和银弟有几分相似的女子，心里还颇为怀念。
　　关于郁达夫，曹聚仁说：“诗人住在历史上是神人，飘飘欲仙的；但住在你家隔壁就是个疯子。”曹还记载了易君左讲的一个故事：郁达夫在安庆教书的时候，有一次，他经过某小巷，看见一家杂货铺的老板娘颇有姿色，便上前搭讪，指名要买老板娘头上的针和襟上的手帕。老板娘见钱眼开，把两件私物卖给了他。郁达夫买回后跑到寝室，对着镜子，用针刺破自己的嘴巴和手指，将血滴在手帕上，放在鼻子底下狂嗅，越嗅越香，又哭又闹，令同室大为紧张，闹得满屋子人都以为他发神经病。

　　白薇回忆，她在广州时听说郁达夫有意追求自己，但她尊敬郁，对他以长辈看待，故与之交往颇有顾虑，敬而远之。郁仿佛知道她的顾虑，一次对她说：“有人认为我很浪漫，其实我的内心是很正直的。别看我常常和女孩子们也握握手，拍拍肩，我认为这是友爱，不是邪爱。你不信？即使有哪个女孩子在我家过夜，我绝不会触犯她。”郁曾邀请白薇去他的寓所做客，但白薇始终不敢。
　　郁达夫在向王映霞猛烈求爱但没有得到王的明确允诺之前，一度还向一位名叫徐之音的寡妇求爱，他甚至觉得这个徐“实在可爱之至”，比王映霞要“强得多”。
　　1928年秋天，郁达夫见到谢冰莹，表现得十分兴奋和激动，直呼其名，王映霞忙对谢解释就说，他是个“放荡惯了的人”。
　　郁达夫在杭州生活时，有一个丁姓女子拜他为师，这个女子差不多30岁，结过婚不如意又离了婚，她仰慕郁达夫，还曾为郁达夫修建“风雨茅庐”提供过资金。
　　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姻陷入危机时，在新加坡曾遇到一个叫“玉娇”的歌女。郁觉得玉娇的“两个大酒窝”很是“娇美可爱”，分明就是年轻的王映霞。一次，郁达夫喝醉了酒，居然搂着玉娇说：“映霞！是你对不起我！”他们的恋情大约持续了两年时间。
　　王映霞离开新加坡后，郁达夫遇到了一位美丽的女播音员李筱瑛。李26岁。是福建人，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能说流利的英语，因与丈夫意见不合而离婚，是新加坡情报部的职员。李十分崇拜郁达夫的文学才华，主动向郁示爱，两人感情迅速发展，不久，李以郁“契女”（干女儿）的名义搬到郁家居住。据王任叔说，郁对李“忠顺与卑屈，已到了奴隶的程度”。但因达夫的儿子、时年13岁的郁飞反对李筱英与郁达夫的恋情，最后李筱英只能痛苦地搬出郁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李退到爪哇岛，郁达夫逃亡到苏门答腊，两人分离。

　　田汉在自传体小说《上海》中，为郁达夫辩护，将爱情的多元论归结为“艺术家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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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一）
　　郁达夫在日本读书时，母亲为他定下一门亲事。未婚妻孙蓝坡是乡间才女，读过一些诗词。郁原本对包办婚姻极为反感，但读到孙托人捎给他的手书密信后，称赞孙蓝坡“文字清简，已能压倒前辈老秀才矣”。
　　第一次与孙蓝坡见面时，郁达夫便被孙的才学所吸引，赠其名“荃”。他在给长兄郁华的信中说，孙蓝坡虽“荆钗裙布，貌颇不扬，然吐属风流，亦有可取处”。之后，二人之间书信往来，诗词唱和，互诉衷肠。郁曾将自己的诗作和孙荃的一起，署上自己的名字发表，读者竟难辨真假。
　　1920年暑假，郁达夫回国省亲，在双方家长的坚持下，与孙荃完婚。由于郁的坚持，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孙荃只是在夜色降临的时候，悄然乘上轿子，就算过了门。
　　郁达夫说孙荃是他不爱又不得不爱的女人，郁闷痛苦时，拿孙荃当出气筒，但事后又万分自责，认为孙荃是他最爱的女人。而孙荃只是默默承受，悉心照料着郁达夫。
　　沈宁在《一个家族记忆中的名流政要》中写过郁达夫在安庆时对孙荃的体贴： 12点钟下课，半个小时后和朋友聚会吃饭，中间还要回家去看一趟太太，安庆是个山城，虽有人力车，大家都不坐。郁达夫走路很快，只要有十分钟十五分钟，他一定旋风一样回家去看看太太。
　　1923年，郁达夫在安定过得极不开心，他辞去教职，携妻儿来到上海。此时的郁生出归隐之心，想回富阳老家，在北城近郊动手建一间安身立命的茅屋。孙荃宽慰他说：“茅屋一座你我夫妻尽足矣！到时候采菊东篱，倒也悠然自得。过几年龙儿也长大了，溪头卧剥莲蓬，小儿无赖，大人开心。”但郭沫若知道后，劝他不可有此想法，郁心烦意乱，彻夜难眠。孙荃见他如此苦恼，考虑三天后，主动提出独自带儿子回富阳老家生活，给郁减轻经济上的压力。

　　到家后，孙荃写信给郁达夫报平安，说起她在半路上，有跳钱塘江自尽之心。郁看罢信，痛苦万分，跑到北京的大哥家中住了一段时间。
　　1926年3月，郁达夫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孙荃暂时寄住在北京长兄郁曼陀家中。孙荃在给郁的信中备述生活的艰难窘况，郁看后热泪盈眶，他立刻寄钱过去，但因为钱少，心里更生不安。长子龙儿因病夭折后，郁达夫更惦念着北京的妻子和次子，每隔七、八天收不到孙荃的来信，便焦急难耐。有时想到妻儿，便伤心痛苦，有次竟然在床上一直哭到天明。
　　由于创造社的工作需要，郁达夫回到上海。隆冬时节，孙荃想到丈夫尚无棉衣御寒，便冒着大雪到邮局给他寄去一件皮袍子。当郁达夫取回皮袍时，心里万分感谢孙荃，想着一定要报答她。
　　但不多日，郁达夫便与王映霞相恋。从此，孙荃回到老家，茹素念佛诵经度日。郁达夫的长女郁黎民记得，小时候一觉醒来，往往能听到隔壁小佛堂传来母亲喃喃的诵经声，和着一下一下轻敲的木鱼声。
　　1931年3月，郁达夫与王映霞发生矛盾，负气回到富阳老家。孙荃对郁不理不睬，郁请来岳母规劝也无济于事。孙荃将郁达夫安顿在楼下西厢房，在自己和孩子们同住的卧房门上贴上“卧室重地、闲人莫入”的字条。
　　但在生活上，孙荃还是对郁达夫关怀备至。“富春江的白鱼，东坞山的豆腐皮是每餐必备”，郁黎民说，离清明还有一些时日，孙荃就让人到娘家的竹园挖出尚未露尖的早笋，采摘刚刚吐出新芽的绿茶，都是为了让郁达夫尝尝鲜。

　　在郁黎民看来，起初母亲对父亲抱有深深的怨恨，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由怨恨转为理解，最后转为同情，等到得知父亲殉难印尼苏门答腊的消息后，更变成了深深的悼念了”。郁达夫的侄女郁风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提到后来孙荃慢慢抛弃了对郁达夫的怨恨，“而是饶有兴味地像谈起老朋友似地沉浸在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里”。
　　郁黎民回忆，母亲曾经说过一天晚上她梦见郁达夫交给她一把韭菜，要她好生保管。孙荃对这个梦久久不能释怀，她理解“韭”是“九”的谐音，算上早夭的龙民，郁达夫一共有九个孩子，孙荃觉得这是郁达夫要她把遗留下来的所有儿女都照顾好，但她又没有这个能力，所以常常感到不安。
　　郁黎民发现，母亲高兴的时候总是与父亲有关。解放初一个清明节前的傍晚，富阳第一任县委书记来到家里，看到桌子上放着一盘青蒿，这是富阳的风俗，用来做清明果的。书记就问：“这也能吃？”孙荃回答：“能吃。”隔了一天，政府就送来了80斤大米，原来这位北方干部以为这一家人还在吃野菜度日。受到政府这样的礼遇，孙荃觉得这是丈夫给她的荣耀。
　　1952年，郁达夫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烈士，孙荃领到了由毛泽东亲笔签名的烈属证，这让她感到无上的光荣，并且成为她晚年的精神寄托。直到1978年去世，孙荃都很少离开郁家老屋，堂屋里始终挂着郁达夫的手书对联：“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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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二）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在留日同学孙百刚家中邂逅了王映霞，一见倾心，立刻坠入情网，不能自拔。
　　王映霞比郁达夫小11岁，原名金宝琴，杭州人，因过继给外祖父王南（字二南，清末贡生，杭州文化名人）为孙女，改名王旭，字映霞。王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有“校花”之誉，为当时杭州四大美人之首。
　　温梓川回忆：“王映霞……号称‘杭州小姐’。身材颀长，丰满结实，肌肤白嫩，有‘荸荠白’之称。轮廓又生得非常停匀，风姿很美，双眼尤其是水汪汪的。在家里常不着袜，趿着一双珠履，脚指甲染上蔻丹，显得丰若有余，柔若无骨。”

　　唐弢曾回忆郁达夫和王映霞二人：“达夫先生大概还不满四十岁吧，看去比较清癯，头发丛长，眼睛又细又小，额部稍窄，双颊瘦削，穿一件青灰色袍子，态度潇洒，很有点名士风流的气派。映霞女士比他年轻得多，体态匀称，真所谓增之一分太肥，减之一分则太瘦，两眼灼灼有神。不知怎的，我总觉得与其说她长得美，不如说她长得有风度，是一个举止大方，行动不凡的女人，难怪达夫先生一见倾心，如醉如痴，颠倒至于发狂的地步。”

　　郁达夫追求王映霞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其中包括孙百刚、长兄郁曼陀、创造社的潘汉年、叶灵凤等人。郁曼陀多次写信告诫郁达夫，“这是要犯重婚罪的”。为了让郁死心，孙百刚等人故意想办法作弄他：郁达夫到尚贤坊会王映霞，他们便告诉郁说王到法国公园去或兆丰公园去了，让他空跑一番；或者让王关上门，不要出来，听见有人敲门也不要开门，让郁见不着她。
　　郁达夫的穷追不舍终于打动了王映霞，王提出了结合的条件，郁必须和孙荃离婚。郁对此颇为苦恼，但他仍每天去找王映霞。3月5日，郁、王在一家旅馆相会，从早晨聊到晚上。傍晚，又一起到屋顶乐园漫步。这天，郁达夫向王表白，王也“誓说”爱郁达夫，“之死靡他”。
　　1927年，郁达夫将自己的日记交北新书局出版，名曰《日记九种》。在此书中，郁详细地描述了他和王映霞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的全过程。在日记里，郁达夫甚至连与王映霞接吻的次数、哪一次亲吻得最长都详细记载下来。
　　6月5日，郁达夫和王映霞在杭州宴客订婚，次年2月在上海结婚，3月迁入上海赫德路嘉禾里居住。他们本打算去东京办婚礼，但最后取消了，只在上海简单摆了两桌喜宴。研究者认为，郁达夫取消东京的婚礼的真正的原因在于郁害怕犯重婚罪，“为了达到既要向王映霞家交待‘已经结婚’，而在世人面前又是‘没有再婚’这样一种目的”。

　　楼适夷回忆，郁达夫婚后与王映霞常出双入对，一次，朋友看到服装华丽、风姿绰约的少妇走在街上，身边跟着蓝布长衫、弱不禁风的瘦男子，便笑话他道：“是哪个公馆里的太太，带着听差上街来了？”郁达夫听了只是幸福地笑笑。
　　1930年，因王映霞劝郁达夫少喝酒，郁负气返回富阳老家，王认为郁是“走了回头路”，非常生气。王的祖父王二南从杭州赶来为他们调解，最后郁达夫向王映霞写了“保证书”。之后，王二南为孙女日后考虑，让郁将自己作品的版权赠给王。之后，郁达夫请来了律师徐式昌和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当着众人的面，写下了一式三份的“版权赠与书”。但此事他却感到椎心之痛，二人之间遂有了裂痕。

　　1933年春，郁达夫决定迁居杭州，鲁迅等朋友坚决反对，鲁迅还专门写诗《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进行劝阻。但郁达夫还是把爱巢建在王映霞的故乡杭州，可谓爱屋及乌。郁为自己在杭州修筑的住宅取名为“风雨茅庐”（现为横河派出所）。此处房屋共有3间住屋2间书房，占地一亩一分四厘，共花去一万五六千元。郁达夫为此负债四千元，然而他在此居住的时间加起来尚不足一个月。这座房屋的房契写的是王映霞的名字，后被王出售。

　　在杭州期间，是郁达夫一生中最安稳的日子。他和王映霞有了第三个孩子，平日很少出去买醉，写写文章，逗弄小儿，有时在西湖边散步，和几个青年侃侃而谈。王映霞在邻居家打牌，到晚饭时间，郁达夫总是亲自上门去叫她吃饭。正在打牌的王看见他，几乎没有一次不骂他，轻则“你不好先吃饭吗？为啥一定要来叫人家”，重则“你好去死”，有时则骂得更难听。郁总是笑嘻嘻地站在她背后，既不反驳，也不恼怒。有人调侃他，他也笑嘻嘻地不以为意。

　　刘开渠说：“（郁达夫）需要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能使他坐下来一心一意进行写作，然而他的夫人王映霞却是一位喜欢热闹的女子。她喜欢参加酒宴，喜欢参加舞会。有时达夫先生因为写作关系不能陪她参加社交活动，于是她就一个人去。久而久之，不免发生了种种不愉快的纠纷。……我认为他们的志向和性格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对于达夫先生后来家庭的破裂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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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三）
　　周黎庵回忆，郁母做寿，郁达夫夫妇要赶回富阳做寿，王映霞要借杭州市长的汽车，郁达夫却不以为然。周认为：“从这一点上，很可看出她酷慕虚荣，因为那时的市长是周象贤，而他的汽车则是浙字第一号。”
　　虽然经历了多次不快，但郁达夫依旧依恋王映霞。为谋生计，他到福建投奔省政府主席陈仪。独在异乡，郁达夫倍加思念王映霞，他在日记中写道：“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什么原因。”

　　1938年7月5日，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公然刊登一则《启事》，全文如下：“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之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谨启。”此处“某君”指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的许绍棣。郁达夫曾闻听有关两人的传言，本就将信将疑。在福建时，郁在庙里抽得了一支怪签，上云：“寒风阵阵雨萧萧，千里行人去路遥。不是有家归未得，鸠鸣已占凤凰巢”，使他更相信了二人有染的说法。

　　据曹聚仁回忆，当时郁达夫夫妇住在汉口的德明旅馆，郁回到房中时，正好看见王慌慌张张将几张纸扔到痰盂中，郁捞出一看，是许绍棣写给王的信，于是二人闹翻。郁达夫很是生气，每每喝醉了酒，便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乌龟，我是乌龟！”而后，事情闹大，蒋介石得知此事后，让陈果夫告诉许绍棣，不许许再与王有纠葛，王、许才断了关系。
　　郁达夫将许绍棣的信批量影印赠送友朋，声称是打官司的“凭证”。王映霞则匆忙卷带细软躲到一个律师朋友家中。郁达夫请过郭沫若来查看现场，并在报上刊登启事，致电浙江省军政府，吁请查找王映霞。
　　后经友人调解，1938年7月9日，郁达夫与王映霞签订《协议书》，双方“和解”。7月10日，郁达夫在《大公报》又登出《道歉启事》，公开向王道歉。王映霞则给郁达夫写了一张字据，承诺“今后当绝对与许君断绝往来，夫妇共同努力于圆满家庭生活之创造”。此字据收录于德国马汉茂辑《给郁达夫的信》中，但王映霞在《自传》中坚决否认写过这张字据。
　　郁达夫在一封给王映霞的信中说，一次坐车经过樟树，空袭警报响起，大家纷纷下车躲避，惟有他没有动。大家夸他有勇气，他悲伤地说：“其实一个精神上自以为绝灭了的人，肉体是否存在，是无关紧要的。”
　　1939年，二人感情更加恶化，郁达夫把上面提到的签诗和他所写的词以《毁家诗纪》为名，加以详细注解，发表在香港《大风》杂志上，说明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并声言不要稿费。郁达夫在诗词中将王映霞比作妾。情变后王氏出走，郁指其为“逃妾”，并在其丢下的一袭纱衫上题“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发表前，《大风》编辑陆丹林删去其附注。
　　而王映霞也发表《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否认与许绍棣的关系，并竭力攻击郁达夫，甚至说郁达夫是“蒙了人皮的兽心”，几近谩骂。
　　郁达夫、王映霞最终协议离婚。随后王映霞从新加坡孤身回国，后嫁于华中航业局经理钟贤道，据传婚礼极尽铺张奢华。郁达夫失踪后，郁达夫与王映霞所生的两个儿子（郁飞除外）被送到孙荃处抚养。2000年12月，王映霞去世。
　　汪静之在《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中揭露，王映霞的外遇对象并不是许绍棣，而是戴笠，汪因为害怕戴笠，所以一直没有说出来。他还写道：“1946年夏我回到上海，我的妻子的一位同学钱青（也是王映霞的同学）说，‘王映霞从南洋回到重庆和某人（我忘了姓名）结了婚，就要戴笠帮忙，戴笠给她丈夫做运输汽车队队长，在滇缅路直到重庆做运输工作，汽车运私货，大发财。抗战胜利后，1945年戴笠给王映霞的丈夫做运输方面的宜昌站站长，也是发财的职务。上海接收时戴笠给了王映霞一座接收下来的洋房，成了王映霞所有的房产。’这位同学又说：‘戴笠一直是王映霞的姘头，我有可靠证据。’”

　　对于汪静之的爆料，王映霞之女认为纯属谣言：“此人到了老年，整个心态不正常，爱骂谁就骂谁。”郁达夫与王映霞之子郁飞的妻子则说，这是把许绍棣以讹传讹当成了戴笠。但是，许多研究者认为此并非子虚乌有的无稽之谈，郁达夫投奔陈仪，以及此后远走南洋，很有可能就是为了躲避戴笠。
　　对于郁王的婚变，身为郁达夫好友的郭沫若为王映霞抱不平：“但我们设身处地替王映霞作想，那实在是令人难堪的事。自我暴露，在达夫仿佛是成为一种病态了。别人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他偏偏要外扬，说不定还要发挥他的文学的想象力，构造出一些莫须有的‘家丑’。公平地说，他实在是超越了限度。”曹聚仁则转引易君左的话说：“达夫的举动粗糙恶劣，确有令映霞难堪之处。……假如几百年前，唐伯虎这样揭穿了秋香的秘密，秋香还会相安于室吗？”

　　王映霞则将自己与郁达夫关系破裂的原因归结于郁达夫，她在《自传》中说，郁达夫一直没有与孙荃离婚，又在诗中将自己比作妾。她还历数郁达夫的种种劣迹：夫妻一吵架，就离家出走，丝毫不管妻儿的生活；日本侵略军到来前，仓皇逃亡，丢下老母在大后方，活活饿死；在报纸上登广告抹黑妻子，让妻子脸面丢尽……最重要的是，无端怀疑妻子和许绍棣有染，写下《毁家诗纪》组诗，把她描述成红杏出墙的荡妇……

　　1998年5月，汪静之之女汪晴在泰国的《亚洲日报》发表了《汪静之为郁达夫鸣冤》一文。汪晴在文章中说：“大概是在八十年代里，有一天父亲拿两张香港报纸的剪报给我看，上面是王映霞写的自传性的文章，……文章里说郁达夫多疑，心理变态，神经有病等等。……父亲气愤而且沉痛地说：‘郁达夫冤枉啊!王映霞把他说得那么坏，宣传得那么广，其实郁达夫是好人，他的神经正常得很!是王映霞自己有问题，却反诬郁达夫。王映霞当戴笠的姘头和在武汉堕胎的事，达夫至死都不知道，达夫死后却还受到这样的侮辱，至今没有洗清，太冤枉了!我一定要为郁达夫伸冤!’”

云雾山

　　婚姻（四）
　　郁达夫的第三任妻子何丽有是印尼华侨。1943年，郁达夫化名赵廉，在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镇开酒厂，为了在日本宪兵面前掩饰自己的身份，经人介绍，与何丽有结婚。
　　何丽有20岁，生父姓何，幼时被一户姓陈的人家收养，取名莲有。她相貌平常，不懂中文。在婚宴上，郁达夫为其取名何丽有，意即“何丽之有”，该进洞房的时候，他还在打麻将，经友人几番催促，才被人拉拉扯扯推进新房里。郁达夫还戏称自己的新婚之夜为“破罗敷”。
　　一次朋友聚会，郁达夫欺何丽有不懂中文，说自己是“迩来三月食无盐”，大家听罢哄笑。何丽有不知他们笑什么，便一定要郁解释，在座一人用半生不熟的马来语解释后，何还不信，将写着这句话的纸条收了起来，说要找个懂中文的人问问。

　　为了使何丽有在日本宪兵面前显得有派头，郁达夫雇了几个“姨娘”，供她使唤，自己没事则打打麻将，何丽有一直不知道郁达夫的真实身份。一次，郁达夫问何丽有看自己像做什么的，何丽有看着四壁的书说：“我看你是一个‘都岗八杂’（读书匠）。”郁达夫则在人前称何丽有为“婆陀”（马来语，傻瓜）。直到遇难后，何丽有才知道自己丈夫的真实身份。
　　郁达夫与何丽有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取名郁大雅（亚），是郁达夫讽刺日本推行“大东亚共荣圈”；郁达夫失踪离家后几个小时，小女儿郁美兰来到人间。

　　忏悔
　　郁达夫对自己沉迷于酒色生活极为痛苦：“人生终究是悲苦的结晶，我不信世界上有快乐两字。人家都骂我是颓废派，是享乐主义者，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呢？唉唉，清夜酒醒，看看我胸前睡着的被金钱买来的肉体，我的哀愁，我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透了人生的命运，不得不如此自遣耳。
　　陈翔鹤回忆，一次，他和郁达夫等人到酒馆喝酒，一个歌女登场，郁看了几眼，便痛苦地闭上了眼睛，随后一大颗一大颗的泪珠滚落下来。几个人茫然起身，一起走出去。在马路上，郁一边叹气一边揩眼泪。他告诉陈，这个歌女和他在日本时的情人长得很像，他说，她是因他的引诱由少女堕落到几乎类似妓女的地步的，就在堕落之后，他们还不断幽会，现在想起来，实在是一桩罪孽。
　　苦闷的时候，郁达夫经常将怀孕的孙荃当做出气筒。孙荃从来不还口，任郁达夫责骂，她总是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拖着日益肿胀的身子到厨房给丈夫做饭；或者默默地躺在床角暗自流泪。而每每骂完妻子，发泄完心中的悲愤，郁达夫便感到无比自责：“啊啊！我在社会上虽是一个懦弱的受难者，在家庭内却是一个凶恶的暴君哪！”
　　长子龙儿夭折后，孙荃含着眼泪对郁达夫说，龙儿生病前的一天午后，在门前玩耍，看见一乘马车，里面坐着一个戴灰白色帽子的青年，以为是郁达夫回来了，因为龙儿记得爸爸去年离京时所戴的也是顶白灰呢帽。马车走后，龙儿仍然哭喊着：“爸爸为什么不回家来？爸爸怎么不回家来？”不管孙荃怎样慰说，他仍不停地哭泣。龙儿患上脑膜炎后，经常问她：“爸爸几时回来？”将死的前五天，他连续喊着爸爸。郁达夫听后感到十分痛苦和愧疚，认为自己“实在不该抛弃了他们，一个人在外面流荡，致使他那个小小的心灵，常有这望远思亲的伤痛”。

　　郁达夫和王映霞热恋后，内心也时常泛起对孙荃和孩子的忏悔，如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也该觉悟了，……可怜我的荃君，可怜我的龙儿熊儿，这一个月来，竟没有上过我的心，啊啊，到头来，终究只好回到自家的破烂的老巢里去。这时候荃君若在上海，我想跑过去寻她出来，紧紧地抱着了痛哭一阵。我要向她confess，我要求她饶赦，我要她能够接受我这一刻时候的纯洁的真情。”
　　夏志清说：“对于郁达夫那种内疚、悔恨心情应从儒教的伦理角度去理解、去分析。郁达夫是在儒教的熏陶下长大的，即使当他放纵自己，追求性欲满足的时候，郁达夫或是他那虚构的他也总是由于清楚地知道自己违反了做儿子、丈夫及父亲的道理而感到痛苦。”

云雾山

　　逸事
　　记者许雪雪回忆郁达夫：“一件淡灰色的自由布长衫，一双半新旧的黑布鞋；裤子也是中国式的，是白衣细蓝条子，那质料当然仍是布的了。他的背已经有点委曲了。身材是不高不矮的那么一个。……脸孔是圆的，齐鼻子的那个地方往里凹。额角很阔，且高。他手里捏了一罐初开的美丽牌烟。”
　　郁达夫九岁时能作韵语，郁母说：“此儿早慧，恐非大器。”
　　1919年，郁达夫回国参加外交官考试期间，写信给胡适，提出“会会面的愿望”。当时胡适正忙于为杜威在华讲学作翻译，没有回复。郁顿时对胡适没了好感。1922年，他在《创造季刊》发表文章，不点名地说胡适像“清水坑里的蛆虫一样”，“胸中却一点学问也没有”。胡适看到郁的文章后非常恼火，立即撰文予以反驳。时郁达夫在安庆任教，妻子孙荃已经怀孕，生活很是困顿，精神上也很苦闷。他看到胡适的文章后，写信给在日本的郭沫若，悲愤地说，他要去跳黄浦江。

　　郁达夫看望独自在会馆写作的饥寒交迫的沈从文后，写了《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谈及社会黑暗，并给困境中的沈从文指出脱困的出路。他说，上策是找点事情干，如拉洋车、做伙计，甚至当土匪，或去革命，制造炸弹；中策是弄几个旅费，回湖南老家，跟家人在一起；下策是去当兵，或去做贼，要偷的话，最好从熟人下手，比如沈有钱的亲戚H先生（注：指熊希龄）。
　　一次，郁达夫和陈翔鹤一起去西山看风景，郁提议另辟蹊径，不走常人走的路子。他带着陈从这个乱石堆窜到那个乱石堆，瞎跑了大半天，结果两人什么风景都没看到，还累得半死，回到城里已是万家灯火。陈提出抗议，郁达夫却固执地说，这是日本人游山的办法，又说锻炼身体的意味大于欣赏风景。
　　叶灵凤回忆，郁达夫从北京辞掉教职到上海，曾一度想戒烟戒酒，书桌上放着一罐罐外国糖果，用来代替烟酒。但不久之后，他又继续抽起烟来，一来戒烟戒不掉，二来据说吃糖果比抽烟更花钱，因此索性恢复抽烟了。
　　温梓川回忆，1929年，他和郁达夫见面，给郁达夫看了他所作的描绘南洋群岛热带风光的诗后，郁说：“啊，南洋这地方，有意思极了，有机会非去走走不可。”十年后，郁达夫果然到南洋。

　　郁达夫说，杭州的特产有两样，一是夏天的蚊子，一是庙里的和尚。郁达夫在西湖边上观察，每隔五分钟，就可以看到“缫衣秃顶的佛门子弟，漫然阔步在许多摩登士女的中间”。
　　温梓川说，郁达夫喜欢买航空奖券，差不多每期必买。他甚至设计好中奖后奖金的用途：以一万元汇富阳老家奉母，一万五千元给王映霞供养杭州家，五千元送穷朋友，自留两万元，偕一妙女，同游四海。后来郁在福州做官时，有个素不相识的学生写信给郁说，他买的航空券中了三等奖，愿以奖金三千元无条件相赠。
　　郁达夫重男轻女，其长女郁黎民回忆，长兄龙民5岁时患脑膜炎夭折，郁达夫曾经在《一个人在途上》文中写了自己的哀伤，弟弟天民出生后，郁达夫屡次在日记和文章中提到“可爱的熊儿”，可是“独对我和正民妹却从未见提到过”。
　　郁达夫、林语堂和潘光旦同游玲珑山。三人翻遍新旧临安县志，竟不见琴操之事，顿觉愤怒。郁达夫在琴操墓前写下四行诗以嘲讽《临安县志》编者的没有情趣：“山既玲珑水亦清，东坡曾此访云英。如何八卷临安志，不记琴操一段情。”
　　1935年5月，郁达夫在给林语堂的一封信中说：“我去扬州，这时候还是第一次，梦想着扬州的名字，在声调上，在历史的意义上，真是如何的艳丽，如何地使人魂销而魄荡！”郁对这趟旅游的期望值太高了，到了扬州，一见到新修的城楼，便“觉得兴趣索然”，走进狭窄的街道和低矮的市廛，更觉得乏味。

　　1936年2月，郁达夫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邀请来福州，在省政府任职。当郁的名字出现在省政府秘书处的任免通报上时，秘书处的人都惊讶地说：“人的姓名竟有这样相同的！”怎么也想不到文学家郁达夫会做官，而且会到福建来做这种“朝廷不甚爱惜之官”。大家去问秘书长，但此人因向来不看新文学书，只是对下属说，“听说此人是会写写的”，其余“也不太清楚”。
　　郁达夫被委任为福建省府参议。参议不是编内人员，无固定任务，只办理临时交办的事务，无须按时上下班。3个月后，郁调任秘书处公报室主任，负责编辑《福建省政府公报》。当时省政府各厅、处、局凡需要登公报的文件，各主任秘书都会盖上“抄登公报”的印戳，然后抄送一份给公报室。公报室将这些文件按照公报体例分类汇订后，送给秘书长批一个“发”字，就付印了。所以郁达夫这个公报室主任根本无需动笔写一个字，是最闲最冷的官。

　　在福州时，郁达夫只身暂住南台青年会宿舍。青年会有规定，楼上男宿舍谢绝女性进入，且在楼梯边上立一木牌为示。一天，郁刻意取木牌所示戒律为背景拍了一张个人照。照片冲印出来后，他让同事猜拍摄此照之用意，同事百思不得其解，郁达夫诙谐地自揭谜底：“寄回杭州给女人看，好叫她放心。”
　　福州文人与上层人物均以能与郁达夫结交为荣，而郁达夫也来者不拒。他喜欢写字赠人，有求必应，因而裱褙店经常能见到他的“墨宝”。因求字者甚众，不能即时应付，以致欠“债”无数，宣纸盈橱。福建省政府有总值日官的制度，轮到郁当总值日时，他就让工友买来好酒，磨好墨汁，摊开宣纸，喝下几小盅后便开始边吟诗边泼墨。一夜下来，遍地铺满写好的字幅，桌下平添许多空酒瓶。清晨六点的“升旗”礼结束后，郁达夫便在值日本上签上“无特别事故发生”几个字样，然后回家补觉。

　　郁达夫曾参加在林则徐故宅举办的一次“诗钟”，参加的人有旧海军总长萨镇冰、前清甲榜出身的陈培锟、久寓苏州的老诗人陈石遗等。题目临场公布：有、无，二唱。郁很快提笔在纸上写道：“岂有文章惊海内，断无富贵逼人来。”第一个交了卷。此联上联取自杜甫诗，下联则为清龚定庵的诗。谁知却得了“状元”。主持人的评语是：“浑成自然，天衣无缝，裁对工整，无异己出，应冠全场。”

　　一次，郁达夫邀了几个朋友一起去西禅寺的吃“十八娘”（荔枝的一种）。他边吃边吟诗，吃了许多。归途中，郁达夫腹痛不止，回家急请医生，偏偏是星期日，医院停诊。邻居问：“是不是吃荔枝了？”急忙拿来一小碟酱油让他喝下，不久肚子就不痛也不胀了。以后他逢人便说：“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果是真理。”
　　郁达夫发现福州的饼很特别，好端端的饼中间凿了个孔。问了商家才知道原来叫“光饼”。据说明代戚继光带三千山东子弟兵追歼倭寇直至福州，遂发明此饼，用绳子穿起，挂在脖子上，作为行军时的干粮。福州人民感谢他，便用“光”字为饼命名。郁达夫买了很多，用绳子串起来，像当年戚家军一样，套在脖子上，一个人跑到于山戚公祠，去凭吊戚继光，还在祠壁上留下一首七言绝句：“举世尽闻不抵抗，输他少保姓名扬。四百年来陵谷变，而今麦饼尚称光。”

　　有一次，郁达夫请一位军界的朋友到饭馆吃饭，吃完饭结账时，只见郁达夫竟然从鞋垫底下拍出几张钞票交给了服务员。朋友诧异地问：“郁兄，你怎么把钱放在鞋子里呀？”郁笑笑说：“这玩意儿过去一直压迫我，现在我也要压迫它！”
　　郁达夫常常手头拮据，对几百元的工资不甚满意，有次拿到工资，将钱撒在地板上，用脚狠狠地踩。房东老太太看了，直对人说，郁达夫发神经了。
　　旅闽时，郁达夫曾访弘一法师，法师赠以著作数种。及别时，弘一法师谓郁达夫云：“你与佛无缘，还是做你愿做的事吧！”
　　1936年，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器重郁达夫的才华，打算让他担任省教育厅厅长的职务，于是招他去面谈。但两三次交谈之后，陈觉得郁无论说话还是行动，都“随随便便，不受约束”，认为他“不是一个稳重老练的行政官吏的适当人选”。
　　1942年2月,郁达夫在乘小电艇逃往印尼的前一晚，曾在怡和轩住宿。当时，潘受也同在怡和轩内，他还把自己原本备用来逃生的电艇慷慨地借给郁达夫逃生。据说,郁达夫当时带在身边的行李只有一只小皮箱，箱内放着白兰地一瓶、牛肉干一包、《诗韵》一部，准备在船上喝酒写诗。

云雾山

　　嗜好
　　郁达夫嗜酒，他的日记中，隔三岔五就有“喝酒三坛大醉”之语，在火车上也是手不释杯。他说：“不晓得什么地方听见过一位俄国的革命家说，我们若想得着生命的安定，于皈依宗教，实行革命，痛饮酒精的三件事情中，总得拣一件干干。头上的两件，我都已没有能力去干了，那么第三件对我最为适宜……”
　　黎锦明回忆，他与郁达夫同船去广州，郁害怕晕船，非到极度疲乏，否则不肯入睡，整日坐在会餐间的桌边，不停喝啤酒，一边给什么人写信，但写一页，撕掉一页，“彷佛一个急躁的人初学写诗一样”。开船第一天，郁喝了7瓶啤酒，船到广州前，他一共喝了15瓶啤酒。

　　静闻回忆，在杭州时，郁达夫常常写字换酒，他的绍兴酒大都是这么得来的。
　　郁达夫和王映霞婚后不久，寒冬12月的一天。楼适夷来请郁洗澡。虽然郁达夫答应了王映霞早去早回，却是彻夜不归。外面冰天雪地，当时王怀着身孕，等郁不归，只能合衣而卧。天刚黎明，王听到紧急的叩门声，一个陌生人扶着满身冰雪的郁达夫跌跌撞撞走进屋内。到了下午，郁才有了知觉，神智才清醒。原来他醉倒在嘉禾里街口上，拥着冰雪睡了半夜，一件皮袍子冻成了毡块。王映霞从此立下“禁令”：凡是约郁达夫出去吃饭或喝酒，必须负责将他送回家，如果没有人保证的话，就不许他出门。但不久，郁达夫又瞒着王映霞，偷偷出去喝酒了。

　　郁达夫约唐弢一起到酒馆喝酒，唐不会喝酒，只能陪他聊天，吃花生米。郁达夫便说这是罚唐受苦刑。
　　楼适夷在普陀山巧遇郁达夫夫妇，他回忆：“达夫的特点是每天都得大喝一场。天气热，喝的是啤酒，他一下子可以灌下六瓶，可把别人吓坏了，即使是喝清水，也没那么大容量的肚子吧。达夫说：‘没关系，喝到半场，跑出去小便一次，又可以再喝了。”
　　在福建省政府里工作时，郁达夫每天下午才去上班，去时必拎两瓶黄酒置于案头，一边喝一边办公。
　　抗战时期，郁达夫流亡苏门达腊，开设了一家酒厂，生产他命名为“双清”、“初恋”的两种酒，销量还不错。据说他故意把酒的度数酿得很高，而他自己则滴酒不沾，他说要以此来毒害当地日本驻军的身体。
　　郁飞曾回忆父亲的好酒与好书：“父亲嗜好的烟酒和书籍在这天南一角更是方便而多样。欧美的好烟名酒多而便宜（新加坡不征关税），书籍也是古今中外皆可买到。两万多册藏书在杭州沦陷于敌手，他还是每到一地就置备起备查的或爱读的中外书籍，抵星的第二天，女记者李葆真来访时就见到他抱了一大包外国书回旅社，为价廉物美而喜笑颜开。此后数年间他堆积起满房书籍，到烽烟中仓皇出走时当然一册也带不走。”

　　郁达夫好藏书。1909年，13岁的郁达夫从嘉兴回乡，路过杭州，没有去观赏湖光山色，而是用仅剩的一点钱买了一大堆旧书。从此，他养成了买书的习惯，并将这一习惯保持了一生。
　　在新加坡，郁达夫买了三千册英文书。有人问他：“为什么不看中文书？连一本《辞源》也不买？”郁说：“9岁会作诗，18岁赴日留学，读的中文书数以万计，专攻过《辞源》，现在应该多读英文书了。”
　　新加坡即将沦陷时，大家决定撤离到苏门答腊，约定第二天凌晨集合。郁达夫来得很早，一手拎着一个皮箱，一手拿着装日用杂物的手提包，大约是夜不成寐，脸色苍白，眼里布满红丝，苦笑道：“又把万卷藏书丢了，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杭州‘风雨茅庐’的三万卷藏书!”
　　在苏门答腊，郁达夫把宪兵队没收的被视为废品的荷兰人、欧洲人的书籍都搬到自己家中。郁在杭州“风雨茅庐”的藏书和新加坡的藏书都丢失了，这时突然出现这许多意外的“财富”，他很是高兴，特地让张楚琨上家里参观他的新“财富”：有英文的、德文的、法文的、荷兰文的、印尼文的，整整齐齐摆在日军没收来的极为精致的书柜内。他指着一套精装的英文书对张说：“这是莎士比亚全集，多漂亮的版本!”

云雾山

　　求学
　　一次，在私塾读书的郁达夫的二哥逃学，郁达夫不知道母亲已经发现了，还继续替哥哥隐瞒。母亲拿出砧板菜刀，一边揪着二儿子，一手操刀把砧板剁得咚咚响，并要郁达夫在旁边跪下，说是“包庇不告者同罪”。从此，郁达夫兄弟俩再也不敢逃学，也不敢“知情不报”了。
　　1907年，富阳县立小学成立后，11岁的郁达夫到该校就读，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学生。他聪敏好学，各科平均成绩均在80分以上，除了他，全校只有四名学生取得这样的成绩。学堂堂长和知县知道后，特准郁达夫等五人连跳两级。这件事，在富阳县轰动一时。
　　由富阳乡下转到杭州中学的第一年，某天，郁达夫去旧书铺闲逛的时候，忍受不了店员的白眼，一气之下买了黄仲则的《两当轩集》。正是黄仲则的诗，引领他进入旧诗的殿堂。
　　1912 年，郁达夫进入美国长老会办的教会学校育英书院读书。到该校后，郁很是失望，因为“每天早晨，一起床就是祷告，吃饭又是祷告；平时9点到10点是最重要的礼拜仪式，末了又是一篇祷告。……礼拜天的上午，除得了重病，不能行动者外，谁也要去做半天礼拜”。郁达夫称之为“叩头虫似的学校生活”。
　　1913 年，在日本的郁达夫进入正则补习学校补习中学课程，晚上则进夜校学习3个小时的日语。他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到附近的一所神社草地上高声朗读日文；从夜校回来后，学习到深夜，有时读到凌晨5点。他每天只能吃两角钱的午餐和晚餐，步行去上学，以至于皮鞋的前后都开了口。下雪天，他还只穿着一套在上海做的夹呢学生装，冻得难受，就一路跑着去学校以抵御严寒，幸好一位在日本留学的同乡送给他一件陆军的制服，捱过了一个冬天。

　　1919年秋，郁达夫回国参加外交官考试，他精通日、英、德三门外语，文章做得很好，但结果却未被录取。后来打听得知，上次考试录取的许多考生都是花钱买通了考官，郁激愤难平，在某清王府的花园墙壁上题诗一首，署名“江南一布衣”。不久，郁又参加了国民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由于被录取的人早已由政府内定，考试只是走个过场，郁自然又名落孙山。之后，他对从政彻底失望，回到日本继续学业。回到东京不久，他将考场上用的一个伴随多年的铜制砚台送给了日本友人富长蝶如，以示断绝应试从政的念想。


　　教学
　　1923年10月，郁达夫到北大任讲师，讲授统计学课程。学生樊弘回忆：“郁达夫上第一堂统计学课时就说，我们这门课是统计学，你们选了这门课，欢迎前来听课，但也可以不来听课，至于期终成绩呢，大家都会得到优良成绩的。”
　　当时的北大学生冯至回忆：“上课钟响了，郁达夫走上讲台，……说：‘陈启修（注：在郁达夫之前讲授统计学课程，是郁留日时的同学，推荐郁到北大任教）先生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们讲的是从同一个老师那里得来的，所以讲的内容不会有什么不同。’说得那样坦率，我感到惊奇。……这对于那些一本正经、求知若渴的经济系同学无异泼了一盆冷水。而且刚过了半个钟头，他就提前下课了，许多听者的脸上显露出失望的神情。”

　　郁达夫在北大过得并不开心，1925年2月，他离开北大。他在写给郭沫若和成仿吾的信中说：“我一拿到讲义稿，或看到第二天不得不去上课的时间表的时候，胸里忽而会咽上一口气来，正如酒醉的人，打转饱嗝来的样子。”“精神物质，两无可观，萎靡颓废，正如半空中的雨滴，只是沉沉落坠。”
　　陈翔鹤回忆说，郁达夫曾在他面前发牢骚：“谁高兴上课，马马胡胡的。你以为我教的是文学吗？不是的，是‘统计学’。统什么计，真是无聊之极！”
　　在杭州时，郁达夫应之江大学的邀请，到该校讲“文学批评”课程，每周三个小时。每次上课前，他总是认真备课，到处搜寻参考书。一两个月后，他苦笑着对静闻说：“我做这个生意太赔本了！”静闻奇怪的问为什么，他答：“三个钟头的功课，足足要花去我三天时间。一天消费在讲书和来往的道路上，两天花费在准备功课上。”
　　温梓川回忆，郁达夫到之江大学仅任教一个学期。选修此课程的仅二十余人，但来听课的学生足足挤满了一个教室。第一次上课，“他穿着一袭派力司的长衫，一双反底鞋，拎着一包袱沉重的西书，精神局促得近于扭捏，连讲话的声音都有点嗫嚅，好久好久才恢复常态，但如遇学生有所质疑，他的脸上又绯红起来，绯红到看不见烟容。后来学生渐次了解了他的性格，也就尽量不发问了。”他每次带来借给学生的书，大部分是德文的，如果是英文的也是冷僻的居多。在离第一学期结束还有一个月的时候，他失踪了，第二学期也没有再上课。

　　郁达夫到浙江省立图书馆演讲，走上讲台后，他看着底下挤满的听众，说：“今天诸位恐怕有许多是要来‘瞻仰’我的‘风采’的。可是你们见了我这副‘尊容’，就不免大大失望了。”台下一阵大笑，震动屋瓦。

云雾山

　　文章
　　郁达夫在东京帝国大学学习经济学，但除了应付一年一度的考试外，很少在这方面下功夫。他特别喜欢读小说，在图书馆借阅小说的数量非常惊人。别人借书总是先查目录，选择需要的去借，他却是从书架上一格一格地整批借出，看完后又从上回终止的地方整批借下去。就这样一格又一格，一架又一架，到他毕业为止，竟读了不下3000本各种文字的小说。
　　郁达夫曾刻一印，上书：郁郁乎文哉。
　　1921年，郁达夫发表了中国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以“惊人的取材，大胆的描写”，震动了当时的中国文坛。

　　《沉沦》发表后，郁达夫受到了许多人的攻击，他们说郁达夫是“颓废文人”、“浪漫作家”，“就和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更有人说其中几篇小说伤风败俗，庸俗下流，是诲淫之作。幸得周作人于次年3月发表文章，为《沉沦》辩护，攻击之声逐渐销声匿迹。郁达夫因而对周十分感激。
　　郁达夫的小说出版后，颇受欢迎，就连一些苏州青年僧人也爱看他的书；但也有人指责其作品，对此，郁说：“百年之后必有人知道我。”
　　一次，郁达夫应邀演讲文艺创作。他上台在黑板上写了“快短命”三个大字，台下的听众都觉得很奇怪。他说：“本人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文艺创作的基本概念》，黑板上的三个字就是要诀。‘快’就是痛快，写得快；‘短’就是精简扼要；‘命’就是不离题，词达意。说话和作文一样，如我现在所说的，即是这个原则。不要说得天花乱坠，离题太远，或者像裹脚布那样又臭又长。完了。”郁达夫从在黑板上写三个字到说完这段话，总共用了不到2分钟，然后就走下了台。正合乎他所说的三原则：“快短命”。

　　郁达夫说，他每见古人记游或序人记游，开头总要写一句“余性好游”的开场白，读了往往想哄笑出来。郁达夫想，狗尚且好游，人岂有不好游的道理。
　　郭沫若为文，好用“哟”字，郁达夫爱连用“啊啊”二字，吴稚晖则喜欢连用“呸呸呸”三字。有人据此作诗云：“各有新腔惊俗众，郁啊郭哟稚晖呸。”
　　郭沫若回忆说：“达夫很聪明，他的英文、德文都很好，中国文学的根底也很深，在预备班时代他已经会做一手很好的旧诗。我们感觉着他是一位才士。他也喜欢读欧美的文学书，特别是小说，在我们的朋友中没有谁比他更读得丰富的。”
　　郁达夫每次写一个短篇，往往要在心里经过几个月的酝酿才动笔，他对于翻译也同样认真。一天，郁达夫对静闻叹说天气和心情不好，不能创作。静闻劝他暂时译点东西，等心情好了再写小说。郁却摇头道：“翻译并没有比创作更容易些。想翻译作品不但是要自己理解的，而且是要自己喜欢的。自己没有感动过的东西是译不好的……在决心下手翻译那个作品之前，又必须把原文反复阅读到完全能够领会它的意义和神味为止。在披纸运笔的时候，更一样不能够缺乏那种好心境的。没有经过这种过程的译文，自己先就不能够满意。”

　　郁达夫说自己的诗词门径，得自《沧浪诗话》和《白香词谱》。
　　1932年12月，郁达夫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说死以及自杀、情杀之类》，内容繁冗，情绪低落，他在文中说：“快乐的情死，由我看来，只能算《金瓶梅》里的西门庆。”当时潜居上海的瞿秋白见此文后，十分为郁担忧。他写了首诗寄给鲁迅转交给郁，诗云：“不向刀丛向舞楼，摩登风气遍神州。旧书摊上新名士，正为西门说自由。”诗后，瞿秋白还附上跋文，对郁的笔偏“向舞楼”而“不向刀丛”的歧路表示了惋惜。郁达夫见诗后，再未写此类“摩登风气”的小文了。

　　林语堂用英文写就《京华烟云》后，认为郁达夫“英文精，中文熟，老于此道，达夫文字无现行假摩登之欧化句子”，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翻译人选，便请郁翻译《京华烟云》，还给郁寄去5000美元的预付金。林还将作品中引用的出典、人名、地名以及中国成语等详细注解，分两册寄给郁。但此时郁达夫正为家事所累，动手翻译了一部分后，便没有再继续。郁达夫去世后，其子郁飞用十年时间将该书根据林的原意翻译修改为《瞬间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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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忧国
　　1917年6月3日，郁达夫在日记中发愤立志：“予已不能爱人，予亦不能好色，货与名更无论矣。然予有一大爱焉曰：爱国。予因爱我国，故至今日而犹不得死；予因爱我国，故甘受人嘲而不得厌；予因爱我国，故甘为亲戚兄弟怨而不之顾。国即予命也，国亡，则予命亦绝矣。”
　　1919年5月7日，身在东京的郁达夫得知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消息后，心里觉得痛快至极，特地理发修面，换上一身笔挺的制服，到照相馆拍照留念。他高兴地对摄像师说：“以后当每年于此日留写真一张。”
　　郁达夫从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时，毕业论文的题目曾计划写《中国经济史》或《中国外交史》，他还打算写《中国货币史》。
　　郁达夫在《沉沦》中苦问：“祖国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强大？”
　　1921年，日本政界赫赫有名的尾崎行雄到中华留日学生青年会给近千名中国留学生演讲。尾崎在演讲中将中国称做“清国”，带有明显的讽刺意味。突然，一位青年站起来，用流利的日语说：“请问尾崎先生，你怎么能把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仍然称作清国呢？是不知道中华民国这个事实，还是故意这样称呼？”驳得尾崎行雄哑口无言，被迫道歉。这青年就是郁达夫。
　　60多年以后，夏衍回忆此事时说：“一位年轻的中国留学生，驳倒一位日本政界的大人物，这件事很快就在留学生中传为美谈，连远在北九州户烟町念书的我也知道了。我佩服他的勇气，佩服他敢于顶撞一个大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中山大学执教期间，郁达夫敏锐地看到广州“革命”表面现象下的种种龌龊腐败，离开广州时，他说：“我若有成功的一日，当肃清广州，肃清中国。”到上海后，他发表《广州事情》一文，对广州进行“总括的批判”。这篇争论引起郭沫若和成仿吾的不满，郭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他在给成仿吾的信中说，郁“倾向太坏”，甚至有“构陷朋友”之嫌。此文发表后三个多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证实了郁达夫所批并非妄言。

　　黎锦明回忆，1934年，他与郁达夫乘画舫游西湖，郁在湖上听到歌声，说：“今日在这里游湖，快乐，不知道明年今日，后年今日，还是怎样的呵！总有一天，我们想游湖也游不成！”
　　郁达夫赴福建前，到南屏去访若瓢和尚，脸上浮现着从来没有过的沉着严肃的表情，他问若瓢：“国事蜩螗，和尚如何打算？”临告辞时，他对若瓢说：“和尚不入地狱，那么谁入地狱？”
　　郁达夫参加了鲁迅的葬礼，感慨：“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来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的半绝望的国家。”
　　日本侵略中国后，郁达夫无比愤怒，只要一提到“日本”二字，他就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反感。一次，他在福建同日本人松永一起吃饭，当着众人的面，在席上痛斥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该侵略中国，正气凛然，令人震惊。

　　郁达夫和许钦文一起坐火车回杭州，在火车上，他们看见两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被绑在站台的柱子上。郁一听到这两个人是汉奸后，马上扑向车窗外，非常气愤地指着他们大声说：“汉奸，一定要杀掉；把他们的肉做成罐头，送到前方去给抗战的将士们吃。”事后他告诉许，他之所以这样气愤，主要是给坐在他旁边的一个胖子看的，因为那个胖子曾有汉奸言论。
　　有一天晚上，刘海粟和郁达夫躺在新加坡期颐园中的草地上，两人谈及时局，郁忽地愤然跃起，仰天喃喃地说：“海粟！万一敌军侵入新加坡，我们要宁死不屈，不能丧失炎黄子孙的气节，做不成文天祥、陆秀夫，也要做伯夷叔齐！”


　　抗日
　　1937年，郁达夫被推选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并与杨骚一起担任《救亡文艺》（日刊）主编。郁在47天内，发表了20篇有关抗战的文章（其中连续8天，每天写一篇）。后《救亡文艺》引起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和省保安处的惊慌，被省保安处派特务破坏，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也被迫停止活动。
　　同年12月，日军攻陷杭州、富阳后，郁达夫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躲在夹墙中，于元旦前一天饿死于家乡的鹳山。噩耗传到福州已是1938年春，国仇家恨，双锤齐下，郁达夫悲恸欲绝，连夜赶到浙江边境，但因无船回去，只能作罢。他在福建设灵堂遥祭，并亲自书写一联：“无母何依；此仇必报”，悬挂于其母遗像旁。
　　1938年12月，郁达夫到达新加坡，主持“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的工作，同时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刊副刊。他撰写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政论、短评和诗词，在南洋一带的华侨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1939年11月23日清晨，郁达夫的大哥、上海著名大律师郁华（郁曼陀）在赴法院途中，被汉奸狙击，连中三弹殒命。身在新加坡的郁达夫闻讯，为大哥送上一副挽联：“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扬海内；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江东。”
　　次年5月，日本评论家新居格托人转寄给郁达夫一封信，信中除叙旧和表达怀念，还谈到了对两国交战的看法。郁达夫将此信译出，全文刊载在《晨报》上，将自己的复信也全文发表，然后将剪报寄给新居格。郁达夫如此大费周章，是为了避免“被歪曲翻译，拿去作为宣传的材料”，不致愧对“老母胞兄等在天之灵”。

　　1942年2月，新加坡失陷，郁达夫辗转来到苏门答腊西部高原一个叫巴爷公务的小市镇，化名赵廉。一天，他化妆成工人，乘公共汽车出门办事。半路，一队日本宪兵拦下了公共汽车并冲了上来，为首的日军军官用日语说了一大通。由于语言不通，乘客和司机不知日军来意，吓得面如土色。郁听出了日军只是问路，便用日语为他们指了路。日军军官仔细询问了郁的名字和地址，举手向郁敬礼，然后离开了。两天以后，驻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队找到郁，软硬兼施，让他充当“通译”。郁达夫考虑几天后，决定担任，以方便开展抗日工作，但他坚决不领取日本人的报酬。

　　在担任“通译”期间，郁达夫利用各种机会掩护、支持华侨及印尼人民的抗日活动。胡愈之、王任叔、邵宗汉、沈兹九、张楚琨等人先后来到这里，得到了郁的庇护。在他当翻译的8个月中，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没杀害过一个中国人，偶有被拘禁的，也都在郁达夫的巧妙周旋下获释。
　　郁达夫担任通译后不久，苏东日本州长官派人前来追缉陈嘉庚，并由汉奸带来两个参加过陈主持的南侨代表大会的委员，以指认陈。陈嘉庚当时已经从巴东乘船到爪哇去了。汉奸不会日语，郁达夫便对宪兵队长说：“陈嘉庚已经乘船回国了，这班家伙却来讨人!”宪兵队长听了大发脾气，吓得汉奸和那两个委员抱头鼠窜。郁达夫用中文对他们说：“中国人要像个中国人的样子!”
　　金丁回忆，他于1942年9月到达巴爷公务时，郁达夫已经留起了胡须，看上去像个日本人。郁请他到一家旅馆吃米粉，说话滔滔不绝，在座的人都插不上话。走在路上，金看到有警察向郁敬礼，印尼人都叫郁“端”（老爷或先生的意思）。郁达夫每周回巴爷公务一两次，其余时间都在武吉丁宜，每天陪宪兵部几个小兵喝喝酒，嫖嫖私娼，还要时刻留神自己不说错话。郁达夫性格奔放，所以每次回到巴爷公务，在朋友面前，他可以无顾虑把憋了一个星期的话都倾吐出来，觉得十分畅快。

　　郁达夫想脱离宪兵部，但日本人不放他走。因为在当地想找个通晓英、荷、印尼等语言的人非常不易，而且郁能随时借钱给他们。郁达夫没办法，只好装病，他鸡鸣即起，用冷水冲凉，让自己伤风；又吃鸦片、喝酒，让自己咳嗽……最后，他送了日本医生几瓶酒，开出诊断证明，才得以脱身。
　　离开宪兵部后，郁达夫在巴爷公务装作久居。当地华侨有事都去找他帮忙，他有求必应。例如，一个不相识的老太太要买一盒公价火柴，请他写个条子介绍；一个商人有几千公斤辣椒要申请出口准字，也来请他设法疏通；日本人要强租一家的房子，这家人也来找他帮忙；有人被抓，也来找他出面营救；有个人杀了人，要求减刑，也请他起草控诉书。
　　郁达夫为了长期潜伏，经常在日本宪兵身上慷慨花钱，摸清宪兵队内每一个人的性格、嗜好、习惯，并为自己编造了一份颇具传奇色彩的简历。他还专门娶了一位没有文化、其貌不扬的土著女子陈莲有，用爱国华侨相赠的400余盾，开了一家叫“赵豫记”的酒厂。怕酒后误事，嗜酒如命的郁达夫不惜戒酒，并蓄起胡须，过起了严肃、谨慎的生活。
　　为了假装富翁，郁达夫家中的灯整夜开着，还照着给日本人填写的履历默写了一份，免得忘记。他最怕的就是自己说梦话，睡在宪兵部里时，他不让自己睡得太死，并对与他同房且关系不错的日本宪兵说，他老是做恶梦，所以一旦听见他睡下后有咿唔的声音，就立刻把他叫醒。王叔任看见过郁对着日本宪兵卑躬屈节的表情，觉得无比心酸。
　　1944年初，一个在新加坡听过郁达夫演讲的汉奸洪根培调到巴爷公务，出于私怨向日本宪兵告密说赵廉即郁达夫。日军立即在东京、上海等地展开秘密调查，很多朋友劝郁达夫去别处躲藏，郁却对胡愈之等人说：“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日本宪兵每天都到我家来喝酒闲谈，虽没说穿，显然已被监视了。”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宪兵们除了把对郁的称呼由“赵先生”改为“郁先生”之外，一切还是维持原状，常来找郁达夫借钱，“双方好像是尽欢而散”。

　　郁达夫在《自述诗》中说：“每到岁首，立作遗言。”自1944年1月因华侨汉奸告密后，郁达夫就对自己的结局早有心理准备，所以他到元旦，照例写了一份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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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命
　　1936年，郁达夫有诗云：“但求饭饱牛衣暖，苟活人间再十年。”不料竟成诗谶。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在印尼苏门答腊失踪，时年四十九岁。
　　是晚8时许，郁达夫正在家中与几位朋友聊天，一个土著青年将郁叫出，说了几句话，随即，郁回到客厅与朋友们打了个招呼便出去了，衣服都未及换，穿着睡衣和木屐消失在茫茫夜幕中，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据他的朋友说，当时听见了外面有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
　　关于郁达夫的失踪有以下几种说法：

　　其一，死于日本宪兵之手，这是目前的通说。
　　1946年，邵宗汉从棉兰苏门答腊联军总部情报处获得消息称，日本战犯供述，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遇害的还有几名欧洲人，遗骸埋在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但研究者未从棉兰法庭的审讯记录中找到与郁达夫（化名赵廉）有关的记录，而且，整个东南亚都找不到郁达夫的遗骸。
　　胡愈之也认为郁达夫死于日本宪兵之手。1985年，胡愈之在纪念郁达夫遇难40周年座谈会上说：“中国现代第一流的诗人和作家郁达夫‘失踪’已经整整40年了。……在日本投降之前不久，他被宪兵发现是从新加坡来的抗日知识分子，知道很多日本的残酷暴行。……郁达夫是日本宪兵为了掩饰他们的战犯行为而加以秘密暗杀的。”
　　同年9月27日，新华社报道，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副教授铃木正夫找到了当年下令杀害郁的日本宪兵班长，这名宪兵班长还出示了当时下令的复印件。据说这几个宪兵平日里无恶不作，声名狼藉，而郁达夫对他们的行径了如指掌。他们奉命绑架郁之后，害怕郁说出对自己不利的话，便在森林里将郁达夫活活扼死。之后，直接参与杀害郁达夫的两个宪兵下落不明。但由于铃木正夫始终没有公开宪兵队长的真实身份，因此这种说法颇受质疑。

　　其二，可能死于印尼独立军之手。日军投降以后，很多印尼共产党人开始捕杀日军和亲日分子。郁达夫曾担任日军翻译，而印尼独立军与华侨联系较少，并不知道郁的真实身份。所以，当晚将郁叫出去的印尼人可能是独立分子。但是，反对者认为，郁达夫上了一辆小汽车后失踪，当时在印尼只有日本人有小汽车，所以郁达夫不太可能死于印尼人之手。
　　其三，可能由华侨朋友秘密掩护转移途中出现意外。郁达夫可能由在武吉丁宜、巴爷公务的华侨组织协助秘密转移。鉴于当时复杂的社会形势和闭塞的交通环境，郁可能在途中出现意外。
　　其四，可能是死于国民党特务机关之手。
　　抗战胜利后，富阳郁家所在那条小弄被命名为“达夫弄”，以纪念郁达夫。

　　郭沫若曾感慨，郁达夫在抗日战争中遭遇酷烈，是不折不扣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长兄郁华在上海为伪组织所暗杀；夫人王映霞与其离婚；两个儿子，一个在家乡，一个靠着父执的资助；母亲在富春失守时，不肯逃走，活活饿死；本人则在抗日胜利之后死于非命。
　　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士。

　　评说
　　夏衍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
　　胡愈之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刘海粟在《漫论郁达夫》中说：“达夫无意作诗人，讲到他的文学成就，我认为诗词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文章第四。”
　　鲁迅说：“郁达夫是创造社中最无创造嘴脸的人。”
　　郭沫若盛赞郁达夫：“他的清新的笔调，在中国的枯槁的社会里面好像吹来了一股春风，立刻吹醒了当时的无数青年的心。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
　　郁达夫遇害十周年时，关山笛写下了悲壮的悼诗：“斑白犹存稚子心，人间名利一尘轻；今朝痛觉诗人梦，血奠神州头作樽！”
　　刘海粟评价郁达夫的诗：“他的诗，得力于黄仲则、洪北江，对清代名家吴伟业、王士祯、袁枚、朱竹垞、赵瓯北、王昙、龚定庵都有过涉猎。在唐诗中，他酷爱白乐天和刘禹锡。为了畅而不滑，外秀内浑，他还认真研究过阮籍、嵇康、陶渊明、谢朓、鲍照的著作。作词不多，偶一为之，如楷书大家放笔写行草，言情状物，略倾柳永与纳兰容若，而沉郁过之。”
　　鲁迅后来评价郁达夫的作品说：“白者嫌其已赤，赤者嫌其太白。”
　　有人将郁达夫与苏曼殊进行对比，说曼殊的生活比作品更浪漫，而达夫的作品则比生活更浪漫。
　　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说：“鲁迅的文字比郁达夫凝练、冷隽，但是从审美眼光来看，不过是一把精光发亮的匕首；可是郁达夫的词藻，尤其《沉沦》的词藻，则如斜风细雨中的绿叶红花，不但多彩，并且多姿。”“郁达夫由于心和脑无蔽，所写的是一个有情的真实世界，而鲁迅蔽于‘疗救病苦’的信条，所写则多是没有布景、缺乏色彩的概念世界（只有《在酒楼上》、《故乡》少数除外）；在文学的浓度和纯度上，鲁迅不及郁达夫。”

　　郭沫若说：“然而达夫是完成了一个有光辉的特异的人格的。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郁达夫的卑己自牧，我认为是文坛的三绝。”

云雾山

　　苏曼殊（1884-1918年），名戬，号子榖，又作子谷，学名湜，又名元瑛、玄瑛，幼名宗之助、三郎，法名博经，法号曼殊。近代画家、诗人，僧徒，志士，广东香山（今广东中山）人。
　　关键词：
　　饕餮、怪诞、滑稽、挥洒、真率、狷洁、浪漫、情僧、才情、绘画、妍雅、交游、逸事、飘零、孤寂、遁世、激越、革命、入寂、景慕、品评

　　饕餮（一）
　　苏曼殊嗜糖。他爱读小仲马的《茶花女》，因景慕书中的玛格丽特，而特别爱吃玛格丽特所钟爱一种摩尔登糖，又因他吃糖无度，故被时人戏称为“糖僧”。

　　在日本时，苏曼殊与陈陶遗相过从。某日，陈来看望曼殊，曼殊正苦于无钱买糖，见陈的口袋中有三块钱，也不征得陈同意，直接掏走一块半，匆匆出门，不一会儿，便从街上买回了许多摩尔登糖，高高兴兴地坐下大嚼特嚼起来。
　　某年冬，苏曼殊赴香港，穷困旅舍，偶见商店有吕宋烟和各色巧克力糖，想买却无钱，夜不能寐。第二日早晨，曼殊索性敲下嘴里金牙，入市出售，久久见无人买，愤而抛入海中。但终抵制不了烟糖的诱惑，遂将外套典当，所得钱尽购烟糖，虽身寒亦所不计。章士钊为此赋诗调侃道：“齿豁曾教金作床，只缘偏嗜胶牙糖；忽然糖尽囊羞涩，又脱金床付质房。”
　　苏曼殊曾赴爪哇任教。从爪哇离开时，曼殊囊中尚有百金，居然全部用来买了糖果，看见的人无不惊讶，说到中国不到半月行程，怎么吃的完。谁知不待海轮抵达上海，这百元糖果竟已被曼殊吃得精光。
　　苏曼殊亦爱吃酥糖，自述曾“日食酥糖三十包”，陈去病也回忆：“民国初元，渠与溥泉（即张继）过秋社，与同泛湖上，中流客兴。予因出酥糖相馈，凡20包。曼殊见之，独色然喜，且笑且啖，须臾之顷，不觉都尽。”
　　包天笑曾有诗纪苏曼殊嗜糖云：“松糖橘饼又玫瑰，甜蜜香酥笑口开。想是大师心里苦，要从苦处得甘来。”
　　汪东回忆，一日，他与宋遁初、林广尘等齐聚东京民报社，正值曼殊沐浴，汪故意高声道：“吃牛肉料理去。”大家遂假装开门穿鞋。曼殊闻声，在浴室中大呼道：“勿！勿！待我！”遽仓皇出，合坐哄笑。曼殊张目四顾，徐徐自语道：“诳我耶？”众益大噱。
　　一次，苏曼殊去易白沙处做客，曼殊肚量惊人，总共吃下炒面一碗，虾脍二盘，春卷十枚，糖果无数。易以为曼殊手头拮据，多日挨饿，才会这样狼吞虎咽，便邀他明天再过来坐坐。曼殊连连摇头说：“不行，吃多了！明日须病，后日亦病。三日后当再来打扰。”
　　苏曼殊不辨菽麦，一次连吃四五碗米饭后，赞叹道：“这是何物，如此好吃？”
　　栗子上市时，陈去病买了一包送给苏曼殊，曼殊吃完后犹觉不过瘾，自己又去买了几包，回来全部消灭，结果肚子胀得似要裂开，整晚剧痛，无法入睡，以手狂按腹部，直至天明。
　　有一次，苏曼殊在东京费公直家中小住。第二日大雨滂沱，室外泥泞，无法出门，二人只好对坐抽雪茄聊天。到午饭时，曼殊说想吃生鲍鱼，费命人买回。吃完后，曼殊仍意犹未尽，费再差人去。由是，曼殊连吃三大盘。费公直怕他吃坏肚子，慌忙制止，让人煮咖啡助他消化。曼殊在咖啡中加入许多糖后，方才喝下。夜半，费突然听闻曼殊在床上大呼道：“不好，速为我秉火，腹痛不可止，欲入厕。”费忙过来搀扶，未到厕所，曼殊即暴泄不止。

　　因吃坏肚子，曼殊休息两日才赴京都。到京都后，他不忘写信给费道：“别后京都小住，顽躯已健全。生鲍鱼加糖酢（醋）拌食，味究不恶。病后不敢多进，每次仅一碟，当无害耶？君见字定要说和尚贪嘴，一笑。”

云雾山

　　饕餮（二）
　　八宝饭亦为苏曼殊至爱。他去拜访刘季平，刘夫人陆灵素为他准备了钟爱的糖果栗子等物，吃罢曼殊仍不尽兴，让陆为他烹制了八宝饭。民国初年，曼殊再次路过刘家，陆灵素准备的菜肴并不丰盛，但内中有八宝饭，曼殊便极为高兴，一连吃了两大碗。
　　生病住院时，苏曼殊还不忘八宝饭，他屡屡问医生：“吾病何日可愈，何时可至上海食年糕、八宝饭？”医生笑而不答。病中，曼殊在给何震生的信中问道：“除夕梦至上海吃年糕及八宝饭，惠生之弟来书，谓今日午后可抵江户，或有年糕带来耳？”

　　苏曼殊常给朋友写信讨吃食，他致函邵元冲说：“摩尔登糖四瓶，外国火腿一双，为我送至小花园。”又一次，徐忍茹于中秋节给他寄来月饼，他嫌太不过瘾，复信让徐再给他送，称：“月饼甚好！但分啖之，譬如老虎食蚊子。先生岂欲吊人胃口耶？”
　　苏曼殊喜欢吃猪油年糕，其友人邓孟硕到国外留学，曼殊居然为其吃不到猪油年糕而难过：“念君远适异国，猪油年糕必不可得，……为之凄然久之。”
　　柳亚子家乡江苏吴江有一种麦芽塔饼，为苏曼殊所钟爱。这种麦芽塔饼用糯米、豆沙、糖桂花、猪油丁等制成，不易消化，一般人一次只吃三四个，可曼殊却一次吃二十个。柳亚子回乡后，寄信给曼殊让他去吴江游玩，曼殊复信先问：“有没有麦芽塔饼吃？”
　　章太炎回忆，苏曼殊在日本“一日饮冰（注：一种当时流行的日本饮料）五六斤，比晚不能动，人以为死，视之犹有气，明日复饮冰如故”。
　　友人与苏曼殊打赌，以一次能吃肉包子六十枚者为胜。当曼殊吃到五十枚时，友人急忙阻止，说不要再吃了，这东西吃太多没法消化。曼殊执意要吃，为此与友人争执，几与友人决裂。六十枚包子竟食后，他又喝了一杯咖啡，之后颓然榻下，卧病数日。
　　周越然回忆，苏曼殊在安庆任教时，与众同事去酒馆吃饭，半路上，周问沈燕谋道：“我们去吃馆子，和尚怎样？要不要另备素菜？”沈答道：“你不要管。等一等自会知道。”到了馆子之后，大家点的都是荤菜，曼殊一声不响。郑桐荪另要了一个甜菜，说：“这是专为和尚的。”菜上来，非鱼即肉，还有虾绒海参。周只见，大家动筷，曼殊也动筷，大家用匙，曼殊也有匙，众人吃的，他都不忌。餐毕归来时，沈燕谋顺便买了一包蜜枣。周不解，问道：“吃得这样饱，你还怕夜间腹饥么？”他道：“不是的，我夜间哪里会饥？这包蜜枣是买去送给和尚吃的。他最喜吃的，非酒非菜，而是蜜枣。有一次，他穷极了，腰无半文，他无法可想，只得把金牙齿拔下来，抵押了钱，买蜜枣吃。不要笑，不要笑！这是事实，我不说谎。”

　　之后的某晚，周越然回校时，也顺便买了一包大蜜枣送给苏曼殊。曼殊高兴极了，许诺道：“周君，你要我绘画，我真的不行。不过无论如何，这几天我总要试一试。”但这种蜜枣情谊终究靠不住，周越然还是没有收到曼殊的画。
　　在日本时，苏曼殊一次给柳亚子写信，落款称：“写于红烧牛肉鸡片黄鱼之畔”，柳亚子见信，捧腹大笑。
　　1914年，苏曼殊在日本写信给邵元冲说：“午后试新衣，并赴源顺，食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小碗，苹果五个。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也。”
　　有人说，苏曼殊对性欲的控制力堪称天下第一，对食欲的控制力则堪称天下倒数第一。他写信给柳亚子，信中谈及自己病中贪食，颇为诙谐：“病骨支离，异域飘零，旧游如梦，能不悲哉！瑛前日略清爽，因背医生大吃年糕，故连日病势，又属不佳。每日服药三剂，牛乳少许。足下试思之，药岂得如八宝饭之容易入口耶？”
　　苏曼殊记载其与友人赵声（字伯先）交往之事时，颇自豪地说：“伯先豪于饮，余亦雄于食。”
　　陈独秀评价说：“当曼殊是傻子的人，他们还在上曼殊的大当呢，曼殊的贪吃，人家也都引为笑柄，其实是他的自杀政策。他眼见举世污浊，厌恶的心肠很热烈，但又找不到其他出路，于是便乱吃乱喝起来，以求速死。”陈进一步肯说：“在许多旧朋友中间，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真是不可多得了。”

云雾山

　　怪诞
　　苏曼殊在长沙实业学堂的同事杨性恂回忆：“香山曼殊居士，姓苏，名玄瑛，十年前与余同任湘中实业学堂讲席。除授课外，镇日闭户不出，无垢无净，与人无町蹊。娴文词，工绘事，然亦不常落笔，或画竟，辄焚之。忽一日，手笻（音穷，竹名）杖，著僧服，云游衡山，则飘然去矣。”
　　在实业学堂，苏曼殊不常作画，每作画，必焚之。一次，他作《远山孤塔图》，画成后正要焚毁，被同事李文昭发现后奋力夺下。曼殊说这幅画是他为去世的女友所绘，一定要焚烧，允诺为李再绘一幅。李答：“等你画好后，立即奉还。”遂拿着画离开了。不久，曼殊离开，这幅画也就得以幸存于世。
　　在日本，苏曼殊住在刘师培家中时，一天晚上，曼殊忽一丝不挂，赤身闯入刘室，手指洋油灯大骂，刘氏夫妇莫名其妙（但有人认为曼殊此举是骂刘氏夫妇，当时刘氏夫妇正准备投靠端方，叛变革命）。
　　苏曼殊经常招校书而来，却又瞪目凝视，久无一言，随即遣之而去。为此不少校书在私下议论曼殊：“和尚真是个疯子。”

　　苏曼殊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陈独秀为之润饰。陈说，曼殊所译对原作很不忠实，乱添乱造，根本谈不上“信”。从第七回的后半回到第十三回的前半回，索性另起炉灶，自己塑造了一个革命侠士明男德，大骂皇帝是“独夫民贼”，“孔学是狗屁不如的奴隶教训”，公然藐视“上帝”、“神佛”、“道德”、“礼仪”、“天地”、“圣人”。
　　有夏某在上海与苏曼殊有过交游，据他对何世玲说，曼殊终日独卧，将帐子深深地垂着，他在帐子里，只是不断地吸着烟卷。枕边摆了几本破旧的洋文小说，此外帐内帐外再找不出一本书了。
　　苏曼殊说：“我生性不能安分，久处一地，甚是沉闷。”他一生飘零，居无定所，在一处居住，必不超过一年半载。有人说曼殊之“状貌踪迹，令人叵测”。1911年夏，苏曼殊从爪哇返回国内，到达广州后拜访蔡哲夫，因航程中未曾整理妆容，须长盈尺，蔡一时竟未能认出，直到听其声音，方知为曼殊。不久曼殊便北上，随即寄来一张与马小进同摄的照片，俨然又是一翩翩少年了。
　　1912年8月，在日本的苏曼殊寄给柳亚子一封信。柳拆信后，见抬头称谓为某君，信中内容不知所云，便转寄给胡寄尘，发表在《太平洋报》上，即为《复某君书》。此某君不知为何人，信中所提及的丹凤山、珠帘瀑、玉娘湖、沙陀江、樟溪、枫峡等地，柳亚子问过在日本居住近十年的老留学生，均说不知道。此信中所言，颇有小说风味，与曼殊小说《天涯红泪记》相似，柳亦无从判断真假。

　　某日，苏曼殊不知从何处得一女郎明信片，乃故意夸扬，写了一篇《碧迦女郎小传》，并乞友题诗张之，仿佛真有其事一般。
　　一次，苏曼殊生病住院，病愈后，因衣物已经典当罄尽，无法出院。友人某君前去探望，见他气色尚好，问为何不出院，曼殊据实以告：衣已典当，总不能赤条条步出医院。友人立即赠十元大洋，让他购置新衣。曼殊见报上刊登有新出的德国玩具的广告，便立即叫人去买，花尽友人所赠。买回后，曼殊坐在病榻上，拿在手中玩弄不置。此时又一友人前来看望，见后大赞：“这……真好！”曼殊说：“你说好，我便送了你吧。”友人惊讶道：“我说好，并不便是想据为己有。”曼殊说：“如你不受，便不是诚心赞赏，如是诚心赞赏，你便不能不收下。”友人只好收下离去。几日后，赠钱的某君又来看望，曼殊依旧赤条条躺在病榻上，一如未受赠之初。

　　苏曼殊曾断炊数日，在床上辗转呻吟。友人来访，见此情形，叹曰：“我迟来一步，不意君为饿殍！”为之具炊饭，并赠以百金。数日后，友人又来看望，见他卧榻呻吟如故，以为他绝食自弃。曼殊喃喃解释道：“我得你相助，腹饥既解，欣然行于市，见有自行车构制精美，十分喜欢，便买了一辆。又遇到一个乞丐，不食已三日，便倾囊相赠。”友人问道：“你不会骑自行车，为何要买？”他答道：“无他，从心所欲而已。”

　　孙伯纯回忆，苏曼殊见某人不修边幅，和服反衽，笑其为名士派，而不自知己亦为名士派，行事不循常规。偶有所蓄，便谓若炸弹在囊，必速去之始快。但偶观其日记账中，则又记数明晰，不留锱铢，真谓贤者不可测也。
　　杭州西湖白云庵的意周和尚回忆苏曼殊：“苏曼殊真是个怪人，来去无踪，他来是突然来，去是悄然去。你们吃饭的时候，他坐下来，吃完了顾自走开。他的手头似乎常常很窘，老是向庵里借钱，把钱汇到上海一个妓院中去。过不了多天，便有人从上海带来许多外国糖果和纸烟，于是他就不想吃饭了。独个儿躲在楼上吃糖、抽烟。他在白云庵，白天睡觉，到晚来披着短褂子，赤着足，拖着木屐，到苏堤、白堤去散步，有时直到天亮才回来。他除了吟诗外，也喜欢画画。他画得很多，纸不论优劣，兴之所至，手边的报纸也会拿起笔来涂鸦。不过若有人诚心诚意地向他去求画，他又变得非常矜贵了。”

　　刘师培一次在西湖畔的韬光寺惊见刚别三日的苏曼殊：“尝游西湖韬光寺，见寺后丛树错楚，数椽破屋中，一僧面壁趺坐，破衲尘埋，藉茅为榻，累砖代枕，若经年不出者。怪而入视，乃三日前住上海洋楼，衣服丽都，以鹤毳为枕，鹅绒作被之曼殊也。”
　　马仲殊在《曼殊大师轶事》中记载：“曼殊善绘事，每于清风明月之夜，振衣而起，匆卒间作画。既成，即揭友人之帐而授之。人则仅受之可耳；若感其盛意，见于言词，语未出口，而曼殊已将画分为两半矣。”
　　苏曼殊认为，吃什么类什么，吃牛肉喝牛奶会性情类牛，他曾写信劝说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朋友邓孟硕不要吃牛肉、喝牛奶，改用腐乳配面包：“唯牛肉、牛乳劝君不宜多食。不观近日少年之人，多喜牛肉、牛乳，故其性情类牛，不可不慎也。如君谓不食肉、牛乳，则面包不肯下咽，可赴中土人所开之杂货店购顶上腐乳，红色者购十元，白色者购十元，涂面包之上，徐徐嚼之，必得佳品。如君之逆旅主人，询君是何物。君则曰红者是赤玫瑰（cheese）；彼覆询白者，则君曰白玫瑰（cheese）。此时逆旅主人，岂不摇头不置，叹为绝品耶？”

　　胡朴安回忆：“子谷其行似狂，其志实狷。今之人洁白如子谷者，诚不多觏也。不甚解世事。一日，余赴友人酒食之约，路遇子谷。余问曰：‘君何往？’子谷曰：‘赴友饮。’问：‘何处？’曰：‘不知。’问：‘何人招？’亦曰：‘不知。’子谷复问余：‘何往？’余曰：‘亦赴友饮。’子谷曰：‘然则同行耳。’乃至啖，亦不问主人，实则余友并未招子谷，招子谷者另有人也。其行事往往类此。”

云雾山

　　滑稽
　　一日，某乡人持纸向苏曼殊求画，曼殊以纸张劣质为由，不肯动笔，但经不住乡人苦求，遂于纸的东南角，画了一艘小船，又于西北角，画了一个小人。乡人颇不高兴，以为曼殊有意嘲弄他。曼殊不理会，旋即从容画线一条，一端系于船头，一端牵于小人手中，遂成一幅绝妙书图。
　　苏曼殊的画作一画难求，温一如在《曼殊轶事》中说：“据知友之推测，欲求之者，须资助其遨游名山大川，并伴以美人，始可着手。”
　　汪精卫回忆：“曼殊工绘事，而懒不多作。朋辈固请，恒不能得。偶或三五茗谈，糖果满前，则酣饫之余，往往欣然命笔，顷刻数纸，朋辈争先携去，不较也。……有某者，知其然，看曼殊至，故设佳饵以待。曼殊引手取啖，则故格之，请先下笔，然后进食。在座皆窃为不平，而曼殊夷然不以为杵。便作一横幅，秋柳数行，映带江水，残月一轮，摇摇欲坠。神味淡远，诚柳屯田所谓杨柳岸晓风残月者。某狂喜，满掬糖饵以进。曼殊饱啖后，忽引笔于月轮中略作数描，则顿成为制钱形，廓圆而孔方，孔中且贯以小绳一串。在座者哗然，某惊且沮，曼殊搁笔一笑而却。呜呼！绝世风流，诚所谓胜打胜骂十倍者。朱执信闻而狂笑曰：‘此可抵一部马克思《资本论》矣！’”

　　某君欲请苏曼殊作画，曼殊也不推辞，落笔绘一老树一月。某君大喜，说：“我将以糖果饷君。”说罢就到楼上去取。等他下楼，发现曼殊以浓墨绘曲线绕树身及月。某君大骇，问：“是何为者？”曼殊曰：“此所谓‘金绳系月’也。”遂拂袖去，后不复往。
　　上海市长张岳军，与苏曼殊有同党之雅，极慕其山水之作，屡以为请，迄不可得。后知曼殊嗜朱古力糖，遂购来请曼殊品尝。久而久之，曼殊觉其意，笑曰：“君岂欲得余画耶？不然，胡以日破悭囊？”张欣然点头，曼殊为其作一小幅，远山新月，疏柳寒鸦，极惨淡苍茫之至。张见后道谢不已。曼殊笑曰：“未及。”忽以墨笔自月斜引至柳梢，作一长线，掷笔起身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张岳军急忙起身制止，然已不及。

　　文涛在《苏曼殊的怪性》中说：苏曼殊“最喜欢给女子画画，真所谓有求必应……不，有时简直是毛遂自荐：‘某某，我把你画画好不好？’故一般妓女见大师一到，即喊：‘苏和尚，给我画画。’大师即笑眯眯地答应一声：‘嘎！’提起笔来就画。至于男子要求他一画，那是要命，不要说是一个向不往来的要求一方一尺而不可得，就是素相知交的，恐怕也要今天挨明天，一天一天地挨延下去，或许终于不可得。但有一种法子可以得到，你如其看到他已经画好的东西，你只要说一声：‘苏和尚，这画我拿去了！’你拿之就走，他也默不作声，这便是最便利的一种法子。还有一种法子，可以得大师的画，不过机会很难遇的。比方今天忽然下雨，下倾盆的大雨，那你先磨好墨，摊好纸，他还是来看看桌上的纸，去看看门外的雨，总要真个下得他实在不能出门了，方始给你画起来。但切记，你要画，切不可说要画，若说要画，他一定写字的。总而言之，大师的画画，在女性则贱若泥沙，在男性则贵若珠玉，从不肯爽爽快快地给男性画画！”

　　有一次在东京，苏曼殊发现一名艺妓正上电车，他情不自禁，拔腿就追，刚跑到电车站，电车就开动了。因跑得太急，他在站台附近跌了一跤，磕掉两颗门牙。事后，众人戏称他是“无齿之徒”。
　　在爪哇时，苏曼殊差不多每天都到好友黄水淇家中小酌。一次，黄替人践行，拉曼殊作陪。这天曼殊兴致很高，开怀畅饮，席还未散，他便已醉了。曼殊遂告辞离开，说要回学校去睡觉。友人怕他路上出事，提出要送，他婉辞谢绝。曼殊出门不久，黄水淇越想越不放心，决定跟出去看看。谁知刚走出门没几步，便看见他横卧在一家商店门外，呼呼大睡，黄忙将他搀扶回去。
　　苏曼殊到安庆安徽高等学堂任教，同事周越然回忆：
　　“不过我们中的和尚，未免太懒，太不肯用功。第一：教务主任派功课的时候，他再三声明他的西文不良，不能担任高级。高等学校没有低级西文班。三年二年的学生，他不愿教，连一年的新生也不愿教。文学修辞，他不愿教，连简易作文也不愿教。教务主任大笑而问道：‘和尚，那么你愿意教补习班么？他们没有读过西文，今年开始学习字母，每日一小时。你愿意教么？大材小用么？’他道：‘我很愿意，最好也没有了，我喜欢教爱皮细（ABC）。”

　　“开课的那一天，茶役引领他到课室中去——我亲眼见他拿了书本‘慢吞慢吞’地下楼。不久——约半小时后——他又垂头丧气地回上楼来。我问道：‘和尚，钟还没有打，为什么就回来了？’他道：‘我已经教过他们五六遍——这二十六个字母。他们还记不清楚。我一个人念来念去就是这几个字母，真难为情，只好回来。’
　　“次日苏曼殊教授因病请假。第三第四天，又因病请假。到了第五天，他不请假。茶役打过铃后，见他不到，特地跑到房间里去请他，大喊‘苏先生，钟点到了，请去上课’。他盖了被，睡在床上，一声不响。茶役见他真的病了，赶快奔到楼下去报告。那时我没有功课，在楼下走廊中闲荡，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赶上楼来看他。我推进门去，他的头刚巧从被中伸出来。我问道：‘和尚，怎样又病了？昨晚，今晨都是好好的。’他举起手来摇了几摇，轻轻问我道：‘茶房——茶房去了没有？’我答到：‘去了，早已去了。’他道：‘好好，我起来了。’

　　“他爬起身来，整整衣服——他睡下去的时候连皮鞋都没有脱去——然后对我说道：‘我不生病，我依旧好好的。今晚我们依旧可以聚餐。我怕去上课。已经请过三天假了，再去请假，岂不难以为情？周君，明天摇铃的时候，我仍旧要这样。倘然茶房碰见你，叫他不要到房间里来。拜托，拜托！’”
　　一日课毕，有某生年逾知命，向苏曼殊请假，曼殊问何故？该生以说：“儿子结婚。”。曼殊笑曰：“我先生尚未结婚，你学生的儿子倒要娶妻了。”满堂为之哗然。
　　张卓身回忆：“壬子（1912年）春，曼殊由沪来杭，所御衣物颇华贵，询之，则系乃兄所赠。予与李一民伴游湖上，并在钱塘江画船征歌选舞，以尽地主之谊。晚间下榻舟中，曼殊谓：‘生床睡不着。’一伎误听为‘生疮睡不着’，即笑问：‘先生生疮么？’予不禁为之轩渠。”
　　苏曼殊有句口头禅：“没有阅历可不行呀！”他临终前，孙伯纯去上海广慈医院看望他，只见他衰弱异常，仍指着枕边新做的带铜纽扣的青棉袄，呻吟似的说：“没有阅历的人穿了太时髦，有阅历的人才穿这种衣服哪。”
　　苏曼殊的书信末押日期颇为奇特，一般直接写“某月某日”，有时加上阴历、阳历，不标注年号或岁次；有时则用佛历，如“佛灭度后二千三百八十三年”；在一封信末则写道：“皇帝宣统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洋皇帝四年一月五号”，宣统三年未满清廷即倒台，曼殊此写法，颇具讽刺意味。

云雾山

　　挥洒
　　苏曼殊生平口不言钱，而挥手尽万金。每至沪，出必御华丽且雄骏之马车。一日，与友人同赴酒肆就餐，友人问其马车日价若干，答曰：“八元。”友人奇道：“吾人雇车，日仅三元，君胡此昂？”则答曰：“非此类也。”盖曼殊以华贵为乐也。
　　一日，苏曼殊从友人处得纸币十数张，兴之所至，即到小南门购蓝布袈裟，不问其价，随手付以二十元。店伙欲告以所付者过，而曼殊已披衣出门十数步。所余之币，于途中纷纷飘落。回来后，友人问其取数十元，换得何物，曼殊惟举旧袈裟一件、雪茄烟数包示之。
　　苏曼殊于理财一事完全不在意，偶有积蓄，便任意挥霍。如若炸弹在囊，必速去之为快。曼殊居沪时，一旦行囊稍丰，则喜居外国饭店，尝言一月不住外国饭店，即觉身体不适。

　　张卓身回忆，其与李一民游上海，“曼殊邀往复泰西餐，席间征桐花馆、花雪南至。盖曼殊此时激情风月，囊有余金，即往桐花馆摆酒碰和。曼殊不谙雀战，常倩人庖代。酒则必以双席拼成大菜台式，高朋满座，畅叙欢笑。曼殊沉默寡言，目不斜视，一如老僧入定时也。在花雪南处亦然。两处轮流往返，酬酢甚均。伎称曼殊为和尚，曼殊亦漫应之”。
　　唐蕴玉回忆，苏曼殊性好洁，衣服穿数日便丢弃，另买新的，不会浣洗干净后重新再穿。鞋子亦然，他穿的白布树胶底鞋，只要上面有了些许污渍，便转赠他人，或弃之室内一隅，任它烂掉，再买新的来穿。
　　在爪哇时，曼殊购买零星用具，如果此物价格为五角或一盾，而他掏出的钞票是五盾或十盾，他就将找回来的钱赠给经手买那件物品的人。他花钱大手大脚，朋友们知道他的性情，所以常常主动赠给他钱，让他买雪茄抽。
　　1914年，苏曼殊住在日本的一家旅店，因无钱支付房钱，店主不再为他供应饭食，还准备将他轰走。有人将此事告诉孙中山，孙让人去看，见曼殊蒙被而卧，店主频频踯躅窗外，准备伺机将曼殊轰走。孙忙让宋教仁接济曼殊五百元。曼殊得钱后，除付房租花去百余元，其余款项全部用来宴客。是晚，所请客人数十人，还有警察到场殷勤服务。宴罢，曼殊又请客人到日本最豪华的帝国大剧场看戏，看完再雇汽车将客人送回家，一夜之间，便将五百元花得罄尽。孙、宋亦在被邀请之列，接到请帖时，两人对视，哭笑不得。

　　姜可生在《纪曼殊上人》中记录苏曼殊之事：
　　苏曼殊曾经绘英国十几位国王的小像，出神入化。一个美国朋友见了，爱不释手，曼殊就全部赠与他。美国人在一个展览会上展出，极为轰动，一时英美国人竞相争买。最后一个英国人以五万美元成交。美国人售出后极为懊悔，又觉得得了钱很是可耻，于是拿出钱来支助曼殊。曼殊问明原因后，笑曰：“无伤，衲固以画本赠君矣。藏之售之，权在君而不在我。我画果能立致君富，此正千秋韵事也。”时曼殊打算回国，这位友人便设宴饯行，并为其准备行李，在曼殊的箱底藏了三千美元。

　　当时船上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旅途中，有人玩扑克牌，三缺一，于是拉曼殊凑数。曼殊说不会，有人便教他如何玩，曼殊说没有钱，有人便说：“三千金不翼飞耶？”曼殊曰：“此非衲所有也，乌乎可？”客绐之曰：“取则不可，簙簺固无妨。”曼殊于是加入战局，三千美元很快输光。第二天再玩，曼殊虽身无分文，但“坦然入座，转败为胜”，一下赢了千余美元。此时，曼殊说饿了，要休战。旅客中有人嘲笑他赢了钱跑，曼殊笑曰：“取则不可，簙簺固无妨。”此人语塞。船到旧金山，曼殊将千余元全部购买了雪茄和糖，请同船的旅客享用，同船人皆称异人异事。

　　苏曼殊与友人同游西湖后，说要在杭州等待朋友，所以要在杭州多留几天。友人用英语问他囊中存钱几许？他答：“温打拉（One dollar，一元）。”
　　黄阿生回忆苏曼殊道：“师颇健啖，对案作食，尽四、五盂不等。饭粒脱落盘席间，辄而咽之曰：‘阿弥陀佛，一粟之微，亦当念其来之不易耳。’然性好挥霍，兴至出游，随方命驾，不计舆马之费，资尽则寓书桌知告贷，无不立应者，平日取友以来，于斯可见。”
　　苏曼殊每在沪上，与名士选色征歌无虚夕。座中偶有妓道身世之苦，即就囊中所有予之，虽千金不吝，亦不计旁观疑其挥霍也。或匝月兀坐斗室，不发一言。饥则饮清水食蒸栗而已。
　　姜可生《记曼殊上人》中记载：“英士（陈其美）都督适开府淞滨，故人情重，辄温存旅邸。上人既不攫一官损其操。英士笑谓之曰：‘衲子居风尘中，不可令床头金尽也。’千金挥斥，往往逾月尽，尽则复馈，无少吝色。惟英雄能知衲子，衲子能知英雄。”
　　有人统计苏曼殊遗留的账本，发现用于“青楼楚馆”的开支多达1877元，而当时女仆月工资仅1元。陈陶遗曾在青楼大声批评曼殊道：“你是和尚，和尚本应戒欲，你怎么能够这样动凡心呢？”
　　柳无忌说苏曼殊：“他对自己文章的态度，跟对他的金钱和健康一样漫不经心。”
　　唐蕴玉总结道：“他（苏曼殊）常得饿着肚皮；他垂涎着雪茄；他贫病交加得地卧在医院里；他也曾匿在西子湖边的破庙里；他——如此这般的经过，心里头怎么的抑郁，满肚子不合时宜的气概，穷困得怎么厉害，写信向友人告贷或者有薪可领在干了职业的当中，应该要把黄白物看重些才对哩，不，绝对不，这些身外物，委实打动不着诗僧的心坎，肚子里虽然饿，钱到手了，袈裟和雪茄是不能不要的，而且一买便要花得一干二净；雪茄无着呢，就是连金牙也可以拔下来去调换香烟，好来打几回烟圈；贫病交加得卧在病榻里，没钱也就罢了，有了钱哩？新出品的德国玩具，非买来玩玩是不行；也可以在西湖的破庙里，独自一个人在那里‘眉宇间悲壮之气迫人’，也可以穿着笔直的西装，在上海吃花酒；难道他碰着穷苦的时候不会感觉着痛苦吗？不，在比较得快乐的时候，没有忆及漂泊的艰难吗？不，在曼殊大师看来，算不得什么一回事。当他主讲惹华的时候，一个月得一百二十五盾的薪金，累时整月的代价，便不惜在几十小时内花完，于是，我们就明白了这位不识好歹的和尚，别去可怜他吧，别去原谅他吧。”

云雾山

　　真率
　　在日本留学时，苏曼殊一度与陈独秀、章士钊同住。有一次，三人断炊，陈、章二人拿出几件衣服让曼殊去典当了，换些吃食。谁知曼殊久久不归，二人饥饿难耐，只好睡下。到了午夜，曼殊方才回去，手上拿着一本书。二人质问他：“钱呢？买了什么吃的？”曼殊答：“这本书我遍寻不得，今天在夜市翻着了。”二人气道：“你这疯和尚！你忘记了我们正饿着肚子？”曼殊回道：“我还不是一样，你们起来看看这本书就不饿了。”二人气得骂了几声“死和尚”、“疯和尚”，蒙被而睡，而曼殊则捧着书，看到天明。

　　1903年，陈独秀与苏曼殊就职于上海《国民日日报》，后报馆因“苏报案”牵累而被封，他们便租房同住。曼殊得知黄兴在长沙开展革命活动，便天天闹着要去，陈等寓友不允。某日，陈独秀、章士钊外出，曼殊邀何梅士外出看戏。二人刚在戏馆中坐定，曼殊便说要回寓所一趟，何梅士问他何事，他说要回去取钱。何说自己有钱，曼殊不肯，说：“今天看戏是我发起的，应该我来请客，所以一定要回去拿钱。”何只好让他回去了。结果何梅士等到戏馆关门，还不见曼殊踪影，忙返回住处，发现曼殊的行李铺盖都没有了，临走时，还拿走了章士钊的30元钱。

　　几年后，陈独秀在某酒馆吃饭，闯进来一个和尚，正是曼殊。此时他着僧装，却依旧喝酒吃肉，大家劝他改穿西服，他坚持不肯。但不久却又自动改了，问他为何，他说：“吃花酒不方便呀！”令陈诧异的是，此时的曼殊，已经与几年前判若两人，不仅高谈阔论，而且广交十方。
　　苏曼殊行事，惟凭兴之所至。1905年秋日，曼殊泛舟西湖，忽然忆起陈独秀，即绘《泛舟西湖图》寄怀。
　　又有某次在上海，苏曼殊对友人李一民说：“今宵月色大佳，何不到苏州一游。”李亦赞同，二人随即驱车到上海车站，坐头等车前往苏州。因连日奔波，李上车甫一坐定便酣然入睡，车到苏州仍未醒。待曼殊将他唤醒，二人径直投宿旅馆。翌日一早，二人便又返回上海，到达上海时还未至中午。李一民笑谈道：“此行未访一友，未购一物，肃肃宵征，所为何事，思之殊堪失笑。”
　　在南洋时，苏曼殊突发奇想，准备用一个月的时间画图百幅，于是特地乘车去泗水，选购绘画所用的纸张画具。做好准备后，曼殊铺开纸张，开始作画。甫一握管，不料几滴墨汁滴到纸上，他便将笔一扔，将纸束之高阁，从此不再提及此事。
　　有一天，苏曼殊问章太炎：“子女从何而来？”章回答说：“此类问题，取市间男女卫生新论之书读之即得，何必问我？”曼殊却说：“不然，中西书均言须有男女媾精，而事实上则有例外。吾乡有其夫三年不归而妻亦能生育者，岂非女人可单独生子，不需要男子之明证？”闻者无不粲然，章太炎亦默不作声，而曼殊以为众人皆被他难倒，作洋洋得意状。
　　陈去病回忆，苏曼殊在国学保存会藏书楼居住时，一夕人静，忽大哭不止，问其故，乃答“刘三骂我”。原来，刘三曾戏劝曼殊娶妻，并愿为媒，及至曼殊请其为媒，刘三又道：“和尚如何能结婚？”
　　有革命党人戏弄苏曼殊说，孙中山将要派他去行刺。曼殊听了很是担忧，惊讶地说：“我怎么可能胜任呢？”在室内彷徨绕走，不知如何是好。后来，大家告诉他是开玩笑，他方才释然。
　　在日本时，苏曼殊曾寄住在刘师培家中，刘妻何震是曼殊的弟子，向曼殊学画。一日，何震正在二楼里间洗澡，刘在外间独坐，曼殊忽然冲上二楼，非要推门进去，刘情急之下打了他一个耳光。曼殊颇觉委屈，质问刘为何打他，待反应过来，才意识到自己的唐突，红着脸下楼去了。
　　苏曼殊天真烂漫，有童稚气，何震曾搂抱着穿僧衣的曼殊于室内绕走为戏，但看见的人都不以为怪。
　　刘师培后背叛革命，革命党人曾几次暗杀刘氏，住在刘家的苏曼殊却一概没有察觉。一次，革命党人在墙上凿洞枪击刘氏未中，曼殊在侧，却不知为行刺；又一次，革命党人放火烧刘氏宅，曼殊不明就里，仍胼手砥足，为刘家全力搬运抢救财物。十年后，友人告诉曼殊此事，他才恍然大悟。
　　苏曼殊性嗜雪茄，每于批阅欧美小说时，见有雪茄字样，辄批曰：“雪茄！又是雪茄！”若有余羡。
　　1908年，苏曼殊在南京祗垣精舍任课时，某日到上海游玩，正好陈巢南由南方回上海，衣被甚薄。曼殊自己没有被子，不论厚薄，径将陈的被子携之而去。陈的女弟子徐忏慧见后觉得颇为好笑，立即命女仆给陈送去新被子，陈倒因祸得福。
　　1912年冬，苏曼殊到盛泽游玩，坐的是民船，正好赶上大逆风，船夫上岸拉纤，他也要去拉，却一不小心，掉入水中。好不容易救起来，西装皮大衣全湿了，到盛泽后，在火炉上烘烤半天，方才干了。从盛泽回上海，经过苏州时，曼殊骑驴，又从驴背上摔了下去，几作跛脚仙人。柳亚子戏言道：“拉纤下水，骑驴坠地，倒是一个巧对。”
　　某日，陈去病与徐忏慧赴陈其美宴，苏曼殊屹然在座。三人半年不见，分外高兴。宴罢夜已深，曼殊坚持邀请二人至校书花雪南处小坐。花家本在跑马厅，离此很近，而曼殊执意要坐车。因徐不知花家地址，陈已醉，于是曼殊任由马车反向行驶，至黄浦江，又命车返回跑马厅。进入花家，花雪南已准备入睡。曼殊也不招呼二人入座，只是从袖间摸索良久，取出一条手帕给花雪南道：“以此赠君。”随即对徐、陈说：“吾等去罢。”三人分手作别，徐忏慧自觉上当，私下对弟子说：“和尚真是痴子，何全不晓事乃尔！”

　　苏曼殊性虽浪漫，好作挟邪游，但见人之眷属，则又正襟危坐，谨愿一如道学先生。有新婚夫妇邀曼殊同访友，曼殊竟羞涩甚于新妇，见者皆窃笑。

云雾山

　　狷洁
　　1902年，苏曼殊从大同学校毕业，准备与张文渭、堂兄苏维翰入高等师范学校就读。该校是官立学校，入学须公使馆担保，公使馆又要求横滨中华会馆董事担保，手续繁琐且诸多留难，曼殊与张年少气盛，不肯俯首求人，遂改入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就读。
　　郑桐荪说苏曼殊：“他见了生人是一句话不说的，确实与至好促膝闲谈，则又上下古今，滔滔不绝，谈兴甚好。他到安庆后，人家仰慕他名望的非常之多，天天有人要想来看他，他总是设法避去，以为讨厌。”
　　苏曼殊时亦激愤，曾对柳亚子言：“阿崔欲来游学，我甚不谓然，内地已有‘黄鱼学堂’。吾谓多一出洋留学生，则多一通番卖国之人。国家养士，舍辜鸿铭先生外，都是‘土阿福’。若夫女子留学，不如学毛儿戏。”
　　同盟会创立时，苏曼殊几乎每会必与，与朱执信有“同盟会两才子”之称。辛亥革命胜利后，曼殊欣喜若狂，但只是想与朋友“痛饮十日”，而不乞求一官半职。孙中山作临时大总统，力邀曼殊襄理政事，曼殊婉辞。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不慧性过疏懒，安敢厕身世间法耶？”
　　邵元冲回忆：“中华革命党初立，党中人往往就孙公索资及名号，不遂者则呶呶不已。曼殊深厌之，尝曰：‘此辈何所济，只足担狗粪及洗溷耳。’”

　　一次，苏曼殊与张卓身依棹游西湖，到葛岭山庄，恰遇宋教仁、于右任、田桐、石瑛诸人。浙江当局为之欢宴，曼殊等人也应邀入席。曼殊寒暄数语，即匆匆告辞。不料翌日，《全浙公报》记载欢迎盛况，竟大书特书：“香山苏曼殊先生亦在座。”曼殊阅报颇不愉快，对张卓身说：“我们不如回去吧！”遂相将返沪。
　　与苏曼殊同住第一行台的尤温如回忆说：“大师很喜欢女人，很喜欢看女人，尤其是堂子里的女子，故十有九日的光阴消磨于珠光钗影之中。然而看只是看，把女人当作花一般地看，如见一个美丽的妓女，大师即呼之来，命立前面，仔仔细细地看一回，看了以后，即遣之去。如这个妓女不谙他的素性，不用别的，只要用手拉他一把衣裳，这衣裳大师就不要了，情愿光着短衫回家。至于大师的床，常常用别的东西去拦，不许妓女去坐一坐，或用手去动一动。”

　　诸贞壮说：“曼殊入世不深，然通达世故。有所述作，往往痴黠杂出。喜曲宴，而不能与伎流相语，往往痴对。即坐处亦必择其常坐处，不肯移榻。吾常笑曰：‘和尚有律宗，君殆守律而不守戒耶。’”
　　苏曼殊尝谓：“题词与和人诗不作，作亦不佳。”

　　浪漫（一）
　　在毕倚虹的小说《人间地狱》中，苏曼殊曾对人言平生有三爱：一是糖，二是雪茄烟，三是绝世美人。
　　在大同学校读书时，苏曼殊开始喜欢亲近女性，但一接触就羞怯脸红，同学们戏称为“樱花开”。
　　苏曼殊爱读《红楼梦》，对书中女子遭遇无限同情。冯自由在东京时，曾见曼殊向友人借阅《红楼梦》，手不释卷。日后曼殊还以摆脱尘缘之宝玉自命。冯认为，曼殊于披剃后自号“元瑛”是取义于《红楼梦》之神瑛侍者的说法，也许可信。
　　苏曼殊的案头常置《茶花女》，对玛格丽特怜爱有加，曾感慨林纾译本《茶花女》瑕疵脱漏较多，后偶然购得法文原著，准备重译，以至于被戏称为“天生情种诠注薄命女郎”，但最终未译成。
　　绘画时，苏曼殊曾让一个娇艳女郎立侍在旁，兴致来了，就沾取女郎唇上的朱红作为颜料。
　　苏曼殊性好着西服，并甚讲究。曾在天蟾舞台看戏，隔座为前清财阀某眷属，艳装盛服，备极豪奢，其吸水烟的灰屑吹落于曼殊外衣之上，曼殊不以为意，任其延烧，以为不宜拂美人之意。
　　苏曼殊最爱吟诗句：“福王少小风流惯，不爱江山爱美人。”无论是课外还是在课堂上，都常把这两句挂在口边。他也喜欢将这两句诗题到书本上，有人曾见他题在原版《潮单》第六页的裸体石像上面。
　　马仲殊记载：“曼殊得钱，必邀人作青楼之游，为琼花之宴。至则对其所召之妓，瞪目凝视，曾无一言。食时，则又合十顶礼，毫不顾其座后尚有十七八妙龄女，人多为其不欢而散。越数日，复得钱，又问人以前之雏妓之名，意盖有恋恋者。人为引之其处，而曼殊仍如前此之态，终于不言而回。”
　　于右任回忆道：“曼殊于歌台曲院，无所不至。视群妓之尤，如桐花馆、好好、张娟娟等，每呼之侑酒。高士之于名花小鸟，心赏目娱，皆成悟悦。与言政事，则辄曰：‘不成问题。’继是即作风花语矣。”
　　1905年秋，苏曼殊到南京陆军小学任教，与秦淮河校书金凤交往甚密，情深意笃。然而，曼殊只愿意有精神上的情爱，金凤却不知，想与他结为连理，被拒后很是绝望。金凤曾出素绢，向曼殊索画，画尚未成，金凤却被人赎身，嫁于他人。为此曼殊常觉对不起金凤，多次赋诗抒写伤怀之情，其中一首云：“收将凤纸写相思，莫道人间总不知，尽日伤心人不见，莫愁还自有愁时。”次年，曼殊到长沙明德学堂任教，作《寄怀金凤图》，蔡守为他题跋，云：“及至湘水，作此寄之，宁使殷洪乔投向石头城下（）耳。”

　　叶楚伧以美食向苏曼殊求画，陈去病则以奇遇向曼殊求画。陈曾游南京玄武湖，在樱洲（抗战前，玄武湖樱洲以产樱桃而得名，康熙年间，江南织造曹寅曾将玄武湖樱桃进贡给康熙。玄武湖樱桃树抗战前遭到砍伐，上世纪60年代再遭砍伐，几乎殆尽）遇到两位卖樱桃的孪生姐妹，布裙荆钗，但风韵天成。陈对曼殊语及此次丽遇，曼殊遂绘《湖上双鬟图》相赠。

云雾山

　　浪漫（二）
　　菊屏记载：“某年，曼殊有事于沪，暱一妓，深爱之。事有暇，辄顾其家。既且寝于斯，食于斯，衣服杂用之物，咸置其处，几乎视妓家如己家，与妓同衾共枕，更不待言，而终不动性欲。妓以为异，问其故，则正容而语之曰：‘爱情者，灵魂之空气也。灵魂得爱情而永在，无异躯体恃空气而生存。吾人竟日纭纭，实皆游泳于情海之中。或谓情海即祸水，稍涉即溺，是误认孽海为情海之言耳。惟物极则反，世态皆然。譬之登山，及峰为极，越峰则降矣。性欲，爱情之极也。吾等互爱而不及乱，庶能永守此情，虽远隔关山，其情不渝。乱则热情锐减，即使晤对一室，亦难保无终凶也。我不欲图肉体之快乐，而伤精神之爱也。故如是，愿卿与我共守之。’”

　　包天笑亦说，曼殊“出入青楼无忌，群呼之‘苏和尚’。一日（毕）倚虹觥之于惜春家，座有楚怆、鹓雏等所召之妓，悉令围座君侧，而君能周旋自如。席散萧然踏月色归。或亦如孤桐诗中所云‘万缘先了色成空’欤？”面对曼殊被众妓围坐之景，包曾有句云：“万花环绕一诗僧。”
　　1913年春节前，苏曼殊至上海，住第一行台（注：旅馆名）。他应酬酒局甚多，每晚至少五六处，常常几处奔波，坐定写过局票，仅十数分钟，不待所召之妓前来，便赶赴下一处。所召之妓前来，不见曼殊，于是追往下一处，依然不遇，又追往下一处。校书应曼殊的堂差，有如走马灯，有时追去六七处，终不一遇。延至夜半曼殊回到第一行台住所，校书们陆续追逐而来，争相叙述不遇之怨，第一行台熙熙攘攘，门庭若市，灯火通明。如若某日众妓未曾前来，曼殊便茫然无措，于是又以电话一一召至。校书们来后，往往围聚推牌，或迷藏游戏，欢声盈室，通宵达旦。

　　第一行台西边紧邻红庙，妓家岁首烧香祈福为头等大事，除夕夜半，红庙门口已是车马盈门，水泄不通。进香之余，校书们拥至第一行台会曼殊，一时座无虚席，于是有人作联戏谑道：“红庙道士生意好，旅馆和尚招待忙。”
　　邵元冲回忆：“癸丑（1913）之役，义师既散，海上朋俦，渐形寥落，曼殊亦郁郁寡欢，乃于冬间东渡江户。箧中所贮，除书物外，有海上名校书素珍摄影多幅，大者达三尺许。曼殊焚香默坐，四壁倩影，亭亭欲出，仿佛置身众香国中也。”
　　邵元冲在日本东京小石川所住旅店旁，多丛塚，其中有一石碑，上题“妙香大姊”数字，四周有冬青数株荫护。曼殊不识妙香其人，却与邵在其墓侧徘徊凭吊。
　　苏曼殊鲜少主动向男性友人赠画，即使是至交好友，也是一画难求。但若是女子求画，几乎有求必应。有一时期求画女子骤增，曼殊难以应付，只好定下新规矩：每画一幅，女子须以自己的照片作为酬劳，男子则一概谢绝。
　　一次，苏曼殊看见一个重约四百斤的美国女人，小腿粗得如同瓮一般，便问该女道：“你找配偶要找和你一样肥重的吗？”女子回答：“我想找个瘦的。”曼殊说：“我瘦，当你丈夫如何？”
　　1909年春，苏曼殊在日本遇见号称“江户名花第一枝”的演艺明星春本万龙，与春本有过交往。春本曾赠其照片，曼殊极为珍爱，并将照片转赠给邓秋枚、蔡哲夫，在信中夸赞春本“肌肤鲜润”。
　　离开上海赴安庆任教后，苏曼殊还惦记着上海的莺莺燕燕们，嘱咐柳亚子道：“兄如先在沪渎，乞为我善护群花，诚惶诚恐。”
　　1913年12月中旬，在东京的苏曼殊因暴食致疾，缠绵病榻，百无聊赖，于是致信给在国内的至交刘季平道：“芳草天涯，行人似梦，寒梅花下，新月如烟。未识海上刘三，肯为我善护群花否耶？”
　　苏曼殊临终前，已病入膏肓，犹殷殷询问上海校书们的消息，并让周南陔到风月场宴客。周谓：“你病如此，不能赴宴，最好不闻不见，以得早日康复。”曼殊答：“不然，我在枕席呻吟中，推忆诸友之豪情，亦一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