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云雾山

　　情僧
　　苏曼殊尝言“终身为情所累”，而“情欲奔流，利如驰电，正忧放恣，何惧禁遮？”
　　13岁时，苏曼殊曾在上海从西班牙人罗弼•庄湘博士学习英文。1904年在香港时，与庄湘的五女雪鸿颇为投缘。雪鸿与曼殊年龄相仿，曾属意曼殊，庄湘也欲以女儿许配曼殊。但曼殊以已出家为由拒绝了。
　　1909年，苏曼殊在前往南洋的船上，再次巧遇准备回西班牙定居的罗弼父女。雪鸿对曼殊仍有爱意，但曼殊婉拒。到新加坡的前一天，雪鸿特意给曼殊送来一束曼陀罗花，又赠《拜伦诗集》一册，诗集的扉页中夹着一张她的照片。曼殊深为感动，在诗集的扉页上题诗云：“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临别时三人皆潸然泪下。
　　此后曼殊在给友人的信中坦露自己爱慕雪鸿的心迹：“南渡舟中遇西班牙才女罗弼氏，即赠我西诗数册。每于榔风椰雨之际，挑灯披卷，且思罗子（指雪鸿），不能忘弭也。”
　　1900年，苏曼殊陪伴养母河合仙在逗子樱山村度假时，认识了邻居家的少女，二人通过一只鸽子诗词往来，互述衷肠。一次，女子约曼殊在某处相会，曼殊先至，女子因被家人发现而不能出门。天下起倾盆大雨，曼殊守尾生抱柱之信，瑟缩舟中，等至天明方才离去。最终二人之事为双方家长反对，曼殊遭族人鞭挞。女子知结合无望后，蹈海殉情。曼殊从此心灰意冷，万念俱灰，只身回国，再度遁入空门。

　　1902年，苏曼殊与表姐静子相恋。据其友人张卓身回忆，曼殊与静子幼时同游，两小无猜，至成年更是一见倾心。曼殊姨母有意撮合二人，静子亦默许终身，非曼殊不嫁。姨母将一枚钻戒赠给曼殊作纪念，曼殊视为订婚礼物。然而曼殊访道名山，四处飘荡，萍踪不定，又因自己剃度出家，不便论及嫁娶，以至于婚事一再拖延，最后静子郁郁而终。曼殊每念及此，便悔恨痛心不已。日后他无论如何窘困，即使衣物典当殆尽，也从未舍得将姨母相赠的钻戒典卖，常言：“这是可怜之纪念品也。”

　　刘成禺记载，苏曼殊之父曾为他定下一门婚事，女家为富户，女贤而有才。苏父去世后，两家消息隔绝。若干年后，曼殊在广州卖花以筹措东渡的川资，偶然从女家门口经过，被婢女认出，遂与未婚妻见面。曼殊以斗笠掩面，泣诉家门之变，请未婚妻另寻良人，未婚妻亦泪下，发誓守贞等待曼殊，并以自己佩戴的碧玉相赠。曼殊卖了玉佩，东渡日本，等日后回国，得知未婚妻已因病香消玉殒，悲怆不已。曼殊临终前，写信给广州胡展堂，嘱他将信中的一张纸交给萧纫秋，纸上只画鸡心一枚，旁边写着“不要鸡心式”。众人皆不解，萧解释道：“苏和尚殆将不起，岂嘱予代购碧玉一块，携以见其地下未婚夫人。”遂购买碧玉一块，托人带回上海。此时曼殊已奄奄一息，三日不饮食，瞑目僵卧，护士告知广州带来碧玉，曼殊启目，让护士扶着去亲碧玉，欣然一笑而逝。

　　1908年，苏曼殊遇到弹筝的日本艺妓百助枫子，一见如故，引为知音。曼殊为她写下大量诗篇，还将该女的照片寄给友人刘季平、邓秋枚、蔡哲夫等人。当百助想与曼殊结为连理时，曼殊以披度为由拒绝。但当得知百助要离开时，曼殊又极度悲伤，到神田找陈独秀倾述伤怀，相与唱和，各赋诗十首。曼殊所作十首即其著名的《本事诗》，其中有云：“碧玉莫愁身世贱，同乡仙子独销魂。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

　　是年8月，苏曼殊从日本回上海，同船的有好友陈独秀和邓以蛰诸人。一次，曼殊说起自己的日本女友，陈、邓二人故意说不相信。曼殊情急中走进舱内，捧出种种女子的发饰给二人看，而后忽然全部抛进海中，转身痛哭。陈独秀曾有诗记之，曰：“身随番舶朝朝远，魂附东舟夕夕还。收拾闲情沉逝水，恼人新月故弯弯。”
　　为了逃避爱情，苏曼殊发愿要去佛的故乡印度一饮恒河之水。可是途经锡兰，因为对华裔女子佩珊情不自禁，自感六根不净，愧对佛祖，结果半途而废，悄然回国。
　　苏曼殊曾住居正家中，居正请他教自己的女儿学英语。一次，曼殊在友人处吃饱喝足回来，很是困乏，女孩前来请他教读英语。曼殊性格柔顺，并不直接拒绝，只是睡眼朦胧地说：“我困了，没法教你了。”女孩执意让他教，曼殊只好起来读，孰料，还没读完，泪便涔涔而下，原来他忆起自己的伤心情事。居正发现后，感慨曼殊真是伤心人别有怀抱，从此便不再强迫他教了。
　　邵元冲回忆：“某晨，曼殊久久不出。余等入室视之，则拥衾洒泪，衣衾尽濡，枕旁有绛纱一缕，芬芳犹复袭人。知耿触宿感，慰喻良久，仍雪涕不已。众皆不欢者累日。”
　　沈燕谋曾与苏曼殊同居一室八九月，经常看见曼殊翻检一只小皮箱，里面有种种及零星著述。每每翻阅，晞嘘不已。见有人侦视，辄急收藏。沈偶尔向曼殊索观，则曰：“无足观，无足观。”
　　据传苏曼殊病故之前，将一个皮包寄存在上海虹口某旅馆中。曼殊去世后，无人知道该旅馆的名字，所以这个皮包也无从寻找。据说包中大多是曼殊的纪念品，其中有一条手巾，是他的情人所赠，上面还有其情人的泪痕。
　　苏曼殊曾言：“佛家精义灭不了一个情字，撇不了一个缘字。人生世间有一日知觉便有一日的情，有一日情便免不了一日的缘。情缘未寂，你怎么禁止住我不想绝世美人呢？”

云雾山

　　才情
　　表兄林紫垣回忆苏曼殊：“曼殊也，酷肖父，生性沉静，不苟言笑。好读书，一目数行，甚为其师钟卓京器重，常谓：‘此子不凡，将来必建大业。’”
　　章士钊回忆：“曼殊真近代之异人也，自初识字以至卓然成家，不过经二三年。始在沪与钊共笔墨时，学译嚣俄（注：雨果）小说，殊不成句，且作字点画，八九乖错，程度尤远在八指头陀之下。一日，攫洋蚨（洋钱）三十，遗字于案，遁去。钊与陈独秀大诧，而亦无法追之。后一年，走东京，复与同人文会，则出语隽妙，已非流辈所及矣。”
　　初到上海时，苏曼殊的汉文水平实在不甚高明，音韵、平仄尤其不通，但他却立意要学作古诗。最初，曼殊习作由陈独秀改正，而后陈亦无能为力，继由章士钊教正，但章只是敷衍，大多还是靠曼殊自学。到日本后，曼殊让章太炎教他作诗，章也不好好教导，只是任由他自己找来爱读的诗，随性而读。曼殊颇为勤奋，曾躲在陋室多日不出，写就诗作多篇。曼殊的诗遂渐入佳境，尤以“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闻名一时，据说只要有井水处，均能歌“尺八箫”。

　　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苏曼殊靠着陈独秀提供的几本英文版梵文入门书，就学会了别人数十年才能弄懂的梵文，还编撰了一部迄今无人出其右的《梵文典》，在《天义报》上发表。据说其《梵文典》的手稿保存在其养母河合仙横滨的家中，毁灭于1923年9月的日本大地震。
　　1909年，精通梵文的印度人密尸逻到东京，章太炎聘他为讲师，组织十个人一起学习梵文，学费大家分摊。但是密尸逻不懂中文，授课有困难，章便请苏曼殊担任翻译。那时每次上课要翻译两个半小时，而曼殊正在病中，医生劝他每次只限翻译一个小时，但因找不到代替的人，曼殊只好抱病坚持，直至学习班因经费困难而结束。
　　1913年，苏曼殊与沈燕谋、郑桐荪在盛泽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策划编译《英汉字典》与《汉英字典》。据目击者说曼殊当时天天不出门，不接待宾各，只是埋头上作。“或窃视之，则见大书、小书、朱书、书，如蝇头，如葡萄，如桃华之灿然，如水云之飘渺，堆置五七十叶。”虽最终未完成，但刘成禺仍出2000元购去这两部字典的手稿，中间人金慰农取回扣约200元，剩余稿酬被三人均分。但这两部字典最终未能付梓。曼殊去世后，刘成禺将残存的手稿交给柳亚子保管。

　　1914年岁末，苏曼殊准备著百回长篇小说《绛纱记》，每回附插图一幅，已绘就三十幅，每幅图中皆有僧人，作袈裟飘零之状。时曼殊与萧纫秋同游，遂托萧请孙中山支助他印书。孙此时正穷困，于是孙夫人倾箧出资八十元相赠。但曼殊此书最终未能付梓。

　　绘画
　　幼时，苏曼殊便好涂鸦。四岁时，其母带他到公园游玩，曼殊被狮子所吸引，伏地绘狮子频伸状，栩栩欲活。

　　苏绍贤在《先叔苏曼殊之少年时代》中写道：“年甫五岁（应为六岁），先祖母黄氏及玉章祖舅携归广东。在舟中时，曾向人索铅笔及纸，绘一大舟，人取视之，则俨然已所乘之汽船也。众以为异。其于四、五岁间，所绘各物，无一不肖，于绘画天才，盖具有夙根云。”
　　1898年，康有为的弟子徐勤、汤觉顿等在日本横滨创办大同学校，苏曼殊即入此校就读，其绘画天才由此显露。冯自由回忆：“曼殊在大同学校，对于文学，资质颇钝，独于画学，则具有天才，在童年即以绘事为戏，绝无师承，而下笔似老画家，同学莫不奇之。”后冯又在《苏曼殊之真面目》中赞其“所作《陈元孝题壁》及《石翼王饮马》二图，老练精工，有同名宿，令人惊叹不已，此才谓非出自天授不可也”。

　　大同学校缺美术教员，便由苏曼殊兼教美术课；梁启超及其他教员编撰教科书，曼殊担任了教科书插图的绘画工作。当时初等小学课本“山水日月”的插图，大半出自曼殊之手。
　　克士在《四极漫谈》中记叙苏曼殊绘画之事：“友人某与曼殊素称莫逆。一日，曼殊至其家，其子方八九岁，嬉皮顽脸，求曼殊为画图画，取草纸一张，铺敷桌面，复以大笔濡染墨汁而至，其势似客非画不可。曼殊乃为之濡墨笔，画《葡萄》一幅，枝藤夭娇，垂实累累，墨气满纸，淋漓酣畅，以视吴昌硕作品，殆有过之。”
　　1905年，苏曼殊随好友刘三至南京陆军小学任美术教员，授课时，曼殊用铅笔依次替学生在国画纸上，绘出画的轮廓。下到寥寥数笔，惟妙传神。
　　陈独秀评价苏曼殊之画道：“曼殊作画，教人看了如咫尺千里，令人神往，不像庸俗画匠之浪费笔墨。”
　　苏曼殊曾绘《葬花图》赠邓以蛰，由陈独秀跋诗云：“罗袜玉阶前，东风杨柳烟。携锄何所事，双燕语便便。”邓将此画视若拱璧，建国后一直挂在其寓所的墙壁上，即使文革期间，画作亦不离身。
　　苏曼殊曾于日本收集并描画出古代妇女的发髻式样凡一百种，称《蓬瀛鬘史》（即《女子发髻百图》）。其中有些汉、唐的发型，是他从日本图书馆所藏的古版书的插图中描下来的。曼殊离开时，将《蓬瀛鬘史》赠与孙伯纯，孙回忆：“民国前四五年……曼殊游东京浅草公园，园有观音堂，村女子多来参拜。曼殊辄手一卷纸，在人丛中画之，此卷成功，大约费时数岁之久，洵可宝也。”

云雾山

　　刘季平夫人陆灵素在《曼殊上人逸事》写道：“上人偕粤东马小进义士过华泾，在民元五月初。一夕饭罢，索胭脂作画，时儿女辈皆已尽睡，外子觅得一片如薄饼者，置画碟中。上人且画且谈笑，顷刻成《黄叶楼图》一，为余画扇面一。又蘸墨汁作横幅一，笔端胭脂未净，枯柳残鸦，皆作紫酱色，今日尚储箧中，成奇观也。”
　　友人向苏曼殊索画，曼殊从不肯轻易下笔。南社好友高吹万千里寄缣，请曼殊绘制《寒隐图》，一再稽延，频年难以到手。《太平洋报》总编叶楚伧仰慕其祖上名媛叶小鸾，屡次请曼殊作《汾堤吊梦图》，曼殊总以无净室无画具为由推脱。同在报社工作的李叔同在三楼有一工作室，布置精当，画具一应俱全。一日，李叔同外出，叶在室内备好曼殊喜爱的糖果、雪茄、牛肉等，邀请曼殊入室品尝。等曼殊一入室，叶即反锁房门，并告诉他：“今天一定要画完，画不好不放你出来。”曼殊遂振笔作画，一挥而就。叶楚伧于是打开房门，赠曼殊一豹褥，二人欣然共饮。

　　1914年，苏曼殊的身体日渐孱弱，在东京入院治疗。此时他为友人（多为红颜知己）索画而苦恼，在给何震生的信中说：“和尚有愁无命，画债如山。”他还编了一份名单，将旧日欠下画债索画者一一列入。
　　高剑父说：“曼殊作画都是送人的，爱用日本麻纸与绢，又从来不喜设色，画的风格极其高远。所以后来有人说他‘画参中东之法，贯通融会，不甚着墨，而俊逸之气，溢于楮表’。”
　　黄宾虹对友人说：“曼殊一生，只留下了几十幅画，可惜他早死了，但就是那几十幅画，其分量也够抵得过我一辈子的多少幅画！”
　　《苏曼殊图像》的作者陈世强说：“曼殊作画，笔墨极简，往往‘惜墨如金’，以‘偷工减料’的方式画出，情景却极其充实。”
　　黄侃评苏曼殊画云：“苏子谷作画，极萧疏澹远之致。”
　　苏曼殊去世后，友人蔡哲夫将其画作汇编成册付梓，由黄宾虹题签“曼殊上人墨妙”。蔡去世后，曼殊遗画原作由其夫人谈月色珍藏，但至1948年，被人从家中盗走。谈月色说：“《苏曼殊画册》被盗，辗转流传到香港。……被盗窃的原因是友人要我出让这画册，愿送我十亿金圆券。我不欲出让，想待将来有好人治国的时候送给国家保存。盗窃者知此情况，遂将此宝贵文物盗去。”曼殊遗画的真迹至今下落不明，而当时的《苏曼殊画册》由在广东任督办的李根源出资选印四百册，仅发出几十本，剩余三百余本存于官舍中，毁于火灾。


　　妍雅
　　苏曼殊、黄侃曾与章太炎一起居住在东京新小町，曼殊喜欢拜伦的诗，时时咏诵，长歌当哭，林樾振响。曼殊叙述拜伦诗的意思，由黄侃撰文，章太炎润色，译成《赞大海》、《去国行》、《哀希腊》等，译辞华妙，颇似汉乐府、魏晋古诗。
　　日本僧人飞锡在《潮音跋》中记载：“（曼殊）东归随太夫人居逗子樱山。循陔之余，惟好啸傲山林。一时夜月照积雪，泛舟中禅寺湖，歌拜伦《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抗音与湖水相应。舟子惶然，疑其为精神病作也。”
　　陈去病回忆：“民国元年……弟与忏慧同客秋之，天明尚早，忽叩门声甚紧，急命仆拔关视之，则曼殊偕溥泉来也。于是相与游泛者凡四日，有晴，有雨，有雪，溥泉每引以为乐，谓曲尽西湖之美也。”

　　苏曼殊好作绝细蝇头小字，颇有书卷气，也有一些女人风的特征。写信时，曾在便笺边沿起，写满了小于蚂蚁的细字。他的信札潇洒如六朝人语，如其在西湖畔给友人写信云：“此时满湖烟雨，正思足下也。”
　　黄阿生回忆苏曼殊：“师待人接物，谦恭和蔼，无贵贱之别，故予乐与师谈。旅楼一角，娓娓忘倦。有时竟日不作一语。或宵中卧起，启户潜出，徘徊湖滨，啸吟达旦。”
　　张卓身记载：“忆自戊申之秋，与予同寓东京小石川智度寺，……偶值寒风凛冽，雨雪载途，人皆围炉取暖。曼殊独自踽踽，出游山林旷野之地；归则心领神会，拳拳若有所得，乃濡笔作画。其画，山明水秀，超然有遗世独立之慨。然亦不多作，兴至则作之。与其诗相称，均足以见胸襟，并传不朽。”
　　平智础回忆：“逮癸丑（1913年）……七、八两月，同居杭州之西湖白云庵课堂中，联床对月，闲话桑麻。是为础与曼殊踪迹最密，留恋最久之时。当沪居无聊，常至楚榭秦楼，以作消遣。同游者，多本南社中人，及海内知名之士。每值夕阳西下，击鼓催花，直有不醉胡归之慨。……在白云庵时，（苏曼殊）晨起甚早。或泛舟湖中，或步入山林，六桥三竺，笃友如云。门外有大梧桐数株，常以小刀刻诗句于上，以记游踪。每言：‘如此好湖山，将来必埋骨于此。’”

　　许啸天回忆在西湖畔与苏曼殊、平智础同游的情形道：长长的暑天，炎炎的夏日，吓得曼殊整天躲在白云楼头，不敢下楼。但每到斜阳挂在树梢，诗人便从床上直跳起床，连说：“去！去！”从白云庵对渡，便是壶春楼，楼头是我们每夕大嚼的地方，诗人入座，第一句便说：“来一盘生炒鸡！”生炒鸡一大盘，热腾腾在面前，我们三个人六箸齐下，寂静无声。看我们诗人：他尖尖的顶儿，浓浓的眉儿，长长的睫毛，炯炯的目光，厚厚的唇儿，他本来懒得讲话，到此时，他愈加不肯讲话了。但愈是不讲话，愈觉得他脸上有无限若干的诗意。天天登楼，天天吃鸡，天天感觉有诗意。

　　三人同游西湖，面对湖光山色，苏曼殊兴致颇高，制一谜云：“想当年，绿鬓婆娑，自归郎手，绿少黄多。受尽了多少折磨！历尽了多少风波！莫提起，提起来，清泪滴江湖！”许啸天、平智础二人均猜不出来，原来谜底为竹篙，皆拊掌称妙。

云雾山

　　交游（一）
　　柳亚子在《苏玄瑛传》中谈及苏曼殊在日本的情形时感慨：“海内才智之士，鳞萃辐辏，人人愿从玄瑛游，自以为相见恨晚。”
　　柳亚子之子柳无忌则说，与苏曼殊往还的名士“差不多成了一幅民国以来文人名士的缩影图”，他一一列举了这些人的名字：“如冯自由、刘季平、陈独秀、黎仲实、钮永建、陈天华、黄兴、朱执信、秦毓鎏、廖仲恺、何香凝、陈少白、套成长、龚微生（未生）、赵伯先、张云雷、魏兰、罗黑芷、汪东、叶澜、陈陶遗、居觉生、章太炎、黄侃、柳亚子、陈去病、高天梅、高吹万、朱少屏、叶楚伧、马君武、包天笑、朱梁任、黄晦闻、邓秋枚、马小进、蔡哲夫、诸宗元、李晓暾、章士钊、蔡元培、沈尹默、徐忍茹、田梓琴、邓孟硕、邵元冲、萧纫秋、陈其美、陈果夫、宋教仁、杨庶堪、胡汉民、蒋介石、程演生、刘师培、何震、周豫才、周作人、许寿裳、袁文薮、陈树人、郑桐荪、马一浮、刘半农，以及佛莱蔗、钵罗罕、宫崎寅藏等。”

　　汪东回忆1906年在东京结识苏曼殊的情景：“余十六岁时，于日本东京识曼殊上人，夷服修发，不知其曾受比丘戒也。为人寡言笑，无喜愠，淳然天真，以是人乐与亲。余方从革命诸巨子游，高揖群伦，猛气如虎，及见曼殊，则亦心折。”
　　1907年前后，苏曼殊在日本与鲁迅有过一段交往，两人曾共同筹办杂志《新生》。鲁迅生前曾多次提到苏曼殊，他对日本友人增田涉说，苏曼殊是“一个古怪的人，有了钱就喝酒用光，没有钱就到寺里老老实实地过活。与其说他是虚无主义者，倒应说是颓废派”。他在给增田涉的信中说：“曼殊和尚的日语非常好，我以为简直像日本人一样。”
　　章士钊曾言：“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一陈独秀；一章太炎；一李根源。”但这三人均为苏曼殊挚友，且友善始终。
　　留学日本时，苏曼殊结识陈独秀，一生敬其为“畏友”。20世纪初，二人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日本，一度同寓而居，几乎形影不离。郑桐荪说：“曼殊的朋友，恐怕要算仲甫最久最厚。”
　　何之瑜记载：“曼殊向仲甫学字学诗文，所以曼殊的字很像仲甫，曼殊的诗，不仅像，好许多是仲甫作的或改的；而仲甫则向曼殊学英文、梵文，每天都呀也呀的……”
　　苏曼殊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处处渗透着陈独秀的思想，他曾讽刺上海有许多假革命志士，“名为进学校，实为进妓院”。当时许多人对号入座，有名为朱菱溪之人，读到此段后，怒道：“必狙击独秀然后快！”后经章士钊调停才得以平息。
　　1906年，苏曼殊在上海结识刘师培，此后即一同东渡日本，与刘氏夫妇、章太炎同寓而居。据说，曼殊在一次谈话中，得知刘母认识河合仙，非常高兴，也因而与刘师培格外亲近。当时在《天义报》上曾刊登《女娲像》一幅，附有赞语，署名何震，实则画为曼殊所绘，赞语为章太炎捉刀。

　　章太炎长苏曼殊16岁，却颇为投契。1907年，曼殊在民报社居住时，与章太炎朝夕相对。泪红生曾在《记曼殊上人》中说：“与太炎居尤久，其文字常得太炎润色，故所译英文拜伦诗，中多奇字，人不识也。”
　　及至刘师培变节，革命党人认为曼殊亦是刘的同党，章太炎撰文为曼殊辩解，称曼殊对与刘师培密谋背叛革命的人极为痛恨，“辄詈之或不同坐……”，并说：“元瑛可诬，乾坤或可几乎息矣”，“广东之士，儒有简朝亮，佛有苏元瑛，可谓厉高节，抗浮云者矣。若黄节之徒，亦其次也。岂与夫录名党籍，矜为名高者，同日语哉？”

　　交游（二）
　　刘季平是苏曼殊在日本成城学校的同窗，曼殊每到经济窘迫，“剃头洗身之费俱无”时，总向刘求助。刘无论宽裕与否，从不推却。曼殊称二人在南京陆军小学任教时，“对床风雨，受教无量”。曼殊的诗词中多次提及刘，并将自己幼年与养母河合仙、与外祖父母所照的照片赠与刘。曼殊还曾请刘季平为自己作传，说：“因知我性情遭遇者，舍兄而外，更无他人矣。”
　　在南京时，苏曼殊结识了青年革命家赵声。他在《燕子龛随笔》中写道：“赵伯先少有澄清天下之志，余教习江南陆军小学时，伯先为第三标标统，始与相识，余叹为将才也。每次过从，必命兵士购板鸭黄酒。伯先豪于饮，余亦雄于食，既醉，则按剑高歌于微风细柳之下，或相与驰骋于龙蟠虎踞之间，至乐！”
　　苏曼殊曾答应为赵声绘一《饮马荒城图》，但始终未成。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赵声悲愤不已，呕血而死，葬于香港。民国元年，曼殊绘成《饮马荒城图》，题诗云：“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效法延陵挂剑，托人带至赵声墓前焚化。
　　1907年9月，苏曼殊得生母河合若资助，启程回国，途中染病，回到上海时“惟有一身瘦骨”，由邓秋枚安排，住在国学保存会的藏书楼。陈去病回忆：“曼殊来，即就余室设榻卧焉，而诸宗元贞壮，刘三季平，高旭天梅，朱葆康少屏恒一来会，互谈大欢。”曼殊曾和国学保存会的会员在藏书楼前摄像一帧，曼殊身穿西服大衣，头戴圆礼帽，与身着长衫的旧学者们相映成趣。

　　一次，苏曼殊与马君武争论拜伦诗的翻译问题，曼殊毫不相让，马君武每为所屈，遂恼羞成怒，竟举拳欲打曼殊，为杨沧白所阻。杨后来对人说，苏曼殊已是极可怜之人，何忍心再加以拳脚？
　　薛慧山记载，苏曼殊常到西湖边徜徉，并到陶社拜访该社管理员叶仁吉女士。叶每令社役在附近“楼外楼”叫一大碟物廉价美的醋溜鱼来共享。曼殊因嗜嚼糖果，满口龋齿，饭后，齿间余屑甚多，叶女士竟拔下头上银簪，让曼殊剔牙。
　　民国成立后，苏曼殊到《太平洋报》任主笔，与叶楚伧、柳亚子、李叔同等人为同事。据柳亚子回忆，社中同仁几乎日日宴饮，“不是吃花酒，便是吃西菜，吃中菜，西菜在岭南楼和粤华楼吃，中菜在杏花楼吃，发起人总是曼殊”。
　　苏曼殊倜傥不羁，但孙中山却对其很是亲厚。一次，廖仲恺发党员费用，原本不打算发给曼殊，认为曼殊曾学陆军，却不从戎，颓废若此。孙中山知道后，最终令人发与曼殊。曼殊去世后，《曼殊遗迹》辑成，孙中山为之亲题“曼殊遗墨”。
　　俞剑华回忆，他在东京游学时，常去陈道一处，苏曼殊也常来。东京多雨，大街小巷往往泥泞深数寸，非穿高齿棠木屐不可。中国留学生穿上木屐，往往不会走路，一到雨天，便深以为苦。曼殊自由生长于日本，对此却极习惯。每当盛雨少住，但凡听见屣声从小巷传来，大家就说：“必是曼师来了”，推门一看，十有八九不错。
　　苏曼殊与蒋介石也有交往，据说是因其学生陈果夫引见而结识。当时蒋正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炒作股票，寓住新民里十一号，曼殊贫病交加，蒋曾将其接回自己寓所调养，由其如夫人悉心照顾，并典当衣服给他买糖吃。
　　苏曼殊与理学大师马一浮曾在西湖畔两次晤见，谈论娓娓，竟而忘饥。
　　晚年，苏曼殊在上海与朱少屏交好，朱曾对柳无忌说：“曼殊没有钱时，我有银一元必给曼殊半元。曼殊要吃糖时，我必买糖给曼殊吃。”
　　郑桐荪在给柳无忌的信中回忆在安庆时从苏曼殊游的情形说：“我们在安庆，每天上小蓬莱吃点心，或吃饭，这也是他主动。现在回想当时的每天‘上蓬莱’乱谈今古，觉得生平快乐，莫过于此；而一念及故人黄土，则又不觉悲从中来，不能自慰。”

云雾山

　　激越
　　清末国运衰弱，洋人用“支那”一词来作为对中华的蔑称，苏曼殊对此大为气恼。一次，曼殊偶然从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发现，古印度语中的“支那”一词，源于古印度人对商朝华夏人民“智巧”的称赞，欣慰不已，写信遍告友人，要让大家都知道“支那”原本是代表了华夏民族的优越性。
　　秦毓鎏回忆在日本留学时的苏曼殊说：“曼殊孤介静然，粥粥若无能者，又操粤语。同人遇之皆甚落寞。……同人以郑延平目之。”郑延平即郑成功，曾收复台湾，母为日本人，曼殊身世与其相似，对其很是崇敬。
　　苏曼殊虽是中日混血，却厌恶日本人如仇寇，在日侨居数年，不肯说日语，宁可不厌其烦地找人翻译。曼殊曾染流行病，友人来访，惊讶地问他为何不去看医生，曼殊不答，顾左右而言他。友人强迫他去医院看病，他说：“你的盛情我很感激。你了解我的性格，如果你愿意做我的翻译，我就跟你去医院。”友人笑答：“这你就不用顾虑了。”于是曼殊随友人来到医院。医生殷勤接待，问曼殊哪里不舒服，曼殊不发一言，友人遂代他回答。医生边问边记，谁知一转身的功夫，曼殊便不见了踪影，友人遍寻不见，只能向医生致歉告别。寻到曼殊住处，他果然已经回来了，友人说：“你真是孩子脾气，去了又跑回来，也不告诉我，为什么啊？”曼殊答：“你把我的病症说错了，得了病哪能乱开药。”友人赧然道：“那你自己说不就不错了吗？”曼殊答：“你忘了我不操日语？”友人语塞而去。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随后的辛丑条约，庚子赔款，使早已疲惫不堪的中华民族更加苦不堪言。苏曼殊时在日本大同学校就读，该校师生每日下课，必呼十六字口号始散：“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每饭不忘，勖哉小子！”
　　在苏州时，苏曼殊与友人朱梁任等人到郊外猴子山“招国魂”。他们带上祭品，一路举着一条镶白边的黑布做的招魂幡（幡上绘有一头威猛的雄狮，写有“魂兮归来”的字样），爬上山顶，扯起一面“招我国魂”的红旗，齐声高唱“招国魂歌”。
　　面对国家危难，山河破碎，苏曼殊豪言道：“假如需要且必要，我便是当今之荆柯。”
　　苏曼殊在《惨世界》中，痛斥“孔学是狗屁不如的奴隶教训”，“皇帝是抢夺别人国家的独夫民贼”。鲁迅称之为是“血的蒸汽醒过来的声音”。

　　苏曼殊认为，《红楼梦》为“愤满人之作，作者真有心人矣。……其第七回便写一焦大醉骂，语语痛快。焦大必是写一汉人，……焦大所云……字字是血，语语是泪。故屡次禁售此书，盖满人有见于此也。今人无不读此书，而均毫无感触，而专以情书目之，不亦误乎？”
　　一次，苏曼殊与友人去牛肉馆吃饭，进入雅座，还未坐定，店家便过来阻止，称是专供给外国人的。未几，几个外国人进入雅座，竟然是几个入了日本籍的广东人。作为广东人的曼殊遂于报端发表《呜呼广东人》，开篇即悲愤曰：“吾悲来而血满襟，吾几握管而不能下矣！吾闻之：外国人与外省人说，中国不亡则已，一亡必亡于广东人手。”
　　1905年，苏曼殊在南京陆军小学任教，曾多次去明孝陵凭吊，每每感伤落泪，浸透罗帕。某日，曼殊游明孝陵时偶得明故宫瓦当一枚，视为珍宝，制绫为衣，枕之而寝，说是防他人盗去。日后，他还请陈去病为瓦当赋诗，足见珍爱程度。
　　辛亥革命爆发时，苏曼殊在爪哇闻讯极为兴奋，急欲回国，他在给柳亚子、马君武的信中说：“迩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光中抵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惟有神驰左右耳。”

　　1915年，苏曼殊在日本写信给郑桐荪、柳亚子道：“小园嘉树列植，足以流盼。时解衣觅虱，放于地上。有一侏儒亦于发中发出一虱，强谓余过彼。余言，‘余之虱自身上，色白；子之虱自头上，色黑。何强加余以过？’侏儒语塞。然吾是弱国之民，无言以居，无心以宁。亚子岂知吾愁叹耶？”信笺上“吾是弱国之民”数语，行墨间隐隐有泪痕。
　　1916年间，国内形势动荡。某日，刘半农与苏曼殊晤面，室中点着一盏暗暗的石油灯，二人靠着窗口，各自坐了张低低的软椅，刘兴致勃勃地与曼殊谈论西洋诗。刘说了半天，曼殊并不开口，只是慢慢地吸着雪茄。到末了，他忽然高声说：“半农，这个时候，你还讲什么诗，求什么学问！”
　　苏曼殊写道：“众人一日不成佛，我梦中宵有泪痕。”

云雾山

　　革命
　　1902年，苏曼殊经冯自由介绍，加入了陈独秀、蒋百里等创立的爱国组织青年会。次年，曼殊由横滨侨商保送，转学至成城军校，学习陆军，立志做一个杀敌的军人，与蔡锷为先后校友。
　　1903年，俄国拒绝从中国东北三省撤军，东京留学生自发组织“拒俄义勇队”（后更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苏曼殊亦加入其中。军国民教育会规定，成员必须每月义务捐款四角，曼殊生活拮据，可每次都捐一到两元。为培养军事人才，他与廖仲恺等人组织牛込区的留日学生成立义勇队，每天清晨到大森操场，由黄兴教授枪法，练习射击。

　　苏曼殊参加革命活动，遭到了表兄林紫垣的反对，林停止了对曼殊的资助，迫使他放弃革命活动。9月上旬，曼殊决定放弃学业，回国投身革命。临行前他作诗两首赠别恩师汤国顿，其中一首为：“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曼殊还给林紫垣留了一封“遗书”，称抵达上海即跳黄浦江，以表达对林阻扰其革命的愤懑之情。
　　抵达上海后，苏曼殊先由友人安排，到苏州吴中公学社任教，曾应同事包天笑之请，为其绘《扑满图》扇面。扑满是泥制的贮钱罐，丢入铜钱只进不出，只有等积满后扑碎了它才可取出。这幅图一语双关，扑满者，扑灭满清也。
　　香港传闻哥老会龙头杨洪钧、李云彪被康有为折辱，从惠州剃度后刚回到香港的苏曼殊义愤填膺，向陈少白泣诉道：“康有为欺世盗名，假公济私，聚敛钱财，污辱同志，凡有血气，当歼除之！”并向陈借手枪。陈忙劝阻，告知枪支都是有登记的，不能轻易外借，如果有意外，则牵累不少。曼殊失望而去。
　　江南新军征兵，苏曼殊、伍仲文多次与标统赵声商量，并帮助赵翻译了一些军事资料。某次席间，伍仲文问曼殊道：“佛弟子私参军制，不是要动杀机吗？”曼殊答：“住兵卫国，必出自征兵制度，参与这件事，也是一种善行啊！”
　　南京陆军小学学生革命思想甚为活跃。有一次，国文教员钟某赴沪，苏曼殊代其授课，学生王某的作文多有指斥清政府之语。曼殊批改完毕，在文末写了一个“密”字，并将王某叫道其卧室，告诫王某，不要这样显露，以免招来不测之祸。
　　苏曼殊与浙江光复会的秋瑾、陶成章、龚未生等人很是熟稔，故光复会曾通令会员，尊曼殊为文化导师。

　　1907年，到南京策反新军的革命党人孙毓筠（光绪帝师孙家鼐的曾侄孙）因事情泄露被捕后，被端方以美人计笼络，圈在端方督署的后花园。党人担心孙变节，遂举章士钊写信敬诫。章斟酌再三，觉得不好拿捏措辞轻重，难以落笔，于是委托苏曼殊捉刀。曼殊写下七绝一首云：“小楼春尽语丝丝，孤负添香对语时。宝镜有尘难见面，妆台红粉画谁眉？”以“春愁”比兴，提醒读信人勿忘往日“恩爱”。南京光复后，孙毓筠获释，出任革命军江浙联军总部副秘书长，但袁世凯称帝时，又参与组建“筹安会”。曼殊“妆台红粉画谁眉”，可谓对其一生的谶问。

　　1913年7月21日，苏曼殊以个人名义在《民立报》上发表了词锋凌厉的《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讨伐袁世凯，檄文称：“……自民国创造，独夫袁氏作孽作恶，迄今一年。擅操屠刀，杀人如草；幽蓟冤鬼，无帝可诉。……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极，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魂！尔谛听之！”檄文发表后，曼殊遭到上海护军使郑汝成的通缉，遂避到杭州。


　　逸事（一）
　　苏曼殊名号、别号、笔名众多，世人却皆通晓其法号“曼殊”。“曼殊”本为其师兄法名。“曼殊”原为文殊菩萨称号，文殊司智慧，“曼殊”之意为“妙”。
　　苏曼殊生性好奇，好弄玄虚，其笔名众多，甚至随意使用古人姓名，如宋玉、郭璞等。柳亚子称曼殊笔名之多不输于明末著名学者傅青主。
　　苏曼殊本名元瑛，玄瑛是柳亚子为其所改。因康熙名玄烨，故清朝避讳玄字，连千字文上的“天地玄黄”也改为“天地元黄”，柳亚子偏不服气，常将元字改为玄字，于是曼殊的“元瑛”也被柳改为了“玄瑛”，此后曼殊也作苏玄瑛。曼殊仰慕的元朝画家倪瓒亦字“玄瑛”，颇为巧合。
　　在长沙任教时，苏曼殊每次上课，先学生至，重诵读，开卷略加讲解，即喃喃不辍。至全堂诵声大作，曼殊以右手支颐，入睡乡矣。迨闻铃声，则开目微笑，夹书而去。
　　在长沙，苏曼殊并不作僧人打扮，是以实业学堂的学生们并不知他是出家人。离开长沙时，曼殊邀学生同到牛肉馆吃饭，他坐在一旁，并不举筷子，问他，则笑而不答。吃完后，师生还同拍了一张照片留念。曼殊坐到车上，取出袈裟披上，俨然是一僧人，学生们惊诧不已，看他的帽子，才知道辫子是假的，他平日戴着帽子，并不露出头顶，学生们到这时这才恍然大悟，相与大笑。
　　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最初在南洋某报连载，结果后来某报停刊，又改在上海《太平洋报》连载，结果《太平洋报》也停刊，稿尚未完，于是改为印单行本。
　　1907年10月4日，苏曼殊前去拜访蔡哲夫，称当日为自己生辰。实际据苏家族谱记载，曼殊生辰为9月28日，10月4日为清代文学家朱彝尊（字竹垞）的生辰，曼殊对其颇为尊仰，故说该日为自己生辰。蔡不明就里，当即按广东习俗，用猪肉、猪肝、鱼肉熬成“三及第粥”，为曼殊贺寿。曼殊大为高兴，连吃两碗，之后又提议玩叶子戏，然不擅此道，屡屡败北。蔡请曼殊作画，曼殊不愿动笔，反让蔡为他治印，蔡遂为其治“与竹垞同日生”章一枚相赠。

　　1909年夏，苏曼殊与好友刘季平避暑于杭州白云庵禅院，意外收到一封匿名的恐吓信。大意是，革命党人早就看出苏曼殊形迹可疑，与叛徒刘师培、何震夫妇瓜葛甚密，警告他若再敢与刘、何二人沆瀣一气，不加收敛，阎王殿上就会立刻多一个新鬼。此信为同于曼殊住在白云庵的革命党人雷昭性所写，曼殊见后惊恐不已，匆忙逃到上海。
　　1909年，苏曼殊在西湖，常去孤山找一位卖茶的姑娘，还带她到白云庵去玩过。曼殊离开了白云庵后，他的包饭就送给这位小姑娘吃。姑娘后来一直在孤山卖茶。许多年后，诗人严梦多次去孤山谒墓、写稿，品尝过她所卖的绿茶、藕粉。他猜测这姑娘是爱过曼殊的，由此写下散文《梅花的微笑》，发表在《大公报》上。

云雾山

　　逸事（二）
　　一次，苏曼殊与友人闲话，其中一人于衣中扪得一虱，将毙。曼殊念加阻止，说：“不要毙，只掷之窗外即可。要知道，捉在你手里，它已经痛楚无比啦！”又一次，曼殊宿友人处。深夜，其家人鼓噪而起，谓有小偷入室，明灯搜捕，则已逃遁。曼殊摩挲睡眼，问道：“贼抓住了吗？千万不要伤害他，给他二枚小银元，放他走吧！”大家都笑了：“和尚可真慈悲啊！”
　　苏曼殊潦倒扶桑时，衣垢无可换。旅馆有暖气，一日室温温然，颇有春意。曼殊于是脱衣洗涤，放在暖气片上烘干。未料不久，暖气停放。第二天，曼殊只好卧床不能起，直待湿衣自然晾干，才得以御之外出。
　　某年腊月的一天，一姓陈的广东人，不知何故在岳王庙附近被警察拘留，缚于树上。其人面貌清癯，戴有眼镜，虽被缚，却不肯让人去其眼镜。事情传人诸宗元耳中时，他从其人长相、特点判断“此必我友”，耽心天寒，若强剥其衣，必然冻死无疑，乃急使人以电话询问岳王庙警察所，对方答复：已由其同乡苏姓保释。诸松了一口气，说“这肯定是曼殊”，后来见面询问，果然不错。
　　苏曼殊与李叔同都曾留学日本，都先后出家为僧，并曾在上海《太平洋报》为同事，二人都以诗书画并绝而著名，且都以笔名数量繁多著称，苏曼殊曾在给朋友的书信中署名“弘”，而李叔同法号“弘一”，可谓巧合。有趣的是，曼殊在日本时曾观看过李叔同创立的春柳社的话剧，对此种新剧颇不赞同，称：“黑奴吁天录、茶花女遗事……诸剧，都属幼稚……”李叔同未剃时，其友人曾对他说：“曼殊一出家，你们这些开伤感主义风气之先的文人就更认定人生是悲剧，是苦空无常。”

　　苏曼殊去朝圣的路上，曾路遇老虎。一次，曼殊到河边洗脸，突然从河对岸的丛林里窜出一只黄虎，昂着头，双耳直竖，眼睛盯着曼殊，一动不动。大约相持了十来分钟，老虎似乎觉得曼殊没有什么恶意，就俯下头到河里饮水，之后转身消失在丛林中。曼殊见老虎离去，长吁一口气。当天晚上借宿在不远的村寨中，曼殊将白天遇到老虎的事告诉村民，村民听后全都惊诧万分，说他福大命大。
　　苏曼殊与柳亚子同住在上海时，柳子无忌已六岁了，曼殊总将他当成女孩子，有时还将他的名字改作无垢，他曾送给柳无忌一套风景画片，上书“无垢女公子收入”，又曾送给柳无忌绢花两朵，附信中写道“无忌女公子哂存”。一直到1917年柳无忌11岁时，曼殊才承认他是个男孩子。柳亚子的次女出生后，柳亚子为之取名无垢，以此纪念曼殊。
　　苏曼殊爱打麻将，周南陔记载：“曼殊在青岛时，日与觉生之夫人，日人萱野长知之夫人，及予，以赌麻雀为戏。席地而坐，予极苦之。而彼等悉乐此不疲，日日迫予为此。予每见居公长女公子来呼，及彼等来呼，辄谓宣布死刑云。久之，此语流传甚广，传为成语，咸谓麻雀戏为宣布死刑也。顾曼殊虽好此，而技甚劣，每赌必输。惟百事均可懒，而闻赌即踊跃矣。”陆灵素也记载，民国元年，曼殊到访，吃罢八宝饭，兴致颇高，邀请他们作“意钱之戏”，陆推说不会，不能成局，曼殊“颇怏怏也”。

　　在杭州白云庵居住时，苏曼殊曾自述一联：“小窗容我静，大地任人忙。”据郑逸梅记载，后来有人在普陀普济寺看到曼殊为该寺写的巨幅对联云：“乾坤容我静，名利任人忙。”

　　飘零（一）
　　苏曼殊从不对人谈及其身世，即使亲密如刘季平、陈独秀亦不言及，刘半农曾在信中谈及其小说《碎簪记》，曼殊复信竟一连用了两个不必问，他答道：“所记固属子虚，望先生不必问也。……不慧正如图腾社会众人，无足为先生道也。今日病少除，书《人鬼记》，已得千余字。异日先生如见之，亦不必问也。”
　　沈燕谋回忆，苏曼殊于身世，本有难言之隐。偶尔向沈口头陈述，十九语焉不详。若加询问，他总是说：“无聊得很，无聊得很。”
　　关于苏曼殊的身世，存在诸多猜测，其友人陈独秀、柳亚子柳无忌父子亦对此进行了诸多考证。1969年，苏曼殊九妹苏慧珊揭开了曼殊身世谜底：其父苏杰生长年在日本横滨经商，娶日妾河合仙。河合仙有妹河合若，年在妙龄，随河合仙来到苏家，愿作苏杰生偏室。河合若胸前有一红痣，苏杰生见后称：“伊当生有贵子。”遂与河合若同居。河合若身怀六甲时，曼殊二叔苏德生在国内为苏杰生聘娶第三妾大陈氏，来到横滨，见河合仙姐妹后，将二人逐出家门。苏杰生只好另觅房屋安置河合仙姊妹，不出数月，河合若即生曼殊。

　　苏曼殊出生三个月后，河合若回到娘家，后嫁给一名日本军人。曼殊便随河合仙一起生活，亦曾一度被生母接到东京。曼殊六岁时，因苏杰生的妻子黄氏年届不惑，妾大陈氏连生女儿，苏家子嗣仅长子苏煦亭一人，有“香火”之虑。苏杰生便乘机告知妻子曼殊的存在。苏家人听罢大喜，马上将曼殊接回苏家，带回老家广东香山县沥溪村生活。苏曼殊虽得祖父母疼爱，但在家中屡遭到黄氏、大陈氏等人冷眼。

　　7岁开始，苏曼殊入村塾读书。很快，曼殊便表现出过人之处，写字速度异常迅速，为他人所不及。但他性格孤僻，极少与人交谈，然而一旦与人交谈，遇到与他意见不同的，必与人争辩，滔滔不绝，一直驳到对方无可置喙为止。
　　1895年，苏杰生携妾大陈氏及女儿们赴上海经商，而长兄苏煦亭则到日本随表兄学习商业，独将虚龄12岁的曼殊留在沥溪老家。当时正值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国人仇视日本人，曼殊独自在老家被族人视为“异类”，遭到唾骂。曼殊“感怀身世，郁郁不安”，以至于认为自己是遭到抛弃，被苏家收养的日本人。日后，他曾在《燕子龛随笔》中以前人诗自况，悲云：“挑灯含泪叠云笺，万里缄封寄可怜。为问生身亲阿母，卖儿还剩几多钱？”

　　次年3月，苏曼殊由姑母带到上海，找到父亲。他对父亲说，一家数十人，最爱他的是祖母，嫂嫂还算贤良，婶婶和亲戚则轻视他，因而“淡观一切，矢志永不回乡”。从此，曼殊再未回到家乡。
　　1897年4月，因祖父病重，苏杰生回到家乡，在上海读书的苏曼殊随大陈氏一起生活，受尽虐待。到11月间，祖父病重，大陈氏携女返乡，将生活用品尽数带走，连被子的被面被里都拆走，仅留一条棉胎给曼殊度日。大堂兄苏维春从日本返乡，途径上海，得知后极为不忍，为曼殊重新买了被子。
　　大陈氏离开后，苏曼殊便托付给姑父姑母照拂，境况依旧不好。曼殊后来翻译雨果的《悲惨世界》，里面杜撰某姑母逼迫寄养的侄女为娼，大概为对姑母当年冷眼相待之控诉。
　　苏曼殊为庶母大陈氏虐待，却对大陈氏所生的几个妹妹很是爱护。1898年春，曼殊随表兄林紫垣赴日本读书，甫一下船，得知此处正开展会，急忙到花粉店选购了各式胭脂水粉送给年幼的妹妹们。同行的表兄、堂兄素知他性情，一笑了之。

云雾山

　　飘零（二）
　　在日本大同学校读书时，一日，教员陈荫农在课堂上谈及某事时说：“汝等谁为相子者举手。”日语“相子”指混血儿，当时旅日华侨称华父日母的混血儿为“相子”。全班举手者过半，曼殊亦在其中。
　　苏曼殊在日本求学的费用由表兄林紫垣提供，林生性吝啬，每月只支助曼殊十元。当时留日学生可以靠译书赚取稿费，但曼殊儿时在乡间只上一年村塾，且因其身体羸弱，一年村塾学习有大半在病中，故国学功底较差，不能胜任翻译一事。曼殊只能住日本最穷的学生住的最低廉的“下宿屋”，吃的是掺了石灰的白饭。但他安之若素，不以为苦。为了节省火油费，他晚上竟不点灯。同住者问他，他则答曰：“余之课本，日间即已熟读，燃灯奚为？”

　　1903年，父亲苏杰生得知曼殊到香港后，曾到香港中国日报报社找曼殊，催促他回乡完婚。曼殊避匿室内，坚决不出，陈少白劝之再三，他唏嘘不答。不多时，曼殊告知陈他决意出家为僧，准备到某寺拜师受戒。陈以为他天性凉薄，遂赠其数十金，资助其成行。几个月后，曼殊再出现在香港时，已经是淄衣芒鞋。
　　次年3月，苏杰生沉疴缠身，奄奄待毙，他托同乡简世锠到香港寻苏曼殊，规劝其回乡，希望临终前父子见上一面。但曼殊对简说：“我身上无钱，请伯父先回去。我到友人处借钱，然后回去。如果无钱回去，会被家人小看。”3月15日，苏杰生去世，曼殊拒绝奔丧，而是择道直奔上海。
　　据苏曼殊九妹苏慧珊说，简世锠是苏父逝世时才到香港找曼殊回乡奔丧的。曼殊问简：“父亲在世乎？”简回答：“已去世。”曼殊说：“父亲若在世我即回去，今云父亲已去世，回去无甚意味。”遂没有回乡奔丧。
　　1907年，苏曼殊在东京与养母河合仙会面，此时河合仙已经嫁给了一位日本商人，见面是想告诉曼殊自己再嫁之事，并准备让他与自己的丈夫见面。大约一个月后，曼殊与母亲及母亲的丈夫会面。曼殊似乎对母亲再嫁之事颇为不满，将见面地点选择在日本人用于政治会谈的料亭，且拒绝用日语与母亲交谈，两次见面都是友人陈国权同往，任其翻译。
　　苏曼殊养母河合仙在看过何震编辑的曼殊画作后写道：
　　吾儿少不聪明，兼多疾病，性癖爱画，且好远游。……及检其过去帖，见其友刘子所赠诗，有云，享君黄酒胡麻饭，贻我《白门秋柳图》。只是有情抛不了，袈裟赢得泪痕粗。……余询知其为思我及其姊，亦下泪语之曰：“吾儿情根未断也。”今吾儿又决心将谒梵土，审求梵学。顾儿根器虽薄弱，余冀其愿力之庄严。为诗一首，以坚其志。
　　月离中天云逐风，雁影凄凉落照中。（吾儿画此景最多）

　　我望东海寄归信，而到灵山第几重（儿尝作《灵山振衲图》）。
　　诸宗元回忆，苏曼殊与友人交谈，“每言及其母，辄作长谈。每曰：‘我必有以慰老人之意。’其行役时，虽不挈一物，而老母之摄影必置襟囊间。其与友人交谊笃挚者，必以其母之摄影相赠”。
　　二次革命失败后，苏曼殊咄咄书室，郁郁不乐，有时拥衾病卧，竟日不食，食则立进饭五六盂。每每叹息：“飘零之痛，愈于斯乎？”曼殊操普通话而杂以粤音，读“飘零”之“零”如“楞”，听了使人尤其感到痛心。不久，曾经帮助宋教仁起草过国民党大政见书的徐血儿，忧伤病死。姜可生重游上海，曼殊蹙额以告。两人驱车会馆，抚棺恸哭。

　　孤寂
　　苏曼殊友人杨笃生曾对其兄杨性恂说：“曼殊固深于忧患者。”曼殊也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亡友笃生曾尼不慧曰：‘此道不可以之安身立命。’追味此言，吾诚不当以闲愁自戕也！”
　　在日本留学时，苏曼殊曾对同学张世昌说：“你父母双全，真是幸福，但我则孤身一条，身世凄凉。”

　　在苏州吴中公学时，苏曼殊对吴侬软语一窍不通，只能与同仁们作笔谈，闲暇时则整日沉默寡言，偶尔涂抹几笔画，作数首小诗。
　　1903年冬，苏曼殊持冯自由的介绍信到达香港，找到陈少白，住在陈家。他“性情孤介，足不出户，住宿之余，鲜与人语”。陈在《中国日报》的同事王秋湄回忆：“子谷稚气未除，衣履不整，莫辨菽麦，性嗜闲食，行动怪诞，同事以其为书呆子，多不与语，独某君（指陈少白）则殷勤招待，优渥备至。子谷在港，除某君外，别无友侣。”
　　1904年，苏曼殊到长沙任实业学堂舍监。舍监一职最为卑微，所以他常被学生侮弄。他常背人兀坐，歌哭无常，见人时，目光炯炯直视，数分钟不转瞬，举校称他为“苏神经”。他饮食无常度，有时兼人之量，有时却又数日不食。同事回忆，他“日闭居小楼，少与人借鉴，喃喃石达开‘扬鞭慷慨莅中原’之句，并作画而焚”。
　　1904年秋，从长沙回到上海的苏曼殊开始出入于青楼妓馆，常邀一林姓女校书夜乘马车同游四马路。他还爱吃西餐，常请客，每次宴客必请很多人，自己认识的人不多，必托友人辗转相邀。问他何故，答曰：“客少，不欢也。”客至便开席，宴罢即散去，不通姓名，也不言谢，众人都很惊讶。秦毓鎏感慨：“曼殊上人游戏人间，其视金钱如粪土。”
　　蔡哲夫回忆1905年秋第一次在西湖边遇见苏曼殊的情形：“乙巳之秋，……一日，过灵隐岩前，见一祝发少年，石栏危坐，内衣毳织贯头，眉宇悲壮之气逼人。余以为必奇士，大不得已而为之也。今读斯图，知曼殊是岁必客西湖；因语曼殊，遂知当日所见，固曼殊也。”
　　苏曼殊成年后第一次见到养母河合仙，河合仙送给曼殊一把日本刀。1905年，曼殊客居南京时，默默寡言，友人时常强与之谈。他常拿出这把刀示人，说是老母在东岛所赠。
　　在南京陆军小学任教时，苏曼殊喜画兰。一天，同事章木良、伍义伯闲谈南宋诗人郑所南（善画兰），曼殊入座。章木良问：“大和尚之兰与所南之兰相比何如？”曼殊说：“何敢比郑！”伍义伯说：“苏、郑等量齐观，但有独到处，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曼殊默然，以为知己。
　　1906年秋，苏曼殊随陶成章、龚未生由安徽到杭州，住在白话报馆，谋划起义之事。当时杭州传有谣言，称陶、龚等人已召集八府义士三千人，准备于9月12日攻打省城。浙江巡抚遂准备缉拿陶、龚等人，陶、龚得知消息后，忙到上海暂避。曼殊一人留在杭州，颇为寂寥，他在给刘季平的信中说：“举目无亲，欲航海东游。奈吾表兄尚无回信，欲南还故乡，有无面目见江东父老。是以因循海上，卒至影落江湖。无可奈何……”

　　在上海，苏曼殊寄居在第一行台时，每晚必叫堂差（妓女），且不止一人。到了之后，他叫来酒菜，请她们吃，因为他有胃病，故自己不陪他们吃。等她们吃完，他已经上床了。如果他已经睡着，她们便可以自行离去；如果他还未入睡，必让她们静坐恭陪。他叫的堂差多为苏州籍，个个美貌，但他对她们从未动手动脚。
　　苏曼殊曾在给刘季平的信中感喟道：“曼处境苦极，深契如兄，岂不知之？家庭事虽不足为兄道，每一念及，伤心无极矣！嗟乎，刘三，曼诚不愿栖迟于此五浊恶世也。”
　　周南陔说：“曼殊之为人，外虽和易，而内有僻性，故落落寡合。……尝与予深谈甚久，心郁郁不得志，有生何为而死何迟之恨。”
　　郑桐荪说苏曼殊：“他少年时本是极热心，中年后悲观极深。他的拼命吃巧克力、八宝饭、雪茄烟，实是一种自杀政策。金钱到手拼命乱用，无钱则忍饿终日。好吃花酒，而却与他所做的倌人（名花雪南）极少交谈，盖彼之所好不过一场热闹而已，不在花亦不在酒也。”
　　苏曼殊的《过若松町有感示仲兄》云：“契阔死生君莫问，行云流水一孤僧。无端狂笑无端哭，纵有欢肠已似冰。”

云雾山

　　遁世
　　苏曼殊幼时，在东京见到一位裹头法师，颇为喜欢，此后很爱模仿奈良时期裹头法师的装束。是年，一位过路的相士偶然见到曼殊，忍不住驻足感叹道：“是儿高抗，当逃禅，否则，非寿征也。”
　　1896年春，身体羸弱的苏曼殊大病一场，婶婶将他置之柴房以待毙，幸得嫂嫂为他延医问药，照顾饮食，才得以痊愈。身体稍好，曼殊就随化缘和尚赞初法师到广州六榕寺出家，作了一名驱赶乌鸦的小沙弥。一日，曼殊偶尔捡到一只受伤的鸽子，烹食吃下，犯了大戒，被逐出寺院。
　　苏曼殊之侄苏绍贤回忆：“先叔……初入大同学校，常于暇绘僧像，学念经，以为乐。所著之衣，所剃之头，一举一动，酷类僧人，同学咸呼之曰‘苏和尚’。”
　　1900年，因心爱之人殉情，苏曼殊到广州新会县崖山慧龙寺出家。住持起初不愿意为他剃度，他伤心落泪，凄楚地说道：“大方家请毋吝此区区一席地，容我潦倒残生。不然，将自刎座前矣。”住持惧怕，只好留下了曼殊。
　　此后，苏曼殊行脚到番禹县海云寺，此处“小楼三楹，朝云推窗，暮雨卷帘，有泉有茶，有笋有芋。师傅居羊城，频遣师兄，馈余糖果饼糕，甚丰”。继而曼殊又行脚到白云山蒲涧寺，“山斋饭罢浑无事，满钵擎来尽落花”，“山寺中北风甚烈，读《放翁集》，泪痕满纸，令人心恻。最爱其‘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一绝”，遂以诗意作《剑门图》，悬挂避间，谁知竟被香客窃去。

　　有位来自草堂寺的游方僧常见苏曼殊眉目之间堆砌愁惨之色，便问道：“披剃以来，奚为多忧生之叹耶？”曼殊回答：“今虽出家，以情求道，是以忧耳。”他在蒲涧寺没待多久，便悄然离去，返回日本横滨。
　　1903年，苏曼殊在广东惠州第三度削发为僧。陆丹林在《记曼殊出家及欲枪击康有为事》一文中写道：一日，曼殊“忽告陈先生，谓决意出家为僧，欲往省城受戒。陈……送数十金，以资其行。去数月，复回，则居然僧衣僧履，罩以薄棉蓝布长坎肩。询其情况，自言：出门后，茫无所知，既而囊金欲尽，相识者荐往惠州某庙落发。庙为破庙，主持其一老僧，即其师也。”
　　此寺颇为荒凉，距离村庄很远，没有寺产，仅有师徒二人，每天要到附近一二十里的村庄去化缘，还要砍柴担水，才能勉强度日。如果遇上下雨，则有断炊之忧。曼殊到后，要代替师傅下山化缘，此地贫瘠，募化不易，常食不果腹。曼殊知不可留，一日乘师傅外出，遂窃取已故师兄之度牒（注：僧人的身份证明和户口），及其仅存之银洋二角逃走，回到广州。曼殊对陈少白述及出家之事，形状惫甚，且索食甚急，陈遂令人煮粥饷之，恐其不能胜食气。从此曼殊便以师兄的法号博经自命，过起半僧半俗的生活。

　　有研究者认为，苏曼殊的前两次出家不足为信，是曼殊后来杜撰的，其意大概是为了强调其佛缘。南怀瑾更是认为，曼殊实不曾出家，只于广州某寺院得一亡僧之度牒，遂以出家人自处，始终徘徊僧俗之间。
　　1904年，由朋友资助，苏曼殊以玄奘、法显为榜样，万里投荒，南游泰国、缅甸、印度、越南等国，考察佛教圣地，刘季平称其为“白马投荒第二人”。在越南时，曼殊曾烙臂受戒。后他在南京某小学任教时，一日在卧室与一王姓学生谈话，谈话时曾换去长衫，王生亲眼看见他手臂上有九个香洞，问他，才知道是越南皈依时留下的戒疤。
　　苏曼殊途经锡兰，凭吊断塔残垣，凄然泪下，有诗云：“恒河落日千山碧，王舍号风万木烟。”
　　抵达斯里兰卡后，苏曼殊驻锡菩提寺。当地习俗以僧侣为最尊，受十方供养。寺中不置香积厨，不开伙食。住持每天两次，率领僧众，身披袈裟，敲击法器，招摇过市。居民闻声，争先出户，各以饭食相献，且跪拜迎送。对此，僧众一律不予答礼。因为在当地袈裟被认为是佛教的标帜，信徒们认为向僧人跪拜是向袈裟跪拜，故而僧众不必向群众答谢。
　　龚藕生曾好奇地问起苏曼殊皈依受戒时的情形，曼殊答：“师言不可谓外人道，违则不利于己。”龚再三要求曼殊说，曼殊于是盘膝上坐，披了一条白线毯在和服上，双手合十，作出受戒时的样子，为龚详细说明。不料第二日清晨，曼殊左小臂上的戒疤开始红肿，疼痛不已，十几日才痊愈。

　　1908年，苏曼殊本想入真宗大学，谁料肩下生疮，卧病在床，此事遂作罢。此时革命处于艰难之时，同盟会与光复会矛盾重重，而友人章太炎和刘师培亦反目，曼殊心情郁郁，在给刘三的信中说：“人事牵引，浊世昌披，人怀猜恨，奈之何哉？”
　　1910年，苏曼殊再赴印度，与几位僧人一起，居芒竭山寺。他在给高天梅柳亚子的信中说，山中多果树，他于一月之中，每日只吃自己采摘的五六十枚鲜果，心头窃喜，说今后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了。唯独他六天才方便一次，颇以为苦。之后又得了痢疾，方知“去道尚远，机缘未至”。
　　有人回忆，印度人对苏曼殊“深敬礼之，谓支那文士，蒞兹土者，独有南海康长素及师耳。康氏旁通，好谈释典，时涉臆说。师精研梵文，座坐酬对，初无一字及经典，岂所谓善《易》者不言《易》矣”。

　　入寂
　　自1915年，苏曼殊身体愈加孱弱，是年4月，他在与邵元冲书中云：“吾病两日一小便，五日一大便，医者谓是散里躲扶斯病，劝余每日吸鸦片三分。”

　　1916年，周南陔回忆与苏曼殊游青岛崂山的情形道：“忆民国五年，曼殊在青岛，与之游崂山。汽车半山而止，复乘山轿。曼殊即不胜其惫，怨言思归。一步三退，游兴为之锐减。当时强之行，并迫其不许多语。而曼殊困苦之色，现诸眉宇。盖其体力精神，内亏已甚矣。宿崂山下宫，夜半，曼殊忽喧呼有鬼物擎其足，惊惧竟夜，予沉酣独不知。同行者为刘白先生，伴之竟不能眠，亦奇事也。”

　　次年，苏曼殊住进了上海霞飞路某医院，陈果夫回忆：“先生生的是胃病，在医院里很苦，……邓孟硕先生和先生很密切的，常常送菜来给他吃。他是没有主意的，胃口稍微好些，一餐就吃完了，所以他的病总不容易好全。那些时来看望他的同志很多。每天晚上，我总到他那里谈谈。有时他讲些游玩风景，有时讲些佛经的真谛。他自己也讲到他病的原因，必须自己改过自己的性情。”
　　张卓身来探望，问苏曼殊室内何以将炭火烧的如此炎热，曼殊告诉他，自己体温低，极度畏寒。
　　不久，苏曼殊住进宝昌路某医院，周南陔前去看望，曼殊握着他的手说：“身畔无一时计，日夜昏昏，不知命尽何时？”周解下所佩的怀表相赠。曼殊又骂医生不善看护，请周代他和医院交涉。周去找院长，院长拿出三四包糖炒栗子，反而抱怨说，曼殊不尊医嘱，私下食用禁忌之食物，这便是从曼殊枕畔搜出来的，这样病怎么可能迅速痊愈。
　　程演生到医院看望苏曼殊，曼殊拿出多张当票，让他为其赎当，程亦无钱，未能相助。之后程北上，曼殊犹托他带书信一封交予陈独秀、蔡元培，说想请二人为其谋取学费，准备病愈后到意大利留学，学习绘画。

　　1918年春天，苏曼殊转到金神父路的广慈医院，居正也在广慈医院治疗，住在曼殊隔壁。周南陔去看望曼殊，听居正说，曼殊已病入膏肓，无法治愈，但他又特别怕死。周让居正编个神话宽慰他，居正便去对曼殊说：“夜来梦一神人如佛状，云中宣言曼殊病当速瘳，予复为子求福，良久乃寤，子疾必愈矣。”曼殊闻而大乐，于衾中合十谢佛祖及居正，其状尤可悯。
　　2月中下旬，苏曼殊写信给柳亚子，告知已经不能起立，日泻五、六次，待到3月，再致信柳亚子，病已愈深，日泻达六、七次之多。
　　苏曼殊去世前，郑桐荪与朱少屏去看望他，他对郑说：“前几天几乎要死，现在已经出险，以后我的雪茄烟及糖，不能再乱吃了。”
　　平智础过上海，与龚未生到医院看望，曼殊已经病骨支离，奄奄一息，弥留之际，对诸友说：“对不住……”待孙伯纯得悉到病榻前探望时，已不能语。
　　1918年5月2日下午4时，苏曼殊留下一句：“但念东岛老母，一切有情，都无挂碍”，然后离开了人世。除了几只粗陋的箱子和一些胭脂香囊，曼殊再无遗物。友人在其枕畔发现一纸球，上书“僧衣葬我”四字。但是最后入殓时，穿的是他平生不曾穿过的一般绅士所穿的蓝袍马褂、黑缎鞋。
　　苏曼殊的后事由汪精卫等料理，办丧事的费用为戴季陶、叶楚伧等友人所凑，孙中山夫人也捐了四十元。5月4日，其灵柩暂厝广肇公所，时许多革命党人因被通缉，无法走出租界，故送灵的只有孙伯纯、日本人滔天氏的夫人、日本人龟井以及一位不知名的广东人而已。
　　6年后的1924年6月9日，由孙中山出资千金，令苏曼殊友人陈去病营葬西湖，陈的女弟子徐忏慧慨然从西湖孤山之阴自营生圹（生前预造的坟墓）中划出一部分，作为曼殊安眠之地；与之遥对相望的，是南齐名妓苏小小的义冢。
　　安葬苏曼殊后，众人到附近饭馆就餐。陈去病、居正、林之夏皆纵酒而饮，大醉不止，历诋时人，批评政局。诸贞壮让酒保藏了酒具，谎称酒尽，但三人仍不肯休。诸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座中各位已为曼殊之死无限悲伤，何可更作酒悲！”乃共罢饮。林之夏醉得踉跄难行，若不是诸贞壮搀扶，他几乎无法渡湖回家。

云雾山

　　景慕
　　苏曼殊死，柽山先生挽之曰：“君与基督同年死！”盖苏曼殊死时三十五岁，与基督同。
　　苏曼殊去世后，其友人柳亚子为其作传，搜寻、编撰遗诗遗稿，对其身世、作品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工作，使世人得以了解曼殊其人其作。柳亚子之子柳无忌亦承父业，进行苏曼殊研究。
　　日本学者增田涉研究苏曼殊，鲁迅曾致书其云：“研究曼殊和尚，确比研究《左传》、《公羊传》等更饶兴趣。”
　　苏曼殊去世后，有人说其作品非革命党人所作，李焰生为之辩护道：其一，曼殊之为人笃于性情，其见诸文字，芬芳悱恻，一如其人。其二，曼殊之为人天真未凿，行年三十余，犹不失其赤子之心。其三，革命党人最要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然在曼殊心目中，则直不知富贵威武为何物，尤不知其何能淫人屈人。“盖曼殊胸次湛然，殆如秋水之不着尘埃。有此三者，党人自孙公一下皆敬爱之。”

　　传闻苏曼殊生前颇多女弟子，其中一位罗曼英女士，素有洁癖，衣服日易三四次，且必亲自洗濯。居室之内，窗明几净，洁无纤尘。偶有人过访，则危坐一旁，不敢稍近。其人去后，即加洒扫。客坐之椅，拂拭者再，比之医院对待病床犹且过之。进食必用特设之碗筷，肴膳都是亲自烹饪，如经他人之手，则摒弃不食。倘碗内发现灰尘飞虫之类，则并碗亦弃之不复用。惟于其师曼殊前，则极力隐忍，不敢稍加轻慢。

　　1928年1月，有人冒用鲁迅之名，到杭州孤山苏曼殊坟凭吊，题诗云：“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飘萍山林迹，待到它年随公去。”
　　30年代初，有人在杭州西湖苏曼殊墓前，看到一位日本女子，盈盈瞻拜。此女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游客中有懂日语的，讶而询问，始知女名千叶子，在东京以唱歌为生，曾与曼殊有过一段情缘。此次因献艺来华，故特拜谒曼殊之灵。
　　许多诗人、作家也慕名到孤山凭吊曼殊墓。诗人严梦归来后，还由此创作了诗剧《曼殊的春梦》。
　　苏曼殊之侄女苏绍琼天生聪明多感，与其叔曼殊同。苏绍琼观《曼殊集》，每读至缠绵悱恻处，时见嘤嘤啜泣，尝曰：“世界上与我情同者，三叔之外，又有谁人哉？”又曰：“精神痛苦，唯一的药就是死。”又作诗云：“孤寂的孤山呀！只有曼殊配作你的伴侣！”因其聪慧，为教师王晶慈所喜爱，同学中有嫉妒者，传言其与教师恋爱，遂被其母所恶。遇此变故，苏绍琼遂生厌世之心，饮药自尽，年仅16岁。

　　上海崇明岛一黄姓人家的儿子，生活遭遇与苏曼殊相似，熟读曼殊作品，热烈信仰曼殊，处处学习曼殊，作风同曼殊几乎一样，被称为“又一个曼殊”。
　　一度，东洋留学生捧苏曼殊，西洋留学生捧黄公度，留学生甚至不知苏东坡、黄山谷，心目间只有这一对苏黄。
　　苏曼殊的作品尤为女读者所钟爱，有女子竟取曼殊遗像，嵌诸金边画框内，香花供奉，视如兰闱知己。杭州一女子读曼殊作品，寝食为忘，在书上题道：“苏僧画品清洁，诗亦新颖可喜，其怀人诸作，深情绵邈，尤令人有愿见颜色之思。”
　　截止2001年，曼殊著作国内外至少已经出版了92个不同的版本。其中有些已印至第五版、第六版。报纸杂志上还曾三度刊登启事，搜寻曼殊的遗著。

　　品评
　　陈独秀说苏曼殊：“至于人情世故上面，曼殊实在也是十分透彻，不过他不肯随时俯仰，只装作癫癫疯疯的样儿，以佯狂免祸罢了。章太炎做的文章上，说他不解人事，几乎形容他是个傻子，其实他住在日本的时候，太炎和刘申叔冲突的原因，他完全是明白的。好在他们都当他是傻子，什么事不去回避他，而他也一声不响，只偷偷跑来告诉我。”晚年，陈在狱中说：“苏曼殊是个风流和尚，人极聪颖，诗、文、书、画都造上乘，是大有情人，是大无情人，有情说他也谈恋爱，无情说他当和尚。”

　　孙中山将苏曼殊与当时的名僧太虚和尚进行比较道：“太虚近伪，曼殊率真。内典工夫，固然曼殊为优；即出世与入世之法，太虚亦逊曼殊多多也。”
　　周作人对苏曼殊作了多方位的评价：
　　评价曼殊其人云：“曼殊是一个很有天分的人，看他的绝句与小品文可以知道，又生就一副浪漫的性情，颇足以代表革命前后的文艺界的风气。”
　　批评他的思想云：“……但是他的思想，我要说一句不敬的话，实在不大高明，总之逃不出旧道德的樊篱——这在诗人或者是难免的？……曼殊思想平常，或者有点像旧日读书人……”
　　评价他的诗文云：“他的诗文平心说来的确还写的不错，或者可以说比一般名士遗老还要好些，还有些真气和风致，表现出他的个人来，这是他的长处。”

　　评价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云：“先生说曼殊是鸳鸯蝴蝶派的人，虽然稍为苛刻一点，其实倒也是真的。”“曼殊在这派里可以当得起大师的名号，却如儒教里的孔仲尼，给他的徒弟们带累了，容易被埋没了他的本色。”
　　茅盾评论苏曼殊的作品说：“我好像看见作者的太赤热的心，在冷冰冰的空气里跳跃。它有很多要诅咒，有很多要共鸣，有很多要反抗。它焦灼地团团转，终于找不到心安的理想、些微的光明来。”
　　苏曼殊友人姚鹓雏评价道：“君心胸意趣如魏晋间名流，吐属妍雅，而蕴藉不露圭角。游人间世，翛然如闲云野鹤，不可以常意拘，类如此矣。张融所谓：‘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不及见我耳。’又曰：‘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君其几之。……曼殊遗落一切，逸韵自喜，故著述不多，亦非经营刻意以为之者。天资绝特，于学无所不通，而深自敛抑，勿以炫世。善言《易》者不言《易》，朋辈中一人而已。”

云雾山

　　梦舟将苏曼殊与李白相比较道：“太白肆傲人间，以获得后而贱视高官厚禄为得意；曼殊不傲也不谄，悠然物外，除了吸吕宋烟、吃冰、写作和病以外无他事，老早把高官厚禄看不上眼。翻开曼殊的遗札一看，任你如何找法，也找不出《李白与韩荆州书》那样的东西。在诗方面说，李白诗天马行空，雄放绮丽。而曼殊的诗，却没有一首不是充满了秀逸悲愁的意境的。……曼殊死在壮年里，人们多说他据有天才的华宫外，也有着非常之努力，故能够懂得几国的文字，同时又能够欣赏了那么多的古文艺作品。如果用普通人的学力去衡度，就在时间上算，曼殊也决不能学得那么多东西。其实曼殊有的，只是天才，天才之外，就是兴味。”

　　郁达夫说：“苏曼殊是一位才子，是一个奇人，然而绝不是大才。天才是有的，灵性是有的，浪漫的气质是很丰富的，可是缺少独创性，缺少雄伟气，……曼殊的才气，在他的译诗里、诗里、小说里、画里，以及一切杂文散记里，都在流露闪耀，可是你要求一篇浑然大成的东西，却在他集子里寻找不出。……笼统讲起来，他的译诗，比他自作的诗好，他的诗比他的画好，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而他的浪漫气质，由这一种浪漫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

　　郁达夫又说：“苏曼殊的名氏，在中国文学史上，早已是不朽的了。”
　　有人评价道：“作家许地山（落华生）是入世的‘真人’，而和尚苏曼殊是出世的‘情人’。”
　　文公直叹道，曼殊“如孤芳自赏之菊花，如出泥不污之莲花，如傲雪冲寒之梅花，如幽香淡雅之兰花。……曼殊之性情，过于狷洁，过于明白，故不为浑浊之时代所容”。
　　刘太希总结道：“曼殊上人一生，行畸，遇畸，文畸，诗畸，画畸，殆无不畸，庄子曰：畸人者，畸于人儿侔于天，观于上人良信。上人之画，不必师南北二宗诸大师，而自合榘度，其所作，疑皆寓身世难言之恫，以不着点尘之笔，写不可一世之情，扣于窈冥，诉于真宰，一丘一壑，秒极其微，或钓艇荒滩，灵旗破庙，或金轮飞锡，千刃振衣，或敷行衰柳，摇落山川，或红叶小桥，有人吹笛，莫不神出古异，灵光接天，表圣有言，性情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冷然希音，上人画境，当于此中喻之，殊不能以一家一派，量度其价值也。”

　　友人高燮曾诗赠苏曼殊曰：“住心常觉众生苦，冷眼犹嫌热泪多。”
　　顾彬说：“苏曼殊是文言文最后一位大师，同时也是第一位对于病态没有采取回避态度的作家，在作品中对病态做了不加粉饰的描写。”
　　在陈平原看来，苏曼殊出于脱苦脱俗的需要，强迫自己信仰佛教，潜意识里却始终浮躁不安，他的作品正是“在东西文化、俗圣生活的矛盾中苦苦挣扎的心灵的自白”。
　　茗山大师说，自己在“禅堂参悟，而曼殊于妓院得道”。

　　印顺大师说：“中国有两大诗僧，前有佛印，今有曼殊。”
　　戴季陶感叹道：“我还记得死朋友中，有一个苏玄瑛，这个人是我所不愿学，同时也是我所不能学的一个人。他的性情，也很有超绝一切的去处，但是他到底是一个个人主义的结晶。就超生活的一面看，他也是一个人类中的优秀，却是在生活里面看，他倒是一个累世的人。这样的人，高而不崇，洁而不纯，于个人可成为良友，与社会绝不能不说是赘疣。”

云雾山

　　陈独秀
　　关键词：
　　龙性、大我、无畏、从政、盗火、建党、党务、托派、囹圄、独立、嬗变、言论、坚执、放诞、豪情、狷忿、激赏、逸事、为学、疏离、深情、婚恋、伤憾、晚景、伤逝、评惜

　　龙性

　　陈独秀自幼丧父，儿时由祖父陈章旭教导。祖父素以严厉出名，因陈天资聪颖，祖父对他要求极为严格，一旦背不出书来，便用板子打他，有时甚至怒目切齿，几近毒打。但无论怎么挨打，陈都一声不哭，祖父愤怒而又伤感地说：“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真是家门不幸！”他还常对乡人说：“这孩子将来不成龙就要成蛇。”
　　陈独秀回忆，其祖父好洁好静，家中有一角地方、有一件桌椅没扫抹干净，母亲和大姐便要倒大霉。祖父不许家中人走路出声，陈的二姐年幼不知利害，因而挨过多次毒打。即使是陈的外祖母到陈家，如果不是从祖父面前经过，也得蹑手蹑脚如同做贼般，因为怕他一旦暴怒骂出声来尴尬。但陈独秀发现，这位好洁好静的祖父却喜欢抽鸦片，“时常要到街上极龌龊而嘈杂的烟馆里去抽烟”，陈不禁怀疑：“他那好洁好静的脾气哪里去了呢？”

　　陈氏族中有某人自称“阴差”，常借口为死者烧纸钱银锭而索取族中人家的钱财。一天，这个“阴差”到陈家装神弄鬼，小陈独秀气不过，跑去约了十多个孩子，在屋外同声大喊某处失火了，这时“阴差”躺在床上闭着眼睛问：“这边有火烛（失火）了罢。”陈母微笑佯答“是的”。陈独秀忍俊不禁，捂着嘴，几乎大笑出来，母亲忙用鸡毛掸子把他赶得远远的。
　　陈独秀11岁时，祖父去世，之后的两三年里，家中便请来先生教他读书，但陈对旧式教育极为反感，对先生很不满意，家中只好让已考取秀才的长兄陈庆元教他读书。长兄性情温和，并不压制陈独秀，除了教他四书五经，还教他读《昭明文选》。陈独秀后来回忆，初读《文选》时，“我也有点头痛，渐渐读出味道来了，从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
　　陈独秀参加秀才考试，先以低名次通过县考和府考，最后院试的考题为“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陈“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走出考场，陈将此文的草稿给大哥看，大哥“看完文稿， 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钟头一声不响”。然而没想到，这么一篇文章竟然让陈考取了第一名。捷报传来，母亲乐得差点掉下眼泪，陈却据此“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到南京参加乡试，秀才们的种种行为让陈独秀对“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失望透顶，头场考试他作了三篇八股文和一首五言八韵诗。出了考场，他无论如何也不肯再进去了，大哥陈庆元又骂又哄，才强迫他进了考场。但他坚决不肯动笔，第二场的《五经》和第三场的策论都交了白卷。

云雾山

　　大我
　　年未弱冠的陈独秀心怀天下，撰写了《扬子江形式论略》。文中，他对长江的自然地理、水文地理、军事地理、经济地理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论述，洋洋七千余言。为了引起国人注意，他还将这篇文章自费印刷出版。
　　八国联军侵华，中国战败。陈独秀至此方知世界上有国家，国与国之间“此疆彼界，各不相下”，而“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他亦无法逃脱。他“越思越想，悲从中来”。他觉得，“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于是他决定到日本留学，去各国查看一番。
　　青年时期，陈独秀曾自篆一印章，曰“女话小弟”。女话是屈原的姐姐。陈独秀自譬屈原，可见其忧国忧民之情深。
　　在上海，陈独秀与章士钊一起办《国民日日报》，两人常常彻夜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才休息。章士钊回忆当时二人辛苦工作的情形道：“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也不浣。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愚骇然曰：‘仲甫，是何物耶？’独秀徐徐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
　　“苏报案”发生后，陈独秀回到安庆创办《安徽俗话报》，后又移至芜湖。汪原放回忆，一位剪掉辫子披着头发的二十五岁的青年，背着包袱，拿着把雨伞，来到了科学图书社。汪孟邹对他说：“我这里每天吃两顿稀粥，清苦得很。”陈听后平淡答道：“就吃两顿稀粥好。”遂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书一联明志云“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虽臭虫布满衣被，亦不自觉。
　　陈独秀擅长写旧体诗，且流传甚广，章士钊在五十年代见到周恩来时“偶及旧事”，周对陈的《存殁六绝句》，犹能朗诵不误。但到1921年，陈忽然不作诗了。很多人都感到奇怪，有人问李大钊，李解释道：“仲甫生平为诗，意境本高，今乃‘大匠旁观，缩手袖间’，窥其用意，盖欲专心致志于革命实践，遂不免蚁视雕虫小技耳。”
　　陈独秀的嗣父陈衍庶家大业大，却于1909年，因为英国公司收购大豆，英国人违约而破产。二次革命失败后，由于陈独秀反对袁世凯，袁派人抄了陈家，从此陈家愈发衰败。但作为家中唯一继承人的陈独秀却对家事不闻不问。陈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有人传言他家拥万贯，1925年秋，英国劳动运动的左翼领袖勃劳顿到上海，好奇地问陈独秀，国内外报纸常说你“家拥巨资，确有是事乎”？陈边笑边指着隔壁房间所藏党内外文件说：“吾之财产，全在乎此！”

　　陈独秀后与中共决裂，但“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陈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在1932年1月1日的《告全党同志书》中，明确表示：“我们左派反对派在一切行动中都准备和全党同志携手前进！”并与彭述之、罗汉一起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的建议。
　　抗战爆发后，周佛海请陈独秀加入国民党政府设立的国防参议会，陈严辞拒绝道：“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二次合作，既然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抗战期间，陈独秀表示，国难当头，谁能领导这场战争，谁就是他拥护的对象。他表示：“此次抗日战争，无论是何人何党所领导，任何人任何党派都应该一致赞助。”
　　1937年10月6日，陈独秀在华中大学进行抗日演讲，据上海《大公报》报道：傍晚，不到7点钟，“华中大学的礼堂已经挤满了青年群众。大门外站着两个黑衣警察，执着枪，阻止一片黑压压的群众进门。……台上和台下，到处都有人在密密地聚集着，连风也难透过”。陈独秀“从猛烈的掌声中，由华中大学学生抗敌工作团的同人陪伴着步上讲台”，“群众的狂热使他微微有点兴奋，枯干的面色泛着红。他老了，头顶秃了半个，发已斑白，留着短须。……倔强的风骨随时表露着，一件灰色袍子，失去了光的皮鞋，依然是寒士风度”。演讲完毕，“六百个座位的礼堂里，三千只手作了一度雷声似的鼓掌”。

　　1938年初，王文元建议陈独秀去香港，以摆脱国民党当局对他的监视。陈谢绝了，他说：“我们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地区，利用人家不得不给我们的合法身份来作公开的批评，如一去香港即表明自动放弃了这一身份。”
　　王明、康生污蔑陈独秀为汉奸，陈对此耿耿于怀。1939年，因张国焘建议，蒋介石派胡宗南和戴笠去拜访陈，谈起一年前的旧案，陈愤懑道：“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人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但是当胡、戴要求陈公开攻击延安时，陈却不为所动：“本人孤陋寡闻，更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
　　临终前，陈独秀留给妻子潘兰珍的遗言是：“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去卖钱。”
　　陈独秀说：“你见过蝗虫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那过去的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因为过去的人连脚迹也不曾留下，只有这桥留下了永远纪念的价值。”陈接着自况道：“此骨非饥寒所困．一身为人类之桥。”

云雾山

　　无畏
　　1899年，在沈阳嗣父处的陈独秀得悉母亲病重的消息，与长兄匆匆返乡。途中，遭遇“红胡子”，准备劫财害命。抢匪得知陈独秀是陈衍庶之子，马上归还财物，并护送他们入关。传说是因为陈衍庶任奉天省新民府知府时，红胡子张作霖曾被捕判死刑，陈衍庶将其救下，并将其招安。
　　陈独秀在东北目睹八国联军侵略我国，陈后来回忆：“前年金州有俄兵奸淫妇女而且杀之，地方老绅率村民二百人向俄官理论，非徒置之不理，且用兵将二百人全行击毙。俄官设验疫所于牛庄，纳多金者则免，否则虽无病者亦置黑狱中，非纳贿不效。其无钱而囚死狱中者，时有所闻。”
　　1902年冬，留学日本的陈独秀参加了留日学生中最早的革命团体“青年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翌年3月31日，因学监姚煜阻挠学生学习军事，且诱奸同事钱午的侍妾，引起众学生的公愤，陈独秀、邹容、张继、翁浩、王孝缜五人夜间闯入姚宅，声言要割掉他的脑袋。姚哀求宽大，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割发代首，事后又将姚的发辫悬挂在留学生会馆，旁书“南洋学监、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后来，姚与清政府驻日公使勾结日方，要抓捕陈等人，陈独秀、邹容、张继三人于４月间被迫返国。

　　5月17日，陈独秀等人在安庆“藏书楼”发起皖省首次拒俄大会。这天虽大雨滂沱，仍有约300余人到会，因书楼甚窄，参会者大多立在门外听讲演。陈独秀也发表演说，谈及当年在东北耳闻目睹沙俄欺侮乃至残杀东北父老乡亲的种种惨状，座中无不欷嘘。陈还大骂某些人“平日口谈忠孝，斥人为叛逆，一遇国难，则置之不问，绝不肯兴办公益之事，唯思积款于外国银行，心中怀有执顺民旗降敌一大保身妙策，是为国贼，是为逆党。是等国贼、逆党不杀尽，国终必亡”。陈的言论引起当局的震惊，两江总督端方下令缉拿，陈独秀遂避祸上海。

　　1904年，陈独秀受章士钊邀请，到上海由杨笃生监誓，加入了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在此后的1个多月中，陈“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并与蔡元培结识。之后，由于黄兴在长沙事泄失败，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未遂，上海的暗杀机关受到牵连，在上海的革命党人被迫星散逃匿，陈也回到了芜湖。
　　清廷拟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杨笃生作为翻译随行，便乘机安排吴樾伺机暗杀。事前，吴樾回原籍安排家事，路过芜湖，曾与陈独秀、赵声“密计于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议遂定，临歧置酒，相与慷慨悲歌，以壮其行。吴樾到北京伏击五大臣乘坐的火车，因人多拥挤，车身震动，怀中弹发，载泽、绍英二人受伤，出洋考察不得不暂缓启程。而吴樾亦壮烈牺牲，时年26岁。消息传来，陈独秀用暗语致函张啸岑道：“北京店事，想是吴兄主持开张。关于吴兄一切，务速详告。”

　　在陈独秀的努力下，其任教的芜湖安徽公学成为安徽革命运动的中心。该校中，除陈独秀外，有刘师培、陶成章、柏文蔚、苏曼殊、谢无量等，吸引了大量青年，轰动整个芜湖社会。同年暑假，陈独秀为了联络皖省革命志士，一肩行李，一把雨伞，与柏文蔚等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先后到达怀远、蚌埠、蒙城、涡阳、亳州、太和、阜阳、正阳关和寿州等地，遍访江湖侠士，物色志同道合的革命人士。

　　1905年，陈独秀、柏文蔚等在芜湖成立岳王会，陈任会长，取名岳王会是取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参加者除安徽公学中的优秀学生外，还有武备学堂的部分军人，整个组织大概有30多人。岳王会第一次开会时，会员一起烧香宣读誓约。
　　在日本时，陈独秀虽与同盟会成员章太炎、张继、刘师培过从甚密，也曾加入革命党的暗杀团体，但一直没有加入同盟会。傅斯年回忆，陈曾表示，同盟会除孙中山、廖仲恺和朱执信外，大都是些平庸人才，不足与谋，也不足与言，甚至认为同盟会是一堆全躯保妻子之徒，绝对干不了革命。
　　武昌起义爆发后，在浙江陆军小学任教的陈独秀起草了多篇革命檄文，到处张贴，其中一篇被光复会陆军小学队长周亚卫和排长高文蔚张贴在城内鼓楼的门旁，“省垣官吏闻之悚然”。
　　“二次革命”爆发后，安徽都督柏文蔚宠信的部下胡万泰叛变，率兵攻打都督府，柏被迫离皖，逃至南京，任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则逃亡到芜湖。芜湖驻军龚振鹏在芜湖每日枪决民众，杀人无度，陈独秀十分愤怒，和师长袁家声闯进龚的指挥部，痛斥其非。龚振鹏下令将陈独秀、袁家声绑了起来，并威胁要毙了陈独秀。陈从容催促道：“要枪决就快点罢！”安徽旅长张子刚得知消息后，连忙带领手枪卫士前去营救。刘文典等人则速派人送信给在南京的柏文蔚，请他火速前来营救。柏忙到芜湖，与龚握手言和，陈独秀方始得救。

　　二次革命失败后，安徽督军倪嗣冲指派统领马联甲带人查抄陈家。当时陈独秀嗣父陈衍庶去世不过百日，棺木还暂厝在家中，嗣母谢氏时正患病，遭此变故，病情愈发严重。陈独秀长子延年、次子乔年兄弟跳墙逃走。马联甲抢掠走陈昔凡的古玩字画，并将陈独秀的侄子陈永年带走。后来发现陈永年确系陈独秀侄子，才释放了陈永年。是年10月21日，倪嗣冲发出通告，通缉“二次革命”皖省重要革命党人，陈独秀冠之榜首。在上海避祸的陈独秀听说后，愤愤说道：“以我之气，恨不得食其人。”

云雾山

　　从政
　　1911年底，陈独秀受安徽新任都督孙毓筠邀请，回到安庆，担任都督府秘书长。陈认为，推翻清政府不过是革命的第一步——破坏，今后建设之事更重要。但他性情急躁，常为改革之事与人发生口角，每逢开会，会场上只听他一人发言，并且总是坚持己见。同事皆认为其过激。管理文书的张啸岑劝他：“莫坚持己见。”但陈听不进去：“改革不大刀阔斧，不提高人民生活，和旧官僚有什么两样？”

　　某日开会，孙毓筠如同往常，闭目养神，陈独秀则滔滔不绝，每问一句，孙就“哼”一声，不问则不鸣。散会后，陈问孙：“为何话少？”孙皱眉头道：“仲甫，宣统已宣布退位，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了，革命已经胜利，我们可松一口气，凡事不可太性急，已有人在我面前说你了。”陈独秀说：“说我事小，我倒认为推翻清朝，事属破坏，今后建设事更多，应利用手中的政权，多干些事。”孙叹道：“别人说你，好马不吃回头草，果然不假，性子太烈，只怕众口难调。”由于得不到孙毓筠的支持，上任不久的陈独秀负气辞职，去新恢复的安徽高等学校任教了。

　　陈独秀之后经历了几次宦海沉浮：1912年５月，孙毓筠赴北京任袁世凯的高级顾问，陈独秀便劝柏文蔚接任安徽都督。柏应允，但条件是陈须担任都督秘书长，于是陈便从安徽高等学校辞职，再次上任。陈独秀辅助柏文蔚尽心尽力，柏对陈亦言计必从，之后，陈因家事辞职，回到安徽高等学校任教。不久，安徽高等学校闹学潮，目标指向陈独秀，加上陈与和校长马其昶在教育问题上矛盾重重，陈于是第三次回到都督府任秘书长。次年6月，袁世凯免去柏文蔚都督职务，改任命孙多森为安徽都督，次日，陈独秀即辞职。

　　1912 年年底，汪孟邹去安庆见柏文蔚和陈独秀，友人说汪应该出来做点事，“做知县去，一宣城，二南陵，三太平”，有的说：“不如拿一个税局。”陈独秀听后，瞪着眼睛对汪道：“做什么！这里是长局吗？马上会变的。回去，回去，你还是回到芜湖，卖你的铅笔、墨水、练习簿的好。我来和烈武说，要他帮一点忙，凑些股子，你还是到上海去开一个书局的好。”1913年春，由汪孟邹任经理的亚东图书馆在上海成立。后来，亚东在上海印刷出版了许多新书，成为“五四”时期传播新文化的一个重要阵地。

　　1920年，陈炯明致电陈独秀，请他来广州办教育。陈独秀向陈炯明提出任教育委员长的三个条件：“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之一拨作教育经费，以及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的学说作统一趋势。”陈炯明一口答应，陈独秀遂放下共产党党务赴粤。其时广州政府的内阁成员为：孙中山（内务部长）、唐继尧（交通部长）、徐谦（司法部长）、伍廷芳（外交部长）、陈独秀（教育部长）、陈炯明（陆军部长）、李烈钧（参谋部长）。除了共产党陈独秀和无党派李烈钧，其他都是国民党员。

　　陈独秀在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广东女界联合会发表了一场演讲。陈说，中国的家庭，家姑压迫媳妇，小姑压迫嫂嫂等事情非常之多，女子在未婚时服从父母，既婚之后，服从丈夫，丈夫死了，还要服从所生的孩子，都是不正当的人生。演讲结束后，广州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驱陈运动。3月8日政学会机关报上海《中华新报》载文：陈独秀“开章明义即言废德仇孝，每天各校演说，必极力发挥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之旨趣，青年子弟……一闻此说，莫不倾耳谛听，模仿实行……”；广东高等师范守旧派甚至以全体辞职相威胁。

　　陈独秀还首创中学男女同校，首先在省立一中实行男女同校，结果遭到汪精卫及守旧派的反对。但最终广东省教育委员会议还是通过了开放女校的决定。
　　在广州任教育部长期间，陈独秀开办了工人夜校。陈认为“机器工人比较进步”，所以先试办机器工人夜校，参加者有100多人。接着，陈又帮助理发工人成立工会，开办夜校，发展会员干余人。在理发工会成立大会上，陈独秀发表演说：“工人的知识比较缺乏，故求知识，是今日工人一件很重大的事情。我现在想在广州设立许多劳动补习学校，令工人有求知识的地方。”

云雾山

　　盗火（一）
　　1915年9月15日，16开本的《青年杂志》月刊第一期由群益书店出版问世，开始发行仅千册。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发刊词《敬告青年》，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举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
　　《青年杂志》出版后，上海青年会写信到群益书社，说《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杂志名称雷同，劝《青年杂志》及早更名。于是从1916年3月开始，《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
　　《新青年》创刊之初，对现实政治问题并不关心。陈独秀认为，时下袁世凯复辟的主要原因是国人普遍地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这也是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所以，陈办杂志的目的就在于“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

　　在《新青年》答读者问中，陈独秀说：“谁说本杂志代表舆论？本杂志的宗旨，就是要反抗舆论！”
　　在《新青年杂志宣告》一文中，陈独秀憧憬着理想中的新社会：“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互爱护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
　　陈独秀为他的时代疾呼：“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和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
　　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是胡适，但宣传者、推行者却是陈独秀。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后，陈独秀继而发表《文学革命论》，在文中大声疾呼道：“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结尾，他宣称“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在陈独秀的积极努力下，《新青年》发表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批白话新诗、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和第一出白话独幕话剧剧本。鲁迅回忆那段时光时说：“《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有力的一个。”
　　1916 年，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学生王统照致函《新青年》，谈及学校教育问题，陈独秀回信肯定其“疾时愤俗，热忱可感”，还提出：“国中大多数人，缺乏进步向上之心。此问题甚大，似非报纸可匡，且恐非教育可救也。”受陈启发，王统照此后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学建设方面卓有成效。

　　盗火（二）
　　北大文科学生张国焘的回忆：自《新青年》1917年初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张以后，引起同学们广泛的注意，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
　　1917 年，时在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就读的学生叶挺致函《新青年》， 谈及自己所思索的人生问题。陈独秀回信说：“足下对于宇宙人生之怀疑，不欲依耶、佛以解，不欲依哲学说以解，不欲以怀疑故，遂放弃现世之价值与责任，而力求觉悟于自身，是正确之思想也。”受此鼓励，叶挺益加努力，日后投身革命。
　　毛泽东回忆：“《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1920年，驱张运动取得胜利后，毛泽东从北京返回长沙。途经上海时，毛去拜访了陈独秀，陈劝毛读一点马克思的书，并向他推荐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16年后的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提到这次晤谈时说：“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中，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他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要大。”

　　北大中文系学生杨振声说：《新青年》“象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
　　傅彬然说：“《新青年》的文章一开始就吸引着我们，可是在初期，对批判儒家学说和传统的人伦道德那么厉害，在感情上多少还有些接受不了。但是不久以后，完全接受了。”
　　北京女子高师学生程俊英、罗静轩说：《新青年》“这些刊物，成为我级必不可少的读物。有的同学把《新青年》从第一期读到最后一期，这使我级文风一变，再也不写堆砌词藻、空疏无物之古文了”。
　　1919 年初，青年恽代英和林育南等人在武汉组织新声社并出版杂志《新声》，他们致函《新青年》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之后，受陈独秀的影响，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恽代英转向马克思主义。
　　1919年4月20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文章，公开称章宗祥、曹汝霖、江庸、陆宗舆为亲日派四大金刚，这几个人的日子从此一天天不好过了。半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章宗祥被学生殴打，曹汝霖的住宅被学生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20年代初，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创办工人刊物，说出了工人的心声，而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受工人欢迎。杨树浦电灯厂钳工陈文焕曾写信给陈独秀说：“从前受资本家的压逼，……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申！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呵！”“《劳动界》万岁！祝先生的身体健康！”

云雾山

　　建党
　　1920年2月上旬，陈独秀在武汉的演讲，引起北京政府的愤怒，限期要警察署交人，陈准备离京避祸。因为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讲北方话，很像生意人，所以李自愿提出护送陈从公路走。两人雇了一辆骡车，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李大钊跨坐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二人星夜出了朝阳门，直奔天津。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出面办理，陈不开口，以免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到达天津后，李将陈送上火车，方才返回北京。他们在途中曾夜宿在一个山村，李大钊写信给蒋梦麟讲述这夜的情形说：“夜寂人静，青灯如豆。”

　　陈独秀来到上海，参加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校译工作。张国焘回忆，此时陈独秀在会见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时，言谈中已经开始宣传马克思， 并表示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罗素主张中国不必提倡社会主义，陈独秀认为罗素是在误中国人，于是写信给罗素说：“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伍廷康）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拜访陈独秀，二人一见如故。在维经斯基的建议下，陈独秀开始筹备建党。是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首批党员约有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沈玄庐、陈公培、邵力子、杨明斋等5至8 人，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
　　在拟定党的名称前，陈独秀对于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拿不定主意，他写信征询在北京的李大钊的意见。李认为，俄国以前叫社会民主工党，现在已改为共产党了，还是叫共产党吧。于是，新成立的党便被命名为“共产党”。
　　陈独秀在各地联系指导成立共产党组织：北京由李大钊、张申府联系组织；湖南找了第一师范附小主事毛泽东和何叔衡；山东由齐鲁书社的王乐平推荐了办《励新》杂志的王烬美、邓恩铭；湖北由李汉俊推荐了董必武；陈自己则应陈炯明邀请到了广州，联系了正在广州的北京大学毕业生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等人；先后赴日留学的党员施存统和周佛海取得联系后，在日本成立中国共产党日本小组；张申府到法国任教后，在旅法学生中发展了刘清扬和周恩来，加上早先赴法留学的党员赵世炎、陈公培，5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巴黎小组。

　　陈独秀在上海筹建共产党后，北大学生、无政府主义者朱谦之写信给他说：“吾为人民之自由起见，与先生誓不两立。”
　　维经斯基最初对戴季陶很是青睐，他希望陈独秀和戴季陶、张东荪为首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孙中山得悉后，将戴大骂一通。起草党纲时，戴看到“党员不做资产阶级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时，说：“我和孙文关系非同一般，这一条，弟断不敢接受。”于是戴季陶没有加入，中途退出。据张国焘回忆，戴当场还哭了，表示说其实他内心真的信仰共产主义。
　　不久，林伯渠带着李大钊的推荐信拜访陈独秀。李大钊在信中说，祖涵是老同盟会员，现在是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愿意加入C.P（共产党），希望陈独秀和他本人作林的入党介绍人。陈独秀非常高兴，但吸取戴季陶的教训，建议林作为秘密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林伯渠便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国际代表马林提供给每位大会代表路费100元。开会地点是以北京大学暑假履行团的名义所租，会议时间原预定在6月20日，但由于来自各地及海外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所以大会举办时间推迟到7月下旬。
　　在广州任教育部长的陈独秀因忙于筹措广东大学预科校舍经费而没有参加，代表们最后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由毛泽东任会议记录人。陈独秀写信给张国焘，对会议提出了4点意见。会议开到7月30日晚，因发生包打听闯入的意外事件，次日深夜，大家在李达处决定，第二日移往浙江嘉兴南湖。

　　次日，大家乘早车到了嘉兴南湖，只有陈公博没有去，因为其新婚妻子对前一天发生的事情心有余悸。李达的爱人王会悟（非中共党员）是嘉兴南湖人，由她担任向导。南湖风景甚好，游人并不多。与会代表雇了一只大船，并准备了酒菜，把船开到湖心，举行会议。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会议结束时，代表们在画舫上轻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等口号。

　　“一大”结束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嘱包惠僧回广州请陈独秀到上海。他认为陈独秀既是中央局书记，就要回到上海，负起责任来，而且“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8月17日，陈独秀以胃病严重，需回上海养病为由，向正在桂林指挥粤军与陆荣廷作战的陈炯明提出辞职，陈炯明未准。陈独秀先斩后奏，径自离开。

云雾山

　　党务（一）
　　陈独秀回到上海后，与国际代表马林的关系极为紧张。张国焘回忆，马林“很骄傲，很难说话”，“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我们在和马林的接触中，感到他总是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居高临下，高人一筹”。马林在中共召开一大时，就与李汉俊、李达等人产生龃龉。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很快与马林产生矛盾，陈甚至不愿与马林晤面，还告诫党人，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

　　1921年10月，陈独秀被捕后，马林出资为其聘期律师，陈与马林的关系得到缓和。陈感谢马林的积极援救，表示愿意多听共产国际的意见。马林在充分领教了陈独秀的刚毅倔强之后，也放下了架子，说：“中国的事主要是中国党中央负责领导，我只和最高负责人保持联系，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建议。”
　　李达与陈独秀也很快产生了矛盾。李达回忆，建党之初，陈独秀已“具有恶霸作风”，“每逢同志和他辩论的时候，他动辄拍桌子、打茶碗，发作起来”。李达无法接受国共合作，不愿加入国民党，而与陈独秀发生争论。陈大骂道：“你违反党的纪律，我有权开除你。”李达遂认为陈是“草寇式的英雄主义者，做我党的领袖，前途一定无望”，于是萌生了脱党的想法，不久即脱离中共。
　　1922年5月下旬，陈独秀改组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徐梅坤、沈雁冰和俞秀松当选。陈望道因不满陈独秀，改组前提出了辞呈。陈望道、李汉俊提出辞呈后，部分青年指责他们是投机革命。陈望道觉得，不与陈独秀发生关系，照样可以干革命，干脆提出了退党的要求。
　　包惠僧回忆：“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形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什么都好办，如果不信任就不理你，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中共应该尽快与国民党合作，他建议中国共产党采取加入国民党。陈不同意。在1922年8月20日召开的会议上，陈独秀、张国焘、李大钊、蔡和森等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马林表示，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的政策。陈这才表示：“我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是，我是有条件的服从。孙先生的国民党有一套封建式的加入方法，如打手模，宣誓服从他个人，我是不会接受这些封建方法的，只有孙先生用民主主义方法改造了国民党，我才同意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我也要反对。”之后，张继、林伯渠等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蔡和森、夏曦等人加入了国民党，成为第一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

　　1922年夏，朱德到上海拜访陈独秀，提出想加入共产党。陈独秀对这位出身华西军阀、远道而来的将军说：“朱将军，从你个人经历看，你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诚意的申请。因为加入共产党要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准备为他献出生命。”朱德遗憾地离去，远赴欧洲，后来才在柏林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
　　张国焘回忆：中共三大后，“陈独秀先生的权力是增加，许多事往往不经过会议决定而取决于他个人。那时任中央组织工作的毛泽东，多半的时间不在中央。任宣传工作的蔡和森，只是埋头写作，不多过问政策方面的事。至于不管部的瞿秋白，除了在广州耽搁了一个长时期外，返沪后忙于上海大学的工作。陈独秀在中共内的‘家长’称号，也就是这时候传出来的”。

云雾山

　　党务（二）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办刊物《革命》月刊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后，也想在共产党的刊物《向导》发表此文，遭到了陈独秀的拒绝。10多年后，毛泽东于1936年对斯诺说：“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分道扬镳了……”
　　1926年1月上旬开始，陈独秀突然不来中央看文件了。因没有人知道他的住址，无从寻找。中央常委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恐慌起来，大家猜想陈肯定被秘密处死了。张国焘还说：“老头子（指陈独秀）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说着快要哭出来了。
　　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两个顶重要的问题：一是陈独秀已经月余与中央隔绝消息，二是关于北伐问题。会议刚开始，便接到陈独秀自上海发来的电报，说：“已经能扶病视事。”原来他得了伤寒病，住进了医院。
　　在北伐问题上，陈独秀刚开始赞成，后经维经斯基苦劝，表示反对。陈个人认为，北伐的时机并未成熟，而且北伐结果必然造成一个新军阀。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瞿秋白四人讨论北伐问题时，陈、彭不赞成北伐，张、瞿主张北伐。两票对两票，结果陈拍了桌子，张才表示反对北伐。但由于共产国际支持北伐，所以陈最终还是决定参与北伐。
　　周恩来回忆，是年6月，苏联军事顾问加伦问陈延年：“在北伐中，我们是帮助蒋介石，还是削弱蒋介石?”陈延年请周恩来去上海请示中央局。当时陈独秀正卧病在床，并不作正面回答，而是让他们开会决议。会议由张国焘主持。彭述之主张在北伐中削弱蒋介石，张国焘则认为共产国际的意见是创造有利北伐的形势，如果在北伐战争中削弱蒋介石，就不利北伐形势。最后，张国焘说主张在北伐战争中，对蒋的方针是既反对又不反对。这个决议就这样通过了。

　　中山舰事件后，苏共援助国民党的一批武器刚好运抵广州。陈独秀让彭述之去找鲍罗廷要5000条枪，好武装广东农民，以防分裂，鲍罗廷一口拒绝：“武装农民不但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甚至还说：“现在是共产党应当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
　　陈独秀在上海指挥过多次罢工运动，常常于深夜到工运干部家中开会商讨罢工运动事宜。向警予回忆说，有一天晚上，夜很深了会才开完。大家走在弄堂里，陈一面走，一面说：“他那个三番没有和成，真可惜，已经听张了，七条一定有，但总不出来……”直到看弄堂的开了铁门放大家出去之后，陈才不再谈牌经以为掩护。
　　1927年4月4日，陈独秀与汪精卫联名发表《汪陈宣言》，宣言为陈所起草，汪签字后，周恩来拿回来让陈签。文件上汪的名字签在后面，前面留了许多空白，意思是让陈将名字签在前面的。但陈独秀拿还是把他的名字签在汪的名字后面。宣言发表后，陈独秀对郑超麟说：“大报上好久没有登载我的文字了！”
　　陈独秀希望通过与汪精卫合作，而达到抑制蒋介石的目的，这也是共产国际的意思。但农民运动中，一些农民押着唐生智母亲游街，农协还扣留了政府的粮米，汪精卫、唐生智等人质问陈独秀：“民众为何侮辱我家人？”陈独秀不能对。
　　为了向汪示好，陈独秀与鲍罗廷商议，讨论通过了取缔一切“过火的”工农运动的决议，而且随后召开的五大，竟然破天荒地邀请了汪精卫、谭延闿、徐谦、孙科等国民党人列席。

　　党务（三）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停止了陈独秀等人的工作。鲍罗廷曾建议陈独秀等人赴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陈表示拒绝，他说：“我所受国际机会主义的训练已经受够了，以前因为接受国际意见，而做了许多错误。”
　　张国焘回忆，1927年7月2日，瞿秋白自庐山回武汉后对他说，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交代。中共虽然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失败的责任，所以只能由中共中央来负担起这个责任。瞿又表示，如果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那么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随后，共产国际派代表罗明那兹与纽曼来华指导中国革命，宣布陈独秀不能再任总书记，甚至还要受到开除党籍的处理。

　　此时汪精卫也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陈独秀只能化装成苦力，隐匿在武汉的一家由中共秘密开设的纸行的小阁楼上。而中共方面则在对陈进行批判，罗明那兹到武汉后召开的几次会议，都未通知陈独秀参加。８月４日，罗明那兹与纽曼在长沙召集中共湖南临时省委会议，竟要求与会者签名赞同打倒陈独秀。代理书记易礼容表示反对，认为革命失败的原因不能归咎于陈一个人，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也有份。会议开到第二天早晨，无功而散。会后，党中央解除了易礼容的书记职务。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有人主张邀陈独秀参加会议，遭到了罗明那兹的反对。此次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至此，陈独秀实际上被撤销了党的总书记之职。陈独秀说：“我做了斯大林的替罪羔羊。”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痛苦地自我反省道：“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固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
　　汪原放回忆，1927年夏天，陈独秀次子陈乔年来找他，说陈要见他。他随乔年来到了一条深巷里的一楼一底的房前，见门口摆着一张竹床，一个人面孔朝屋里，头靠着门，躺在床上，赤着膊，肩上披着一条粗夏布的大围巾，手里拿着把芭蕉扇。等他们两人走进屋里，躺在竹床上的人坐起身来说：“来了。”这时汪才认出这是陈独秀。陈让汪安排他到上海去，９月上旬，陈独秀由黄文容、汪原放、啸青陪同，乘船顺长江而下赴上海。四人包了一个官舱，陈独秀扮作病人，戴上风帽，睡在上铺，连吃饭也在舱里。船靠码头时，他们关起门来装作睡觉。

云雾山

　　一路上陈独秀躺在上铺很少开口，有时喃喃自语，但也只有一句话：“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他这时虽然只有48岁，可他那副沉闷、执拗的神态，已象是一位垂暮之年的老人了。
　　陈独秀被免去共产党总书记职务后，几次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建议。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十分同情父亲的遭遇，也部分赞同他的观点。但他对父亲与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很感为难。有一次陈乔年劝告陈独秀不要再给党中央写信了，因为中央里有些人把他的意见“当作笑话到处宣传”。于是，陈独秀听了乔年的话，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不再给中共个中央写信。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文章，署名 “撒翁”，郑超麟说：“我猜想署名表示他撒手不再领导中国共产党之意。”
　　毛泽东后来评判道，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罗易则“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只是站在而已”，提不出“任何实现( 挽救)的办法，总之，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

　　托派
　　中共六大结束后，王若飞、王懋庭、项英、李富春等人支持陈独秀复出，李富春等江苏省委干部因反对李立三关于改组江苏省委的决定，甚至宣布“独立”。对此，陈独秀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他对汪泽楷说：“我不来，我要来时就另外创造一个新党。”
　　1928年11月，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瞿秋白和张国焘时，问道：“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言下之意是担心陈会以办报的形式来反对共产国际。张国焘回答是：“陈独秀办不起一张有力量的报。他做了这么些年的著名的中共领袖，其他的社会关系早已断绝了，现在似乎没有人敢于支持他办报。一般人看来，他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著名共产党员，因此，他之不能从事公开的政治活动，是很显然的。”

　　自1929年开始，陈独秀接受了托洛斯基主义。8月，陈与“我们的话派”（注：由托派留苏学生被遣送回国后于1928年在上海成立的第一个托派组织）接触，希望加入该组织。但我们的话派主要成员不但不欢迎陈等人，反而对他们很是厌恶，讽刺说：“这些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了。”
　　加入我们的话派未果后，陈独秀开始自行组织托派组织。中共中央发觉后，对陈提出警告，要求陈“一月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并编入中央直属支部中参加党的生活”，陈认为中共中央的要求是“发狂闹的笑话”，他也复函针锋相对地对中共中央“作一次最后的警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 11月15日，中共遵照共产国际的意见，通过了开除了陈独秀、彭述之、江泽楷、马王夫、蔡振德五人党籍的决议。

　　12月15日，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正式成立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名“无产者派”），并很快发展至百人。共产国际遂开始改变对陈独秀的策略态度，致电陈称：“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处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决定的会议。”陈独秀再一次表示拒绝，他给共产国际的回信道：“我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问题”，如国际“不肯正式公布于各国支部加以讨论”托洛茨基的主张，那么我和国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就“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

　　无产者派的内部矛盾很快尖锐起来，彭述之不久便与陈独秀发生矛盾。当时何资深说彭是个“纸老虎”，陈独秀说：“不是纸老虎，是烂西瓜。纸老虎里面不过空无所有而已，烂西瓜表面很好看，剖开之后喷出一阵恶臭。”此后，无产者社常委每次开会必定发生激烈吵架。
　　1930年4月，托洛茨基委托陈独秀出面统一中国托派组织。经过陈的努力，5月1日至3日，统一大会秘密召开。“无产者社”的李仲山拿出一件猞猁皮大衣，典当得二百多元，充作大会经费，在上海大连湾路租了一幢房子，让王茨槐带着妻子、女儿住进，掩护开会。为了保密和安全，在这三天中，除了陈独秀一人外，所有代表都要住在会场内，开完会之后才能出去。大会上，陈独秀被选举为书记。

　　统一大会结束后，陈独秀给托洛茨基拍了一个电报，喜气洋洋地告诉他：他的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就将飘扬在全国。
　　然而大会甫一结束，内部便矛盾重重。由于陈独秀的文章说红军是“土匪”，所以青年托派对他写的文章不放心，认为他已是总书记，对外便代表整个托派的观点，因此要求他写的文章发表前最好让大家看看，同意后再发表。陈对此大发脾气，说：“文章象人一样，要有个性，大家同意，就没有个性了，还写什么文章！”
　　大会结束不久，梁干乔、陆一渊等四人即跑到南京加入军统，并公开发表声明，声称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而马玉夫因未当上“中委”，竟去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13名托派成员被捕，其中包括除了陈独秀、彭述之和罗汉之外的托派统一组织全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托派统一组织的常委仅剩陈独秀一人。此时距离托派成立大会结束仅20天。陈独秀哀叹说：“我不识人！”

　　1932年春天的时候，原托派“中委”濮清泉、宋逢春因狱中时疫流行，保外就医。陈独秀召集二人与彭述之、罗世潘共五人成立临时中央委员会。但是年10月15日，彭述之等四人到秘书谢少珊家中开会，中统特务跟踪濮清泉至，将他们全部逮捕。陈独秀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本可幸免，但由于唯一知道他住址的谢少珊的出卖，他也于晚上被捕。因谢的出卖，另外五名托派骨干被捕，包括编辑托派机关报《火花》的曾猛，被捕当时他正印刷第13期《火花》。至此，托派中央被一网打尽。事后，因招供有功，谢少珊未被起诉，加入了“中统”，更名“谢力功”。

　　1934年下半年至1935年初，刘仁静等人趁陈独秀在狱中的机会，将1931年至1932年托派中央的文件翻出来，批判为“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要陈独秀承认错误，陈坚决拒绝，于是，托派中央便将陈开除出托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