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云雾山

　　盗火（一）
　　1915年9月15日，16开本的《青年杂志》月刊第一期由群益书店出版问世，开始发行仅千册。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发刊词《敬告青年》，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举起了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
　　《青年杂志》出版后，上海青年会写信到群益书社，说《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杂志名称雷同，劝《青年杂志》及早更名。于是从1916年3月开始，《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
　　《新青年》创刊之初，对现实政治问题并不关心。陈独秀认为，时下袁世凯复辟的主要原因是国人普遍地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这也是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所以，陈办杂志的目的就在于“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

　　在《新青年》答读者问中，陈独秀说：“谁说本杂志代表舆论？本杂志的宗旨，就是要反抗舆论！”
　　在《新青年杂志宣告》一文中，陈独秀憧憬着理想中的新社会：“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互爱护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
　　陈独秀为他的时代疾呼：“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吾人信仰，当以真实和合理的为标准。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
　　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是胡适，但宣传者、推行者却是陈独秀。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后，陈独秀继而发表《文学革命论》，在文中大声疾呼道：“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结尾，他宣称“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在陈独秀的积极努力下，《新青年》发表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批白话新诗、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和第一出白话独幕话剧剧本。鲁迅回忆那段时光时说：“《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有力的一个。”
　　1916 年，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学生王统照致函《新青年》，谈及学校教育问题，陈独秀回信肯定其“疾时愤俗，热忱可感”，还提出：“国中大多数人，缺乏进步向上之心。此问题甚大，似非报纸可匡，且恐非教育可救也。”受陈启发，王统照此后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学建设方面卓有成效。

　　盗火（二）
　　北大文科学生张国焘的回忆：自《新青年》1917年初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张以后，引起同学们广泛的注意，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
　　1917 年，时在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就读的学生叶挺致函《新青年》， 谈及自己所思索的人生问题。陈独秀回信说：“足下对于宇宙人生之怀疑，不欲依耶、佛以解，不欲依哲学说以解，不欲以怀疑故，遂放弃现世之价值与责任，而力求觉悟于自身，是正确之思想也。”受此鼓励，叶挺益加努力，日后投身革命。
　　毛泽东回忆：“《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1920年，驱张运动取得胜利后，毛泽东从北京返回长沙。途经上海时，毛去拜访了陈独秀，陈劝毛读一点马克思的书，并向他推荐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16年后的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提到这次晤谈时说：“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中，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他影响我也许比任何人要大。”

　　北大中文系学生杨振声说：《新青年》“象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
　　傅彬然说：“《新青年》的文章一开始就吸引着我们，可是在初期，对批判儒家学说和传统的人伦道德那么厉害，在感情上多少还有些接受不了。但是不久以后，完全接受了。”
　　北京女子高师学生程俊英、罗静轩说：《新青年》“这些刊物，成为我级必不可少的读物。有的同学把《新青年》从第一期读到最后一期，这使我级文风一变，再也不写堆砌词藻、空疏无物之古文了”。
　　1919 年初，青年恽代英和林育南等人在武汉组织新声社并出版杂志《新声》，他们致函《新青年》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之后，受陈独秀的影响，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恽代英转向马克思主义。
　　1919年4月20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文章，公开称章宗祥、曹汝霖、江庸、陆宗舆为亲日派四大金刚，这几个人的日子从此一天天不好过了。半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章宗祥被学生殴打，曹汝霖的住宅被学生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20年代初，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创办工人刊物，说出了工人的心声，而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受工人欢迎。杨树浦电灯厂钳工陈文焕曾写信给陈独秀说：“从前受资本家的压逼，……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申！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呵！”“《劳动界》万岁！祝先生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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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党
　　1920年2月上旬，陈独秀在武汉的演讲，引起北京政府的愤怒，限期要警察署交人，陈准备离京避祸。因为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讲北方话，很像生意人，所以李自愿提出护送陈从公路走。两人雇了一辆骡车，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李大钊跨坐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二人星夜出了朝阳门，直奔天津。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出面办理，陈不开口，以免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到达天津后，李将陈送上火车，方才返回北京。他们在途中曾夜宿在一个山村，李大钊写信给蒋梦麟讲述这夜的情形说：“夜寂人静，青灯如豆。”

　　陈独秀来到上海，参加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校译工作。张国焘回忆，此时陈独秀在会见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时，言谈中已经开始宣传马克思， 并表示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罗素主张中国不必提倡社会主义，陈独秀认为罗素是在误中国人，于是写信给罗素说：“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伍廷康）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拜访陈独秀，二人一见如故。在维经斯基的建议下，陈独秀开始筹备建党。是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首批党员约有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沈玄庐、陈公培、邵力子、杨明斋等5至8 人，陈独秀被推选为书记。
　　在拟定党的名称前，陈独秀对于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拿不定主意，他写信征询在北京的李大钊的意见。李认为，俄国以前叫社会民主工党，现在已改为共产党了，还是叫共产党吧。于是，新成立的党便被命名为“共产党”。
　　陈独秀在各地联系指导成立共产党组织：北京由李大钊、张申府联系组织；湖南找了第一师范附小主事毛泽东和何叔衡；山东由齐鲁书社的王乐平推荐了办《励新》杂志的王烬美、邓恩铭；湖北由李汉俊推荐了董必武；陈自己则应陈炯明邀请到了广州，联系了正在广州的北京大学毕业生谭平山、谭植棠和陈公博等人；先后赴日留学的党员施存统和周佛海取得联系后，在日本成立中国共产党日本小组；张申府到法国任教后，在旅法学生中发展了刘清扬和周恩来，加上早先赴法留学的党员赵世炎、陈公培，5人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巴黎小组。

　　陈独秀在上海筹建共产党后，北大学生、无政府主义者朱谦之写信给他说：“吾为人民之自由起见，与先生誓不两立。”
　　维经斯基最初对戴季陶很是青睐，他希望陈独秀和戴季陶、张东荪为首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孙中山得悉后，将戴大骂一通。起草党纲时，戴看到“党员不做资产阶级的官吏，不加入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时，说：“我和孙文关系非同一般，这一条，弟断不敢接受。”于是戴季陶没有加入，中途退出。据张国焘回忆，戴当场还哭了，表示说其实他内心真的信仰共产主义。
　　不久，林伯渠带着李大钊的推荐信拜访陈独秀。李大钊在信中说，祖涵是老同盟会员，现在是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愿意加入C.P（共产党），希望陈独秀和他本人作林的入党介绍人。陈独秀非常高兴，但吸取戴季陶的教训，建议林作为秘密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林伯渠便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国际代表马林提供给每位大会代表路费100元。开会地点是以北京大学暑假履行团的名义所租，会议时间原预定在6月20日，但由于来自各地及海外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全部到达上海，所以大会举办时间推迟到7月下旬。
　　在广州任教育部长的陈独秀因忙于筹措广东大学预科校舍经费而没有参加，代表们最后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由毛泽东任会议记录人。陈独秀写信给张国焘，对会议提出了4点意见。会议开到7月30日晚，因发生包打听闯入的意外事件，次日深夜，大家在李达处决定，第二日移往浙江嘉兴南湖。

　　次日，大家乘早车到了嘉兴南湖，只有陈公博没有去，因为其新婚妻子对前一天发生的事情心有余悸。李达的爱人王会悟（非中共党员）是嘉兴南湖人，由她担任向导。南湖风景甚好，游人并不多。与会代表雇了一只大船，并准备了酒菜，把船开到湖心，举行会议。会议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会议结束时，代表们在画舫上轻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等口号。

　　“一大”结束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嘱包惠僧回广州请陈独秀到上海。他认为陈独秀既是中央局书记，就要回到上海，负起责任来，而且“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在资产阶级政府里做官”。8月17日，陈独秀以胃病严重，需回上海养病为由，向正在桂林指挥粤军与陆荣廷作战的陈炯明提出辞职，陈炯明未准。陈独秀先斩后奏，径自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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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务（一）
　　陈独秀回到上海后，与国际代表马林的关系极为紧张。张国焘回忆，马林“很骄傲，很难说话”，“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型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他坚持自己主张的那股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我们在和马林的接触中，感到他总是以国际代表的身份居高临下，高人一筹”。马林在中共召开一大时，就与李汉俊、李达等人产生龃龉。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很快与马林产生矛盾，陈甚至不愿与马林晤面，还告诫党人，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

　　1921年10月，陈独秀被捕后，马林出资为其聘期律师，陈与马林的关系得到缓和。陈感谢马林的积极援救，表示愿意多听共产国际的意见。马林在充分领教了陈独秀的刚毅倔强之后，也放下了架子，说：“中国的事主要是中国党中央负责领导，我只和最高负责人保持联系，提供一些政策上的建议。”
　　李达与陈独秀也很快产生了矛盾。李达回忆，建党之初，陈独秀已“具有恶霸作风”，“每逢同志和他辩论的时候，他动辄拍桌子、打茶碗，发作起来”。李达无法接受国共合作，不愿加入国民党，而与陈独秀发生争论。陈大骂道：“你违反党的纪律，我有权开除你。”李达遂认为陈是“草寇式的英雄主义者，做我党的领袖，前途一定无望”，于是萌生了脱党的想法，不久即脱离中共。
　　1922年5月下旬，陈独秀改组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徐梅坤、沈雁冰和俞秀松当选。陈望道因不满陈独秀，改组前提出了辞呈。陈望道、李汉俊提出辞呈后，部分青年指责他们是投机革命。陈望道觉得，不与陈独秀发生关系，照样可以干革命，干脆提出了退党的要求。
　　包惠僧回忆：“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形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他认为可以信任的人什么都好办，如果不信任就不理你，不怕得罪人，办事不迁就。”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中共应该尽快与国民党合作，他建议中国共产党采取加入国民党。陈不同意。在1922年8月20日召开的会议上，陈独秀、张国焘、李大钊、蔡和森等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马林表示，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国际的政策。陈这才表示：“我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是，我是有条件的服从。孙先生的国民党有一套封建式的加入方法，如打手模，宣誓服从他个人，我是不会接受这些封建方法的，只有孙先生用民主主义方法改造了国民党，我才同意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我也要反对。”之后，张继、林伯渠等介绍，孙中山亲自主盟，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蔡和森、夏曦等人加入了国民党，成为第一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

　　1922年夏，朱德到上海拜访陈独秀，提出想加入共产党。陈独秀对这位出身华西军阀、远道而来的将军说：“朱将军，从你个人经历看，你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诚意的申请。因为加入共产党要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准备为他献出生命。”朱德遗憾地离去，远赴欧洲，后来才在柏林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共。
　　张国焘回忆：中共三大后，“陈独秀先生的权力是增加，许多事往往不经过会议决定而取决于他个人。那时任中央组织工作的毛泽东，多半的时间不在中央。任宣传工作的蔡和森，只是埋头写作，不多过问政策方面的事。至于不管部的瞿秋白，除了在广州耽搁了一个长时期外，返沪后忙于上海大学的工作。陈独秀在中共内的‘家长’称号，也就是这时候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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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务（二）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办刊物《革命》月刊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后，也想在共产党的刊物《向导》发表此文，遭到了陈独秀的拒绝。10多年后，毛泽东于1936年对斯诺说：“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分道扬镳了……”
　　1926年1月上旬开始，陈独秀突然不来中央看文件了。因没有人知道他的住址，无从寻找。中央常委瞿秋白、彭述之、张国焘恐慌起来，大家猜想陈肯定被秘密处死了。张国焘还说：“老头子（指陈独秀）如果要做官，可以做很大的官，想不到今天落了这个下场。”说着快要哭出来了。
　　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两个顶重要的问题：一是陈独秀已经月余与中央隔绝消息，二是关于北伐问题。会议刚开始，便接到陈独秀自上海发来的电报，说：“已经能扶病视事。”原来他得了伤寒病，住进了医院。
　　在北伐问题上，陈独秀刚开始赞成，后经维经斯基苦劝，表示反对。陈个人认为，北伐的时机并未成熟，而且北伐结果必然造成一个新军阀。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瞿秋白四人讨论北伐问题时，陈、彭不赞成北伐，张、瞿主张北伐。两票对两票，结果陈拍了桌子，张才表示反对北伐。但由于共产国际支持北伐，所以陈最终还是决定参与北伐。
　　周恩来回忆，是年6月，苏联军事顾问加伦问陈延年：“在北伐中，我们是帮助蒋介石，还是削弱蒋介石?”陈延年请周恩来去上海请示中央局。当时陈独秀正卧病在床，并不作正面回答，而是让他们开会决议。会议由张国焘主持。彭述之主张在北伐中削弱蒋介石，张国焘则认为共产国际的意见是创造有利北伐的形势，如果在北伐战争中削弱蒋介石，就不利北伐形势。最后，张国焘说主张在北伐战争中，对蒋的方针是既反对又不反对。这个决议就这样通过了。

　　中山舰事件后，苏共援助国民党的一批武器刚好运抵广州。陈独秀让彭述之去找鲍罗廷要5000条枪，好武装广东农民，以防分裂，鲍罗廷一口拒绝：“武装农民不但不能去打陈炯明和北伐，而且要惹起国民党疑忌及农民反抗国民党。”甚至还说：“现在是共产党应当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代。”
　　陈独秀在上海指挥过多次罢工运动，常常于深夜到工运干部家中开会商讨罢工运动事宜。向警予回忆说，有一天晚上，夜很深了会才开完。大家走在弄堂里，陈一面走，一面说：“他那个三番没有和成，真可惜，已经听张了，七条一定有，但总不出来……”直到看弄堂的开了铁门放大家出去之后，陈才不再谈牌经以为掩护。
　　1927年4月4日，陈独秀与汪精卫联名发表《汪陈宣言》，宣言为陈所起草，汪签字后，周恩来拿回来让陈签。文件上汪的名字签在后面，前面留了许多空白，意思是让陈将名字签在前面的。但陈独秀拿还是把他的名字签在汪的名字后面。宣言发表后，陈独秀对郑超麟说：“大报上好久没有登载我的文字了！”
　　陈独秀希望通过与汪精卫合作，而达到抑制蒋介石的目的，这也是共产国际的意思。但农民运动中，一些农民押着唐生智母亲游街，农协还扣留了政府的粮米，汪精卫、唐生智等人质问陈独秀：“民众为何侮辱我家人？”陈独秀不能对。
　　为了向汪示好，陈独秀与鲍罗廷商议，讨论通过了取缔一切“过火的”工农运动的决议，而且随后召开的五大，竟然破天荒地邀请了汪精卫、谭延闿、徐谦、孙科等国民党人列席。

　　党务（三）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停止了陈独秀等人的工作。鲍罗廷曾建议陈独秀等人赴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陈表示拒绝，他说：“我所受国际机会主义的训练已经受够了，以前因为接受国际意见，而做了许多错误。”
　　张国焘回忆，1927年7月2日，瞿秋白自庐山回武汉后对他说，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交代。中共虽然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失败的责任，所以只能由中共中央来负担起这个责任。瞿又表示，如果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那么我们不如把全部的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随后，共产国际派代表罗明那兹与纽曼来华指导中国革命，宣布陈独秀不能再任总书记，甚至还要受到开除党籍的处理。

　　此时汪精卫也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人，陈独秀只能化装成苦力，隐匿在武汉的一家由中共秘密开设的纸行的小阁楼上。而中共方面则在对陈进行批判，罗明那兹到武汉后召开的几次会议，都未通知陈独秀参加。８月４日，罗明那兹与纽曼在长沙召集中共湖南临时省委会议，竟要求与会者签名赞同打倒陈独秀。代理书记易礼容表示反对，认为革命失败的原因不能归咎于陈一个人，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也有份。会议开到第二天早晨，无功而散。会后，党中央解除了易礼容的书记职务。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有人主张邀陈独秀参加会议，遭到了罗明那兹的反对。此次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至此，陈独秀实际上被撤销了党的总书记之职。陈独秀说：“我做了斯大林的替罪羔羊。”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痛苦地自我反省道：“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固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实感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
　　汪原放回忆，1927年夏天，陈独秀次子陈乔年来找他，说陈要见他。他随乔年来到了一条深巷里的一楼一底的房前，见门口摆着一张竹床，一个人面孔朝屋里，头靠着门，躺在床上，赤着膊，肩上披着一条粗夏布的大围巾，手里拿着把芭蕉扇。等他们两人走进屋里，躺在竹床上的人坐起身来说：“来了。”这时汪才认出这是陈独秀。陈让汪安排他到上海去，９月上旬，陈独秀由黄文容、汪原放、啸青陪同，乘船顺长江而下赴上海。四人包了一个官舱，陈独秀扮作病人，戴上风帽，睡在上铺，连吃饭也在舱里。船靠码头时，他们关起门来装作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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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上陈独秀躺在上铺很少开口，有时喃喃自语，但也只有一句话：“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他这时虽然只有48岁，可他那副沉闷、执拗的神态，已象是一位垂暮之年的老人了。
　　陈独秀被免去共产党总书记职务后，几次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建议。时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十分同情父亲的遭遇，也部分赞同他的观点。但他对父亲与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很感为难。有一次陈乔年劝告陈独秀不要再给党中央写信了，因为中央里有些人把他的意见“当作笑话到处宣传”。于是，陈独秀听了乔年的话，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不再给中共个中央写信。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文章，署名 “撒翁”，郑超麟说：“我猜想署名表示他撒手不再领导中国共产党之意。”
　　毛泽东后来评判道，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对于失败应负最大责任的是俄国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罗易则“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左边一点点，可是只是站在而已”，提不出“任何实现( 挽救)的办法，总之，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陈独秀是个不自觉的叛徒”。

　　托派
　　中共六大结束后，王若飞、王懋庭、项英、李富春等人支持陈独秀复出，李富春等江苏省委干部因反对李立三关于改组江苏省委的决定，甚至宣布“独立”。对此，陈独秀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他对汪泽楷说：“我不来，我要来时就另外创造一个新党。”
　　1928年11月，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瞿秋白和张国焘时，问道：“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言下之意是担心陈会以办报的形式来反对共产国际。张国焘回答是：“陈独秀办不起一张有力量的报。他做了这么些年的著名的中共领袖，其他的社会关系早已断绝了，现在似乎没有人敢于支持他办报。一般人看来，他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著名共产党员，因此，他之不能从事公开的政治活动，是很显然的。”

　　自1929年开始，陈独秀接受了托洛斯基主义。8月，陈与“我们的话派”（注：由托派留苏学生被遣送回国后于1928年在上海成立的第一个托派组织）接触，希望加入该组织。但我们的话派主要成员不但不欢迎陈等人，反而对他们很是厌恶，讽刺说：“这些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者向我们托派投机了。”
　　加入我们的话派未果后，陈独秀开始自行组织托派组织。中共中央发觉后，对陈提出警告，要求陈“一月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并编入中央直属支部中参加党的生活”，陈认为中共中央的要求是“发狂闹的笑话”，他也复函针锋相对地对中共中央“作一次最后的警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 11月15日，中共遵照共产国际的意见，通过了开除了陈独秀、彭述之、江泽楷、马王夫、蔡振德五人党籍的决议。

　　12月15日，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正式成立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名“无产者派”），并很快发展至百人。共产国际遂开始改变对陈独秀的策略态度，致电陈称：“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处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决定的会议。”陈独秀再一次表示拒绝，他给共产国际的回信道：“我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问题”，如国际“不肯正式公布于各国支部加以讨论”托洛茨基的主张，那么我和国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就“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

　　无产者派的内部矛盾很快尖锐起来，彭述之不久便与陈独秀发生矛盾。当时何资深说彭是个“纸老虎”，陈独秀说：“不是纸老虎，是烂西瓜。纸老虎里面不过空无所有而已，烂西瓜表面很好看，剖开之后喷出一阵恶臭。”此后，无产者社常委每次开会必定发生激烈吵架。
　　1930年4月，托洛茨基委托陈独秀出面统一中国托派组织。经过陈的努力，5月1日至3日，统一大会秘密召开。“无产者社”的李仲山拿出一件猞猁皮大衣，典当得二百多元，充作大会经费，在上海大连湾路租了一幢房子，让王茨槐带着妻子、女儿住进，掩护开会。为了保密和安全，在这三天中，除了陈独秀一人外，所有代表都要住在会场内，开完会之后才能出去。大会上，陈独秀被选举为书记。

　　统一大会结束后，陈独秀给托洛茨基拍了一个电报，喜气洋洋地告诉他：他的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就将飘扬在全国。
　　然而大会甫一结束，内部便矛盾重重。由于陈独秀的文章说红军是“土匪”，所以青年托派对他写的文章不放心，认为他已是总书记，对外便代表整个托派的观点，因此要求他写的文章发表前最好让大家看看，同意后再发表。陈对此大发脾气，说：“文章象人一样，要有个性，大家同意，就没有个性了，还写什么文章！”
　　大会结束不久，梁干乔、陆一渊等四人即跑到南京加入军统，并公开发表声明，声称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而马玉夫因未当上“中委”，竟去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致使13名托派成员被捕，其中包括除了陈独秀、彭述之和罗汉之外的托派统一组织全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托派统一组织的常委仅剩陈独秀一人。此时距离托派成立大会结束仅20天。陈独秀哀叹说：“我不识人！”

　　1932年春天的时候，原托派“中委”濮清泉、宋逢春因狱中时疫流行，保外就医。陈独秀召集二人与彭述之、罗世潘共五人成立临时中央委员会。但是年10月15日，彭述之等四人到秘书谢少珊家中开会，中统特务跟踪濮清泉至，将他们全部逮捕。陈独秀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本可幸免，但由于唯一知道他住址的谢少珊的出卖，他也于晚上被捕。因谢的出卖，另外五名托派骨干被捕，包括编辑托派机关报《火花》的曾猛，被捕当时他正印刷第13期《火花》。至此，托派中央被一网打尽。事后，因招供有功，谢少珊未被起诉，加入了“中统”，更名“谢力功”。

　　1934年下半年至1935年初，刘仁静等人趁陈独秀在狱中的机会，将1931年至1932年托派中央的文件翻出来，批判为“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要陈独秀承认错误，陈坚决拒绝，于是，托派中央便将陈开除出托派。

云雾山

　　囹圄（一）
　　陈独秀一生四次被捕，1932年更是被国民党政府判处有期徒刑八年。陈曾有名言：“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优美的生活。”此为陈身体力行的自箴之词。
　　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写了《北京市民宣言》，做成传单散发。6月10日，高一涵和陈独秀一起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等乘吃茶的人离开茶座时把《宣言》放在没有人的桌子上，用茶杯压好，等到吃茶的人回到原桌子来，看到传单，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
　　1919年6月11日傍晚七点，陈独秀与高一涵等人到新世界附近的饭馆聚餐，陈随身带了千余份传单。晚餐后约八点多，陈西装革履，头戴白帽，前往新世界游艺场，伺机散发传单。到新世界后，陈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于是潜入了第五层的屋顶花园，这里既无游人，也无电灯。时间已近十点，恰好四层的楼台正放露天电影，陈一扬手，传单飘向人群。

　　几日前，警察署查获了一张传单，说将在新世界安置炸弹，于是警察署立即在新世界加派了便衣侦探，每天晚间分布在各楼严密侦查。白帽西服的陈独秀因上下楼频繁，而且衣服兜中鼓胀，引起了侦探的注意。当陈在五楼屋顶花园准备再次抛洒传单时，埋藏在暗处的警察立即上前将陈抓住。因新世界处于闹事繁华地带，为避免引起公众注意，一名侦探脱下灰色大褂将陈罩住，秘密押往警察署。

　　在押送陈独秀的路上，步军统领衙门与警察署发生争执，他们都想将陈送往自己的部门进行处理，由于区警察署的便衣人数占优，陈才被送至警署。之后，在对陈的处理上，步军统领王怀庆和警察总监吴炳湘又发生争执，王想以治安妨害绳以军法，吴想以违反警律处置。二人争执到总统徐世昌处，徐以送法庭判决结束争执。王怀庆正是陈独秀的传单《告北京市民宣言》要求罢免官职并驱逐出京的6人之一，对陈恨之入骨，主张“非严办不可”，吴炳湘则是陈的安徽同乡，态度较为缓和。幸亏吴炳湘的坚持不让，否则陈若落入王怀庆之手，生还希望必定十分渺茫。

　　陈独秀被捕后，各方势力均发表声明通电，要求释放陈独秀：15日，在北大学生的努力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率先致函京师警察厅；次日，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马裕藻、马叙伦、程演生、王星拱等知名教授40人（其中不少为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旧学者）联名致函警察总监；20日，民国大学校长应善以，联名中国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新华商业专门学校等学校29人，致函警察总监；6月22日，章士钊分别致电龚心湛、王克敏等政要，声明自己愿为担保，要求释放陈；26日，安徽省长吕调元也致电吴炳湘；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致电当局，要求释放陈独秀。

　　远在上海的孙中山在会见徐世昌、段祺瑞的和谈代表许世英时，郑重地提出了陈独秀在北京被捕之事。他对许世英说：“你们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又说：“你们也不敢把他（陈独秀）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许世英听说，连连表示：“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
　　近代教育的先驱者严范孙之子严智怡带着父亲的手书找到私交深厚的总统徐世昌为陈独秀说情，徐开始以“这是司法部的事”推脱。严智怡说：“陈独秀生平的言论思想是一件事，陈独秀因嫌疑传单被拘又是一件事，不能拿他平日的言行来裁判他……大学为新思想发源地，无论什么思想都要拿来研究的……怎能够去干涉他呢？藉新旧思想暗潮来兴‘文字狱’，实在于教育前途有碍。”徐世昌听了，“颇动容”，应允“维持”。

　　严智怡出总统府后，又去游说司法总长朱深，朱推辞说：此案“现在尚没有交到司法界，所以不能过问”。经过严再三说明“文字狱”的厉害，最后，朱深也答应“维持”。
　　经多方营救，而陈独秀又至始至终只承认散发传单，不承认传单内容为自己所撰，故 9月16日，警察厅同意安徽同乡会以陈独秀胃病为由，保释出狱。陈出狱前具结道：“自被查拘，颇为觉悟，以后安心学问，并在北京就正当职业，以谋生计，不再作越出法律范围举动。”出狱当天，北大同学会召开欢迎会，欢迎陈独秀出狱。
　　出狱后陈独秀的行踪仍旧受到警察署的严密监视。据档案记载，一次，一名石姓警员因接到上级电话问询陈独秀是否在京时，因茫然不知而以“有失职责”给予记大过一次。

云雾山

　　囹圄（二）
　　1921年10月，在上海的陈独秀第二次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正在陈家打麻将的高君曼、杨明斋、柯庆施及包惠僧。周佛海本来也在打麻将，但因包惠僧到来后被替下，与恋人杨淑慧离开陈家去了法国公园，才得以幸免。
　　被捕后，巡捕房原本不知陈独秀的真实身份，因为陈自称王坦甫，包惠僧、高君曼等人也都用了化名。但此后，上海法院院长褚辅成及《民国日报•觉悟》主编邵力子到陈家拜访，被留在陈家的巡捕带到了巡捕房。褚辅成见到陈后，脱口而出：“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这儿来了！”于是陈独秀身份就暴露了。

　　陈独秀此次被捕的罪名是编辑过激书籍，出版过激刊物。马林为陈独秀花钱请了法国律师，买铺保，陈只被关了两天就出来了。开庭当日，李达、张太雷、张国焘和一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青年团员雇了一辆汽车开到会审公堂。陈独秀上车时，几位青年团员用俄语唱起了《国际歌》。经过马林的努力，陈只被判罚五千元。
　　1922年８月９日上午，上海法租界总巡捕房特别机关探目长西德纳、督察员黄金荣等包围陈独秀住处，将陈逮捕，罪名是家中藏有违禁书籍。据陈说，有人造谣中伤，“说我们得了俄罗斯的巨款”，于是听信谣言的“华探杨某……向我的朋友董、白二君示意要敲竹杠，……穷人无钱被敲，我当时只得挺身就捕”。
　　开庭时，陈独秀的律师博勒律师辩护道：“捕房讲陈独秀是共产党，证据不足。陈独秀在著作中提到共产党，只是说说而已，并无共产党之实……陈独秀家中确实有《新青年》杂志，但他家仅有此书，并无印刷设备，因此也不违背法租界条例。”法副领事拿着一张条子问：“上次我们在陈家搜查到了陈独秀写的40000元收条，能说清此款用途吗？”博勒说：“该款是广东政府用来办教育的，陈独秀是原广东省教育委员长，由他经手拨给学校。”最后，法官判罚陈独秀大洋400元，由保人保出，所抄书籍，一律销毁。

　　1932年10月15日晚，因患胃溃疡卧床在家的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宋逢春回忆，陈独秀被捕后被押到租界巡捕房看守所，看到先行被捕的彭述之、宋逢春等人，还开玩笑说：“嗨，原以为就我一个人被捕，没想到你们都来了。这下我可有伴了，可以松快松快了。”谈及叛变出卖他的谢少珊时，陈说：“这孩子胆子小，上一回逮捕他就表现出来很慌张，很不成熟。”
　　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许多省、市、县、乡的“党部”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对陈“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叛国”。同时，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报道了陈被捕的消息。
　　营救陈独秀的亦大有人在：《申报》刊出蔡元培、柳亚子、杨杏佛、林语堂、潘光旦、董仁坚、全增嘏、朱少屏合署的《快邮代电》；傅斯年发表《陈独秀案》一文，说政府决无在今日“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之理！”蒋梦麟、刘复、周作人、陶履恭、钱玄同、沈兼士等12人致电张静江、陈果夫，请二人说情，二人照办；胡适、翁文灏、罗文干、柏文蔚等或致电蒋或私下奔走，以求从宽处理；胡适还到处发表演说，高度评价陈独秀对中国文学和中国革命贡献，以求舆论的支持；爱因斯坦、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教育学家杜威也相继给蒋介石拍电报，要求释放陈独秀。

　　是年，鲁迅到北平探母，11月26日，在北海后门西皇城根七十九号参加了一个左翼人士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并在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与会者回忆，发言中鲁迅也拿陈独秀做靶子展开批判，称“陈独秀之流”“是不喜欢泥腿子的”。
　　陈独秀押解到军法司后，提出要看书，军法司的人说没有接到上级命令，只可以看孙中山的书，于是陈便让他们找来几本孙中山的小册子。何应钦传讯陈之后，军法司的王振南答应借一套《水浒》给陈独秀看。
　　国民党查明陈独秀此时确与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无联系后，蒋介石采纳翁文灏、胡适等人的意见，将陈独秀案交南京地区的江宁法院公开审判。1933年4月26日，江苏高等法院作出判决，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罪判处陈有期徒刑13年。陈独秀当场起立大声抗议道：“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声明上诉。次年6月30日，国民党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仍认定陈独秀犯有“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罪，但将陈的刑期改为8 年。

云雾山

　　囹圄（二）
　　1921年10月，在上海的陈独秀第二次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正在陈家打麻将的高君曼、杨明斋、柯庆施及包惠僧。周佛海本来也在打麻将，但因包惠僧到来后被替下，与恋人杨淑慧离开陈家去了法国公园，才得以幸免。
　　被捕后，巡捕房原本不知陈独秀的真实身份，因为陈自称王坦甫，包惠僧、高君曼等人也都用了化名。但此后，上海法院院长褚辅成及《民国日报•觉悟》主编邵力子到陈家拜访，被留在陈家的巡捕带到了巡捕房。褚辅成见到陈后，脱口而出：“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这儿来了！”于是陈独秀身份就暴露了。

　　陈独秀此次被捕的罪名是编辑过激书籍，出版过激刊物。马林为陈独秀花钱请了法国律师，买铺保，陈只被关了两天就出来了。开庭当日，李达、张太雷、张国焘和一些刚从莫斯科回来的青年团员雇了一辆汽车开到会审公堂。陈独秀上车时，几位青年团员用俄语唱起了《国际歌》。经过马林的努力，陈只被判罚五千元。
　　1922年８月９日上午，上海法租界总巡捕房特别机关探目长西德纳、督察员黄金荣等包围陈独秀住处，将陈逮捕，罪名是家中藏有违禁书籍。据陈说，有人造谣中伤，“说我们得了俄罗斯的巨款”，于是听信谣言的“华探杨某……向我的朋友董、白二君示意要敲竹杠，……穷人无钱被敲，我当时只得挺身就捕”。
　　开庭时，陈独秀的律师博勒律师辩护道：“捕房讲陈独秀是共产党，证据不足。陈独秀在著作中提到共产党，只是说说而已，并无共产党之实……陈独秀家中确实有《新青年》杂志，但他家仅有此书，并无印刷设备，因此也不违背法租界条例。”法副领事拿着一张条子问：“上次我们在陈家搜查到了陈独秀写的40000元收条，能说清此款用途吗？”博勒说：“该款是广东政府用来办教育的，陈独秀是原广东省教育委员长，由他经手拨给学校。”最后，法官判罚陈独秀大洋400元，由保人保出，所抄书籍，一律销毁。

　　1932年10月15日晚，因患胃溃疡卧床在家的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宋逢春回忆，陈独秀被捕后被押到租界巡捕房看守所，看到先行被捕的彭述之、宋逢春等人，还开玩笑说：“嗨，原以为就我一个人被捕，没想到你们都来了。这下我可有伴了，可以松快松快了。”谈及叛变出卖他的谢少珊时，陈说：“这孩子胆子小，上一回逮捕他就表现出来很慌张，很不成熟。”
　　陈独秀被捕后，国民党许多省、市、县、乡的“党部”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对陈“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叛国”。同时，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报道了陈被捕的消息。
　　营救陈独秀的亦大有人在：《申报》刊出蔡元培、柳亚子、杨杏佛、林语堂、潘光旦、董仁坚、全增嘏、朱少屏合署的《快邮代电》；傅斯年发表《陈独秀案》一文，说政府决无在今日“杀这个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之理！”蒋梦麟、刘复、周作人、陶履恭、钱玄同、沈兼士等12人致电张静江、陈果夫，请二人说情，二人照办；胡适、翁文灏、罗文干、柏文蔚等或致电蒋或私下奔走，以求从宽处理；胡适还到处发表演说，高度评价陈独秀对中国文学和中国革命贡献，以求舆论的支持；爱因斯坦、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教育学家杜威也相继给蒋介石拍电报，要求释放陈独秀。

　　是年，鲁迅到北平探母，11月26日，在北海后门西皇城根七十九号参加了一个左翼人士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并在会上作了较长的发言。与会者回忆，发言中鲁迅也拿陈独秀做靶子展开批判，称“陈独秀之流”“是不喜欢泥腿子的”。
　　陈独秀押解到军法司后，提出要看书，军法司的人说没有接到上级命令，只可以看孙中山的书，于是陈便让他们找来几本孙中山的小册子。何应钦传讯陈之后，军法司的王振南答应借一套《水浒》给陈独秀看。
　　国民党查明陈独秀此时确与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无联系后，蒋介石采纳翁文灏、胡适等人的意见，将陈独秀案交南京地区的江宁法院公开审判。1933年4月26日，江苏高等法院作出判决，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罪判处陈有期徒刑13年。陈独秀当场起立大声抗议道：“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声明上诉。次年6月30日，国民党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仍认定陈独秀犯有“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罪，但将陈的刑期改为8 年。

云雾山

　　囹圄（三）
　　陈独秀被公审时，需要请辩护律师。陈说：“我是一个穷措大，没钱。”消息传出，章士钊、张耀曾、董康、郑毓秀、彭望邺、吴之屏、汪有龄、郭蔚然等名律师都自告奋勇愿做义务辩护人,最后陈独秀选择了章士钊作辩护人。
　　陈独秀的自撰《辩诉状》写出后，上海各报慑于国民党的高压，只字不敢刊载，独有《申报》别出心裁，在《地方通讯》栏内用“苏州通讯”的形式发表了《辩诉状》的要点。
　　陈独秀入狱后，仍与狱外托派组织保持联系。郑超鳞的妻子刘静贞自告奋勇担任交通员，奔走于上海南京之间，每月一次，从未间断。据刘静贞说，有时搜查甚严，有时也马虎一点，她总是把文件扎在月经带上，使他们无法搜查。
　　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为收押陈独秀这个大人物，特申请了很大一笔款，把他住的牢房翻修一新。起初，监狱看管甚严，不许他看书看报，也不许探监。陈抗议道：“你们执行恶法，我拼老命也要反抗。”典狱长说：“恶法胜于无法。”陈独秀说：“恶法就要打倒。”典狱长说：“我无权打倒它。”陈破口大骂，并以绝食抗议。狱方终于屈服，三不准变成了三允许，陈独秀就把牢房变成了图书室和会客室。

　　陈独秀住的是单身牢房，每日接见亲友，从不间断，且牢房里破例放置了两个大书架，允许陈的朋友从狱外带进书籍，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方便陈读书写作。从1934年开始，陈的女友潘兰珍移居南京，经狱方许可，每天上午9点至下午5点，到狱中照顾陈生活。因其有病，狱方同意在治病之外，同狱的濮清泉和罗世藩每周可去做一次看护，发病时则不受此限。
　　陈独秀的友人们从各个方面对陈进行帮助：蔡元培主要是对陈作政治营救；高语罕主要是帮助陈处理上海的家庭事务；章士钊除为陈辩护之外，还介绍医生为之看病；汪原放主要是为陈寻找和寄送他所开列的各种书籍；陈的学生、时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政务处长的段锡朋在陈被捕后就前来探监，为陈带出给其他友人的信件，多次赠送衣物食品，后来潘兰珍来南京，也是借住在段家；陈公博、蒋梦麟、杨亮功等人也前来探望，赠衣送食。

　　1936年，托派陈其昌希望能将与左联发生龃龉的鲁迅拉入托派阵营，曾写信给鲁迅，支持其反对周扬。鲁迅对陈其昌极为不屑，在公开信中对其嘲讽一番。陈独秀得知后，在狱中写信责问托派，为什么对鲁迅发生幻想，说：“鲁迅之于共产党，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
　　一天，国民党教育部政务处长段锡朋到监狱拜望陈独秀。段锡朋等表示，将努力与政府周旋，以期早日保释他出狱，陈答：“我现在虽然是有期徒刑，实际上是无期徒刑。我现在年事已高，哪能等期满出狱呢？现在我真不愿出去，那有象这个地方清静安适。”段又问他是否需要冬季御寒的棉衣，他又十分开心地说：“我先后收到送我的皮袍有十四件之多，正苦无法遣送呢。”
　　抗战爆发后，日军空袭南京，陈独秀狱室被炸塌。胡适恰好正在南京参加庐山谈话会，听说后大急，会同张伯苓、陈中凡等人多方奔走呼吁，要求释放陈独秀。胡适还写信给汪精卫，请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8月21日（距离狱室被炸8天），司法院院长居正将《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呈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林森当日即批准呈文，向司法院发出了《国民政府指令》，司法院旋即又给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发出“训令”，司法行政部马上在报上刊登释放陈独秀的明令，整个过程竟然在一日内完成。于是陈独秀获释出狱。

　　陈独秀出狱时，调查统计局第三处处长丁默邨（原共产党员）来到狱所。丁对陈说：奉上级之命，备有专车，接陈独秀及其夫人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招待所去住。陈坚决拒绝了，并向丁表示，他已接受了傅斯年的邀请到他家暂时安身，丁只有叹息作罢。
　　陈独秀出狱的当天，天津的《大公报》发表了题为《陈独秀减刑》的短评，对他的出狱寄予了厚望：“当国家大危难之际，大家的思想和行动都已统一在一个情绪之下，对日抗战之外，再无其他问题。我们欢迎这位老斗士出狱，为他的祖国努力！”

云雾山

　　独立（一）
　　1937年，上海的托派统一组织知道陈独秀出狱后，派人来到南京，要求陈重回上海参与托派组织活动。陈深感托派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之复杂，而其与彭述之、刘家良关系不睦，故拒绝回到上海。
　　罗汉想让陈独秀与中共合作，托派得知后大为震怒，发表声明撇清与陈独秀、罗汉的关系：“以前或今后，如有与此类似的任何个人行动，皆与本同盟全体无关，合并声明。”对于托派的声明，陈独秀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了，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不怕孤立。”

　　一次，陈独秀对包惠僧表示，自己已经不是托派，他听包说有谈得来的记者朋友，便打算以记者访谈的方式发表自己不是托派的声明。包向他介绍了《中央日报》社总编辑程苍波。但陈、程的交谈不算投机，陈独秀仅写了个条子，上书：“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程表现得十分冷淡，临走的时候没有带走条子。包惠僧在送程苍波时说这个老先生想声明自己不是托派，打算借记者的口说出来。程只淡淡表示“试试看”。陈的声明最终没能刊出。

　　晚年避居江津时，陈独秀发表的言论受到了托派临委的批判，但陈或直接给临委写信，或请人代转，与托派展开一场书面论战，此时陈已经没有一个拥护者，连与他私人友谊很深的郑超麟、王文元、陈其昌等人也说：“我们，非但不曾拥护陈独秀的主张，而且与他进行了最不含糊的争辩，以致最后，这位‘老人’发了脾气，与我们绝交了。”
　　此时陈独秀对中共亦无好感，据郑超麟回忆，在南京时，谈及此次国共合作，郑问陈：“中国共产党会不会解散他们的党组织，而全部加入国民党？”陈回答：“不会的，他们如果这样做，就不会完全发挥他们的反革命作用了。”
　　包惠僧也回忆，陈独秀私下表示自己不会与中共联系：“老干们（指王明等“干部派”）不会欢迎我，我也犯不着找他们。”
　　陈独秀出狱后，罗汉想让陈去延安，与叶剑英取得联系，希望与中共合作。林伯渠也为陈向延安求情，毛泽东表示欢迎，但提出三个条件：“一则放弃托派，公开承认错误。二则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则须于实际行动中表达诚意。”陈独秀得知后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对毛泽东说：“陈独秀抗战初期曾要求到延安来，如果来了。看到革命胜利，也可能改过来。”毛回答：“他后来去世了。那个责任也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延安。那时我们提了三个条件，他不能接受。当时我们还不稳固，那时就那么一点资本，那么一点根据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国际。现在我们本钱大了……”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开会讨论与陈独秀合作抗日之事，王明声色俱厉地表示反对，说：“我党可联合任何人，惟托派为例外；我党甚至可以和与蒋介石及其反共特务合作，惟陈独秀为例外。”并说陈独秀每月领取日本三百元津贴而做了“汉奸”。康生表示附和，说陈独秀曾与日本人密约，故为汉奸无疑。对此陈独秀驳斥道：“你们一向不择手段，顺汝者为战士，逆汝者为汉奸。”
　　陈独秀为汉奸论的消息见报后，武汉的文化界和政界“群情激愤”。周佛海、陶希圣为使陈独秀在这场政治的寒流中感受到国民党的“温暖”，联合高一涵、王星拱等国民党政要共9人在《大公报》上发表公开信，为陈独秀辩诬。蒋介石亦下达“委座手谕”，指示周佛海道：“凡未实际参加伪组织者，不论谣传如何，均不得称逆。”

云雾山

　　独立（二）
　　陈独秀对中共称其为汉奸是十分震怒，曾给友人写信道：“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惟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账，此无他也。”
　　1939年，周恩来、朱蕴山等人到江津劝陈独秀去延安，当时中国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但陈拒绝了。他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我不能被人牵着鼻子走，弄得无结果而散。”结果不欢而散。

　　到1940年，陈独秀对汉奸事件仍耿耿于怀，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彼等（即指中共中央）对弟造谣诬蔑无所不至，真是无理取闹。”得知周恩来抵达成都的消息后，陈致函询问杨鹏升是否曾与周接触并谈话，并说：“此人比其他妄人稍通情理，然亦为群小劫持，不能自拔也。彼等对弟造谣诬蔑，无所不至。真无理取闹！”
　　陈独秀在南京时，周佛海和陈公博主张对日妥协，他们常召集一批人在周氏官邸讨论对日方针，被称为低调俱乐部。陈独秀碍于情面，也被周拉来参加讨论，但陈总是以沉默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
　　蒋介石曾请教育部长朱家骅出面游说陈独秀，希望陈组织一个“新共党”，表示愿意资助10万元经费，同时，在国民参政会上，还为他组织的新共产党保留五个名额。蒋介石还有意请陈独秀出任劳动部长。对此，陈独秀都一一拒绝，他对友人说：“蒋介石想教我装点门面当他的走卒，真是异想天开。”
　　1938年4月，陈独秀被中共指为汉奸，趁着陈对中共的愤恨，张国焘说出了自己组织新共产党的想法，并希望得到陈独秀的支持与合作。然而陈独秀对此非常冷淡，一口回绝了张国焘的拉拢。事后，陈独秀向包惠僧提起此事说：“张国焘想拉我，我对他说我没有这个能耐。”
　　此时，任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委员的谭平山，也找到陈独秀要求共同组织第三党，陈独秀也断然拒绝了。
　　陈独秀曾发表声明说：“我经过长期入狱和战争中的交通梗塞，中国是否还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我在南京和剑英谈话时，曾声明：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



　　嬗变
　　少时，陈独秀在南京参加乡试，考场中，一位来自徐州的大胖子考生，将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考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边走边将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一拍大腿，跷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这个近乎发疯的考生给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独秀后来说：“这位‘今科必中’的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在这一两个钟头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梁康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在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我有意外收益！”

　　陈独秀与参加考试时认识的皖省维新派人士汪希颜、汪孟邹等人交往密切，“谈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灿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并与“一辈后生小子”，对康有为受到的攻击，“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中为康先生辩护”，遂被乡里瞀儒指“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
　　在日本留学的陈独秀与革命党人邹容、张继等人交往，渐渐趋向革命。
　　陈独秀早年参加了革命党的暗杀团，但12年后的1917年，陈在《论暗杀》一文中批评，从事暗杀活动的人“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之结果，不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可以造成社会的恶阶级的恶，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的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因此，……我敢说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

　　陈独秀在《每周评论》4号上批评十月革命“用平民压制中等社会，残杀贵族及反对者”，但不久之后的1919年4月20日，陈即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说道：“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有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行的大关键。”
　　第一次被捕入狱后，陈独秀对基督教产生了好感，出狱后，他写了《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一改一贯的反宗教立场，转而推崇基督教的“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和“平等的博爱精神”。到中共一大召开后，陈对基督教再次产生怀疑，说：“综观基督教教会底历史，过去的横暴和现在的堕落……实在没有什么庄严神圣可言。”
　　1929 年春天，陈独秀的外甥吴继严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向陈独秀介绍了托洛茨基。之后，陈又读到了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文稿，发现托氏的观点与自己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通过与同尹宽、彭述之、汪泽楷等人反复讨论，大约经过三、四个月的思考，到这年秋天，陈独秀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
　　晚年，陈独秀在给友人郑学稼的一封信中说：“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本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人物之价值，……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鄙见很难得人赞同。读来书‘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为孪生儿’之说，不禁拍掌大悦！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在另一封信中说，陈独秀坦言：“近作……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包含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二十年的教训，……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
　　陈独秀还对邓仲纯说：“冯玉祥倒过袁世凯，杀过吴佩孚的回马枪，囚禁过曹锟，驱逐过傅作义，反过蒋介石，人称倒戈将军。我和这位将军有些类似，一生就会作反对派，从反满清一直到反蒋介石。”
　　1949年4月14日，胡适离开大陆时，在太平洋一只船上为《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写了“序言”，称陈的这些“独立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并将该书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
　　1977年，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召开的“陈独秀先生座谈会”，建议：“编印更完备的陈氏的‘最后见解’，并译成外文，广为流传（包括空投或邮寄共党统治区），使国人与世人认识这位曾是共产党领袖的中国知识分子怎样经过沉思熟虑的痛苦经验，彻底否定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制度。”

云雾山

　　坚执
　　陈独秀说：“我不懂什么理论，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恶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说极不正确的话，也愿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和李维汉来到陈独秀住所，向他通报会议情况并再次劝说他去莫斯科，陈明确拒绝，并声明错误共产国际也有责任。濮清泉回忆，陈独秀：“他们要我写悔过书，过从何来，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要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要我做替罪羊，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濮清泉回忆，1927 年，第三国际要求陈独秀去莫斯科，并让他担任东方部长，陈说：“你们骂我是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人骂我叛卖革命，在这种情况之下， 要我到莫斯科去当什么东方部长，岂非揶揄。我不愿当官，更不能当一个被人牵着鼻子走的牛。对你们的好意，敬谢不敏……”又说：“顽固不是我的性格，我认为对的，我是要坚持的……但是我知道错了，我并不顽固。把不合理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纵要我人头落地，我也不会承认。”

　　章士钊说，陈独秀像是“一匹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住他，“不峻之坂弗上”。
　　1932年，陈独秀被捕后，无论是章士钊的辩护词，还是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八人联名致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营救陈独秀的书函，都以陈“反共”、“斥红军为土匪”、“已被共党除名”等为理由，但陈对此却不认可。其友人柏文蔚事后对其三子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也帮不上，给他改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

　　1937年，国民政府决定提前释放陈独秀，但附加一个条件：“只要本人具悔过书，立即释放。”陈钟凡等人如实告诉陈独秀，并劝说他稍稍迁就。陈独秀听后怒气勃发，拍案而起道：“我宁愿炸死在狱中，实无过可悔！”
　　陈钟凡曾赠诗与陈独秀，曰：“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陈独秀和诗云：“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

　　豪情
　　民国初年，陈独秀豪言道：“我办报十年，中国局面全改观。”
　　冯友兰在《北大怀旧记》中回忆道：“我们在民国七年毕业的时候，全体师生照了一张像。陈（独秀）先生与梁漱溟先生坐在一起。梁先生态度恭谨，陈先生则很豪放。他的一只脚，直横伸与梁先生面前。等到像片洗出以后，我们送一张与陈独秀先生。他看着说：‘很好。只是梁先生的脚伸得太远一点。’我们的班长孙时哲说：‘这是先生的脚!’陈先生也为之大笑。”
　　1930年，陈独秀贫匮无以自济，精神却异常饱满。他对郑超麟说：“吾恍似回复‘五四’建党之初，精力正无穷也。”
　　1931年12月5日，陈独秀创办《热潮》周刊，并自任主编。截止次年1月23日，周刊共出了7期，陈发表文章12篇，时事短篇102篇。当时陈曾用笔名“三户”，刘仁静说，“三户”之笔名取自于典故“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以示自己当时力量虽小，将来定能推翻国民党庞大的统治机器。

　　1932年，陈独秀第四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车上，他呼呼甜睡达旦，如若平日，彭述之十分羡慕。晨起，陈独秀对彭说：“吾已半老，别无所求。汝正青春，大有可为。万望勿作他想。”
　　10月25日，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军政部传询陈，以“半谈话、半审问”的方式进行。传询毕，军政部的许多青年军人纷纷持笔墨和数寸长的小纸条，四面围着陈，请他索书纪念，长官不能止。陈欣然挥毫，草成数书，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陈应接不暇，幸而墨尽，才得解围。
　　1933年4月，江宁地方法院公审陈独秀，章士钊等五个律师为他辩护。章士钊作了长达53分钟的辩护发言，辨称陈无罪，但陈却不领情，说：“章律师之辩护，全系个人意见，至本人之政治主张，应以本人之辩诉状为根据。”法庭上一片惊叹：“革命家！”一些国民党人呼吁将陈独秀明正典刑，陈泰然自若地说：“不如大辟爽快！”
　　江宁地方法院一共三次开庭公开审讯陈独秀，旁听席之拥挤一次甚于一次。4月20日，旁听人数多达200余人，有远自镇江、无锡、上海等地专程来南京旁听的，后到者没有座位，只能站着。于是，座位两旁、记者席后面、角落里，甚至法庭外，都站满了人。陈独秀在法庭上态度安闲，顾盼自若，有时且隽语哄堂。
　　刘海粟到南京探监，见到阔别多年的陈独秀，十分激动，快步上前紧握陈的手，大声说：“你伟大……”陈也抢着说：“你伟大，敢于画模特儿，和封建势力斗争……”接着又大声抗议说：“蒋介石要我反省，我反省什么！”二人旁若无人，该笑风生，狱卒和同狱者见之，无不惊讶。临别时，刘从皮包里取出事先准备好的纸、笔和一瓶墨汁，请陈题字留念。陈独秀不假思索，一挥而就，写下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刘海粟一直珍藏着这副对联。

　　陈独秀在狱中写下组诗《金粉泪》，第一首诗云：“放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最末一首中有句云：“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
　　1937年，南京老虎桥监狱被日机轰炸，陈独秀的牢房有一次也被震坍屋顶，他躲到桌子底下，幸免于难。炮声渐停后，看守们从防空壕里钻出来，查看被锁在狱中囚徒的伤亡，陈独秀被看守们指派的勤杂人员从废墟中扒了出来。后来见到去探望他的陈钟凡，还谈笑自若。
　　在南京时，陈独秀曾与傅斯年、胡适之谈形势，傅很颓丧地说：“我对于人类前途很悲观，十月革命本是人类运命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运命！”陈独秀却说：“不然，从历史上看来，人类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动物，到了绝望时，每每自己会找到自救的道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各色黑暗的现象，只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丝毫用不着悲观。”陈又说：“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傅斯年被他深深打动，对胡适说：“我真佩服仲甫先生，我们比他年纪轻，还没他精神旺，他现在还是乐观。”

　　抗战期间，包惠僧曾求陈独秀为他写个字以作留念，正是国难当头，陈独秀不禁慨然写道：“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晚年客居江津时，陈独秀借居的杨家女儿杨树君回家时，慕陈之名请其题字留念，陈赋诗一首，前两句为：“相逄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杨树君不解其意，请他诠释。陈说，这是自己的近作，不久前他见到了从苏联回来的廖先生，虽然两人须发都白了，但令他欣慰的是二人的革命意志和性格都始终未变，故作此诗以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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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狷忿
　　1918年，为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刘半农化名王敬轩，直斥《新青年》之非，再由钱玄同加以辩驳。不想刘的文章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对这些新的质疑，陈独秀说：“吾不屑与辩，惟痛骂而已。”
　　张国焘回忆陈独秀：“他非常健谈，我住在他家里的这一段时间内，每当午饭后，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十分的引人入胜。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然后层出不穷的发问，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谈得起劲的时候，双目炯炯发光，放声大笑。他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轻易让步，即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但遇到他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经人指出，他会立即坦率认错。他词锋犀利，态度严峻，像一股烈火似的，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的性格比较起来，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

　　包惠僧回忆：“陈独秀不讲假话，为人正直，喜怒形于色，爱说笑话，很诙谐，可是发起脾气来也不得了。”
　　中国四个托派组织协商统一时，彭述之表示反对，宣称是代表下层反对上层勾结。陈独秀：“别人代表下层还可以说，你彭述之代表下层就有点不像了。”统一大会召开前，彭因未当上代表，给陈写了一封长信，斥责这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他“誓死不承认”。陈读信后十分气愤。后来彭又被补选上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在选举时当上“候补中委”。所以５月５日举行托派中央第一次会议时，陈当场拿出彭的信给大家看，并当面责问他：“今天还认为此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等等吗？”彭述之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梁漱溟晚年说起陈独秀：“当时他是一员闯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能打开局面的人。但是，陈这个人平时细行不检，说话不讲方式，直来直去，很不客气，经常得罪人。”
　　李立三回忆，1927年6且30日，中共中央开会时，任弼时曾代表团党中央提出议案，批评党中央回避土地革命问题，陈独秀大发雷霆，将提案碎之于地。
　　郑超麟说：“陈独秀是富于意气的人，他容易信任人，容易过份估量所信任的人的价值，可是对这人失望之后又容易走到另一极端去。”
　　陈独秀在狱中，某次胡适过南京而未至，事后写信道歉：“此次回国，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届时当来奉看。”陈独秀怒而给汪原放写信说要与胡适绝交：“我知道他在此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老胡之事，望勿告他人，即令叔亦不令知之，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我与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又失去一个，如此而已。”下次胡适到南京，先去看望陈独秀，陈又待之如初。

　　江苏南通有一位姓程老先生也治小学，因慕陈独秀之名，到南京老虎桥监狱里看望陈，二人一见如故，交换著作，互相称赞对方有卓见，谁知最后却争论起来，闹到面红耳赤，互斥浅薄，两人都高声大叫，拍桌对骂，幸而没有动武。原因只为了一个“父”字，陈独秀说父字明明是画着一个人，以手执杖，指挥家人行事。而程先生却说，父字明明是捧着一盆火，教人炊饭。陈说你不通，程说你不通，陈说你浅薄，程也说你浅薄。

　　濮清泉好不容易把他俩劝开，说学术讨论应心平气和，不应发火，又随口诌打油诗一首嘲讽他们道：“一日执杖一日火，二翁不该动肝火，你不通来我不通，究竟谁人是浅薄，若非有我小濮在，遭殃不只是板桌，异日争论平心气，幸勿动怒敲脑壳。”程先生笑了，陈独秀则骂道：“你这小鬼是浅薄，我要敲你的脑壳。”濮忙说：“我岂只浅薄，对于你们这一行，我简直是无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南京城里彻夜不停的爆竹声传进狱中，大家谈起此事，陈独秀说：“看起来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不像我们分析的那样脆弱。”同狱的其他人并不赞同，认为陈独秀是“凭感情分析”，“这种幼稚的分析……会走上机会主义的老路”，谁知知陈听到“机会主义”一词后，就条件反射地发起火来，大骂濮清泉等人无知、幼稚、没有进步、不堪造就。

　　在狱中，陈独秀常与濮清泉等人谈及民主问题时，坚持己见，于是经常发生争论，陈几次拍桌子打板凳，斥濮等人无知。一次典狱长将濮清泉提去询问：“我们为了陈先生年老多病，让你们去照应他一下，怎么你们和他吵起来了？”濮答道：“我们劝他吃药，他坚决不吃，所以吵起来了。”典狱长说：“啊！原来如此，往后你们好好劝他，不许大吵大闹了。”这才掩盖了一场风波。
　　陈独秀自陈：“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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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诞
　　陈独秀反对旧道德，在他参与起草的《安徽爱国社拟章》中有“戒烟、嫖、赌一切嗜好”的戒约；他在《国民日日报》时期曾与友人朱茂云有隙，并在《惨世界》的译稿对之也有影射，原因之一是朱迷于狎邪。但陈自己却不戒嫖赌，性好狎邪游。
　　有人回忆：“陈（独秀）在北京常踽踽独行，偶过八大胡同，入妓院小坐，与默然相对数分钟，出五倍茶资而去，妓笑为疯子，亦不以为杵，真参透游戏三昧之旨者矣。”
　　蔡元培发起进德会，倡导“不嫖不赌不纳妾”。陈独秀亦加入其中，但他仍流连八大胡同。时北京某报报道，说某日陈因与人争风吃醋“抓伤某妓下部”，一时议论纷纷。有一个叫张元奇的国会议员向国会提出对教育部长傅增湘和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弹劾，原因之一就是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私生活问题。蔡元培最终采纳了汤尔和的建议，免去陈文科学长一职。汤尔和的日记中记载，此后汤、陈二人在路上相遇，陈独秀“面色灰败，自北而南，以怒目视”。

　　16年后，胡适一针见血地指出：“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
　　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时，一天，典狱长将濮清泉提去，濮见典狱长面色严肃且带怒容，不知出了何事。典狱长开口道：“陈先生在我们这里，我们没有把他当作犯人看待，上面叫我们优待，我们也尽量给他以优待命；但陈先生近来忘记了他在坐监狱，把我们这里当做旅馆，这是使我们很为难的。”濮问道：“究竟出了什么事，请你直说吧。”他说：“你可知道有个姓潘的女士经常来看望陈先生？根据看守人的报告，说陈先生和那个姓潘的女士，在他的监房里发生过肉体关系，这怎么行呢？”濮说：“怕不会吧？请你再调查一下。”他说：“调查过了，千真万确，不瞒你说，当年我也是崇拜陈先生的一人，以为他的道德文章可以做青年模范，现在看来，他的文章虽好，道德有限。你告诉他，往后请他自爱一点。”濮唯唯而退。

　　濮清泉将典狱长的话告诉了陈独秀，陈神色自若，毫无赧颜。濮愤然质问道：“你这个人在政治、思想一切方面都非常偏激，在行为方面也很乖张。一个政党的首脑，这样对待生活，对吗？外面小报上说你不以嫖妓为耻反以为荣，确有此事吗？”陈最初默无一言，似有愧色，但听到小报所说，他怒道：“大报造大谣，小报造小谣，你怎么信它？这是私人生活，不用别人管。”濮说：“你是一个政党领袖，对妇女问题，没有正确而严肃的态度行吗？”陈自知理屈，沉默良久，然后说道：“在建党以前，在这方面，我是放荡不羁的，可是建党以后，我就深自检点没有胡来了。”濮反问道：“那么这位潘女士从哪点来的呢？”陈说：“难道我不能有个伴侣吗？”



　　激赏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听沈尹默等介绍陈独秀，便有意请陈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他差不多每天都去亚东图书馆拜访陈，有时去得很早，陈还没有起来。他便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张凳子让他坐在房门口等候就行。陈起初拒绝，说自己正在办杂志，蔡说：“那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好了。”于是，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到北大后，黄侃、马裕藻很不高兴，抱怨道：“陈独秀不过能写点笔记文，怎么能作文科学长。”蔡元培说：“仲甫精通训诂音韵之学，如何做不得学长？”
　　陈独秀被捕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曾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在刘季平处看到沈尹默的一首五言古诗，第二天便到沈宅拜访，一进门就大声说道：“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沈觉得此话虽刺耳，但却是事实，从此便发奋研究起书法来，日后成为民国知名的书法大家，与“草圣”于右任并称为“南沈北于”。
　　50年代中期，沈尹默应《新民晚报》约稿撰写《书法漫谈》一文，文中提到陈独秀对其激励一事，报社编辑以为陈的名字不见报为妥，提出删去此段，沈怒道：“没有陈独秀的批评，我就达不到今天的水平。宁可稿子收回不发表，决不让步。”最后编辑将陈独秀的名字改为“陈姓朋友”作为变通，这才发表。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陈独秀对当时的教育部长章士钊十分气愤，写信对章说，“我和你绝交”。但1932年陈被捕入狱，章士钊自荐为陈辩护，来到南京后，章赋诗称赞陈道：“王气只今收六代，世家无碍贯三孙。廿载浪迹伤重到，此辈青流那足论？独有故人陈仲子，聊将糟李款牢门。”
　　陈独秀在狱中，开始着手写传记《实庵自传》。《宇宙风》得到自传的前两章后，大登广告，称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并在编辑后记中宣传说：“陈独秀先生除为本刊写自传（第五十期起登）外，还俯允经常撰文，可望每期都有。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本刊撰文，实不特本刊之幸也。”但令人惋惜的是，陈写完自传的前两章即出狱，之后再未动笔。
　　1937年，陈独秀出狱后，远在墨西哥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可能会暗杀陈，他对陈很是担心，几次三番致函李福仁，让李设法将陈送到国外。
　　陈独秀入狱后，陈在北大的学生、时任国民党少将的杨鹏升经常去狱中探望，陈晚年居四川，杨更是对陈多方照顾、接济，连陈平日用的特制的信封、信笺都是杨为其出资印制。1954年，杨因与陈独秀的关系被以残余历史反革命判刑20年，于12年后病死狱中。

　　陈独秀去世后，有一位不曾与陈独秀见过一面的董退思致函高语罕说：“鄙人与陈先生素不相识，兼因政治与文学均为门外汉之故，亦少读陈先生之文章。但鄙人对于陈先生，则极其钦佩。窃尝谓一般所谓革命家者，不成功，即成仁。成功者则富贵功名，生荣死哀；不成功者，死后亦往往有政府褒扬，社会追悼。陈先生无一于此，一生清苦，寂事以死，然而惟其如此，乃属难能可贵。‘独’之一字，陈先生足以当之!”还随信汇来500元丧费。但陈独秀家属遵从陈生前遗志，不敢收授，仍由高语罕归还了。

云雾山

　　逸事（一）
　　安庆市三四十里外的月山西北有一个叫“独秀山”的小山头，据陈独秀之子陈松年说，这便是陈独秀“独秀”之名的由来。1914年，陈独秀为章士钊的《双杆记》作序，写道：“今以予不祥之人，叙此不祥之书，献于不祥之社会。书中人不祥之痛苦，予可痛哭而道之。作者及社会不祥之痛苦，予不获尽情痛哭道之者也。呜呼!”此文在《甲寅》发表，署名“独秀山人”，在留日学生中掀起了轩然大波。这是陈独秀第一次以“独秀”之名发表文章，此后，“独秀”之名享誉天下。

　　陈独秀的父辈中，父亲陈衍中和叔父陈衍庶先后考中秀才，陈衍庶还考中了举人；到陈独秀这一辈，大哥陈庆元和陈独秀年纪轻轻就先后考取秀才。乡邻顿时传说是陈家的祖坟风水好，连安庆城外迎江寺中的振风塔，也被人们传说成了陈家祖坟前的一管笔。
　　1987年7月，陈独秀与大哥陈庆元、陈庆元的同学、陈庆元的先生、先生的几位弟兄一行人去南京参加乡试。到达南京后，这些秀才们留下不善言辞的陈庆元、年长而尊的陈庆元的先生以及年龄尚小的陈独秀三人看护行李，其余的人都分头去寻租寓所。寓所找到了，待到搬过去时，找房子的人却大呼上当。原本他们看房时，是冲着房东家坐在窗口做针线活的美女才租的房，而真正搬过来了，那些美女早不知去向。原来他们中了房东们招揽考生惯用的“美人计”。

　　陈独秀发现，秀才们经常骚扰房东家中的年轻妇女，偷拿房东挂在厨房里或屋檐下的咸鱼和腊肉。他们在店铺购物时，偷偷将店家的东西藏在袖子里，即使店家看见，也不敢声张，因为他们人多势众。他们开口便说：“我们是奉着皇帝圣旨来乡试的，你们诬辱我们做贼，便是诬辱了皇帝！”店家如有言语得罪，秀才们便要动粗，路过的认识不认识的考生都上前动手相助，而真正目的却是趁乱打劫。法不责众，官亦无奈，商家因此只有忍气吞声，息事宁人。但这班“文武双全”的秀才们，在钓鱼巷嫖妓时，却格外温和，为了让妓家降价，不惜屈尊，自称寒士，做出可怜之相。

　　寓所里没有茅厕，秀才们就把大门外路两边的空地当成了便溺的场所。即使那个与陈独秀同行的开口孔孟、闭口程朱的老夫子，也天天在路旁解大手，有时妇女从路上走过，他也只当没看见。同寓的那几个“读书人”在高声朗诵礼义廉耻正心修身的八股文章之余时常到门前探望，远远发现有年轻妇女姗姗而来，即使没有大小便的意思，他们也赶紧脱去裤子蹲下去解手，好象急于献宝似的。而陈独秀却常常挨到天黑方出门解手，有时踩一脚屎回来，还被他们笑骂为“假正经”。

　　是年9月，陈独秀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竭尽气力挤进了乱糟糟的考棚。考试3场9天，应考时，考生们坐在高墙下的号门里做试卷，间隙时间，则各自举火做饭，晚上也得睡在考棚里。陈独秀不会煮饭做菜，9天里只得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烂熟或煨成的挂面。
　　陈独秀在芜湖中学任教时，有一个学生学作诗，诗中有句曰：“屙屎撤尿解小手，关门掩户阖柴扉。”他大笑之后在诗上打了一个横×，批上“屎臭尿腥”四个字，并写了两句：“劝君莫作诗人梦，打开寒窗让屎飞。”
　　苏雪林于1917年从安庆省立第一女师毕业后，留在该校附小任教。附小的年轻教员为提升国文水准，自发组织了一个国文进修班，请女师国文教员陈慎登先生授课。陈是一位热心卫护国粹的传统文人，一次他在课堂上气急败坏地说：“现在出了一种杂志名《新青年》，是你们贵同乡怀宁（县）的陈独秀所编，该杂志诋毁孔孟，反对纲常，散布邪说，蛊惑人心，实为世道人伦之忧，任其鼓吹，必酿神州陆沉之祸！”说到激动处，陈先生脸色由青转白，胡须抖动，声音嘶哑，一口气弊不过来，竟然晕倒在讲台上。吓得年轻的女教师手足无措，慌忙扶起，紧捏人中救助。苏雪林平素对陈先生最为敬重，于是恨师之所恨，对鼓吹“异端邪说”的陈独秀竟莫名地“憎恶和仇恨”起来。课后大家讨论说要联名写信寄陈独秀，抗议他的谬论；怀宁籍同学还主张召开同乡会，开除陈独秀的乡籍。苏雪林认为这两种都不是好办法，最好带柄手枪上北京找到陈独秀，叫他吃一颗子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大家听罢拍掌称好，提议组织除奸团，抽签选出暗杀陈独秀的英雄和保卫中国文化的烈士。

　　蒋梦麟和陈独秀都中过前清秀才，惺惺相惜。晚清秀才有两种，一是考八股的秀才，人称“八股秀才”；另一是废八股改策论后的秀才，称“策论秀才”。一般以“八股秀才”为正宗，且更值钱。一次，陈问蒋：“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蒋答：“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陈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可是八股秀才！”蒋向陈作了一个揖道：“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在蒋梦麟眼中，陈独秀“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他对陈很是欣赏，他回忆：“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菜尽量地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已经吃饱了。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同病相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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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逸事（二）
　　1918年，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每周评论》，专门用于发表政见、批评时事的文章。第一期组稿，为了不引起警察厅的注意，登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文章，连高一涵看后都说，尽是些迂腐的议论。
　　鲁迅曾收到刘半农从巴黎寄来的信，信中抱怨陈独秀不给他写信，而且看不到《新青年》。在这之前，鲁迅听说，陈独秀在上海曾劫住别人带给刘半农的食品，自己吃了。
　　陈独秀翻了翻蒋光赤的革命小说《少年飘泊者》后，说道：“虽是热天，我的毛管也要竖起的。”

　　汪原放标点古典书时，觉得旧小说里有些淫秽的地方，若给青年学生看了，不太好，但他不知道怎么办。胡适主张删节，用省略号表示有删节。陈独秀说，不如删掉就是了，只要上下衔接得上，无伤大体。如果用省略号表示删节，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最后依了陈独秀的意见。
　　1925年6月3日，《热血日报》创刊。前一天，瞿秋白将陈独秀写的《发刊辞》给郑超麟，说：“明天，报纸刊出后，老头子（陈独秀）的朋友一定会看出这篇《发刊辞》是老头子写的。”郑超麟问：“他们怎么会看出是老头子写的？”瞿秋白解释说：“老头子惯用的字眼，有一些同我们现在惯用的不同。”如“阶级斗争”，陈独秀喜欢写成“阶级争斗”。果然，郑超麟发现，上面有类似“民族自由的争斗是一个普遍的长期的争斗”这样的句子。

　　陈独秀的秘书黄文容回忆，陈独秀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严肃、不好接近。他中等身材，身条魁武，胡子刮得光光的，黄褐色的眼珠炯炯有神。他生活简朴，室内整洁，喜爱抽雪茄烟和在屋内踱来踱去。他记忆力特别强，他摆的东西谁也不能动，一动他就知道，问谁来过、谁动过。
　　1927年之后，陈独秀整天埋头于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和音韵学问题，当时有人到他家去，寒暄几句后他就提出与音韵学有关的问题，遇见湖北人时他问这几个字湖北音怎样读，遇见广东人时又问那几个字广东音怎样读。有人认为他像《汉书》中的曹参为相一般（有人去见曹参有所建议，曹总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议者之口），故意以文字学的研究来回避政治问题，并掩盖他在党的路线政策问题上与中央的分歧。

　　1932年，陈独秀在法庭上的辩诉状与章士钊为其辩护的辩护词，被上海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因为这两校是教会学校，所以不怕国民党的压制。
　　陈独秀告诉濮清泉参加中共一大的十三个代表的名字，濮听罢非常诧异，问道：“周佛海、陈公博都在国民党当了大官，后来还当了汉奸，难道他俩从前都是共产主义者吗？”陈答：“千真万确，一点也不奇怪，人要叛变，就象女人要嫁人一样是阻止不住的。”
　　汪孟邹谈及胡适与陈独秀时说：“他们都有真功夫。适之写的时候，要找不少书，先摆好再写。仲翁不同，只要纸、笔，又不查书、看书，只管写下去就是了。”
　　晚年，陈独秀则回忆道：“以前毛（泽东）和我私人无恶感，我认为他是一个农运中实际工作人员，政治水平则甚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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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学
　　陈独秀为学，景仰吕祖谦，吕有侄曰延年，有子曰乔年，陈之二子，亦名延年、乔年。
　　冯友兰回忆，他考入北大后上英文课，教授是一位英国人，完全用英语讲课，一个中国字不说。冯的英语听力不行，一点也听不懂，便不去上课了。一个星期后，文科学长陈独秀突然把冯叫到办公室，问道：“你为什么不去上英文课？”冯友兰说：“听不懂。”陈说：“我看了你的英文卷子，成绩很好，怎么会听不懂呢?”冯回答：“我在中学是跟中国老师学英文，只能写，不能说。现在英国老师用英语讲课，说得太快，我听不懂。”陈便让冯退到英文水平稍差一些的丙班，还由中国老师授课。

　　冯友兰的中国文学门课由黄侃讲授。有一天下午上课，冯精神疲倦，便用手捧头而坐。黄先生见后勃然大怒，说：“我讲书，你困觉!”冯说：“姿势不对，并非睡觉。”随即放下手，端正了姿势。但黄怒气未息，说：“不愿意听就下去嘛!”冯友兰负气离开教室，接连两个星期没去上课。陈独秀又冯叫到他办公室，冯陈述了以上情况。陈说：“你是学中国文学的，主课是黄先生讲，你不上课怎么学呢？”冯说：“怕黄先生不许我上课。”陈说：“好!我送你去。”便拉着冯的手，将他送进教室。黄侃当时正在讲课，陈独秀看着冯友兰坐到位子上，黄侃没有说话，陈独秀方才离开教室。

　　到北大任文科学长后，陈独秀并不开课，专心致力于北大文科的改革。蔡元培将有关文科的人事、行政事务，一切交由陈主持，不加干涉。陈扩充文科，增设新系，北大文科原来只有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史学和英语门，陈增设德语、法语、俄语三门，并在哲学门、中文门和英文门分别设立研究所；陈还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允许校外人员旁听；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采购图书，广设阅览室，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

　　陈独秀在北大饬行课堂纪律整顿。黎元洪的侄儿经常缺课，陈为执行课堂纪律，决定给予其记大过一次的处罚。但陈将许德珩误认为黎的侄儿，发现错误即收回成命，并对许进行劝慰。
　　陈独秀与濮清泉谈及文字时说：“大家一致写的别字，就应该承认它。……如医院里打针，大家都说打臀(音殿)部，其实这个字应读‘豚’，管他‘殿’部‘豚’部，打在屁股上就是了；又如青年都说鼓吹革命，这个‘吹’字应读‘Trai’，而不读吹。现在大家都读吹，管它哩，吹喇叭也是吹，吹牛也是吹，宣传革命也是吹，大家都读吹，你一定要读‘Trai’，那就是顽固。再如‘骇然’的‘骇’字，不应读‘骇’而应读‘海’，现在大家都读骇怕的骇音，反正是骇怕惊奇的意思，怎么读都行。总之创造新字也好，写读别字也好，都要渐进，不能由你自做仓颉，随心所欲地创造出一种文字来。须知中国文字并不是仓颉造出来的，而是古代人民的社会创造。”

　　创造社诗人王独清出了一本诗集，歌颂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诗集上的诗句印刷得很新奇，字大小不一，有正有歪，还加上一些惊叹符号，如同炮弹打出后的破片飞散一般。王将诗集拿给陈独秀看，陈看后哈哈大笑，连说：“我不懂诗，不敢提出评论，但是我佩服你的大胆，独出心裁，自创一格。”王独清十分狼狈，讪讪而退。日后，陈独秀在狱中对濮清泉谈及此事时说：“王独清那本诗，形式上看来颇为新颖，但他中了形式主义的毒，以为把一些口号写入诗句，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了。其实这是笑话。结果把诗弄成屎，自己还不知道，甚至还洋洋自得，这是很可悲的。”

　　陈独秀对濮清泉说，他认为诗是一种美文，白话难以写出美诗，他最反对把散文写成短句，加上些啊、呀、吗、呢，再加上些惊叹号就自称是诗。
　　1939年春，陈独秀又寻出了在南京狱中尚未完成的文字学研究初稿《识字初阶》，他将书名更改为《小学识字教本》。书稿送审时，国民党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见后说：“内容无大碍，只是容易和小学校混淆。”让陈修改或另择书名。陈独秀坚持道：“陈立夫无知，小学者声音训诂、说文考据之学也，古来有之，岂可更改！”于是此书不得印行。
　　陈独秀研究文字学，为了求得一字的真义，不仅广征博引，而且从地下发掘出的实物中寻找根据，作精确的考证。如对鬲、鼎、曾、复、持等字的分析，不仅引用了《周礼》、《左传》、《诗经》等十三四种古籍，而且考查了地下发掘出的螺、蚌、陶器、青铜器、铁器等实物。
　　陈钟凡评论《小学识字教本》时说：“其以形声义一贯解释文字的方法可谓缜密，是为文字学上有价值之著作。”
　　魏建功读到《小学识字教本》稿时，“赞叹欢喜，以为自古文字资料以来，文字学家趋末弃本，抱残守阙，两无裨补之失，俄然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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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疏离
　　陈独秀自幼被过继给叔父，但他日后却与嗣父形同水火，几乎决裂。晚年，他在自传中说：“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某年，他到北京，陈家所开的一个大店铺的掌柜听说后，请他到铺子里去看看，他却说：“铺子不是我的。”
　　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自小在老家生活，后来稍微长大些，就被陈独秀接到上海。但陈独秀让他们白天出去做工谋生，晚上则寄宿在《新青年》发行厅的地板上，冬仍衣袷，夏不张盖，食则夸饼，饮则自来水，与工人同作工，故颜色憔枯。既是姨妈又是后妈的高君曼见此情景常常落泪，想让孩子们回家居住。陈独秀却说：“姑息养奸，不可！不可！”高向陈独秀友人潘赞化哭诉，潘向陈提及此事，陈反说高君曼“妇人之仁”，“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1917年，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任教，偕高君曼及两个年幼的孩子同行，延年、乔年兄弟则留在上海，勤工俭学进入上海著名的震旦大学读书。陈独秀托亚东图书馆汪孟邹从他的稿费里按月支付给两兄弟每人每月5元生活费。陈延年、陈乔年自小与父亲不亲后，而父亲对待生母又那样薄情，现在又如此对待自己，所以在参加共产党以前，一度信仰不要家庭、不要国家等主张的无政府主义。以后父子同在共产党内，他们也一直直呼陈独秀“独秀同志”。

　　许德珩回忆，1919年下半年，陈延年和陈乔年两兄弟来京看望父亲。他们并不直接去陈独秀家里，而是准备了一张名片投递，上面写着“拜访陈独秀先生”，下面写着两兄弟的名字。此事一时传为笑谈，人们都说陈独秀提倡民主，民主真的到了他的家里。
　　陈延年曾对人言及当时因新文化运动而名动天下的父亲说：“吾父亦不过是新官僚旧学者而已。”
　　陈独秀被捕出狱后，潘赞化对陈延年说：“你父亲在北京被京警局长吴炳湘逮捕，不少朋友以同乡关系营救他，你知道吗？”陈延年答道：“已听说了一些。”潘问：“你对此事有什么想法？怕不怕？”答曰：“既作就不怕，怕就不作。况且这次学潮的意义千古未有。情况这么复杂，肯定有危险；仁人志士有这么一个机会光荣牺牲，是求之不得的呢，有什么可怕的。”潘吃了一惊，说：“假如同仁救援无效，你会怎么想？”陈延年再答：“中国失去一个有学识的人罢，当然可惜。”

　　青年时代的陈延年起初信奉无政府主义，对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印象颇佳，而对胡适、陈独秀却不屑一顾。陈延年在给友人雄东（丁肇青）的信中说：“学生中尚有如此妄人，不是说‘胡某思想好，我与他通过信’，就说是‘陈某真不错，我的朋友与他相好，我也曾会过他’。”
　　1920年夏天，金陵大学肆业生陈公培去法国勤工俭学，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托他带给正在法国勤工俭学的陈延年、陈乔年。在信中，陈独秀劝陈延年脱离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看了父亲的信，陈延年满脸不高兴地说：“独秀那个人，你别理他。”陈公培很是惊讶，没想到陈延年竟对父亲直呼其名。
　　一度社会上宣传陈独秀组织了“讨父团”。1921年，陈炯明在一次宴席上问他：“外间说你组织什么‘讨父团’，真有此事吗？”陈回答道：“我的儿子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我连参加的资格也没有，因为我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中共党内，陈延年、陈乔年与父亲陈独秀以“同志”相称，陈延年还常常和父亲的政见相左。1925年底，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张国焘来到广州，召集出席国民党“二大”的共产党代表开会，在会上宣读了陈独秀的信，信中说：现在革命处于低潮，因此统一战线上应采取让步政策，要把国民党的各方面人物都包括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去。陈延年立即表示反对，说：“信上居然点名要把戴季陶、孙科这样的右派人物选进中央委员会，这不是妥协退让吗?”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等人主张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逼蒋介石下台。但苏联人再度对蒋退让，让陈延年、毛泽东等人忍让。4月2日，张国焘赶到广州，对陈延年等人说：“独秀同志意见很明确，此次事件是我们党该退让而未退让的结果。”陈延年生气地说：“我一开始便同意毛润之意见，对蒋介石来一个回击，无奈中央害怕影响团结，怕吓退国民党资产阶级，硬不同意……老头子（指陈独秀）糊涂极了，他不相信工农群众的力量，对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排斥共产党人的阴谋视而不见，不敢同国民党右派斗争，将会把革命断送。”毛泽东对陈延年批评陈独秀印象极深，说：“像延年，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许多地方，我看出了他的天才。”

　　黄文容回忆：“大革命失败后，我陪陈独秀到上海隐秘。大约是1927年的11月底，乔年夫妇俩来看他的父亲陈独秀。在谈话时，乔年对陈独秀提出许多批评。他们说着说着便争论起来，而且越争越历害。他们开始谈话时，我不在场，后来听他们父子俩吵了起来，我就出来劝解。结果，父子俩搞得不致可散。本来陈独秀是准备留乔年在这里吃饭酌，但乔年气得遗饭也不肯吃就走了。陈独秀也不高兴，乔年走后，他又对我说：‘你看，儿子教训起老子来了！’”

　　陈延年在参加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大会时，接到了一位交通员被捕的报告。因为该交通员知道位于恒丰里104号的秘密处所，所以陈宣布结束会议，并告诫大家小心谨慎，以防万一。1926年6月26日下午，陈延年等人到恒丰里，观察周围动静后，见没有什么异样，便进门清理文件。刚坐下不久，大批军警便包围了此处，陈懊悔莫及，抄起坐椅和扑上来的敌人搏斗，直到筋疲力尽，被敌人擒获。在陈延年等人与敌人搏斗时，两名同志从屋顶逃走。

　　陈延年被杨虎手下的特务抓捕时，真实身份还没有暴露。他托汪孟邹设法营救。汪找胡适，胡适说：“独秀之子，我一定营救他，你回上海等消息。”胡请蒋介石的大红人吴稚晖出面说情，如此陈延年将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吴当着胡适的面大叫：“好了！好了！老陈没有用了，小陈可怕，太可怕，胜过其父十倍。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可以太平了。”随即给杨虎发去贺电：“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陈延年因此被刽子手乱刀砍死。汪得此噩耗，如五雷轰顶，痛心疾首，一直到后来，只要一提起陈延年遇害一事，他都追悔莫及，拍着大腿说：“说不得，说不得！”

　　7月4日，陈延年被杀害。陈延年被压赴刑场后，行刑的士兵要求他下跪时，他直立不屈，并高呼口号，虽被几个执刑的士兵用暴力将其按下，但当士兵松手准备挥刀时，陈延年突然一跃而起，故这一刀并末砍中其颈项，遂被众士兵按在地下，用乱刀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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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2月，陈乔年被国民党逮捕。当时乔年刚到上海，叛徒唐瑞林并不认识他，也不认识同时被捕的周之楚。于是，郑复他、许白吴等便主张牺牲周之楚，由周顶替陈乔年的职务和名字，从而救出乔年，周也完全赞成。法官审讯时，周自称是陈乔年，法官便判了周之楚的死刑。周之楚的父亲是个华侨大人，他得知周之楚被捕后，回国营救儿子，国民党便弄清了周之楚是冒名顶替，真正的陈乔年也就暴露了。6月6日，年仅28岁的陈乔年被杀害。

　　陈延年和陈乔年相继牺牲后，陈独秀的女儿陈玉莹去为弟弟收尸时，见到血泊中的弟弟，大受刺激，精神失常，不久即病逝，高君曼大哭不止。陈独秀皱着眉头说：“迂腐！”
　　三子松年记忆里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三十年代初，那时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之前父亲从未关心过他，给他写过只字片语。松年在狱中见到父亲不免伤心落泪，而父亲眼睛一瞪，对多年不见的儿子说的第一句话是：“没出息！”
　　50年代开始，陈松年因为父亲陈独秀牵连，屡屡受到批判。到1953年，毛泽东视察安庆，从安庆地委书记处得知陈松年生活困难，特地吩咐当地政府发给烈属证（陈延年、陈乔年烈士），每月给陈30元生活补贴。
　　陈独秀与高君曼的女儿陈子美的丈夫张国祥比她大十岁，且结婚时隐瞒了已有妻室儿女的事实。1932年10月，陈独秀被捕后关押在南京监狱，陈子美带着丈夫去狱中探望过陈独秀。当陈子美把结婚之事告诉父亲时，陈独秀十分不快，厉声斥责道：“年幼无知，后果不堪设想。”
　　抗战爆发后，陈独秀客居江津，张国祥因对陈独秀耿耿于怀，所以阻止陈子美去江津看望父亲。1939年，陈子美赴香港，与父亲永诀。解放后，陈子美回到大陆，在文革中，抱一汽油桶偷渡回香港，后移居加拿大。
　　当得知父亲被关进监狱后，陈独秀四子鹤年去探望父亲，甚至还天真地提出，他要想办法帮助父亲越狱逃跑，谁知陈独秀不但不赞成，反而骂了他一顿，说他“胡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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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情

　　儿时，陈独秀背不出书，总是挨祖父责打。陈母每次见到陈独秀挨打，总流着泪对陈说：“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父亲争口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见到母亲流泪，陈独秀也忍不住哭了，母亲替他揩干眼泪，慈爱地责备道：“你这孩子真淘气，爷爷那样打你，你不哭，现在倒无端地哭了！”陈独秀后来说：“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一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妇人哭。母亲的眼泪，是叫我用功读书之强有力的命令。”

　　陈独秀自小与大哥感情甚好，祖父去世后，更是大哥教他读书。陈在自传中说：“我们弟兄感情极好，虽然意见上没有一件事不冲突，没有一件事依他的话做，而始终保持着温和的态度，不肯在口头上反驳他，免得伤了手足的感情。”1909年10月，与他隔别十年的大哥陈庆元在东北因肺病客死沈阳的噩耗轰然传来，陈惊惶悲绝。他立即仓促北上，到沈阳与兄长作生死一晤，并悲作五古长篇诗《述哀》，他分寄与友人，又跋山涉水亲自护送大哥的棺木返回故里。

　　陈独秀对嗣父毫无感情，却对嗣母谢氏极为孝顺，晚年客居江津时，将谢氏也带着身边，伺候终老。陈氏族人回忆：“大约是光绪三十二年，陈独秀从日本留洋回来，穿一身西装，他妈妈（指谢氏）老脑筋看不惯，说他‘穿得像鬼一样’”，陈马上换下了西装。
　　1930年冬，陈独秀夫人高晓岚去世。两年后，在狱中的陈独秀从来探监的三儿子陈松年口中得知妻子已经去世的消息时，深感歉疚，沉默半晌后对儿子说：“你母亲是个老好人，为陈家辛苦了一生，未享过一天福，我对不起她。我感谢她，为我生了三个儿子。延年、乔年虽然牺牲，但他们死得英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你母亲也算是英雄的母亲啊。”陈松年感慨地说：“父亲，母亲弥留之际，还念着你……”从来不迷信鬼神的陈独秀却十分动情地说：“松年，你回去后，替我买几刀纸钱，在你母亲坟前烧烧，聊表我对她的缅怀之意。每逢清明，不要忘了去扫墓。”

　　1936年，陈独秀在狱中听到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的消息时，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的高兴。濮清泉回忆：“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他斟了第二杯，咽起来说，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我们见过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如此流泪。”
　　在狱中，陈独秀谈到刘半农，说他对音韵一道并没有什么研究，但在法国人面前，大谈音韵，以为法国人不懂音韵，讵料法国的音韵学家，把他驳得体无完肤，使他面红耳赤，息鼓而逃。刘半农就是“猪八戒的妈妈飘海一一丑死外国人”，应引为教训。现在他死了，胡适写的挽联说，“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友，而今又弱一个，打油风趣，幽默情怀，当年知音者，无人不哭半农”。陈说，此联写得不高明，但余有同感焉。

　　1938年6月，陈独秀准备乘包惠僧为他安排的差船入川时，阔别三十年的大姐一家逃难到了汉口。姐弟患难相逢，悲欢交集。他对包惠僧说：“老姐姐来了，我怎能撇开他们，自己先行？”于是退掉已经买好的船票，一直拖到7月初才与大姐一家搭上“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个银行包的专轮入川。
　　1939年3，陈独秀的嗣母谢氏病逝，陈十分悲痛，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五十日后仍未见减轻。陈的大姐赶来帮助料理后事，一定要陈“为死者披麻戴孝、守灵等尽孝道的仪式”，对此，一向反对封建礼教的陈独秀都顺从了。陈还表示：“先母抚我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形式丧制，弟固主短丧，免废人事，然酒食酬应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
　　一次同桌吃饭，陈独秀知道大姐平素把好吃的都省给子女吃，便乘她不在意时，夹了一块红烧肉塞在她的饭下面。次年6月，当陈获息大姐吴陈氏在江津油溪镇病逝的噩耗，极为悲痛，写挽诗忆及不久前自己与大姊分别的情景：“姊意愿偕往，临行复迟疑。送我西廓外，木立无言辞。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骨肉生死别，即此俄顷时。当时未警觉，至今苦追忆。”
　　陈独秀早年家庭观念淡薄，对子女并不关心，但每每三子陈松年携着子女来探望他，他尤其是对几个孙子孙女亲热得了不得，过些时不看见他们，便要派人去把他们喊来团聚”。潘赞化说，此时陈独秀也变得“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了。
　　蔡元培去世后一个多月，陈独秀依然掩饰不住地流露出失去故友的痛惜与悲伤，他在给杨鹏升的信中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
　　晚年，陈独秀除了接待前来探望的友人外，几乎足不出户。有时地方上有些重要的宴会请他来参加，他即使去了，也是沉默寡言。在杨宅居住时，写作间隙或傍晚，陈会在潘兰珍的伴随下，到院子外边的几棵大黄桷树下和附近的小店游玩，和周围老百姓攀谈。但由于他的安徽话很难懂，往往是只听其音，不解其意。在逢年过节之时，他也常被乡邻请写对联，他都有求必应；他也给一些学校或单位题过字。另外，有的人家新房落成，也被请写匾额，江津的龙溪滩乡绅刘建初盖新房时，陈独秀应请为其写了一个“仁寿修居”的楷书横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