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云雾山

　　晚景(一）
　　
　　1937年9月，在美国的胡适曾为陈独秀联系过一家美国图书公司，请陈到美国去写自传，但陈以“生活很简单不用去美国，也厌烦见生人”为由婉拒。
　　
　　晚年的陈独秀居无定所。1937年出狱后，先住到学生傅斯年在南京的家中。但抗战爆发，傅举家前往内地，陈便住到学生陈中凡家中。随着抗战的深入，他又移居武汉，后又迁到重庆。
　　
　　1938年8月3日，陈独秀受留日同学邓仲纯（邓稼先的二伯父）多方寻访，找到陈独秀，一定让陈到自己家中居住。陈遂举家迁徙到重庆市西南的江津县。谁知到达邓家后，邓夫人竟竟以“住房狭小”将他们拒之门外，使他十分难堪，懊丧地说：“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庆矣。”幸蒙同乡旧交方孝远的招待，才在小客栈暂栖下来；７日，又得东门郭家公馆房东同情，挪出楼房一间，住了进去，聊以安身。陈叹道：“出门之难如此。”
　　
　　次年1月，陈独秀一家迁入邓仲纯开办的“延年医院”后宅。但邓夫人经常对他们恶言相向。邓仲纯之弟邓敬坤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中道出了邓夫人厌恶陈独秀的原因：“我那位二嫂是个旧脑筋，过去在北大时便对陈独秀爱逛八大胡同，喜欢拈花惹草的风流作派看不惯，生怕陈把我二哥带坏了，眼下对这一对老夫少妻更是万般厌恶，经常恶言恶语地给他们夫妇难堪。偏偏我二哥惧内又是出了名的，不敢出面制止。”
　　
　　邓敬坤回忆：“民国二十八年夏天，气候炎热，陈独秀也学着当地人的样，上身啥也不穿，下身只穿条裤衩。几家人挤住在一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像当初在汉口难民所里一样，确实不大方便。有一天，我那平常就很顽皮的六岁小儿子，看到陈独秀秃着脑袋，打着赤膊，觉得好玩，就跑到陈独秀背后去摸他的屁股。这样一来，陈独秀大冒其火，责怪我们邓家的小孩没有教养。我不在家，二哥又在前面给人看病，我二嫂原本心里就有气，此时一听‘没教养’几个字，马上火冒万丈指着陈独秀的鼻子喝骂道：‘你说别人没有教养，你还是先看看你自己吧！六十岁的老头子娶人家年轻轻的大姑娘做老婆，你这算什么教养？大热的天几家人挤住在一起，男男女女一大屋人，你一个老东西赤身露体地在中间走来走去，你这又是什么教养？’……”
　　陈独秀被骂得目瞪口呆，潘兰珍高声和邓夫人吵了起来，邓仲纯闻声急忙扔下病人，飞步跑进院子，厉声喝斥夫人住口。可邓夫人不依不饶，捶胸顿足地边哭嚎边大骂让他们“滚出去”。陈铁青着脸，瞪着歇斯底里的邓夫人，眼中倏然滚出两滴老泪，怆然道：“不要与她一般见识，兰珍，我们走！”说罢，推搡着潘兰珍往楼上走去。当夜，陈独秀便带着一家老小，离开邓家，住进了三通街的栈房里。
　　
　　之后，陈独秀遂接受江津资本家邓蝉秋、邓燮康叔侄的帮助，迁居到江津城大西门外30余里的鹤山坪施家大院。此处孩子多，院内嘈杂，不利于陈养病、写作，恰巧陈独秀因偶然机会购得本地前清进士杨鲁承的手稿，杨氏的孙子杨庆馀得知后，邀陈独秀迁居杨宅，并请陈帮助整理杨之遗著。陈独秀应允，于同年8月又迁居杨宅的偏房（石墙院）。此处十分简陋，陈的卧室上无天花板，下即泥土地，且年久失修，雨天常常进水。室内只有两张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衣箱和书箱，以及满地堆积着书。唯一的装饰是书房墙上挂着一张岳飞写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的拓片。
　　

云雾山

　　晚景（二）
　　陈独秀认真看过杨鲁承的全部手稿后，认为“多系转述古人学说而巳，无甚创见，价值不大”，便直截了当告诉杨，不再为杨家整理。杨家早已江河日下，杨庆馀为支助陈独秀还与几个兄弟发生了争执，听了陈的话，杨庆馀心中愤愤，几乎不再跨陈氏夫妇的门槛，渐渐地也不再送柴米蔬菜了。
　　有人去采访过石墙院中当年与陈氏夫妇一起生活过的杨明兴、郭碧清、吴元珍，以及陈死后帮他净身、穿“老衣”的胡品中等人。郭碧清说：“我开初不晓得陈先生就是陈独秀，后来晓得了，也不清楚陈独秀是干啥子的。我只晓得陈先生是我杨二爷请上门的客，是个大文化人。经常有人从重庆、江津来看望他，全是滑竿来滑竿去的，外边的人看到了还以为陈先生很有钱，连偷儿也来弄过他一回。其实我们都清楚，陈先生是马屎外面光，穷得遭孽，陈太太天天下午、晚上和我们杨家几个媳妇搓麻将，瘾大胆子小，输多一点，打出一张牌手都在抖，还不是因为荷包里没几个钱。”

　　杨庆馀之子杨明兴说：“陈独秀两口子是1941年春天搬上来的，搬来不久陈先生害病了，要送到重庆去医，连药费都没有，陈太太没法，托吴元珍进城，把一个大官送他的银狐皮袍都弄去当了。有时屋头揭不开锅了，潘兰珍还过我屋来借米。”
　　北大同学会先是委派罗汉来照顾陈独秀的生活，1939年罗汉在重庆遭日寇空袭时身亡后，北大同学会又委托何之瑜继续照看陈独秀。无论是罗汉还是何之瑜，都有自己的工作，不可能时时在侧。陈的嗣母谢氏此时也与陈氏夫妇一起生活，潘兰珍承担做饭、洗衣等家务，嗣母时已双目失明，陈还得给她送饭。
　　陈独秀本无积蓄，主要收入来源是为报刊撰稿所得的稿酬，但数量有限，要负担三个人的生活费，以及陈自己的医药费，颇为困难，靠北大同学会每月接济三百元，才勉强可以维持生活。
　　不得已，陈独秀只能典当、变卖。柏文蔚来江津看望陈，见他衣服单薄，便将身上的银鼠皮袄脱下来送给他。这件皮袄及他在狱中收到的十多件皮袍都已进了当铺。为了节约开支，潘兰珍便在后院的空地上开辟了一处小园，种上了菠菜、辣椒、洋芋等蔬菜，空闲时，陈独秀也常常给菜圃浇水，施肥，捉虫。
　　物价暴涨使他们的生活难以为继，陈独秀听说，江津西南的赤水县及江津上游的江安县物价尚低，治安较好，他便打算到那里居住。他写信给任国民党少将的学生杨鹏升寻求帮助，但杨爱莫能助。而且在江津，好友邓仲纯可随时为他诊病，并且免除他所有的医费。所以，迁居的打算最后只好取消。

　　据说，在南京时，他的学生罗家伦、傅斯年曾亲自送钱给他，但他执意不收，驳得二人很失情面。端茶送客时还对二人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
　　对那些因仰慕而来又素无知交者，陈独秀也不愿无缘受赐。他还坚持无功不受禄。晚年，陈从事文字学研究，写了一部《小学识字教本》。原定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出版，并预支稿酬共5000万元。但是，该书直到陈逝世也没有出版，因此陈一直不准家人动用那5000元。


　　晚景（三）
　　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杨鹏升素知陈脾性，故常常想办法资助陈。他经常写信向陈索取字条、字联、碑文、金石篆刻，甚至要陈为其父写墓志，付给他资费；或者干脆以“无记名”方式给他寄钱。1939年10月，陈就“如数收到”了“某先生”让杨鹏升转寄的赠款600元。1941年10月，“某先生”又以同样的方式寄给他六百元。３月份，陈独秀收到了杨鹏升附有“千元汇票一纸”的信，信中还提到求他写大字对联，但对于千元汇款却没有说明用处。

　　据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记载，国民党政府得知陈独秀的境况，曾以朱家骅的名义三次让张国焘赠给陈医药费14000元，第一次为1000元，第二次为5000元，第三次直接是蒋介石批准，为8000元。
　　北大给陈独秀寄钱，陈觉得不安，曾找出一本《连语类编》递给邓仲纯说：“北大寄钱给我，我也没有什么报答，便将这本油印稿送给北大。”
　　陈独秀在江津避居时，国民党仍对其进行监视，但陈却不在意。1941年3月初，在江津第九中学任教的何之瑜写信告诉陈，他所在的中学被国民党密探秘密监控。陈复函告诉何“不必谨慎过度”，宽慰道：“即使是侦探也不要紧，他们愿探的三件事：（一）我们与干部派（中共）有无关系；（二）我们自己有无小组织；（三）有无反对政府的秘密行动。我们一件也没有。言行再加慎重些，他能探听什么呢？”

　　从嗣母、大姐去世，手稿被盗后，万事俱废的伤感使陈独秀寻求书生雅兴的激情更为强烈了，他在给杨鹏升的信说：“弟拟求四个好友各写一小斗方，四个女画家各画一小斗方，装成四条屏以为纪念，近已各得其三，想求为兄写一小幅，嫂夫人倘喜作画，更为画一小幅，则或为完璧矣。尚蒙许可，得书即将纸寄上。”
　　因病而迫处闲暇时，陈独秀常常用心炼笔，并与欧阳竟无、台静农等研讨书法艺术。他有时到江津县城东欧阳竞无办的“支那内学院”游玩，与欧阳竟无谈文赏艺、切磋书法、聊天，或偶尔与同乡老相识、七十多岁的老进士苏鸿怡等人一起打牌。他在到江津风景区东门公园游玩散心的同时，也顺便到西门的康庄一带踏青赏景。此处背依青山，面临大江，万树桃花，遍地桔林，风景幽美，实是一个修身养性的绝妙所在。每每来到这个地方，他都流连忘返，不忍离去，常常不由自由地发出一声感叹：“此地风景甚好，得此佳景，平生足矣！”

　　这年９月，新任县长罗宗文慕名到陈独秀家作了礼节性的拜访，他来到石墙院，见到陈独秀，看他已经颇显衰老了。从他这副老态龙钟的情状里，罗几乎看不出陈独秀曾经是那样一个有影响的人物。陈独秀与罗大谈书法，并给罗宗文写了一个条幅，内容是杜工部的七律《曲江对酌》第二首的后四句：“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
　　1942年春节前，陈独秀向欧阳竟无商借字帖《武荣碑》后，赋诗云：“贯休入蜀唯瓶钵，卧病山中生事微。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好友朱蕴山见此诗后，心中极为不忍，买了几只鸭子去看望他，只见他独自在家，因胃病发作在床上打滚，情境十分凄凉。

云雾山

　　伤逝
　　1938年，陈独秀胃病复发，血压高病发，甚至不能低头写字。至1940年，病情愈发严重，不能用脑，写作稍久，头部即感胀痛，耳鸣亦加剧。不久，陈又被查出患有心脏病，心脏不能再扩大半指，否则可能活不到三年。他的病情时好时坏，血压很不稳定，有时增高到上压210°以上，常常头昏目眩。
　　1942 年5 月12 日上午，陈独秀以中医的蚕豆花泡茶的偏方来治高血压。但此次所服的蚕豆花，采摘时遇雨，经数日始干，中有发酵者，泡服时水呈黑色，服后陈感到腹胀不适。次日清晨，陈独秀抱病坚持写完《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文，正好包惠僧来访。陈高兴异常，让妻子出去割了两斤肉回来，做了一碗红烧肉、一碗四季豆烧肉款待包。陈多吃了一些，晚上开始腹胀难忍，不能入睡，半夜将日间所食全部吐掉了。

　　5月17日傍晚，陈独秀上厕所时，因便秘晕倒在地，一个小时后才苏醒过来，全身冒冷汗。两个小时后又晕倒，开始发烧。
　　5月22日，陈独秀接连三次昏倒。邓仲纯打了强心针，他才苏醒。次日，江津县医院西医邹邦柱、康熙光到鹤山坪，给陈独秀用了肝油腚通了大便，但病情并没有好转。
　　5月25日上午，陈独秀知道自己不行了，对何之瑜说：“我要和你分别了。谢谢你照看我。”何之瑜鼻子一酸，说：“应该的。”休息了一会，陈独秀说：“我的书，由你经手，送给北大。”何连忙点头。陈独秀躺了一会，又说：“我的书稿，你和松年、抚五等人商量处理。”何倾身说：“你放心。”
　　陈独秀看着潘兰珍说：“她还年轻，之瑜帮她找一个工作做，莫拿我卖钱。遇到合适的，再找一个人，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自立。”并将狱中时友人赠送的五只古碗连同一部分稿费留给了她。潘兰珍泪流满面，呜咽地答应了。
　　过了一会，陈独秀叫潘兰珍去喊陈松年。陈松年进来后，陈独秀平静地说：“以后回家，把我的棺木和祖母的棺木都带回去。”陈松年哭着答应了。
　　1942年5月27日，包惠僧赶到了鹤山坪，得知陈独秀从上午9时起就陷入昏迷，打了强心针和平血压针，也没有醒过来。包惠僧站在床前，注视着昏迷的陈独秀，墙角旮旯里有一堆潘兰珍自种的马铃薯，增加了室内的凄凉感。
　　下午，邓仲纯翻了一会日文医书，怀疑陈独秀是大脑中枢出血。晚上，潘兰珍喊包惠僧进去，她一手托着陈独秀的头，一手拉着陈独秀的手，说：“老先生，包先生来了!”陈没有反应，潘兰珍用手拨开陈的眼皮，似乎有感觉，流出泪来。至同日晚上9点40分，陈独秀在寂寞中溘然谢世，终年64岁。
　　陈独秀的葬仪由他的生前友人操办，收到的社会各界人士捐赠的医药费和赙仪费共计法币33750元，其中蒋介石捐赠10000元，朱家骅5000元，段锡朋、王星拱、陈立夫各2000元。此外，胡小石、欧阳竟吾、高语罕等人也有所赠。医药费及丧事费用总支出为38753.01元，超支的5000余元则由北大同学会垫付。陈的衣衾、棺木、墓地均为江津当地资本家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张罗，6月1日，陈独秀的灵柩被安葬在江津县大西门外鼎山山麓的康庄墓园。参加葬仪者有朝野名流三、四十人，其中有教育部次长、国民党中委段锡朋前来参加，左右乡邻壮丁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卫，且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别之意。陈的坟墓前临长江，背依青山，左右则有橘林环绕，墓碑上镌刻着“陈独秀先生之墓”的字样，为佛学大师欧阳竟无所题。

　　当陈独秀的灵榇运到茔地康庄时，国民党卫戍司令部特派得力人员亲临监视。江津县党部也再三盘问邓燮康与死者的关系，邓答：“我们不过是朋友而已。”又问：“什么时候认识他?”答：“只不过抗战以后，他到江津来住，我们才认识”问：“你为什么对于他的丧事这样热心!替他买棺材，办丧事?”答：“不过因为陈先生从五四运动以来，在文化界有很大的贡献。现在江津穷窘以死，身后萧条，而陈先生的朋友又都是寒素书生，无法张罗。我们为本地士绅，平素又钦慕其为人，现在他死在那里，我们不忍看他陈尸于室，不能收殓，故尔出面为他张罗。”问：“你和陈某有政治关系没有?”答：“我是商界中人，且从事银行业务，一个单纯的商人。我的叔父——邓蟾秋——专门信佛，均无丝毫政治关系!”

　　陈独秀病逝后，消息绝少见于报端，中共的机关报更是毫无登载。《大公报》论道：“如此一代人杰之死，此时此地，实有不胜寂寞之感。”
　　静尘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里写道：“假使陈独秀在十年或二十年前，噩耗传来，无疑将引起全中国或甚至全世界的大冲动；可是这个时候，他的死不过像一片小小的瓦片投到大水里，只在水面上略略掀起几圈微波。死非其时，这情景对于一位怪杰的陨落真是最凄惨不过的。”
　　陈独秀寂寞地死去，王森然说，跟他一起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人，或居党国显要，或受社会崇拜，“呜呼先生！满腔热血，洒向空林，一生有毅力，无用武之地，吾不反为先生惜，吾惊为民族哭矣。”
　　1947年6月，按照陈独秀生前遗嘱，陈松年托福建一位行善的本商，用木排（筏）载上沿江而下，将陈独秀的棺椁迁回故乡怀宁，为防止国民党破坏，陈松年在棺材上写的是陈独秀考科举时的名字“陈乾生”。此时世界仿佛早已忘记了陈独秀，有人感慨道：陈独秀“江津寂寞，安庆亦寂寞矣”。陈松年将陈独秀与其元配夫人高晓岚合冢，立碑“先考陈公仲甫之墓”，文革中被毁。
　　70年代末，安庆当地有关部门拨款200元，草草修复，并以陈独秀后代的名义立一新碑，文曰：“公元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子延年、乔年、松年、鹤年泣立”。直到1987年，当地有关部门又拨款20000元，对陈独秀墓地进行扩修，并改立高2米、宽70厘米的新碑，上书“陈独秀之墓”。后为了适应国内外游客的仰慕之情，陈独秀之墓又两次扩建，并立“无字碑”，以待后人评说。

　　1984年，罗学篷陪诗人孙敬轩去江津访陈独秀当年的墓地，当地一位农民指着门前一大块长满绿油油牛皮菜的菜地告诉他们：“陈独秀的坟圈就在这里，我把它挖出来种菜了。”随后又很惊奇地说，“陈独秀是个坏人呀，既是坏人，为啥又有这么多人来看他？”孙说：“陈独秀不是坏人。”农民问：“不是坏人，莫非他还是个好人么？”孙沉吟片刻，说：“他是一个犯过大错误的大好人。”农民的眼睛就鼓得很大。

　　当孙、罗二人听说他家的猪圈里有一块陈独秀的墓碑时，马上随他进了猪圈。果真是陈独秀的墓碑！墓碑上端巳缺了左角，碑上的“独秀陈先生之墓”中的“独”字没有了“犭”，变成了一个“虫（蜀）”字。这块墓碑已被当作一块圈板石，与其余的石板一起铺在猪圈里，上面，屎尿狼籍，不堪入目……

云雾山

　　评叹
　　1917年春，毛泽东向《新青年》杂志投稿。9月，毛与蔡和森等人的一次夜谈中，专门论及陈独秀，谓：“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陈独秀晚景凄凉，为其做传的王森然说：“夫中国人民，以保守为天性，遵已动为大教，其余，陈氏之反宗教军阀及孔子主义并赫赫然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相率惊骇而诅之，良不足为怪！顾政见自政见，而人格自人格也，独奈何以政见之不同，党同伐异，莫之能胜，乃密报私隐以陷害之？此村妇相诛之穷技，而不意其出于革命领袖阶级也。造成这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不战不和、不守不走之中国现局，使光明俊伟之人，无以自存于社会，伤之者又不能自富所处之时代。呜呼，如此鸡鸣狗盗，横长权柄，乃国之大哀也。”

　　1942年陈独秀去世，陈铭枢挽曰：“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鲁迅曾经评价刘半农、陈独秀和胡适的为人。他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着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是紧闭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兵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器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蔡元培说：“近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
　　1932年陈独秀被捕，傅斯年为之辩诬，说：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彗星。
　　李维汉说，他（陈独秀）是我党领导人中，少数几个不搞阴谋的人。
　　有人说：“在北大常年衣中国武袍者，每油垢斑斑，章行严在甲寅杂志中，记陈氏在东京衣西装，其襟上有蠕蠕动者，问为何物，陈氏徐徐答曰：虱耳。衣上之虱，固偶有之，而虱居衣中不以为意者，现代文人亦只有陈氏，诚可与王荆公后先辉映了。”

　　毛泽东曾经指出：“陈独秀、王明……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都盲目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
　　毛泽东在１９４５年中国共产党“七大”预备会议上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份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1934年，陈独秀的学生王森然得知陈在狱中刻苦读书、潜心著述时，为陈将精力过多放于政治而惋惜道：“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故其学，求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及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其个性过强，凡事均以大无畏不顾一切之精神处理之。无论任何学说，必参己意以研究之，无迷信崇拜之意。故每当大会讨论之际，其意见迭出，精详过人，常使满座震惊奇绝，或拍掌称快，或呆目无言，诚为一代之骄子，当世之怪杰也。惜仍以指挥行动之时多，精心研究学术之时少，虽有专一、有恒、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学理论之中心，使先生终为政治家不能成为革命理论家，可胜惜哉。”

　　高语罕在《预挽》中写道：“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对你的死都绝对地沉默，他们不愿(或不能)论你的功罪，他们不愿(或不敢)辨你的黑白，他们想在沉默中，使人忘却你的一切!”
　　1942年9月，陈中凡写下了长达八千言的《陈独秀先生印象记》，开篇便是哭陈独秀的一首《哀词》，中有句云：“生不遭当世骂，不能开一代风气之先声；死不为天下惜，不足见确尔不拔之坚贞。……口可杜，身可诛，穷坚老壮情不渝!”
　　王文元评价陈独秀说：“给陈独秀做一个总的评价。照我看来，陈独秀这个人，虽然政治上是失败的，理论上有局限，但是他不仅是现代中国最勇敢的思想家，而且是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之一。”

云雾山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省余姚县人。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改革家。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师从蔡元培。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师从杜威。1917年3月，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1919年初，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自1919年至1926年在北大担任总务长，期间曾三度代理北大校长。1928年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1930年至1945年任北大校长，是北大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1945至1947年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1948年出任国民党农复会主任，进行土地改革。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继续在台湾实行土地改革，并提倡节育运动。1956年负责兴建石门水库，历时8年竣工。1964年病逝于台北。蒋梦麟是民国教育史上地位仅次于蔡元培的教育家。他也被台湾民众誉为“台湾现代农业之父”。

　　主要著作：《西潮》、《新潮》（未完成）、《中国近代思想史》（未完成）、《孟邻文存》。
　　关键词：
　　忧国、教育、治校、困境、事功、坚执、不争、醇厚、
　　矜悯、求学、思潮、逸事、婚恋、辞世、品论

　　忧国

　　少时，蒋梦麟作短文，中有“中日同文同种”的话，但其日文老师中川毫不留情地批道：“不对，不对，中日两国并非同种，你的国家将被列强瓜分，可怜，可怜！”这句话如同利剑般刺进小蒋梦麟的心里，是晚，他为国家的前途流泪不已。
　　1907年，蒋梦麟准备与友人冯子夷、陈伯平到安庆参加徐锡麟领导的革命运动。在上海鼎丰钱庄任经理的堂兄得知后，将蒋梦麟大骂一通，给了他400大洋，让他去日本参加展览会。在之后的安庆起义中，徐锡麟、冯子夷、陈伯平皆被捕，后被清廷杀害，而去了日本的蒋梦麟逃过一劫，幸免于难。
　　在日本，蒋梦麟在一个展览战利品的战绩博物馆里，看到中日战争中俘获的中国军旗、军服和武器，他惭愧得无地自容。“夜间整个公园被几万盏电灯照耀得如同白昼，兴高采烈的日本人提着灯笼在公园中游行，高呼万岁。两年前，他们陶醉于对俄的胜利，至今犹狂喜不已。”22岁的蒋梦麟孤零零地站在一个假山顶上望着游行的队伍，触景生情，不禁泫然涕下。
　　1909年，在美国留学的蒋梦麟到旧金山的革命党人机关报《大同日报》任主笔。此后，蒋在孙中山的指导下，与刘成禺为《大同日报》连续写了三年的社论。开始时两人轮流隔日撰写，常常开夜车到深夜。辛亥革命后，刘回国，便由蒋梦麟独自承担起每日社论的重任。
　　1932年1月28日下午，准备从上海乘火车返回北平的蒋梦麟，因淞沪会战，火车停驶，而滞留上海。是夜，蒋被一阵炮声惊醒，接着听到一阵轧轧的机枪声。他从床上跳起来，随着旅馆里的人跑到屋顶观望。天空被车站附近射出来的炮火映得通红，隆隆的大炮声，啪啪的机枪声终宵不断。第二天早晨，蒋再度爬上屋顶，只见被日本轮番轰炸的商务印书馆黑烟冲天，纸片漫天飞舞，有些碎纸片上还能看到“商务印书馆”的字样，心中有说不出的难过。

　　日本人将北大看成反日运动的中心，日本的第五纵队经常伪装成学者到北大拜访，一些日本学者也不时前来，希望能争取北大的“友谊”。有一位日本学者曾对北大教授们滔滔不绝地大谈中日文化关系，蒋梦麟毅然说道：“除了日本的军事野心之外，我们可看不出中日之间有什么文化关系存在。只要你们肯放弃武力侵略的野心，中日两国自然就能携手合作的。”
　　七七事变发生时，蒋梦麟正在杭州。一个乌云密布的下午，蒋正坐在柳荫下欣赏湖边浅水中鱼儿穿梭往返，听见城外隐隐传来阵阵雷声。有人打电话给蒋梦麟：“喂！你听到没有？”接着又是一阵雷声。蒋回答：“是呀，在打雷。”“不是，敌人在轰炸我们的机场！”蒋梦麟这才知道日军来袭。第二天，日军开始轰炸南京。难民像潮水一样从上海涌到杭州，庙宇里住满了妇孺老幼。蒋梦麟回忆：“山区的小茅屋也成了衣装入时摩登小姐的临时香闺。她们还是像以前一样谈笑，似本没有发生过任何变故。我们中国人就有这点本领，即使身临危难，也常能处之泰然。”

　　1943年1月，蒋梦麟写信给胡适，谈战后北大的建设方针，附带也谈了一下自己的理想，说自己因家人有长寿传统，故估计自己还能活二十年，在这段时间里，他想做三件事，一是研究书法，二是办学校，三是写书，目的是为了“使西洋能真正了解中国”。蒋梦麟写的这本书，就是他在昆明的炮火下笔耕不辍，用英文写就的《西潮》。
　　50年代，蒋梦麟参加完加州大学一个教授的酒会之后，对沈刚伯说：“我往日在此读书的时候，美国人一见中国人，便问：where is your laundry？（你的洗衣店在哪里）现在改为where is your laboratory？（你的实验室在哪里）话是变了一个字，而在问者的心目中把中国人看做赚美金的苦力，还不是一样？更可叹的，是从前的中国学生听说洗衣店，便感愤地思雪此耻；今日留美学人一提及实验室，却大都沾沾自喜！楚才晋用，久而忘返，从今一旦归国，也将无法适宜环境，发抒他们的长才！像这样的人才外溢，我们将来回到大陆，怎么办呢？”他曾好几次说：“时时想回大陆，而又天天怕回大陆！”沈刚伯不知此为何意，后来听了蒋梦麟这番话，方才明白。

　　蒋梦麟在《新潮》引言中说：“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个时代的经验。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又说：“我写这本书的用意，就是想把几十年的经验，传给现代的青年和后代的儿孙。我们这一代所经验的无限苦痛，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的人们作指示和教训：当避免的要避免，当保存的要保存，当改进的要改进，当推翻的要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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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
　　蒋梦麟在日本一个月，对日本印象非常好：“整个国家像个大花园，人民衣饰整饬，城市清洁。他们内心或许很骄傲，对生客却很有礼貌。”他认为：“强迫教育使（日本）国民的一般水准远较中国为高，这或许就是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秘密所在。”这也成为日后蒋梦麟决定投身教育，期许教育改变中国命运的原因之一。
　　到美国留学，蒋梦麟怀抱着改良农业以救国人的志向，进入加州大学农学系就读。一天清早，蒋正准备到农场看挤牛奶的情形，路上碰到一群蹦跳雀跃的小孩子去上学。他忽然想：“我在这里研究如何培育动物和植物，为什么不研究研究如何培育人材呢？”于是他也不去农场了，一直跑上伯克利的山头，坐在一棵古橡树下，凝望着旭日照耀下的旧金山和金门港口的美景，脑子里思潮起伏，细数着中国历代兴衰的前因后果。忽然之间，他眼前恍惚有一群天真烂漫的小孩，像凌波仙子一样从海湾的波涛中涌出，要求他提供给他们读书的学校，于是他毅然决定转到社会科学学院，选教育为主科。后蒋梦麟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师从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

　　留学归国后，蒋梦麟与几位朋友在北京大学和江苏省教育会赞助下开始发行《新教育》月刊，由蒋任主编。杂志创办后六个销售量到达到一万份。它的主要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
　　蒋梦麟少年时曾参加学潮，但日后却并不主张学生运动。五四运动后，蒋梦麟告诫学生：“吾人若真要救国，先要谋文化之增进。……深望诸君，本自治之能力，研究学术，发挥一切，以期增高文化。又须养成强健之体魄，团结之精神，以备将来改良社会，创造文化，以负各种重大责任。”
　　五四运动后，学生日益激进，胡适和蒋梦麟乃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文中写道：“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北大学生林德扬自杀，罗家伦写文章《是青年自杀还是社会杀青年？》高谈社会丑陋，没有教会年轻人如何寻找到更多活下去的理由。蒋梦麟随即在报刊上着文严词反驳，强调社会本来就不能自己改良，必须要个人去改良它。而自杀是示其弱，不道德，不是为奋斗，是“一个大罪恶”。他疾呼，生命只有一个，要常保乐观才好，要求青年在面对社会险恶的环境时，不能选择自杀逃避，应该积极地“奋斗到极点还要奋斗”。

　　蒋梦麟说：“我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了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
　　蒋梦麟自幼痛恨旧式教育，但后来他却对旧式教育怀有感激之情，他说，如果不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名言警句的激励，他早就跑到上海经商去了。因此，他认为：“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

　　1928年，蒋梦麟出任南京教育部长。当时，贩卖文凭的“野鸡大学”充斥各大都市。蒋梦麟出于高等教育的素质问题的考虑，严格限制私立大学的存在，制定并颁布了《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分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大学院，凡具备三个以上学院者，始得称大学，否则为独立学院。对于那些无良的私立大学，蒋梦麟也以铁腕手段加以整顿，或取缔，或警告。
　　蒋梦麟还颁布教育部令，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规定学校一律用国语进行授课；禁止小学用文言文课本；小学须教授英语或其他外语；被派遣的公费留学生，必须通过派遣国的外语考试；对教会学校进行严密查察，不符合条件即取缔；大学不再招收预科学生，有需要则设立附属高级中学；大学各附属高中毕业生不得无实验直接升入各本大学肄业。
　　1929年，在教育部长蒋梦麟的建议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蔡元培任董事长，蒋梦麟任副董事长）通过决议，将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合组，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即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1930年，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之侄）因学生闹学潮，直接写信给蒋介石，提出辞职，且不等教育部批准即离开南京。蒋梦麟极为恼火，接受记者采访时，处处维护中央大学学生，对蒋介石颇有微词，称他这个教育部长也是从报纸上才得知张乃燕辞职的消息，并说中央大学位居所有国立大学的首位，校长的去留关系重大，“绝非一二人所能决定”。
　　因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辞职，及取缔私立劳动大学之事，蒋梦麟得罪了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被迫辞职。蒋辞职的前夜，吴稚晖到教育部，双目炯炯有光，质问中央、劳动两校之事，并为两校讼冤。在吴看来，部长是当朝大臣，应该多管国家大事，少管学校小事。最后吴一指蒋梦麟，厉声说道：“你真是无大臣之风。”蒋恭恭敬敬的站起来回答说：“先生坐，何至于是，我知罪矣。”第二天蒋即辞职。刘半农听闻此事，赠蒋图章一方，文曰：“无大臣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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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校（一）
　　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宣布辞职，当时社会各界发起挽蔡运动，蔡终继续留任，但因时患胃病，便让自己昔年的学生、同乡蒋梦麟作为自己的个人代表，到北大主持校务。蒋梦麟能成为蔡元培的代理人，除汤尔和竭力推荐外，还有如下原因：一、蔡、蒋私人关系密切，蒋为蔡的学生和同乡；二、蒋梦麟时与北大多位教授在上海办《新教育》月刊，而《新教育》的方针是蔡元培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任内提出来的；三、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对蒋梦麟颇为欣赏。

　　蒋梦麟到北大后，行事极为低调，他首先向教育部和北大教授们说明，自己只是蔡元培的个人代表，是代蔡元培捺捺印子的。蒋的这种低姿态使得北大各方面的力量都颇为满意。法政大学教务长邵裴子称赞蒋梦麟“不独外得众心，而内部亦消灭许多反侧，其发挥力诚足使人起敬也”。
　　到北大二十日后，蒋梦麟在给张东荪的信中说：“我21日到北京以来，吃了不少的苦，好像以一个人投在蛛网里面，动一动就有蛛子从那屋角里跳出来咬你。唉！若无破釜沉舟的决心，早被吓退了。人人说市中有虎，我说我任凭虎吞了我就罢了；没有吞我以前，我不妨做些做人应该做的事。我记得王守仁有句话：‘东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衔其头；西家儿童不识虎，执策驱虎如驱牛。’……我本了这个精神，向前奋斗，过了半月，诸事已有端倪。……你若来看一看，必以为大学这回并没有经过什么风潮。……”

　　蒋梦麟认为学校应该是在山林花草鸟鸣虫嘶的天然环境内，他曾请教育部长傅增湘在北京西山为北大多觅些地，以备将来把北大迁到西山去。他还跟清廷商量，希望清室能把圆明园送给北大，他对张东荪说：“这园有四里阔，六里长，有山有泉，是最好的地方。”
　　蔡元培返校后，在蒋梦麟的协助下，对北大进行体制改革。经蒋建议，北大设立教务、总务两处。总务处是北大的行政中枢，处理学校的行政事务，由蒋自己任总务长；教务处负责教务，由顾孟余担任教务长。校中最高立法机构是评议会，制订各项规程，授予学位，并维持学生风纪。从此，北大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
　　除北大总务长外，蒋梦麟还兼任文牍、会计部主任、预算委员会会员、聘任委员会委员、学生自治委员会委员等职务。总务委员会实际上成为北京大学最高行政机关，负责管理全校事务，举凡注册、编制、文牍、咨询、介绍、图书、仪器、出版、校舍、斋务、杂务、会计、卫生等，都是总务长所必须负责管理的事情。
　　1922，蔡元培赴欧美各国考察，蒋梦麟再度代理北大校长。蒋接到孙中山来信，对北大的各种运动大加奖誉，最后勉励蒋“率领三千子弟，参加革命”。
　　1923年，蔡元培因罗文干案再度辞职离校，后赴欧洲考察。蒋梦麟援引北大教授连续任教五年可享受出国休假待遇的规定，让北京政府保留了蔡校长一职，蒋第三次代理北大校长，一直到1926年蒋因躲避奉系军阀通缉而逃离北京。之后，北大评议会致函蔡元培，对三年来蒋梦麟主持北大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平心而论，本校学生之程度，本校学生之爱纪律，本校图书仪器之设备，在近三数年间，实际上固俱有显著的进步。”

　　1925年春天，蒋梦麟到车站迎接病重的孙中山。车到站，刘成禺猛地从车上跳下，抓住蒋的领口喝道：“你好，你们（指北大）养成那么多的共产党员祸国殃民。”蒋说：“麻哥，你胡说。”刘笑道：“小心，共产党都是坏东西啦。”
　　1930年，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直至抗战胜利，成为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蒋梦麟自述：“从民国19年到民国26年的七年间，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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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校（二）
　　上任之初，蒋梦麟对文、法、理三学院的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在这段时间，一批旧教授离开了北大，如著名史学家朱希祖于1932年辞职；1934年，国文系教授林损、许之衡被解聘。
　　早在1920年，蒋梦麟就拟为北大学生盖一所宿舍。到1934年，在蒋梦麟的努力下，北大终于在松公府东院北面兴建了一幢学生宿舍，每室8平方米，附壁室2平米，每室住1人。北大学生朱文长回忆：“蒋梦麟校长为新宿舍费了不少的心血。而这楼完成之后，北大宿舍乃压倒了燕大清华。这是四层楼立体式的钢骨水泥建筑，在一院空场的最北头，远远看来像一座兵营，里面的格局也很特别，里面每层七八间形式各别、妙处不同的房，十分适合北大爱好个别发展的胃口。更妙的是一人一屋，偿了几十年来北大同学求隔离的宿愿。每间屋附着一小间放箱子挂衣服的暗室。热水汀、弹簧锁，配合而调和的特制家具，摩登舒适，使你完全忘了这是老北大。”

　　蒋梦麟注重加强理科的教学和建设。他对理科教师的队伍进行了全面的大整顿与充实，聘请了一批全国一流的科学家来校执教，如皮革专家刘树杞，地质学家丁文江、李四光，光学家饶毓泰，植物学家张景钺，古生物学家孙元铸，有机化学家曾昭抡，拓扑学家江泽涵等。当时北大所聘研究教授中以理学院最多，大约是文学院的2倍、法学院的4倍。蒋梦麟还努力充实理科各系仪器设备。经过几年努力，北大地质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心理系等办学条件大为改善。据统计，到1935年，北京大学实验设备的价值已达50余万元，计有仪器6200余件，标本167000余件，药品及实习用具3100件，名列全国各高校之冠。

　　蒋梦麟协助掌校期间还落实“选科制”改革，即允许学生在规定范围内自由选择，修够学分即可毕业，不拘年限。到西南联大之时，“选科制”已经十分完善。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的何兆武回忆说，他在联大七年一共读过四个院系，一年级读工学院，后来觉得不是自己的兴趣，就转到历史系，然后考了哲学系的研究生，因病休学耽搁功课后重考，觉得自己学哲学不太合适，又改行学外语。“转系很容易，写申请书，系主任同意就可以。”西南联大学生转系十分普遍，诺贝尔奖得主、物理学家杨振宁，进联大时报考的是化学系，后来改读物理。

　　在蒋梦麟治下，北大呈现“五公开”的自由局面：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可以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
　　蒋梦麟认为：“师资不尊，不足以言重学术；待遇不丰，不足以言志；故崇教授之座位，而厚其俸给，二要也。”故蒋执掌北大时代，北大教授受校方礼遇极高。钱穆回忆：“在北大任教，有与燕京一特异之点。各学系有一休息室，系主任即在此办公。一助教常驻室中。系中各教师，上堂前后，得在此休息。初到，即有一校役捧上热毛巾擦脸，又泡热茶一杯。上堂时，有人持粉笔盒送上讲堂。退课后，热毛巾热茶依旧，使人有中国传统导师之感。”

　　晚年，蒋梦麟在《新潮》一书中深情地回忆道：“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1945年6月，在美国考察教育的蒋梦麟，受甫担任行政院长的宋子文之邀，出任行政院秘书长。6月底，北大教授会讨论此事，会议上郑天挺等教授主张根据《大学组织法》大学校长不得兼职的规定，认为蒋梦麟既从政就不能兼任大学校长，应辞职。
　　8月7日，蒋梦麟回到昆明，召集教师茶会，坦诚地说，他欲兼任北大校长却违反了自己手订的大学组织法，最初未想及此点，经朋友们的提示和劝告，决计辞去校长职务。据与会之人回忆：“他讲话的态度极好，得着大家的同情。”9月，教育部决定胡适为北大校长。自此，蒋梦麟离开北大。
　　1950年，在台湾举行的北大52周年纪念会上，傅斯年在演讲中说：“孟邻先生学问上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我的学问比不上适之先生，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蒋梦麟听后笑言：“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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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境（一）
　　1920年，蒋梦麟在一次对北大全体师生的演讲中说，北大上一年欠了一个建筑公司的巨款，对方来讨，他只能予以搪塞。后来建筑公司实在没办法，在中秋节前派人每天到蒋家讨债，蒋无奈，只好逃到西山躲避。
　　胡适于1921年6月IO日的日记中记载：“梦麟邀我与文伯同去西山游一次。梦鱗此次处境最难，憔悴也最甚。今天我们同到八大处脚下的西山旅馆座谈三个多钟头，也可算是偷闲寻快活了。梦鱗说：‘北京的教育界像一个好女子；那些反对我们的，是要强奸我们；那些帮助我们的，是要和奸我们。’我说：‘梦麟错了，北京教育界是一个妓女，有钱就好说话．无钱免开尊口。’”

　　1922年11月，北大二十五周年校庆之际，蒋梦麟向全校师生许诺，一定要在第二年暑假建好图书馆，让学生在开学后有个地方看书。但因北洋政府拖欠北大八个月的经费，到次年9月初，当学生们暑假后从全国各地赶回来上学时，却连图书馆的影子都没看见。蒋梦麟只好在开学仪式上向大家道歉。
　　1923年，蒋梦麟写信给胡适抱怨道：“蔡先生致评议会函，又属我代理校长。半年的欠款，六百的饥饿教职员，三千惹祸的学生，交到我手里，叫我怎么办！”
　　是年11月，蒋梦麟又致函胡适道：“我现在忙得不亦乐乎，有几分厌倦。教育部无人负责，他校大都不死不活。京师教育事务，我首当其冲，简直是大学校长而兼教育总长。我现在买了一架汽车，天天在街上跑，真是和gasoline（汽油）有仇。”
　　“三一八”惨案前后，蒋梦麟同情学生，反对北洋政府。4月，北京政府的前总理孙宝琦通知蒋梦麟，蒋的名字已经上了黑名单。刚好王宠惠来访，蒋梦麟不假思索，连忙跳上王的军警不会盘查的红牌汽车，直驶东交民巷使馆界，在六国饭店住下。第二天，蒋梦麟对一位美国朋友开玩笑说：“我天天叫打倒帝国主义，现在却投入帝国主义怀抱求保护了。”

　　蒋梦麟在六国饭店住了三个月，经常以写字消遣。同住在六国饭店的还有北大地质学教授朱家骅等人。后来局势比较宽松一些，蒋梦麟一位朋友的夫人冒充蒋的太太，同乘一辆马车将蒋送到东车站。一路上，只要陌生人看蒋一眼，他都觉得心惊肉跳。到车站后，蒋梦麟搭上一辆去天津的火车，然后从天津搭英国商船，安全抵达上海。
　　任北大校长（包括代理校长）期间，蒋梦麟经常为校内外发生的事情所困扰。他感慨：“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是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时，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每次电话铃声—响，他就吓一跳。他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多年后，在昆明的蒋梦麟在《西潮》一文中回忆这些事情后，又做了场恶梦，在梦中一会儿看到青年男女横尸北京街头，一会儿又看到宪兵包围北大要求交出学生领袖。梦中惊醒之后，他辗转反侧，闭上眼睛，当年的一幕幕悲剧又重现眼前。

　　1935年12月9日，北大学生参加了“一二九”示威游行，返校后即宣布成立北大学生会，并决定总罢课。蒋梦麟两度发表《告同学书》，决定于1月4日复课。为了使学生准时复课，蒋梦麟、胡适召集全体学生谈话，结果赞成复课者寥寥无几。1月4日早上，蒋梦麟站在北大二院门口，胡适站在一院红楼门口，亲自动手拉学生上课，仍无功而返。


　　困境（二）
　　蒋介石定于1936年1月16日在南京召见全国高校领导人和学生代表，以平息学生运动。因学生拒绝前往，蒋梦麟只得指定3名学生为“聆训代表”，前往南京。3名学生返回北大时，北大学生会将他们驱逐出校，派人把他们的行李、书籍掷在马路上，连其爱人的相片都撒了一地。蒋梦麟伤心不已，他召集全体同学开会，沉痛地说：“我是中华民国国立大学的校长，我不得不服从国家的命令！这三位同学是我要他们去的，一切的责任当然我负。……从前海上有一只船遭难了。船长镇静的指挥着，让妇孺老弱们送了救生船逃生，余下的人和他自己无路可走，他却命船上的乐队奏着‘近乎我主！’的赞美诗，随着这船慢慢的沉下去。现在如果我们所乘的这只船（中国）要沉了，那我们也应当和这位船主一样，在尽了自己的责任以后，站在岗位上从容就义。马上复课吧，先尽我们的责任！”但同学们依然拒绝了蒋梦麟近乎恳求的复课建议。

　　1936年2月底，北平宪警当局奉令突击搜查北大、清华等校，逮捕学生200余人，来自河北的高中生郭清被捕后因病死在医院。消息传出后，群情激奋。北平学联与北大学生会决定举行抬棺游行。蒋梦麟闻讯即与警方前来劝阻，结果学生52人被捕，其中北大学生9人。蒋梦麟对积极支持学生运动的许德珩、马叙伦等教授也表示不满。当时按北大惯例：教授工作满五年，可以休半年，支全薪；也可以休息一年，支半薪，但期满必须重新聘请。马叙伦工作已满五年，因身体不佳，提出休假半年。胡适在主持校评议会时，决定马叙伦休假一年。马获知后向蒋提出质问，蒋只说：“仍送一年的薪水好了。”但未提及重新续聘之事。马叙伦非常气愤，立即提出辞职。消息传出，北大学生纷纷向学校当局提出质问。蒋梦麟只好退回辞呈，亲自向马道歉，并再三送来聘书。但马叙伦还是离开了北大。

　　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教授们主动要求缩减月薪，共赴国难。于是临大常委会决议教职员薪水按七成支付，会议公推蒋梦麟兼总务长、梅贻琦兼教务长、张伯苓兼建设长。蒋梦麟因终日算账，累出胃病，才让旁人帮他的忙。到西南联大后，蒋的胃病又犯过一次，静养四个月，才得以恢复。
　　随着战火的蔓延，长沙随时有受到敌人攻击的危险。在蒋梦麟的建议下，蒋介石同意将联合大学迁到昆明。到昆明后，校舍紧张，学生无法安置。为解决校舍问题，蒋梦麟亲自去蒙自考察后，决定将联大文法学院设在蒙自。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上课，此时距师生全部抵达昆明，仅隔六天时间。
　　1939年3月1日，蒋梦麟在致胡适的信中写道：“现家移乡间居住，新构茅屋20余间（北大在昆明北郊新建的北大教授临时宿舍，窗户纸是用出国留学生考试的试卷糊的），为此处同人疏散之备……地离昆明四英里。每逢警报，高朋满座。两星期前，几乎每日有警报。……昆明一年以来百物腾贵，米每石已涨至100元以上，前年每石7元。人人叫苦……炭每石近16元。猪肉每斤1元7角。盐每斤6角。鸡蛋每枚1角。同人8折支薪，每月入不敷出。人口较多之家，有午吃饭而晚饮粥者。学生方面，政府每月给贷金14元，幸官米每石50元，犹能吃菜饭充饥。营养大成问题矣。”

　　蒋梦麟的女儿蒋燕华、梅贻琦的女儿梅祖杉，当时都在联大上学，她们和另外三位女同学，五个人住一间破房。下雨时房顶漏雨，她们就用油布把行李盖好，在屋里打着伞，坐在床上看书。
　　1943年1月，蒋梦麟在给胡适的信中抱怨：“联大苦撑五载，……图书缺乏，生活苦难（物价较战前涨百倍以上），在此情况之下，其退步非人力所可阻止，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有时不免痛责兄与雪艇（王世杰）、孟真之创联大之意，数月前在渝，孟真责我不之管联大事。我说，不管者所以管也。我发恨时很想把你们三人一棍打死。”
　　是年9月，美国联合援华会决定拨款100万元，通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设立特别研究补助金，资助昆明地区学术工作人员。就在蒋梦麟等人开始落实这一援助工作时，联合援华会负责人宣布：该会款将用于补贴中国教授们的生活。此事经报纸披露即引起轩然大波，有些人反对靠美国慈善团体的捐款来维持教授生活，蒋介石听说后大发雷霆，最终否决了此次捐助。
　　费正清回忆：“蒋梦麟于午饭前到我这儿来，我告诉他联合援华会遭受惨败之事。从外表看，他颇象梅贻琦——个子很高，身材消瘦，举止优雅，不过，他是个理智胜过情感的人。他们作为昆明高校的两位领袖，都是以其苦行僧形象著称的，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蒋梦麟近来没有为北大做什么。他已困难到山穷水尽，唯靠典卖仅剩的衣物书籍而维持生活，他的夫人现在正在设法寻找工作而他自己则回到昆明去担任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跟梅贻琦相比，蒋梦麟的经济境况还稍胜一筹。梅夫人化名找到一个工作，结果被发觉，只得中辍。”

　　1947年，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的蒋梦麟对陈果夫说：“果夫先生啊！现在情形真不对了，这个政府要僵掉了，什么事情也办不通，我们要做一件事，真吃力啊！简直推不动。在行政院两年的经验，我真够苦了。我曾经和委员长说过，好多事情办不通，僵极了。他问我为什么僵极了，我一时又说不出来。只觉得僵得很厉害，简直不能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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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功（一）
　　蒋梦麟自陈，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办事。”
　　初到美国留学，蒋梦麟学习的是农科，他觉得，中国既以农立国，因为只有改进农业，才能使最大多数的中国人得到幸福和温饱。而且，他幼时在农村长大，对花草树木和鸟兽虫鱼本来就有浓厚的兴趣。此外，他孩提时代身体一向羸弱，如果能在田野里多接触新鲜空气，对他的身体一定大有裨益。之后，蒋改学教育，40年后，又重新走上了农业复兴之路。
　　1947年，蒋梦麟到伦敦参加一个国际学会，英国历史家汤因比（Toynbee）在大会上发言道：“现在世界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社会公道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人民福利的问题；另一个是国防问题，也就是一个国家维持军备的费用问题。这两个问题常常互相冲突。如着重社会公道或社会福利，就得牺牲国防的经费。反之，如着重国防，就不能不牺牲多数人民的利益。”从此之后，国防、社会公道便常在他的耳边无声地呼喊着，不断提醒他。日后，蒋梦麟将“国防”改为“科学技术”生产，立志于解决“社会公道”与“科学技术”之间的矛盾。

　　1948年8月5日，六十三岁的蒋梦麟接受蒋介石任命，在南京接掌由中美两国合组的“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成员包括蒋梦麟、晏阳初、沈宗瀚以及美方专家穆懿尔（R.T.Moyer）、贝克（J.E.Baker）五人，蒋梦麟任主任委员。
　　蒋梦麟同意执掌农复会后，蒋介石问他有什么意见，蒋梦麟答：“农村建设如果不从改革土地着手，只是维持现状，是不会成功的。”他向蒋介石提出：“我希望划出一个地区做试验，实行土地改革。我想划出无锡来，因为无锡是一个已经半工业化的县份，那个地方有资本家、有地主，而无锡的地主不一定靠土地生活，所以把他们的土地拿来做土地改革，他们也不至于激烈反对。”蒋介石表示同意后，蒋梦麟补充道：“我指定无锡，还有一个理由，因为土地改革是要拿出土地，虽然无锡已相当工业化，但要地主们拿出土地来，总好像是与虎谋皮，不是容易办到的事。那是可能要用兵力来打老虎。无锡与南京邻近，容易派兵，将来我们试验的时候，如果需用兵，不知委员长是不是可以派兵？”蒋介石果断地说：“可以，要用兵的时候，当然派兵。要什么人你去派，不必跟我说，这件事情，就请你全权去办吧。”

　　获得蒋介石的同意与经费支持后，农复会展开系列试点计划，第一步就是在各地实施“二五减租”，即将现有租金直接减掉百分之二十五，并在湖南、广西、广东、云南、四川等地设置办事处。蒋梦麟等人到全国农村进行考察，宣传国民党的农业与土地政策。但由于国民党大溃败，无锡等地的试点一直没有实施。
　　蒋梦麟等人积极主张土地改革，有国民党委员批评他们道：“唉，那些人发神经病了，一天到晚，只知道讲土地改革。”蒋曾在广东中央政治会议中说：“你们广东地主们，现在不肯推行土地改革，将来不但你们的土地被夺去，连你们的头也会被杀下来。”立即有人批评蒋说：“糟了，这老头儿也变了。”蒋梦麟等人在地方考察时，还看见“伪土地改革者，杀”的标语。
　　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支持“二五”减租，说：“好，我们就这样做罢，我先把我所有的一千多亩田，实行‘二五’减租，不过问题在某巨公，他有好几千亩田呢。”他想了 一会儿，继续说道：“有法子了，我自己实行后，就对他说，咱们们先干了，老兄请你照办。不然，我就帮助你们的佃户，向你要求减租。他现在没有枪杆儿，不敢不赞成。”蒋梦麟等人听了这番话，心里觉得好痛快。
　　陈果夫对蒋梦麟说，他竭力主张把南京城里的地，尤其是现在还没有造房子的地，统统由政府收购，来办土地改革。但他在会上提出此项计划后，竟左右碰壁，大多数人都不赞成。他后来才知道，南京的地多半早被政府里的大官用很便宜的价钱买下了。蒋梦麟说：“果夫先生啊！南京的地是老虎皮，你要用强力，才能把老爱打倒，剥下它的皮啊！你跟老虎商量，要想通过剥虎皮的法案，那是办不到的。”陈叹道：“真的，起初我不懂，后来我才懂。”

　　解放前，蒋梦麟一度到台湾巡视，与当时的台湾省主席陈诚、财政厅长严家淦研究农复会迁台事宜。陈诚允诺在台湾全面推动土地改革。手握军政大权的陈诚对省议会说：“我一切事都听从民意，唯有这‘三七’减租案及连带的法案，务必请大家帮忙通过。”于是，此提案在台湾省议会顺利通过。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为争取基层农民支持，蒋梦麟取得蒋介石的授权，全面展开土地改革工作，主张“生产与分配并重”、“农工平衡发展”；基本理念是孙中山所倡议的“均富”目标。

云雾山

　　　　由于三本书是分册出版，所以后记部分变动不大。
　　远在远方的风（后记）
　　此书为《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民国人物系列的第三卷：文学卷，前两卷分为国学卷、思想卷。三卷书中所叙文人逸事，皆从百千册民国及今人的回忆录、纪念文章、人物专著、私人日记、民国笔记、年谱、行状、行述、碑铭、杂志、报章中摭拾而来，笔者加以斟酌、选捩、增删、修改、归类、排序、承启、修饰、熔炼，终成此书。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每本书附主要参考书目，以方便读者查阅本书的思想谱系。

　　文学卷单列七位文学家（原为八位，郭沫若章因故删掉），涉百余位民国著名人物，笔者希冀用逸事的路径，轻盈的写法，笔记的形式，尊仰的灵魂，来对其人其事进行梳理，重现三千年不遇之大变局下，那些唾珠咳玉，环佩叮当的大师们：他们的欢笑、挺拔，他们的雷鸣、呼啸，他们的自负、骄纵，他们的狂狷、怪癖，以及终归悲悯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命运。他们是生逢其时的一代，又是生不逢时的一代，只祈愿风流终不被雨打风吹去，大浪淘沙后，流风余韵，映照当世。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每一代人都已拥有独属于他们时代的荣光，我们更应追寻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气质的回答：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每看民国大师们的生平细微，总让我联想起红楼中的金陵十二钗，但无疑这些男子们才情更可羡，命运更吊诡，身世更引人黯然销魂。即使如此，他们仍只是华夏大陆自1840年后，大悲情包裹下的小悲情。愿我们的祖国，在饱尝苦难之后，最终能走过历史的三峡，走进真正属于人民的盛世，属于中国文化的盛世。

　　笔者编著此书，努力遵循三个原则：一是用逸事的形式来表达严肃的内容，用轻松的笔调来展示厚重的主题；二是对历史人物，不溢美，不隐恶，以期展示人物复杂多元的历史面目；三是尽量用客观的事例说话，而将自己的观点隐藏在纸后，不让价值判断影响事实判断，更不希望用作者的思考来代替读者的思考。如果读者朋友读完后，感觉到了问题的开始，而不是思考的终结，笔者幸甚。
　　感谢天涯煮酒论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表平台，感谢江上苇、押沙龙等版主对本帖的维护，感谢天涯诸多网友在帖子里的精彩讨论，尤其是东方隐、穷人马二、万马堂中花飞扬、百草丰茂、驯悍、轩辕剑之怒、何况吾辈孤且直、胡狼拜月、huracaner、举长矢射天狼、梦不回的唐朝、默然斋主人、山谷之间、秦鱼儿、金牌皇冠店、山形水影、虫二呆呆、文化稽查总队政委、四海为家孰主宾、寒城姜七、wupengchuan22等等等等，篇幅有限，挂一漏千；现代出版社的臧永清总编、刘宝明老师及其同仁努力促成此书的出版，笔者深以为谢！

　　读者朋友如想和笔者切磋琢磨，可发电邮至minguowenlin@163.com，或者登陆天涯煮酒论坛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28663.shtml，与笔者及一群同道好友笑谈清风。
　　谨以此卷献给我所有的家人。
　　民国文林
　　2010-12-20

云雾山

　　坚执（一）
　　蒋梦麟说：“从童年时代起我就吃软不吃硬。好好劝我，要我干什么都行，高压手段可没有用。”
　　蒋梦麟代理校长期间，内忧外患，经费短缺，困难重重。蒋一力担当，鼓励众人：“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
　　1923年，因政府积欠经费九个月，北京八校教职员全体大会于同年11月9日议决：“必须10日拿到30万元，不然就关门。”蒋梦麟回到北大后，召开全体教职员大会。蒋沉痛道：“如果主张关门，自无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我虽则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蒋的坚韧感动了北大的教职员。最后，大会以“本校校务仍旧维持外，其他事件仍与各校以同情之合作”付诸表决，获得通过。

　　30年代，陶希圣在北大任教六年，陶回忆：“蒋梦麟校长在这六年中间，未曾发过一次脾气。自日本军阀制造冀察特殊化之后，北大的处境之艰危，随时有随北平文化城覆灭之危险。蒋梦麟先生还是持身安静，处事轻快。师生们的口号是‘在北平一天，当做二十年来做’。可以说，梦麟先生深得蔡先生的豁达的气度，而融合的手腕过之。”
　　某日下午，一个日本宪兵找到蒋梦麟，说日本在东交民巷的驻防军请他去一趟。蒋答应了，通知几位朋友后，于天黑前孤身前往。他刚走进日本军官的办公室，便听到门锁咔嚓一声锁上了，旁边一位军官拔出手枪站在门口。这时，日本大佐高桥让蒋梦麟坐下，让蒋解释为什么进行大规模的反日宣传。蒋申明，他并未进行反日宣传，在反对日本自治运动的宣言上签字是中国的内政问题。高桥接着问道：“那末你是日本的朋友吗？”蒋答：“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敌人。”高桥让蒋去大连，蒋明确表示拒绝，从容说道：“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高桥的脸色变了，只好送蒋梦麟出门，这时夜色已经四合。

　　第二天，宋哲元派一位少将来劝蒋梦麟离开北平，蒋表示感谢，但他却执意留下。罗家伦后来称赞道：“在这般威吓的情况之下，他仍能态度从容，而且指点敌人的愚蠢及其后果。唐郭子仪冕胄见回纥的情况，也不见得能超过这位文人！”
　　抗战爆发后，蒋梦麟回乡看望老父。离家重返南京时，蒋梦麟告诉父亲：“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父亲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你这是什么意思？”蒋解释道：“这次战争将是一次长期战争，千千万万的房屋将化为灰烬，千千万万的百姓将死于非命。这就是我所说的火光血海，最后中国将获得胜利。”
　　蒋梦麟等人先行到达长沙，南开的张伯苓和清华的梅贻琦还没有到。三校摩擦不断，有人甚至说：“假使张、梅两位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蒋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叶公超回忆：“我敢说，整个抗战期间，在后方的高等教育没有间断，而能为政府继续培养人才，蒋梦麟先生个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坚执（二）
　　1941年7月，蒋梦麟将担任红十字会会长期间考察的所见所闻，写成《关于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亲自送到军事最高当局的收发室，并留了收条。之后久无消息，蒋梦麟便向陈布雷打听。陈未曾听说此事，便去查询，才知道报告被搁置在秘书室里。蒋介石看后，带了一名亲信，亲自到重庆某壮丁营调查，完全证实了蒋梦麟的报告。遂将主持役政的某大员交付军事法庭审判。法庭经审理，判处该大员死刑。

　　蒋梦麟在不知此事的处理结果前，因恐第一个报告起不了作用，又写好第二份视察报告，准备再递上去。这时，杜聿明得到某大员被捕的消息，通知他说：“你的报告已经发生效力，那位仁兄已被捕交给军事法庭了。”蒋才把预备好的第二份报告烧了。
　　几日后，军政部长给蒋梦麟发了一份公文。蒋梦麟记得内有蒋介石批示给军政部长的话：“役政办法如此腐败，某之罪也。但该部所司何事，腐败一至于此，可叹可叹。”可笑的是，军政部的报告中竟说，某处患病壮丁，已送医院治疗；某处被狗吃过的壮丁尸体，已饬掩埋。蒋梦麟颇为愤怒，他后来回忆说：“这些话真是牛头不对马嘴，壮丁早已死了，而且那地方并无医院，狗吃人肉早已吃完了，还要埋什么呢？这真是‘科员政治’的彻底表现了。”

　　抗战期间，蒋梦麟准备利用躲警报的时间写《西潮》。但因为躲警报不是在郊外，就是在防空洞内，没有桌椅等设备，经常是席地而坐，蒋梦麟决定用英文来写。因为他觉得，写中文需要郑重其事，而写英文可以闭起眼睛不加思索地画下去，而且有时躲警报是在夜间，没有灯光，写作仍可继续进行，只是写到t字与i字，上面的一横与一点，没有办法写得准确。但写完一章后，他感觉运用英文文字的技巧不能透彻表达他的思想，便暂时搁下写作，开始熟读英美有名作家的作品，如此经过了三年，再从头写起。此时他已经五十六岁。

　　1959年，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也在一片批判声浪中坚决呼吁控制人口，在海峡对岸，曾经的北大校长蒋梦麟也因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遭立法委员及舆论的围剿，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国人”之口号。蒋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

　　年逾古稀的蒋梦麟开始学习日语，他每天利用从家到农复会上班路上的时间，背诵表侄宋越伦给他整理的500个基础日语字集，并拜农复会一位台湾籍的低级职员为日语老师，每周花几个小时上课。不到一年，他便可以无障碍地阅读日文书报了。
　　蒋梦麟的身体一直不错，虽然很瘦，可是他常对年轻人说：“你们年纪轻轻，不是头疼，就是失眠。我呢，吃得下，倒下就睡。”他每年检查身体，心脏犹如四十岁的人，有人说他是鹤形。但从1962年大腿骨折动手术后，一直没有复原，常常感到疲倦，为了恢复得风快，他天天骑固定的脚踏车，一天两三次，练习腿劲，活动经脉，往往骑得汗淋淋地说：“我这条老牛还可以耕几年呢。”
　　晚年，梦麟再婚之事遭到许多友人的反对，陈诚对蒋梦麟说：“我的太太接到蒋夫人——第一夫人宋美龄的电话，她坚决反对你跟这位徐小姐结婚，我的太太也反对，都要我转告于你。如果你一定要和她结婚，那么我们以后不能见面了，至少，你的夫人我们是不能见面了。”
　　时在病中的胡适花费几日时间，给蒋梦麟写了一封长信，反对他再婚。胡适将信交给蒋梦麟时，蒋直接问胡适是支持还是反对，胡适回答反对，蒋说：“那我就不看了。”遂将胡适的这封信撕碎掷于废纸篓中，后蒋梦麟秘书拾获细心拼合，始恢复原状，并得以保存于世。
　　蒋梦麟认为，结婚离婚都是个人的私事。他再婚时不听从老朋友的劝告。后来发现自己错了，又立即要分居，分居不成则坚决要求诉讼离婚。当时陈雪屏劝他不要打官司，一则打离婚官司必难速断速了，二则以他这样的高年与社会地位，必然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对于他自己实在不利。蒋梦麟答道：“这是我个人的私事，我发觉错误便应改正，所谓‘人作孽，不可救’，我愿面对事实，接受不幸的后果。”遂坚决提起离婚诉讼。

云雾山

　　不争
　　西南联合大学办学之初，三校矛盾不断，何炳棣回忆：“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蒋梦麟以道家方式处世，处处退让，学校的各要职都由清华教授担任，如文学院院长为冯友兰、理学院院长为吴有训、工学院院长顾毓绣、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外文系主任叶公超。而校务方面，蒋坚决主张采用常务委员制，并且实际上推选清华校长梅贻琦主持一切的学校行政工作，他对梅贻琦说：“联大事务还要月涵（梅贻琦字月涵）先生多负责。”

　　郑天挺回忆：“联大初成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对北大蒋梦麟校长说：‘我的表你带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蒋梦麟对梅贻琦校长说：‘联大事务还要月涵先生多负责。’三位校长以梅贻琦先生年纪较轻，他毅然担负起这一重任，公正负责，有时教务长或总务长缺员，他就自己暂兼，认真负责，受到尊敬。蒋梦麟校长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这是实话；从而奠定了三校在联大八年合作的基础。”

　　一日，蒋梦麟从昆明去蒙自，北大师生集会欢迎。多位教授在聚会上抱怨联大的种种不公平，如文学院院长常由清华冯友兰连任而不轮及北大。钱穆发言说：“日后胜利复原，各校仍是独立的，今日危难时期不要相争。”蒋梦麟听后立即说：“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题上争议，当另商他事。”各教授都无言。
　　马勇如此评价蒋梦麟的“无为”：“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离析。
　　沈宗瀚回忆蒋梦麟在农复会时的情形，“农复会同仁在个人所主管的范围内皆可展其所长，先生绝不加以干涉。这一精神，代表两点：一是无为主义，二是尊重专业”。
　　蒋梦麟在台湾呼吁节育，虽私下对朋友表示，就算砍了他的头，节育依然要推行下去。但他采用的是表面平静而底下大动的“水鸟型”的方式。在日本和香港引起轰动的日本节育运动倡导人元祖山额夫人，曾对蒋表示，要顺道来台湾，助他一臂之力，宣传一下。蒋怕惹起负面影响，婉转加以拒绝。蒋梦麟去世后的第三年，台湾全面推动家庭计划，以“两个孩子恰恰好”的口号倡导节育，以加速经济发展。

　　陈雪屏说：“孟麟先生的性格有时表现‘和光同尘’的倾向，有时又表现‘择善固执’的倾向。这两种倾向似乎是相反的，至少在表面上观察是不调和的。我以为他在事业上的成功正因为同时具备了两种对立的特性。”


　　醇厚
　　陈独秀和蒋梦麟的政治观点孑然相反。1920年的一天，蒋接到警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我们要捉你的朋友（指陈独秀）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蒋赶紧和一个学生去陈家通知陈独秀，让他马上逃走。
　　北大学生朱谦之信仰无政府主义，反对学校考试，向校当局申明自己不参加考试。任代理校长的蒋梦麟张贴出书面答复，说不参加考试是可以的，不过没有成绩分数，将来便没有毕业文凭。梁漱溟看见张贴出来的答覆上面，竟称朱为“谦之先生”，感慨道：“这位校长先生又未免太客气了吧！”

　　蒋梦麟的南洋公学同学徐珮琨就其《中国币制问题》一书向蒋求序，蒋在这方面是外行，自觉无从下笔，又不忍拂了老同学的面子，便写信给时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的赵乃抟，请其为徐作序。
　　李大钊去世后停灵六年无法安葬，其遗孀赵纫兰携子女从故乡返回北平，向丈夫的北大同人胡适、蒋梦麟、沈尹默、周作人等求助，请北大代为办理安葬事宜，时任校长的蒋梦麟慨然允诺。北大同事感李大钊之事迹，相与发起厚葬。李大钊后来安葬在北京的万安公墓，蒋梦麟出面购置，同时为李夫人预购了穴地，墓碑则由刘半农撰写。
　　叶公超说：“我的朋友中，脾气好的人也不少，但对于仆役等最客气，而且从来不发脾气的，我想只有孟邻（蒋梦麟）一个人。记得我们初到长沙去组织临时大学的时候，我们合用一个宝庆的老兵，因为语言关系，往往词不达意，我是一个性急的人，孟邻先生看见那位宝庆的同胞做错了事，或者是所做的刚好与我们的意愿相反的时候，他的反应总是发笑，我却在着急。纯厚，同情，宽容是他的本性。”

　　1933年，蒋梦麟以“不交学费”为由，开除了9名“左”倾学生。奇怪的是，这些被开除的学生后来都收到了一封匿名同情信，信中还附有一张三百大洋的支票。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学生们分析，共产党想送，没钱；社会上好义之人想送，但不知被开除学生的姓名和地址。千家驹后来回忆说：“我至今不明白这钱是谁送的。……我判断这是蒋梦麟校长耍的两面派手法。蒋一面开除学生，一面又怕他们留在北京铤而走险，对他发生不利行动，干脆花一笔钱叫他们早早离开。果然，九位同学得了钱后，有的东渡日本，有的去了德国，各奔前程去了。”

　　许德珩、侯外庐和马哲民是北大的左派教授，在对待学生运动问题上与蒋梦麟尖锐对立，有怨在前。但“七•七”事变后，他们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蒋梦麟毅然与胡适联手，多方奔走，终将他们营救了出来。
　　日本投降后，周作人被捕。南京政府首都高院对周作人进行公审时，周辩称：“学校南迁，教授中年老或因家庭关系不能随行者，有已故之孟森、冯祖荀、马裕藻及被告四人，由校长蒋梦麟特别承认为北大留平教授，委托保管校产。”当时周作人被称为“巨奸”，“国人皆曰杀”。胡适为周作人作证，社会舆论就谴责他为汉奸洗刷罪名；为周辩护的律师王龙也一度被控汉奸嫌疑，但蒋梦麟专为此事出具了证明。

　　北大学生洪炎秋回忆，他一生没有机会和蒋梦麟交谈过一句，但他的毕业论文被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退回后，有人劝他不妨托蒋一试，他遂照办。不几日果然商务便寄来稿费，此时稿子还未发表。到台湾后，他的著作出版，他送给农复会的樊际昌一本时，顺便请樊代呈蒋梦麟一本。结果第二天蒋梦麟就派人送来一本亲笔签字盖章的《西潮》作为回礼。
　　记者王康深夜给台湾的政要名流打电话采访，从未给过他冷遇的只有两个人，蒋梦麟就是其中之一。杜威去世的消息传到台湾时，已是深夜，因为必须让蒋梦麟发表讲话，王便给蒋打去电话。他向从睡梦中醒来的蒋道歉，蒋梦麟却向他道谢：“我的老师去世，你打电话告诉我，我应当感谢你才对。”
　　叶公超回忆，蒋梦麟长他十七岁，但他和蒋单独相处时，却丝毫没有年龄或辈分的隔阂。叶公超说：“我想这与性格、教育、兴趣都有关系，但是主要的因素，大概是孟邻先生有一种极自然的真诚，在中国人里头很罕见的。……是一个没有权术的人。”
　　晚年，蒋梦麟曾到日本小住三个月。他一生很少为人题字，但在芦之汤居住时，给旅社主人、下女和厨子都题过字。其表侄宋越伦回忆，蒋梦麟对宋的小儿女们，毫不厌烦地循循善诱，以极浅近的方式教导他们为学出世。宋对子女甚严，蒋梦麟每每进行纠正，以至于宋的儿女一见他便欢欣若狂，终日黏在他身畔，向他请教中小学课本上的问题，蒋不厌其烦地一一进行解答。

云雾山

　　矜悯
　　“三一八”惨案中，北大张仲超、黄克仁、李家珍等学生遇害。时任代理校长的蒋梦麟悲愤不已。3月24日，北大全体人员在三院大礼堂召开追悼大会，由蒋梦麟主祭。蒋在大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蒋说到这里“汪然泪下”。接着，蒋梦麟说：“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蒋“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

　　1937年，北大、清华、南开南迁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三位校长巡视学生宿舍，看见房屋破败，蒋认为不宜居住；张却认为学生应该接受锻炼，有这样的宿舍也该满意了。蒋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宿舍里！”张却针锋相对地表示：“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梅贻琦则没有表态。
　　1941年，蒋梦麟兼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他曾和一个学生，带着药品，前往滇缅等地视察红十字会业务。在为期数周的视察途中，他亲眼见到国民党抓壮丁的残酷。蒋梦麟记载：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蒋得知广州曲江抓来的700名壮丁，因为一路上挨饿、疫病，最后只剩下了17人。侥幸活着的壮丁在兵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
　　在湘西广西的路上，蒋梦麟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有的地方，还能看到因掩埋地太草率，而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似乎还在抽搐，可能还没全死去，便被埋了！
　　一天，蒋梦麟坐车从山下经过，看见几百名壮丁被绳子穿成一串，在山上集体小便，顿时如同下雨天从屋檐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行动。如果大便不出，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便没有机会再大便了。
　　蒋梦麟估计，在八年抗战期间，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1400万人。当他将估计的数字告知军事高级长官们时，他们异口同声说：“只会多不会少。”
　　是年7月，蒋梦麟写成有关兵役状况的视察报告，上报给最高军事当局。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农复会进行土地改革时，蒋梦麟到四川乡下考察，问轿夫道：“你们这里减租了没有？”轿夫说：“啊！先生，政府的话，那里靠得住？”蒋接着问道：“要是真能减租，好不好？”轿夫答：“那当然好极了！”到达目的地时，蒋梦麟的耳朵里似乎充满了轿夫微弱的呼声，“那——好——极——了”。他立下了一个志愿，一定要把二五减租做成功。
　　到台湾后，蒋梦麟作环岛考察，发现台湾民众的生活极为困苦：衣不足暖，食不果腹，农田灌溉的水量匮乏，动植物病虫害肆虐，家庭愈穷而生育愈多，生育愈多而贫穷愈甚、婴儿死亡率愈高。蒋遂下定决心，推广节育政策。

云雾山

　　求学
　　蒋梦麟六岁进家塾，家塾里的书桌太高，他的椅子下面必须垫上一个木架子之后才能够上书桌。他坐在椅子上，两只脚总是悬空的。入塾后，最初每天读《三字经》，枯燥无味，因而他恨透了家塾里的生活。有一天，蒋梦麟乘先生不注意，偷偷爬下椅子，一溜烟逃回家中。母亲问：“你怎么跑回家来了，孩子？”蒋答道：“家塾不好，先生不好，书本不好。”母亲笑着说：“你不怕先生吗？他也许会到家里来找你呢！”蒋叫到：“先生，我要杀了他！家塾，我要放把火烧了它！”第二天早上，奶妈对蒋梦麟说了许多好话，总算把他劝回家塾重新上学去了。

　　蒋梦麟从小喜欢观察，他注意到皂荚树上的甲虫头上长着鹿角一样的角，和枝上的刺长得一模一样。别人告诉他，这些甲虫是树上长出来的，因此和树长得很像，他却不大相信。后来他看到一只鸟在皂荚树上啄虫吃时，对身旁长着鹿角的甲虫视而不见，才恍然大悟，原来甲虫的角是模拟着刺而生的，目的是保护自己以免被鸟儿啄死。
　　儿时，蒋梦麟喜欢玩，喜欢听故事，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他喜欢看着稻田里的青蛙捉蚱蜢，或者鹅鸭在河里戏水。家塾先生认为蒋的这些癖好都是祸根。蒋梦麟自己也相信将来不会有出息。但日后，他的这些祸根后来竟成为福因，而先生认定的某些同学的福因结果都证明是祸根。“那些好的学生后来有的死于肺痨，有的成为书呆，有的则在西化潮流横扫中国时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环境而落伍了。”

　　书院初改学堂后，蒋梦麟到小学里念书。有一回，老先生讲历史，讲到神农尝百草这一段时，蒋梦麟知道许多草是有毒的，便奇怪神农氏既尝百草，难道不会中毒死吗？于是他诚惶诚恐，毕恭毕敬地站起来，提出了这个问题。老先生瞪瞪眼，死盯住他，过了会儿，一把抓起手边的戒尺，愤愤地走下讲台，一面说：“几千年前的事，我哪里知道，哪里知道！你要来考我！考我！”一面对准蒋梦麟的胳膊，狠狠地打了两三戒尺。

　　后来，蒋梦麟从一座神农庙旁走过，看见一位老婆婆正在那里割草，就问老婆婆这个问题。老婆婆抬起头来看看蒋，说：“这还不晓得？神农菩萨的肚子是水银做的，所以不怕中毒！”蒋梦麟想了想，觉得很有道理：化学实验的时候，瓶子里装了水银，再加些其他的毒液进去，水银不是仍然不发生什么变化吗？从此，蒋梦麟便很瞧不起那位教历史的老先生。
　　父亲问蒋梦麟将来愿意做生意还是准备做官，蒋考虑后决定努力向学。父亲便将他送到绍兴中西学堂读书。在中西学堂，蒋梦麟第一次知道地球是圆的；后来又了解了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所发出来的闪光，雷的成因也相同，并不是雷神击鼓所生。这使他目瞪口呆，过去所崇拜的神佛，像是烈日照射下的雪人，一个接着一个融化了。
　　蒋梦麟回忆：“我自从进了绍兴的中西学堂以后，一直在黑暗中摸索。看到东边有一点闪霎的亮光，我就摸到东边；东边亮光一闪而逝以后，我又连忙转身扑向西边。”进入浙江高等学堂就读后，他觉得眼前豁然开朗，对一切都可看得比较真切了。他开始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
　　蒋梦麟考中秀才后，蒋家张灯结彩，大摆筵席，请来吹班奏乐助兴。几百名亲戚朋友齐来道贺，一连吃了两天喜酒。最高兴的自然是蒋梦麟的父亲，他希望儿子有一天能在朝中做到宰相。蒋梦麟却颇为迷惘，他觉得两个互相矛盾的势力正在拉着，一个把他往旧世界拖，一个把他往新世界拖。
　　浙江高等学堂重新开学后，蒋梦麟又去上课了。这时他满脑子矛盾的思想，新与旧的冲突，立宪与革命的冲突，常常闹得他头脑中觉得天旋地转，有时觉得坐立不安，有时又默坐出神，出神时，会觉得自己忽然上冲霄汉，然后又骤然落地，结果在地上跌得粉碎，立刻被旋风吹散无踪了。蒋家近亲当中曾有人患精神病，而他的父亲和叔祖都说过，他小时候的思想行动本来就与常儿同，于是他有时不禁怀疑自己是否也有点神经质的遗传。

　　进入南洋公学后，自小体弱的蒋梦麟觉得，要有高深的学问，必须先有强健的体魄。因此除了每日的体操和轻度的运动之外，他还给自己定了一套锻炼身体的办法。每天六点钟光景，练习半小时的哑铃，晚间就寝前再练一刻钟。持续不断地练了三年，此后身体一直很好，而且心情也总是很愉快。
　　周末时，蒋梦麟常常到福州路的奇芳茶馆去坐坐。茶馆里有一位叫“野鸡大王”的人，穿着一身破烂的西装，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满是油垢的鸭舌头帽，每日那里兜售新书。他专门贩卖革命书刊给学生，他的货色当中还包括一本《性学新论》的小册子，据他解释，那只是用来吸引读者的。任何革命书刊都可以从他那里买得到。这些书，因租界当局应清朝政府之请，在名义上是禁止贩卖的。
　　1908年，蒋梦麟参加浙江省官费留美考试通过，他向父亲要了几千元，买了一张前往旧金山的头等船票，去美国留学。上船前，他找了一家理发店剪去辫子。当理发匠举起利剪，抓住他的辫子时，他有种上断头台的感觉，全身汗毛直竖。剪下辫子后，理发匠用纸把辫子包好还给他。上船后，他将辫子丢入了大海。

云雾山

　　思潮
　　进入南洋公学后，蒋梦麟每当发现对某些问题的中西见解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时，总有难以形容的喜悦。当发现歧见时，就加以研究，设法找出其中的原因。不知不觉中，他做了一项东西道德行为标准的比较研究。从此以后，他对于如何立身处世开始有了比较肯定、比较确切、也比较自信的见解。
　　蒋梦麟赴美留学，搭乘的是一艘宽大豪华的轮船。船上最使他惊奇的事是跳舞，他初次看到男女相偎相依，婆娑起舞的情形，觉得非常不顺眼。旁观了几次之后，才慢慢开始欣赏跳舞的优美。
　　船到旧金山，一位港口医生上船来检查健康，对中国学生的眼睛检查特别仔细，惟恐有人患砂眼。蒋梦麟上岸的第一个印象便是移民局官员和警察所反映的国家权力。而在中国时，天高皇帝远，一向很少感受国家权力的拘束。蒋梦麟顿时觉得，美国虽是个共和政体的国家，但美国人民似乎比君主专制的中国人民更少个人自由，这使他莫名其妙。
　　初到美国，蒋梦麟就读于位于伯克利的加利弗尼亚大学。该校校园的赛色门上有许多栩栩如生的男性祼体雕像，引起许多女学生家长的抗议。一位伦理学教授说：“让女学生们多看一些男人的裸体像，可以纠正她们忸怩作态的习惯。”图书馆阅览室里也有希腊女神的裸体塑像，男学生的家长却从未批评过。蒋梦麟初次看到这些雕塑，心里非常疑惑，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当局竟把这些‘猥亵’的东西摆在智慧的源泉”。后来，他猜想，学校大概是要灌输“完美的思想寓于完美的身体”的观念。

　　加州大学附近有许多以希腊字母做代表的兄弟会和姊妹会。后来有人约蒋梦麟到某兄弟会去作客，但是附带一个条件——蒋必须投票选举这个兄弟会的会员出任班主席和其他职员。蒋梦麟到那个兄弟会后，受到极为殷勤的招待。第二天举行投票时，为了维护中国人一诺千金的名誉，蒋自然照单圈选，同时心里高兴能在这次竞选中结交了好几位朋友。选举结束后不久，学校里举办营火会，蒋在火光烛照下邂逅其中一位曾经受他一票之赐的同学。但让他意外的是，这位同学竟视他若路人，选举前的那份亲热劲儿不知哪里去了。从此以后，蒋梦麟再也不再拿选票交换招待，同时在学校选举中，也没有再投票。

　　在美国留学的9年里，蒋梦麟深刻体会到：“对本国文化的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
　　在美国时，蒋梦麟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美国的东西。学成归国后，他又开始用美国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东西。他说，他“有时更可能用一种混合的尺度，一种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尺度，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
　　从美国留学归国后，蒋梦麟对黄包车夫很是同情，觉得他们为十几个铜板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尤其在夏天，烈日炙灼着他们的背脊，更是惨不忍睹。他的美国尺度告诉他这太不人道。有时见到一些野兽似的外国人，拿黄包车夫当狗一样踢骂，蒋梦麟更是热血沸腾，很想上去打抱不平，也去踢几下这些衣冠禽兽。但是一想到支持他们的治外法权时，他只好压抑了满腔愤怒，用“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古训来提醒自己。于是，他的美国尺度又讥笑他是“懦夫！”他的中国尺度则劝慰他要“忍耐”。中国尺度让他觉得大家还是少坐黄包车，多乘公共汽车和电车，但如果这样，这些可怜的黄包车夫又将何以为生？回到乡下种田吗？不可能，他们本来就是农村的剩余劳力。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身强力壮的去当强盗，身体弱的去当小偷，身体更弱的去当乞丐。那么怎么办？还是让他们拖黄包车罢！兜了半天圈子，蒋梦麟发现自己的思考结果还是回到了老地方。

　　蒋梦麟与哥哥坐船回乡，小贩提了香蕉、苹果和梨上船兜售。哥哥要买有些腐败的水果，因为比较便宜。蒋梦麟忙阻止：“不行，买水果的钱固然省了，看医生的钱却多了。”哥哥哈哈大笑道：“我吃烂梨子、烂苹果已经好几年了，烂的味道反而好。我从来没有吃出过毛病。”他随手捡起一个又大又红，然而烂了一部分的苹果，咬掉烂的部分，其余的全部落肚。蒋梦麟耸耸肩膀，哥哥仰天大笑。

　　杜威、胡适和蒋梦麟三人曾到北平西山游玩，他们无意中看到一只屎克螂推着一个小小的泥团上山坡。它先用前腿来推，然后又用后腿，接着又改用边腿。泥团一点一点往上滚，快到上面时忽然滚回原地，屎克螂则紧攀在泥团上翻滚下坡。它又从头做起，重新推着泥团上坡，结果仍遭遇挫败。它一次接一次地尝试，但是一次接一次地失败。胡适和蒋都说，它的恒心毅力实在可佩。杜威却说，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实在可怜。

　　晚年，蒋梦麟回忆北大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时，曾谦虚地说：“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稍有空闲时，也读他们的作品，同时常听他们的谈论。古语所谓‘家近通衢，不问而多知。’我在大学多年，虽对各种学问都知道一些，但总是博而不专，就是这个道理。”
　　七十五岁时，蒋梦麟对表侄宋越伦说，他一生看书研究多而写作少，但在治学方面，也有一套自己的思想体系，他的土地改革构想，虽然最初受了汤因比的启发，但根基却完全是孔孟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所以，他准备再为农复会工作五年，到八十岁时，专事写作，将他一生的思想体系记录下来。然而，他还没有等到八十岁，即因肝癌病逝。
　　晚年，蒋梦麟准备写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以梁启超、蔡元培、吴稚晖、胡适的思想作为全书的骨干，可惜，他仅仅写完吴稚晖的部分，便离开了人世。同样，他的《新潮》也只完成了一小部分。

云雾山

　　逸事
　　蒋梦麟的大哥出生时，其父曾梦见收到一束兰花，因此大哥就取名梦兰。二哥因同样的原因取名为梦桃，蒋梦麟则也因此起名梦熊。后蒋梦麟因为参加学潮，被列入黑名单，遂改名蒋梦麟。
　　儿时，蒋梦麟又瘦又小，而且很顽皮。他曾经在哥哥的膝盖上狠狠咬了一口，留下紫色的齿印，结果自己却号啕大哭，责怪哥哥的膝盖碰痛了他的牙齿。

　　蒋梦麟的祖父曾任上海一家银庄的经理，给蒋梦麟的父亲留下了7000两银子。父亲在岳父的帮助下，30年内将7000两银子变成了7万两。蒋梦麟的父亲喜欢发明创造，他喜欢自己设计，或者画出图样来，然后指示木匠、铁匠、铜匠、农夫或篾匠，按照尺寸照样打造。他发现轮船比划桨的木船快得多，于是便千方百计地制造出一艘中国“轮船”来。这艘“轮船”外观按照外国轮船进行建造，但没有安装蒸汽机，动力来源仍是靠人力划桨，因此最终废弃了。得知蒸汽机的原理后，蒋父放弃了造船的雄心。从这时候起，他就一心—意要让他的儿子接受现代教育，希望他们将来能有一天学会洋人制造神奇东西的“秘诀”。

　　蒋梦麟考中秀才，成为“县学”的学生。“县学”虽然只是有名无实，但按蒋家的经济状况，他必须呈缴一百元的贽敬，拜见老师。蒋父经过讨价还价，交了五十元，也没有与老师见面。讨价还价时，父亲恼怒的说：“孔庙里应该拜财神才是。”
　　20世纪初的纽约有许多广东华侨开的杂货店，出售咸鱼、鳗鱼、蛇肉、酱油、鱼翅、燕窝、干鲍等。一次，蒋到一家广东人开的杂货铺买东西，他不会说广东话，便拿出一张纸将要买的东西写下来。旁边一位老太太看了蒋写的文字，惊讶地对店里人说：“这位唐人既然不能讲唐话（指广东话），为什么他能写唐字呢？”许多人闻言都好奇地围住蒋梦麟看，其中有一位稍稍懂点普通话的人问道：“你到广州省城去过没有？”蒋回答说：“没有。”“那末你过去在那里买东西呢？”“上海。”说完，蒋梦麟笑着夹起一瓶酱油和一包货物走了。

　　30年代初，胡适因在上海兴办《新月》杂志，公开发表文章批判国民党与蒋介石，国民党上海党部因此一再宣称胡适是“学阀”、“反革命”，要求严惩胡适；国民党政府下令教育部，警告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教育部于是签发部令，称“该校长言论不合，奉令警告”，而具名发出文件的正是好友蒋梦麟。结果胡适将蒋签发的部令退回，不但拒绝接受警告，更逐条反驳。这也是胡适与蒋梦麟一生中难得一见的一次争执。

　　抗战胜利后，蒋梦麟夫人陶曾穀先抵达南京寻找住房，南京市政府为她介绍了一所大宅子，她走进去一打听，才知道那正是因蒋梦麟的兵役报告而被枪毙的那位大员的产业。陶曾穀吓了一跳，拔脚就走。陪同的人莫名其妙，忙问其故，陶说：“啊呀！这幢房子的原主要向我先生讨命的呀！”
　　农复会以南京为中心，到全国各地的农村进行考察。蒋梦麟在考察过程中，经常遇上北大学生，自告奋勇提供帮助。有一次，蒋等人乘坐的包机临时降落在汉中。因为是临时降落，事先未曾与当局接洽。正在徘徊之际，立即有蒋的学生前来引路。蒋梦麟的农复会的同仁，尤其是美国专家，觉得很奇怪，何以一个当过校长的人，有这么多的学生，几乎在全国各地的城市或乡间到处都会碰到。
　　另一次，在飞往台湾的飞机上，一位美国专家开玩笑地问蒋梦麟：“你在天空里难道还会碰见学生吗？”蒋笑道：“那是不会有的了！”结果话音未落，一位制服整洁、身材高大的飞行员走过来向蒋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叫道：“校长。蒋问：“你是那一位？”他回答：“我是您的学生啊！是副驾驶员。”蒋问：“你是几时学了飞行的？”飞行员回答：“是很早以前，校长保送我学航空的。”这时，蒋梦麟得意极了，自豪地对机内同仁们说：“你们瞧，几十年苦校长不是白当的吧，苦有苦的报酬啊！”

　　蒋梦麟将男女关系概括为三种：一曰狗皮膏药，二曰橡皮膏药，三曰氢气球。所谓狗皮膏药，贴时不容易，撕开也痛，旧式婚姻之谓也。橡皮膏药贴时方便，撕开也不难，普通婚姻之类也。至于摩登者流，男女双方均得时时当心，稍有疏忽即行分离，正似氢气球然。
　　在台北时，蒋梦麟经常念及家乡浙江余姚的臭豆腐乳、炸臭豆腐干，后见台北动物园外傍晚有一担着炭炉卖炸臭豆腐干的小贩，于是每当散步即去那里，买几块回家当夜宵。
　　在台湾，沈宗瀚与蒋梦麟两家比邻而居。当时沈宗瀚之子沈君山常见一位瘦瘦的老先生，在草地上散步，偶尔也抬起头来看天上浮云。沈君山上大学时，喜欢各种课外活动，尤其围棋桥牌，常常玩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而沈宗瀚家教颇严，一到晚上就把院子大门锁上，把钥匙收起来，不让下女给儿子开门。沈君山只好越墙而入。某日深夜，蒋梦麟还未就寝，忽见一溜黑影，稍现即逝，惊骇之余，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是给巷口的派出所：“沈委员家来了小偷，赶快派人来抓。”一个是给沈宗瀚：“你家进来了贼，不过千万别下楼，等警察来。”结果，沈君山挨了父亲一顿好打，而且还在农复会中传为笑谈。从此，沈君山只要远远的见到蒋梦麟，就赶紧躲到一边。

　　几年后，沈君山到普林斯顿做博士后研究，回乡省亲。沈宗瀚带着他去看望蒋梦麟。谈话中，蒋忽然眨眨眼睛，问沈君山道：“现在下棋不用跳墙了吧？”
　　章元羲陪同蒋梦麟去出差，进旅馆登记后，碰到了蔡培火（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吃饭时，蒋、蔡二人坐上座，其余的人都在下面敬陪。谁知二人全都不开口，像两尊弥勒佛一般，弄得一桌子人都颇为尴尬。章元羲忍无可忍，端起杯子对蔡说：“今日初晤，以此水酒，贺您的大寿。”蔡很是吃惊，忙问章何以知道他的生日。章解释说在来客登记簿上看到的，蔡恍然大悟。僵局就此打破，蒋梦麟也端起杯子向蔡敬酒，一时饭桌上热闹非凡。回到房间后，蒋梦麟对章元羲说：“工程师，我得给你记一功。”原来，蒋蔡二人因为节育问题曾有过不快，蔡对蒋说：“从此我不再和你讲话。”所以见面时，二人都不开口，而这个僵局被章元羲一句话就打破了。

　　蒋梦麟住在日本表侄宋越伦家中，某夜大雨如注，宋氏夫妇睡不安稳，惟恐七十多岁的表叔也睡不好，几次走到他的榻旁省视，蒋却睡得呼呼作响。第二日一早醒来，蒋发现床被雨打湿了，幽默地对宋越伦说：“你们可不要冤枉我尿床哦。”

云雾山

　　逸事
　　蒋梦麟的大哥出生时，其父曾梦见收到一束兰花，因此大哥就取名梦兰。二哥因同样的原因取名为梦桃，蒋梦麟则也因此起名梦熊。后蒋梦麟因为参加学潮，被列入黑名单，遂改名蒋梦麟。
　　儿时，蒋梦麟又瘦又小，而且很顽皮。他曾经在哥哥的膝盖上狠狠咬了一口，留下紫色的齿印，结果自己却号啕大哭，责怪哥哥的膝盖碰痛了他的牙齿。

　　蒋梦麟的祖父曾任上海一家银庄的经理，给蒋梦麟的父亲留下了7000两银子。父亲在岳父的帮助下，30年内将7000两银子变成了7万两。蒋梦麟的父亲喜欢发明创造，他喜欢自己设计，或者画出图样来，然后指示木匠、铁匠、铜匠、农夫或篾匠，按照尺寸照样打造。他发现轮船比划桨的木船快得多，于是便千方百计地制造出一艘中国“轮船”来。这艘“轮船”外观按照外国轮船进行建造，但没有安装蒸汽机，动力来源仍是靠人力划桨，因此最终废弃了。得知蒸汽机的原理后，蒋父放弃了造船的雄心。从这时候起，他就一心—意要让他的儿子接受现代教育，希望他们将来能有一天学会洋人制造神奇东西的“秘诀”。

　　蒋梦麟考中秀才，成为“县学”的学生。“县学”虽然只是有名无实，但按蒋家的经济状况，他必须呈缴一百元的贽敬，拜见老师。蒋父经过讨价还价，交了五十元，也没有与老师见面。讨价还价时，父亲恼怒的说：“孔庙里应该拜财神才是。”
　　20世纪初的纽约有许多广东华侨开的杂货店，出售咸鱼、鳗鱼、蛇肉、酱油、鱼翅、燕窝、干鲍等。一次，蒋到一家广东人开的杂货铺买东西，他不会说广东话，便拿出一张纸将要买的东西写下来。旁边一位老太太看了蒋写的文字，惊讶地对店里人说：“这位唐人既然不能讲唐话（指广东话），为什么他能写唐字呢？”许多人闻言都好奇地围住蒋梦麟看，其中有一位稍稍懂点普通话的人问道：“你到广州省城去过没有？”蒋回答说：“没有。”“那末你过去在那里买东西呢？”“上海。”说完，蒋梦麟笑着夹起一瓶酱油和一包货物走了。

　　30年代初，胡适因在上海兴办《新月》杂志，公开发表文章批判国民党与蒋介石，国民党上海党部因此一再宣称胡适是“学阀”、“反革命”，要求严惩胡适；国民党政府下令教育部，警告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教育部于是签发部令，称“该校长言论不合，奉令警告”，而具名发出文件的正是好友蒋梦麟。结果胡适将蒋签发的部令退回，不但拒绝接受警告，更逐条反驳。这也是胡适与蒋梦麟一生中难得一见的一次争执。

　　抗战胜利后，蒋梦麟夫人陶曾穀先抵达南京寻找住房，南京市政府为她介绍了一所大宅子，她走进去一打听，才知道那正是因蒋梦麟的兵役报告而被枪毙的那位大员的产业。陶曾穀吓了一跳，拔脚就走。陪同的人莫名其妙，忙问其故，陶说：“啊呀！这幢房子的原主要向我先生讨命的呀！”
　　农复会以南京为中心，到全国各地的农村进行考察。蒋梦麟在考察过程中，经常遇上北大学生，自告奋勇提供帮助。有一次，蒋等人乘坐的包机临时降落在汉中。因为是临时降落，事先未曾与当局接洽。正在徘徊之际，立即有蒋的学生前来引路。蒋梦麟的农复会的同仁，尤其是美国专家，觉得很奇怪，何以一个当过校长的人，有这么多的学生，几乎在全国各地的城市或乡间到处都会碰到。
　　另一次，在飞往台湾的飞机上，一位美国专家开玩笑地问蒋梦麟：“你在天空里难道还会碰见学生吗？”蒋笑道：“那是不会有的了！”结果话音未落，一位制服整洁、身材高大的飞行员走过来向蒋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叫道：“校长。蒋问：“你是那一位？”他回答：“我是您的学生啊！是副驾驶员。”蒋问：“你是几时学了飞行的？”飞行员回答：“是很早以前，校长保送我学航空的。”这时，蒋梦麟得意极了，自豪地对机内同仁们说：“你们瞧，几十年苦校长不是白当的吧，苦有苦的报酬啊！”

　　蒋梦麟将男女关系概括为三种：一曰狗皮膏药，二曰橡皮膏药，三曰氢气球。所谓狗皮膏药，贴时不容易，撕开也痛，旧式婚姻之谓也。橡皮膏药贴时方便，撕开也不难，普通婚姻之类也。至于摩登者流，男女双方均得时时当心，稍有疏忽即行分离，正似氢气球然。
　　在台北时，蒋梦麟经常念及家乡浙江余姚的臭豆腐乳、炸臭豆腐干，后见台北动物园外傍晚有一担着炭炉卖炸臭豆腐干的小贩，于是每当散步即去那里，买几块回家当夜宵。
　　在台湾，沈宗瀚与蒋梦麟两家比邻而居。当时沈宗瀚之子沈君山常见一位瘦瘦的老先生，在草地上散步，偶尔也抬起头来看天上浮云。沈君山上大学时，喜欢各种课外活动，尤其围棋桥牌，常常玩到深更半夜才回家。而沈宗瀚家教颇严，一到晚上就把院子大门锁上，把钥匙收起来，不让下女给儿子开门。沈君山只好越墙而入。某日深夜，蒋梦麟还未就寝，忽见一溜黑影，稍现即逝，惊骇之余，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是给巷口的派出所：“沈委员家来了小偷，赶快派人来抓。”一个是给沈宗瀚：“你家进来了贼，不过千万别下楼，等警察来。”结果，沈君山挨了父亲一顿好打，而且还在农复会中传为笑谈。从此，沈君山只要远远的见到蒋梦麟，就赶紧躲到一边。

　　几年后，沈君山到普林斯顿做博士后研究，回乡省亲。沈宗瀚带着他去看望蒋梦麟。谈话中，蒋忽然眨眨眼睛，问沈君山道：“现在下棋不用跳墙了吧？”
　　章元羲陪同蒋梦麟去出差，进旅馆登记后，碰到了蔡培火（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吃饭时，蒋、蔡二人坐上座，其余的人都在下面敬陪。谁知二人全都不开口，像两尊弥勒佛一般，弄得一桌子人都颇为尴尬。章元羲忍无可忍，端起杯子对蔡说：“今日初晤，以此水酒，贺您的大寿。”蔡很是吃惊，忙问章何以知道他的生日。章解释说在来客登记簿上看到的，蔡恍然大悟。僵局就此打破，蒋梦麟也端起杯子向蔡敬酒，一时饭桌上热闹非凡。回到房间后，蒋梦麟对章元羲说：“工程师，我得给你记一功。”原来，蒋蔡二人因为节育问题曾有过不快，蔡对蒋说：“从此我不再和你讲话。”所以见面时，二人都不开口，而这个僵局被章元羲一句话就打破了。

　　蒋梦麟住在日本表侄宋越伦家中，某夜大雨如注，宋氏夫妇睡不安稳，惟恐七十多岁的表叔也睡不好，几次走到他的榻旁省视，蒋却睡得呼呼作响。第二日一早醒来，蒋发现床被雨打湿了，幽默地对宋越伦说：“你们可不要冤枉我尿床哦。”

云雾山

　　婚恋
　　蒋梦麟赴美国留学之前，即与原配妻子孙玉书结婚，并生育有一子蒋仁宇，另有一女夭折。1917年留学回国后，夫妻二人又先后生育次子蒋仁渊、女儿蒋燕华、幼子蒋仁浩。1933年，蒋梦麟与孙玉书协议离婚后，与陶曾穀结婚。正在读小学的蒋仁渊，见到《姚江日报》刊载蒋梦麟与陶曾穀结婚的新闻，匆匆回家告知母亲，母亲只是喃喃地说：“你爹变心了。”
　　孙玉书离婚不离家，依然留在浙江省余姚县回龙乡蒋村的蒋家孝养公爹、抚养儿女。三子一女的教育费由蒋梦麟继续承担。陶曾穀再婚前与高仁山生育有一子高陶、一女陶燕锦。蒋、陶再婚之后再没有生育。
　　陶曾穀是蒋梦麟莫逆之交兼同事高仁山的遗孀，高仁山于1928年被奉系军阀杀害。蒋梦麟在担任教育部长期间，朱经农介绍陶曾穀到到教育部任蒋梦麟的秘书，二人朝夕相处，日久生情。

　　二人于1933年结婚。婚礼上，蒋梦麟答谢宾客时表示：“我一生最敬爱高仁山兄，所以我愿意继续他的志愿去从事教育。因为爱高兄，所以我更爱他爱过的人，且更加倍地爱她，这样才对得起亡友。”
　　胡适是蒋梦麟与陶曾穀的证婚人。婚礼前，胡夫人江冬秀因为蒋梦麟为娶陶曾穀遗弃原配，不赞成胡适为两人证婚，不准胡适前去。胡适只能跳窗“脱逃”，成其美事。
　　蒋、陶婚后的几十年中，感情甚笃。1958年，陶曾穀病逝。蒋梦麟异常悲痛，章元羲回忆，蒋因为陶安葬之事大发脾气：他认为陶曾穀的棺木太薄，外形像个木头匣子，不中不西；又因为墓地没有选好，觉得治丧委员会准备将陶的棺木暂厝在阳明山不安全，怕发生火灾，又怕被抢。章元羲劝他，先将棺木暂厝在台大医院太平间，一周内选好墓地后，由台大送到山上安葬，蒋梦麟这才平息了怒火。

　　陶逝世前曾经对她的一个表亲说：“孟邻（蒋梦麟）的身体很好，而且太重情感了，我死了以后，他一定会受不住的；而且，我不忍心他受长期的寂寞；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帮他找一个合适的对象，陪伴他……”
　　陶曾穀去世后，蒋梦麟非常落寞，由陶曾穀的那位表亲介绍，认识了徐贤乐。徐是江苏无锡人，曾祖父徐寿是晚清著名的科学家，父亲徐家保曾任上海格致书院董事。徐贤乐是徐家幺女，长相漂亮，在家中备受宠爱。徐于40年代初与国民党中将杨杰在重庆结婚，但结婚七个月后，就因银钱问题离婚。
　　徐贤乐认识蒋梦麟时，虽已年过半百，但风韵犹存。蒋梦麟对徐贤乐一见钟情，在写给徐的第一封情书里就说：“在我见过的一些女士中，你是最使我心动的人……”二人不久就论及婚嫁。
　　蒋梦麟的再婚遭到朋友们的强烈反对。因反对的人太多，蒋曾一度打消再婚的念头，但不久却又毅然决定与徐完婚。他在给陈诚信中述及自己坚决再婚的原因道：“鳏居生活，了无生趣，公余返寓，形单影只，更当夜阑人静，孤枕梦回，常中夜起坐，绕室彷徨。……目前虽有小女侍右，究不能朝夕晤对，亦不能分忧分劳。”在给女儿的信中，蒋梦麟说：“我自婚事停顿之后，血压减低，体重亦减。夜不安睡，诸事亦乏兴趣，长此以往，前途不堪设想。所以我不能不图自救之道。……自妈妈逝世以来，于兹三载，精神上之苦痛，一言难尽。自认识徐女士以来，于精神上之补助颇多。故诸事之兴致日浓。……父女之爱，亦良足贵，但究不能代夫妇之爱。……故为图自救计，毅然决然与女士结婚。”

　　1961年7月18日，蒋梦麟与徐贤乐在台北市临沂街陈能家中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时年蒋七十五岁，徐五十四岁了。由于婚礼仓促，以致于很多人都来不及准备礼物。
　　蒋、徐结婚之后没几天（7月26日），蒋梦麟就专程去看望胡适，胡适也向他道贺。蒋梦麟告诉胡适，他的新婚夫人很好，隔几天还要将她带来看望胡适，他还对胡适说：“人家说她看上我的钱，其实她的钱比我的多。”
　　次年12月，蒋梦麟不慎失足摔倒，腿骨骨折，住进医院。不久，蒋抱怨徐贤乐照顾不周，对自己不够关心；而徐则埋怨蒋花钱太多，让蒋转到小病房。接着，徐又背着蒋，一次性向石门水库借支一万元，并因小事与蒋燕华、樊际昌争吵，甚至对二人出言谩骂，同时又让蒋的同僚沈宗瀚一家搬离农复会宿舍。蒋得知后，十分震怒，与徐发生争执。徐一气之下将自己的户口迁出，并将行李搬离蒋家。蒋梦麟出院后，没有回家，拒绝与徐见面，并于1963年1月23日（农历腊月二十八）写下《分居理由书》，托律师交给徐。

　　1963年正月十五，蒋梦麟再次委托律师给徐贤乐去函，指责徐乘他在住院期间转移财产，取走蒋应得的利息、股息，甚至连女儿蒋燕华、陶燕锦的股票也过户到自己名下。徐拒绝离婚，蒋遂向法院提起诉讼，称徐“凌辱吾女、侵渎先室；需索敛聚，恶老嫌贫，经常詈骂”，他因“不堪徐娘虐待之苦”而要求离婚，并索回五十三万元存款。
　　面对蒋梦麟的诉状，徐贤乐气愤地表示，诉状内容都是扭曲的。调解过程中，徐贤乐一度直闯农复会办公室找蒋梦麟，吓得蒋连忙从后门楼梯避开。徐见状高呼，见丈夫是合法的权利，她已受到蒋的侮辱与痛苦，说蒋“仰仗官职、欺凌弱女”。蒋只能避居石门水库。徐贤乐还一度以送冬衣为由，要求碰面。
　　一年后，双方终于在1964年1月24日协议离婚，由陶希圣当见证人，蒋梦麟付给徐贤乐赡养费五十万元，徐贤乐须将农复会房舍、股票悉数交还，但徐已经提走的二十多万现金不再追索。蒋梦麟只求签字止讼，由友人代签支票偿还赡养费，前后总计花费七十七万元（1960年台湾平均每人国民所得仅新台币5666元，有存款百万即被喻为富翁），才结束两年六个月的夫妻关系。
　　蒋梦麟对记者说：“（从结婚）到现在一年多，我失望了，我受到人生所不能忍的痛苦；家是我痛苦的深渊，我深深地后悔没有接受故友胡适之先生（胡适已于1962年去世）的忠告，才犯下错误。我愧对故友，也应该有向故友认错的勇气，更要拿出勇气来纠正错误。”并将胡适1961年6月18日写给他的那封长信公开发表。

云雾山

　　辞世
　　1964年4月，即蒋梦麟临终前两个月，黄季陆到石门水库去看望他，他对黄说：“再过二十二个月，便要退休了。”黄不明白他为什么以月来计算，他解释说：“再二十二个月，我便是中国说法的八十岁，八十岁的人应当退休，不应当再阻挡着后人的前路。”黄问他退休后作何打算，他说：“教书太吃力，我打算专事写作。”并打趣说：“有笔万事足，无钱一身轻。”
　　4月20日，蒋梦麟赴蒋介石宴，拄了两根拐杖。他不愿坐轮椅，说那样行动不便，坐着像尊菩萨，这样多了两只脚，可以到处跑跑，找老朋友聊聊天。蒋介石见到他说：“好，好，你精神不错，什么时候可以不用拐杖了？”蒋梦麟回答：“再要两个月。”蒋介石说：“小心保养，就是四个月也不要紧。”宋美龄也过来说他面色红润，比以前健康了。他笑着说：“我什么都好，就是多了两只脚。”

　　4月23日，蒋梦麟因身体不适、不断打咯等症状，住进荣民总医院。医生在他的右腹部发现一个小硬块，判断是肝癌，已无法用放射线或开刀治疗。因陶曾穀是罹患癌症过世，让蒋谈癌色变，医生不敢告诉他病情，直到过世前他还不知自己病情有多严重。
　　蒋梦麟家族有长寿的传统，且平日身体不错，故对自己的身体很有自信。只是婚变以及腿疾缺乏休养，让他的健康大受打击。所以，蒋梦麟坚持出院，说养养就好了。
　　是年6月10日，蒋梦麟病情恶化，再次住进医院。为减轻卧病痛苦，也希望他能撑到亲眼看见石门水库启用，亲友们特别邀请旅日国际癌症体质改善研究会理事长庄淑旗返台为蒋梦麟诊治。
　　有时蒋梦麟打嗝不停，陪同的人难免心慌，他反而安慰道：“不要紧张，一切难关都会顺利过去。”“没有什么，我的意志力很强，我会斗过去。”
　　陈诚前往医院探视，告诉蒋梦麟：“好好养病，大家活一百岁，一起回大陆。”蒋笑道：“你比我年轻十岁呢。”陈诚安慰道：“你的身体一向不错啊！”
　　6月14日，石门水库落成，蒋梦麟高兴地说：“石门水库完成，我很高兴。”
　　之后，蒋梦麟频频打咯、痰中带血、身体虚弱，不时陷入昏迷，必须使用氧气维生。女儿问他什么地方难过，他说“不难过”，并不同意打葡萄糖，老是挥手说：“去掉它，去掉它。”

　　6月17日，杨亮功等人去医院看望蒋梦麟，女儿蒋燕华告诉蒋他们到来后，他的眼睛略为睁开，头微动，杨等人站在他床边很久，看着他的右手不断地微微上下波动，以为他不舒服。蒋燕华问他，才知道他示意让大家坐下。
　　1964年6月19日凌晨，蒋梦麟病逝，享年七十四岁。蒋梦麟身后与夫人陶曾穀合葬在阳明山第一公墓。
　　蒋梦麟过世前，为感谢庄淑旗的诊治，且有感于台湾癌症预防资源缺乏，拨出遗产的三分之一，约十万元，供庄淑旗进行癌症医疗研究。多年后，庄淑旗又捐出台北圆山附近的土地与大笔金钱，成立抗癌中心与团体，成为台湾颇具知名度的“中华民国家族防癌协会”。


　　品论
　　沈刚伯评说晚年的蒋梦麟：“梦麟先生从政日久，养成了敏于事而讷于言的作风，有因公务繁忙，不得不采取西洋习俗来略为改变裴晋公私邸见客的办法；他因此省了很多无聊的周旋，却也不免减去了不少的友朋之乐。加之国难以后，亲友离散，年事渐高，故旧日少——相识满天下，孤芳徒自赏——这非变相的寂寞而何？位崇则身孤，望重则欢少，年高而念广，体泰而情索——这原是事理之常，不过像梦麟先生那样富于感情的人却不免有时觉得难受；他脸上的微笑，口头的幽默，适足反映其内心之孤寂伤感耳！”

　　一次，曹聚仁与几位好友围炉夜话，突然有人问他生平所钦佩所敬仰之人是谁，曹答是蒋梦麟。举座皆惊。曹聚仁见状忙申明，他决不做违心之论，也决不依草附木，更不是北大的学生。友人问为什么敬佩蒋，曹聚仁答道：“有种”。
　　胡适赞扬蒋梦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
　　蔡元培说：“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在职而不在校期间，代为处理行政事务的，经常是蒋梦麟。当时就有人评价说：“这五六年来的北大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曾出版过一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希望“以此来纪念北京大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特殊地位和贡献”，其中没有收入蒋梦麟。8年后，北大百年校庆重新修订出版此书时，加入了有关蒋梦麟的文章。但之后仍有研究者抱怨：“前两年北大百年校庆，居然很少见到蒋梦麟的名字。”
　　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元培早年的学生蒋梦麟。”
　　陈平原感叹：“几年前，偶然得到若干30年代老北大的课程表及数学规划，比照一番，令我辈后学汗颜不已。”同时陈又为蒋梦麟抱屈道：“很可惜，在大量有关北大的出版物上，蒋校长的地位相当尴尬……校方组织撰写的校史中，称蒋梦麟为‘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马勇这样评价：“蒋梦麟重掌北大，确实是把校长的权力用得淋漓尽致，但他受过西方民主训练，骨子里有民主意识。正是这原因，虽然是校长治校，但没有走向校长独裁，他建立的是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体制。”“蒋梦麟来了之后，经过一年多的调整，新北大的气象就出来了，建了新图书馆，新宿舍。这七年之中，蒋和他的团队把握着北大的航向，为后来的西南联大，为后来的北大辉煌，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北大心理学教授、联大三青团负责人陈雪屏在《“和光同尘”与“择善固执”》中写道：“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始终联合在一起以至抗战胜利，三校复员，而三校之间精神上的契合无间，且更胜于前，我们不能不归功于孟邻先生，和夭折的东南联大以及一时联合而后又分立的西北联大相比较，西南联大九年的历史是值得珍视的。”
　　蒋梦麟的老友王世杰说，蒋梦麟的过世是“学术界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罗家伦说：“我认为梦麟先生的性格是外柔和而内刚劲，但对人则‘柔亦不茹，刚亦不吐’，还是根据道理可以说服他。他用人也专，待人也恕，不以察察为明，所以许多人乐为所用。他不长于演说，谈话时也不作长篇大论，然其简短的词句，常能扼要，而且带点幽默感。他有许多外国朋友，彼此间能建立互信，所以他提出的主张，也容易得到赞助。”
　　台湾学者吴相湘认为：“蒋梦麟先生在民国教育史上地位仅次于蔡元培。……蒋主持北大近二十年，不顾内乱外寇之困扰，勇敢负责，勤奋建设。危城讲学，大义凛然。终蔚成全国最高学术中心，作育人才至为众多。”
　　王世杰说：“孟邻先生所提倡的节育运动，是他一生中最勇敢的一件事，也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一件事。”
　　樊际昌说：“孟邻先生的成功，一方面因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深通人情’的‘中国人’，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能运用他所认为中国人所忽视的概括与抽象的思考方法去了解，去解决问题。”

　　叶公超回忆，蒋梦麟长他十七岁，但他和蒋单独相处时，却丝毫没有年龄或辈分的隔阂。叶公超说：“我想这与性格、教育、兴趣都有关系，但是主要的因素，大概是孟邻先生有一种极自然的真诚，在中国人里头很罕见的。……是一个没有权术的人。”
　　叶公超还说，蒋梦麟“不是一个溺于忧患的人，常在极艰巨苦闷的时候说开玩笑的话，说了他自己还笑，有时笑得比别人还起劲”。叶将人分为三种类型：“笑的”、“愁的”、“怒的”，他认为，蒋梦麟属于第一种人。他说：“属于笑型的人容易有幽默感，不容易被环境征服，也不容易失去均衡，孟邻就是这样。孟邻先生处理问题……一旦有所决定，却是非常坚定，甚至于利害毁誉在所不计。这是他个性中最强的一点，也是他最弱的一点，他的成就以及许多痛苦的遭遇，也都是源于这种性格。”

　　1977年，即蒋梦麟去世13年后，台湾《仙人掌》杂志第6号封面刊登了蒋梦麟的大幅照片并配以《平易近人的改革者蒋梦麟》的长文，高度评价蒋梦麟的历史功绩。文章说：“蒋梦麟生在一个左右中都不是的年代，但他却慎重地选择了自己的路，向时代提出了他的贡献，对后代献出了他的宝贵经验，他应死而无憾了。十三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处于过渡的时代，仍是旧的忘不了，新的学不会，也许我们需要多一些这样的人，眼望星星脚踏草根地以实践代替争辩，才能早点结束这个已经拉得太长的过渡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