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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云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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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文评论]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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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3-7 00:3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云雾山 于 2009-3-7 01:30 编辑

    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浙江绍兴山阴县(今绍兴)人,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中法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


      君子
      蔡元培刚从德国回来的时候,为约束自己而立了三个原则: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
      蔡元培在北大时,成立进德会以提高政治的德行,他表示,他期望知识分子成为社会栋梁,要加入进德会的师生必须戒酒、戒赌、戒嫖。蔡还要求会员不做官吏、不做议员。

      北大旁边有家学士居饭馆极受北大师生欢迎,一天,蔡元培和陈独秀、胡适在学士居吃罢晚饭,三人便在在沙滩附近散步,发现了一个不曾去过的处所。有人告诉他们,这是“偷听生”们居住的“拉丁区”,他们很好奇,信步走了去。走进一间屋子,却看到一个衣着寒酸的青年正在借微弱的灯光读书,身放着两个发硬的馒头。陈独秀性急,上去劈头就问,把这个青年惊得惶恐不已。他结结巴巴地说自己是一个穷学生,连办旁听证的钱都没有,但他真是很想听豫才先生(鲁迅)讲课,所以……蔡元摆摆手,让他不要紧张,接着看了看那两个馒头说:“旁听证,明天你到我办公室去取,但现在,你要跟我去吃饭。”于是几个人又来到学士居,那青年一边像饿疯了似的大吃特吃,一边和三位北大教授聊天。这个叫许钦文的青年说:“人称咱北大有‘五公开’。一是课堂公开,不管有没有学籍都随便听课。有的旁听生来早了先抢到座位,迟来的正式生反而只好站后边了。二是图书馆公开,可以随便进出。三是浴室公开,莲蓬头反正一天到晚开着,什么人都只管去洗。四是运动场地公开,操场上外校学生有时比本校的还多。五是食堂公开,学生食堂都是包出去的,上饭馆和食堂价格一个样。北大校园里还有三种学生,一是正式生,另一种就是旁听生,还有就是我们这些偷听生。未办任何手续,却大摇摆地来校听课,我们多数就租房住在这‘拉丁区’里。”

      蔡元培到北大的第一年中,有一个学生,长成一副小官僚的面孔,又做些不满人意的事,于是另一个学生某某在西斋(宿舍之一)壁上贴了一张“讨伐”的告示;两天之内,满墙上出了无穷的匿名文件,把这个同学骂了个“不亦乐乎”。其中也有傅斯年的一张,因为他也极讨厌此人。傅的匿名揭帖之中,表面上都是替此君抱不平,深的语意,却是挖苦他,故傅的这张告示为同学们所赏识,在上面浓圈密点,批评狼藉。这是一时学校中的大笑话。过了几天,蔡元培先生在一大会中演说,最后说到此事,大意是说:诸位在墙壁上攻击××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诸君对×君有不满,可以规劝,这是同学的友谊。若以为不可规劝,尽可对学校当局说。这才是正当的办法。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纵有过,也决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则为丧失品性之开端。凡作此事者,以后都要痛改前非,否则这种行动,必是品性沉沦之端。从此北大的匿名“壁报文学”从此减少,几至绝了迹。

      蔡元培第二次到德国时,傅斯年也在柏林。蔡先生到后,傅斯年等几个同学自告奋勇照料先生。有一次,一个同学给蔡先生一个电报,说是要从莱比锡来看蔡先生。这个同学出名的性情荒谬,一面痛骂,一面要钱,傅斯年以为他此行必是来要钱,而蔡先生正是穷得不得了,所以傅就与三四同学主张去电谢绝他,并告诉了蔡元培他们的意思。蔡元培先生沉吟一下说:“《论语》上有几句话,‘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意思是,赞成他的进步,不赞成他的退步,何必做得太过分呢?人家洁身而来,就应该赞成他的自洁,不要老追究他过去的事。与,肯定、赞成。’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于是傅斯年又知道读《论语》是要这样读的。

      五四运动时,游行队伍正要出发,却被蔡元培拦住。他难过地告诉学生,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提倡学术自由,颇为保守的政府和人物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邪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同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会授人以口实。学生们则向蔡校长痛陈内心积愤,已是忍无可忍,恳求校长不要阻止。其他数同学则颇感不耐,发出“嘘!”“轰”吵嚷和怒骂的声音。看看时间已到中午,张国焘即挤向前去,高声向蔡元培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并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他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地将蔡校长拥走,游行队伍在一片欢呼声中,蜂拥般向天安门出发了。

      1919年5月4日,在“五四”游行中,军阀政府派军警抓走了32名学生,其中北大学生20人。当天晚上,蔡元培便邀请与司法部关系密切的王宠惠一起到北大和同学们共同商议营救之事。5月7日,被捕学生获释,蔡元培亲自率领北大全体教职员和学生在沙滩广场列队迎接。大家见面分外激动,彼此相对欲言无语,许多人竟致大哭起来。蔡元培劝慰大家应当高兴,不要哭,话未说完自己也禁不住流下眼泪。北大被捕获释学生许德珩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当我们出狱由同学们伴同走进沙滩广场时,蔡先生是那样的沉毅而慈祥,他含着眼泪强作笑容,勉励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20年冬,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出国期间,由蒋梦麟代理其校长职务。当时,北洋政府久欠北平高校教育经费,各校教员领不到薪水,便向政府请愿,反被警卫殴打,因而宣布罢教。后经北平师生的努力斗争,北洋政府意识到事态严重,才为各校教员补发欠薪,并表示歉意。各校才开始复课。蔡元培回国后,听说此事,大为不满,召集北大教职员痛切地说:学校教育青年,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如果认为政府太坏,不能合作,尽可自动辞职,另谋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惊觉反省。岂可既不离职,又不尽教学责任,贻误青年?他坚决要求把罢教期间未为学生上课,而领得的薪水,交出归公。教职员都接受了蔡的提议,请求将所领薪水分期扣除。

      五四前若干时,北洋政府觉得不安,对蔡元培施加压力,甚至跟踪、恐吓。当时蔡元培有两个“谋客”,蔡经常和他们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之事。有一天,蔡元培在一个“谋客”家中与他们谈起此事。其中一个老谋客劝蔡元培解聘陈独秀,并制约胡适一下,这样才能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蔡元培一言不发。两人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

      蔡元培少年得志,曾中了举人,23岁会试联捷,中了进士,26岁(光绪壬辰科)补行殿试,点翰林庶吉士,散馆授编修。但他从不以此自满,他对乡前辈如謩年博学的名士李慈铭非常尊敬。蔡元培曾在李家北京寓居里教过李慈铭的儿子李孝费,可是蔡元培不以师宾自居,对李慈铭以师礼相待,执弟子礼甚恭。李慈铭去世以后,留下的著作很多,其中以《越缦堂日记》一部数十年从不间断的日记最为著名。蔡元培于1919年为刊印《越缦堂日记》募集垫印费用,用全浙公会的名义发起,交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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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3-7 00:37 | 显示全部楼层
       李慈铭父子相继去世以后,李家家境非常拮据。便把越缦堂藏书130余箱、两万余册,抵押与本城开同兴酱园的陆姓,得款数千元,但每月须负担重息。蔡元培知道了这件事,觉得受人重利盘剥,不是办法,他就联系了北京图书馆,由北京图书馆把全部越缦堂藏书收买下来。这件事对学术界也有重大贡献。这批书经北图中人辑录李慈铭在书上批校的文字,编成《越缦堂读书记》、《越缦堂读史札记》等书。

      刘师培曾是同盟会员,思想激进,为较早接触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之一,但他后来叛变革命,竟投靠端方,转而恶毒地攻击革命党,并曾出卖陶成章、陈其美等旧日同志,转变之速令人侧目。民国建立后,孙中山等人皆惜其才,不忍加罪,蔡元培更将他聘为北大教授。在新文化运动中,他虽然托名旧派,事实上多少有点支持新派。他逝世时才36岁,蔡元培评论道:“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援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作,其所成就岂可限量?惜哉!”

      某次,蔡元培与汪精卫共语,汪说:“君在昔为名太史,于今为教育家,世以蔡、汪并列,自惭形秽。”蔡说:“敝屣利禄,我与你固志同道合。论学术精力,我远不如君。
      “四·一二”政变后,身在北京的周作人严厉谴责国民党的残暴行为,并对当时身在上海却“视若无睹”的蔡元培、胡适等人大为不满。但随着国民党变本加厉,周作人却日益噤若寒蝉,反倒是蔡元培、胡适等人颇救助了一些政治犯,其中也不乏中共地下党员。
      1938年2月9日,蔡元培70寿,沪上各界在国际饭店为其祝寿。蔡在答辞中说:“诸位来为我祝寿,总不外要我再做几件事。我到了70岁,就觉得过去69年都错了,要我再活几年,无非要我再做几年错事。”


      和煦
      蔡元第一次踏入北大时,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当时工友们在校门口排队迎接,行礼欢迎身穿长袍马褂的校长“大人”,蔡元培急忙下车,脱下礼帽,恭恭敬敬地还礼。这是工友们从来也没有遇到过的“怪事”。此后,他每天经过校门,都脱帽鞠躬,向校警还礼。蔡元培对于所有北大中人,都能一视同仁,从无尊卑之分。老北大的人,不论师生员工,都称蔡元培为“蔡先生”,几十年来一直如此,从不称他的名号和职称。这反映了老北大的人对蔡先生的景仰和热爱。

      1928年南京政府成立五院,蔡元培谢绝监察院院长之职:“我是好好先生,怎么可以做监察事情?”
      蔡元培当年住南京成贤街中央研究院办公厅的时候,他房间的外间为某君所住。他出进时必经过此处。一日,蔡元培先生起身较早,欲到外面去,可是外间的某君却酣眠未醒,他恐惊扰了该君的好梦,竟一声不响地度回自己的房间看书,直到某君起床后,才走出去漱洗。
      冯友兰回忆蔡元培:1921年,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他(蔡元培)到美国访问,到了纽约。北大的同学组织了一个随从班子,轮流着陪同他到各地方去。有几天,我们常在一起。有一天,在旅馆里,每人都拿出一张纸,请他写字。我恰好有一把折扇,也请他写。他给每人都写了几句,各不相同。又一天晚上,在纽约的中国学生开会欢迎他,人到的很多。蔡元培一进会场,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了,好像有人在那里指挥一样。当时的留学生杨荫榆说:“我在中国教育界多年,还没有看见校长和学生间的关系这样好的。北大的学生向来自命甚高,可是见了老校长,这样地恭敬,我现在真是佩服蔡先生了。”

      冯友兰还曾讲过一件蔡元培的小事:我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只到蔡元培的校长室去过两次。那时我的弟弟景兰在北京大学预科上学,河南省政府招考留学生,他要往开封去应考,需要一张北京大学的肄业证明书。时间紧迫,照普通的手续,已经来不及了。我写了一封信,直接跑到校长室。校长室是单独一所房子,设在景山东街校舍的一个旧式院子里。门口也没有传达的人,我就推门进去,房子里中间挂了一个大幔子,我掀开幔子,看见蔡元培正坐在办公桌后面看文件。我走上去,他欠了一欠身,问有什么事。我把信交给他,他看了,笑笑说:“好哇,好哇,能够出去看看好哇。”我说:“那就请校长批几个字吧。”他提起笔来就写了两个字:“照发”。我拿着他的批示到文书科,看着他们办好证明书,我拿着证明书就走了。


      介直
      五四后期,蔡元培鉴于“读书不忘救国”引发的某种偏颇,重新号召“救国不忘读书”。此后北大校园还是发生了一起“讲义风潮”,令人不快。有次,一群学生涌进红楼,要求校方免收讲义费,并要找主张这条“可恶”规定的人算帐。蔡氏告诉他们,自己单独负责。争辩过久,怒不可遏。“你们这班懦夫!”他挥举双拳,怒目喊道:“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学生们在他面前围成半圆。蔡先生向他们逼近几步,他们就退后几步,始终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

      蔡元培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虽然辞去了几十个兼职,然而请他题字、作序、写文章、谋职位的人仍是络绎不绝,他不胜其烦,遂在报上登出“三不启事”:一不兼职,二不写稿,三不介绍职业。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未当校长以前,开校务会议多半讲英语,特别是预科的校务会议,全部讲英语。不懂英语的教授,只好像聋子一样坐在那里,痛苦万分。蔡接任校长以后,特别提议校务会议一律改用国语,这引起了外国教授的反对。他们用英语表示“我们不懂国语”。蔡先生针锋相对,回答说:“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就说中国话!”洋教授哑口无言。从那时起,任何会议发言,一律用中国话,不再讲英语。

      对于没有真才实学的人,不论是什么背景,蔡元培都力主一律解聘,有两名英国教授依旧我行我素,带领学生逛八大胡同。聘约期满时,蔡元培不再续聘。那时外籍教授多由公使馆介绍而来。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找蔡求情,遭拒绝。那位公使大怒,扬言:“我看你蔡鹤卿还能做几天校长?!”外籍教授告到法庭,蔡元培请王宠惠作代理人,最后校方胜诉。
      五四前后,北洋军阀及其御用文人指责新士风为“洪水猛兽”。蔡元培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勇敢宣称:“今日之士风,可以算是洪水;而今日之军阀,正是猛兽,非用洪水淹此猛兽不可。”二十多年后,傅斯年先生回顾旧事,犹自感慨不已:“这话在当年是何等勇敢,何等切实!”
      蔡元培先生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因应酬较多,开销亦大。他的部属眼见院长的开销快超出薪水了,就在原来的薪水之外,多加了200元。蔡元培领到薪水后一算,发现多了200元,很奇怪,就去问主管发薪水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知道原因后,当场就把多加的钱如数退了回去,并召集部署开会说:“一切要按照规定办理,生活清苦些不要紧,但守法必须要严格做到。”
      唐绍仪辞职后,蔡元培亦呈请辞职:“敬乞大总统速任教育总长,俾元培得早一日去职,即尸位之咎早一日解免。”当他到总统府向袁世凯当面辞职时,袁对他说:“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蔡元培说:“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1930年秋,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个北大学生请蔡元培先生向蒋介石推荐他,并托老同学联名致电蔡先生促成。郑天挺记得,蔡先生很快给了回电,只有一句话:“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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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学
      蔡元培为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礼堂落成,题了四个大字:“宏约深美”。刘海粟说,这四个字是先生研究过古今中外许多大学问家后得出的科学结论。
      蔡元培先生的治学成才四字要诀:“宏、约、深、美”,“宏”指在学习、汲取知识的过程中不要过于死板,知识结构狭窄,而是要把知识结构铺开、铺广,做到博大宏伟,兼收并蓄,融会贯通,为以后工作、学习打下坚实基础。“约”指在基础已成的前提下,由博趋约,突出个人专长,突出风格,自成一家。“深”意指在“约”的前提下敢于突破,究本穷源,深化知识。“美”则是一种至高思想境界,一种宽大无垠的境界,永无止境。

      徐树兰是绍城的首富,曾于光绪六年捐银10万两建屋购书,创立“古越藏书楼”,藏经史子集四部书籍15万卷,编有《古越藏书楼书目》6册,石印行世。他和弟弟徐又兰编刻《绍兴先生遗书》4辑,凡12种计158卷。蔡元培因叔父曾在徐家教过书,通过这点关系,进入徐家“古越藏书楼”校勘《绍兴先生遗书》,他一边校书,一边读书,自1886年至1889年,达4年之久。他遍读了楼中的万余卷藏书,其中重要的书籍均经他亲笔批注。有人曾见过经蔡批注的一部《管子》和一部《墨子》。有用红笔的,也有用墨笔的,蝇头小槽,书的每页上面、下面批注得密密麻麻,一点空隙也没有。据徐家的人说,像这样批注过的书不止这两部。他4年来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为以后博大精深的学问打下了基础。

      1906年,蔡元培得知北京翰林院有“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急忙赶到首都,但这个计划搁浅了。蔡元培不甘心,再三联络,向驻德国公使孙宝琦申请,欲随同前往德国在使馆兼任“半职”差事、半日在柏林大学听课,以遂赴欧洲留学的心愿。但是公使馆只应允照顾食宿,不提供职务和薪金。蔡元培通过张元济向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特约蔡元培在欧洲为该馆著文或编译,以赚取留学及养家的费用。

      1907年5月,39岁的蔡元培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一面学习,一面担任唐绍仪(后任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4个侄子的中文教师,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一批学术书籍。
      蔡元培是我国第一个采取“爬格子”半工半读方式而获得成功的人。从1907到1915年,蔡元培旅欧留学期间,撰写了《世界观与人生观》、《文明之消化》等论文,寄给商务印行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发表,还根据在德、法进修得到的新知识,结合国情编著了《哲学大纲》、《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艺术谈概(欧洲美术小史)》等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

      黄炎培在《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中有这样一段回忆:蔡元培有一天对我说,救中国必定要从学术着手,世界学术以德国为最尊,我一定要去德国求学,所以要先去青岛学习德文。以四十之龄,仍有此坚定向学之心,殊为不易。更何况是曾为翰林,任过京官的进士老爷?蔡元培在德国期间甚为刻苦,此点从他选修课程之多就可以看出。在莱比锡大学三年多的时间里,他选课达几十门,涉及哲学、哲学史、伦理学、心理学、文学、文化史、欧洲史、美学、美学史都有涉猎;当时的名家的课程,他都去听。不管是谈大学的独立性,还是所谓仿照世界通例设立研究所,蔡元培或则直接引用德国为范,或则强调世界各国之通例,但其心中仍是以德国为其根本,毕竟是在那里学习生活多年,影响深入其心其行。

      1913年,因不愿与袁世凯政府合作而辞职的蔡元培,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此时他已经46岁。在留欧的三年时间里,蔡元培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
      蔡元培提倡学习外语是从与汉语比较接近的日语开始的,以自己不会读日文照样能看懂日文书籍的经验,教学生如何看懂和翻译日文,为学生易于接受,“不数日,人人能读日文,且有译书者。”之后,蔡元培还和学生一起向马相伯学习拉丁语。蔡元培主动带头,每天一早就从他的住宿地南洋公学中院三楼步行到徐家汇土山湾马相伯住处,甚至有时清晨五点马相伯还未起床就开始敲门。马先生只好高挂“免战”,“太早了,太早了,八九点钟再来吧。”一时传为佳话。

      蔡元培书房中挂有自己画像,上面题有:“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亦不知老之将至。”在书桌上放有自己写的“学不厌,教不倦”数字。
      蔡元培先生年届七十时写的《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一文。自述平生读书兴趣及遗憾:所以我若能回到二十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自英语、意大利语而外,希腊文与梵文,也要学的。要补习自然科学,然后专治我所最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
    日期:2009-03-01 18:52:07

      办学

      蔡元培一生致力于教育,办学无数。早在1885年他17岁时,就开始设馆教书。
      蔡元培培植家乡青年不遗余力,先后主办过绍郡中西学堂、绍兴府学堂、越郡公学、明道女校,曾任稽山中学名誉校董。
      1898年,蔡元培从北京回到绍兴,就在这年冬天担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校长)。中西学堂创始于1887年(光绪十三年),是绍兴最早的一所学校,即浙江第五中学的前身。这是一所旧式学校,蔡元培在这里办学,其艰难情况可以想见。中西学堂的课程中原有英语、法语两种外国语,蔡元培到校以后,又添设了日语,聘请日本人中川到绍兴来任教。中西学堂教师之中,分为新旧两派:新派教师有杜亚泉、寿孝天、胡道南、马天锡等;旧派教师有任秋田、薛闺轩、陶斐然、周凤苞等。英文教师是许翰西,算学教师为何豫才。新旧两派教师之间,斗争是激烈的。常常为了校里革新的问题发生争论。蔡元培当然站在新派一边,全体学生也同情新派。为此,蔡元培受到校董的警告,他就愤然辞职,于1899年离开了中西学堂。

      1901年夏,蔡元培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校长。同年年9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
      1902年,蔡元培同蒋智由等在上海创办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次年,爱国学社的活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清政府下令侦讯。蔡元培辗转青岛、日本、绍兴、上海等地,一方面学习德语,准备赴德留学以躲避风头,一方面仍从事教育和革命活动。
      1915年6月,民国四年,蔡元培48岁时,他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在法国倡勤勤工俭学,希望以次组织帮助更多华人到欧洲求学,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后顺利在法国进行学习的。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从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短短5年间,北大走马灯似地换了四任校长:严复、章士钊、何燏时、胡仁源。他们都是民国文化教育界鼎鼎有名的精英人物,尽管使尽了十八般武艺,可就是当不好这样一个脱胎于旧体制的大学的校长,难有作为。赴任前,蔡元培的众多友人认为北大校方腐败,如赴任有碍名望。孙中山认为,“北方当有革命思想的传播,像蔡元培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教育。”蔡元培慨然领命。

      1920年初,蔡元培与李石曾、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年底,蔡元培被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Herriot),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Lepine)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有一则逸事说明蔡元培办学之多:北平孔德学校因地界纠葛,与某大学打官司。对簿公堂时发现,原告为“某大学校长蔡元培”,被告为“孔德学校校长蔡元培”。实属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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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教
      蔡元培说:“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未来。”
      蔡元培提出了“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为基本,术为枝叶”的观点。蔡元培先生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蔡元培在跟吴稚晖的一封信中谈到: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课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救第一弊,在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救第二弊,在延聘学生之模范人物,以整饬学风。
      蔡元培坦陈: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与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之外。

      蔡元培是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创者。他明确提出废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封建教育宗旨。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初步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新教育体制。
      蔡元培的教育实践多在高等教育方面。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大学的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主张学与术分校,文与理通科。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积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实行学生自治,教授治校。他的这些主张和措施,在北京大学推行之后,影响全国,以至有人称他为自由主义教育家。
      蔡元培组织各种学术研究团体(如哲学会、雄辩会、阅书报社、书法研究社等),把学生的课余兴趣吸引到学术研究方面来。蔡元培殷切希望学生专注学业,但又不赞成死读书。他说:“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不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法能做到的”。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日抱定宗旨,二日砥砺德行,三日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砥砺德行,“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心励人”;三是敬爱师友,“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


      1912年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主持修订了教育部的学制,第一次在政府法令条文中宣布教育上的男女平等。不久,我国初级小学实行了男女同校。由于守旧势力异常强大,高等学校到五四运动前夕仍未实现男女同校。教育部对此畏首畏尾,各大学都不敢提议招收女生。蔡元培非常不满此等现状,又是在北京青年会进行演讲,又是对上海《中华新报》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倡导高校男女同校。蔡元培说:“一提议,必不通过。其实学制上并没有专招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时有女生来报名,可即著录;如考试及格,可准其就学;请从北大始。”于是北大首先有了女生,各大学仿行,教育部也就默许了。

      1920年2月,因考试期已过蔡元培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
      有人问蔡元培:“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蔡元培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
      1920年,代理文科学长陶孟和准许了9名女生入校旁听,引起社会上的议论和教育部的批评,甚至总统徐世昌都出面警告北大当局,认为国立学校应该保持“崇高的道德水准”。但是当时并无法律明文禁止男女合校,已经回到北大的蔡元培就凭这一点,没有请求政府的许可,便正式批准了那9名女生注册为北大正式学生。自此,北大开始正式招收女学生。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讲授的惟一课程是《美学》。一位同学的回忆录中记载下当时课堂的情境:“他教的是美学,声浪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的时候,还带图画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觉得很有趣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挤满了。第一院只有第二教室大,可坐一二百人,……挤的连讲台上都站满了人,于是没有办法,搬到第二院的大讲堂。”
      蔡元培先生明确指出:国文分两种:一种实用文,在没有开化的时候,因生活的必要发生的;一种美术文,没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时候不能不有的。
      蔡元培在回复林琴南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的两种办学主张,第一条便是: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时,范源濂任次长,他们办教育的方法相对立。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元培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
      蔡元培谈及自己的教育理念:大学教育的目的与观念是明确的,就是要使索然寡味的学习趣味化,激起人们的求知欲望,我们决不把北大仅仅看成是这样一个场所——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训练,训练他们日后成为工作称职的人。……这所大学还负有培育及维护一种高标准的个人品德的责任,而这种品德对于做一个好学生以及今后做一个好国民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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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收
      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是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资源,他说:“大学之大,因其无所不包,各种言论思想均可自由,但亦不必出于互相诟骂。如各有主张,尽可各自鼓吹自己主张之长处,不必攻击或排斥他种主张。
      由于重视延聘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各方面人才,容纳各种学术和思想流派,使北大的教员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时北大人才济济,学校面貌为之一新。据1918年初的统计,全校共有教授90人,从其中76人的年龄看,35岁以下者共43人,占57%,50岁以上者仅6人,占8%。最年轻的文科教授徐宝璜仅25岁,其他如胡适、刘半农等也都是二十七、八岁的青年。蔡元培出任校长时也只有50岁,教授平均年龄仅30多岁。而这时北大本科学生的平均年龄为24岁。

      1917年,蔡元培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实行“教授治校”的制度,提倡学术民主,支持新文化运动。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北大国文科只有经史子集,外国文只有英文,教员只有旧的几个人。蔡元培于旧人旧科目之外,加了戏曲和小说,章太炎的弟子黄季刚,洪宪的刘申叔,尊王的辜鸿铭之外,加添了陈独秀、胡适之、刘半农一班人,英文之外也添了法文、德文和俄文了。于是,北大有了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有复辟派、主张恢复帝制,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急先锋辜鸿铭、刘师培等……;有最早把共产主义介绍给中国的李大钊、也有最早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李曾石、还有最早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此外他还启用了钱玄同、俞同奎、沈尹默等一批老北大的老人,更启用了只有二十三、四岁的梁漱溟等一批年轻人……,还请来了刚从欧洲回来的女教授陈衡哲先生、聘用了数学系老教授冯祖荀,外籍教授、地质系的葛利普等,还有画家徐悲鸿。

      蔡元培初到北大,进行改革,学校里的旧学者极其不满。北大最初开讲元曲,有人便造谣说在教室里唱起戏文来了,又因提倡白话文的缘故,又有人说用《金瓶梅》当教科书了。有些守旧学者更是直接在课堂中开骂。周作人就曾写到当是情形:“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往昌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孑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给蔡孑民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知道这个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注:五四之后,蔡元培辞职,不久又回京主校。鲁迅对此甚为关切,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听说‘世’有可来消息,真的吗?”)成为一个典故。

      当时的报纸上反响亦大,上海研究系的《时事新报》开始攻击,北京安福系的《公言报》更加猛攻,由林琴南出头,写公开信给蔡元培,说学校里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陈胡诸人。蔡答信说,《新青年》并未非孝,即使有此主张,也是私人的意见,只要在大学里不来宣传,也无法干涉。林氏老羞成怒,大有借当时实力派徐树铮的势力来加压迫之势,在这时期五四风潮勃发,政府忙于应付大事,学校的新旧冲突总算幸而免了。”

      林纾等人公开向蔡元培的改革责难。因为陈独秀的言论最为激烈,所受的攻击也最惨酷。守旧派在思想观念上攻不倒陈独秀,便在陈的狎妓、“打场”(即与人同争一妓而生纠纷)一事上大做文章。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曾说到,那时“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以彼不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因北大那时有进德会不嫖不赌不娶妾之禁约也。”对指向陈独秀的此种攻击,蔡元培本也是尽力回护的。在回复林纾的公开信中,蔡元培说:“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按指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使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这里,“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指辜鸿铭,“筹安会发起人”指刘师培,二者都是北大校园内守旧派的代表性人物,蔡元培举出此二人来抵挡林纾等人对陈独秀私德的攻击,是很巧妙的。

      1917年,辜鸿铭踊跃参与“张勋复辟”,被封为“外务部侍郎”,12天后复辟失败,辜鸿铭只好又回到北京大学教他的英文,不过等待他的却是激进的师生们送给他的一顶“复辟论者”的帽子。为了避免政治上的攻伐,校长蔡元培不得不公开发表言论为他辩护:“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刘师培在辛亥前就投靠端方,叛变革命,甘愿充当奸细,出卖同志。蔡元培惜其才,极力为之辩护:“刘申叔,弟与交契颇久,其人确是老实,确是书呆!”后刘师培又襄助洪宪帝制,为时人不齿,但蔡元培仍延请他在北大教书。
      蔡元培看到《新青年》,非常喜欢,第二天一早就去拜访陈独秀。陈贪睡,蔡元培就在门口一直等他醒来,当即聘他为文科学长。黄侃、马裕藻很不高兴,抱怨道:“陈独秀不过能写点笔记文,怎么能作文科学长。”蔡元培说:“仲甫精通训诂音韵之学,如何做不得学长?”
      上海的庄森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蔡元培为陈独秀编造假履历》。内容说,蔡元培(孓民)校长为了使当时的教育部批准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造假说陈独秀曾毕业于日本大学,曾在安徽高等学校担任校长。实际上,陈独秀虽然多次到日本,但并未进大学,也没有当过安徽高等学校校长。
      蔡元培看到梁漱溟一篇文章而决定聘其做北京大学印度哲学讲席,梁漱溟辞以对印度哲学实无所知。蔡说:“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又说,“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你不是爱好哲学吗?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互相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

      蔡元培曾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观点,来解释他的“思想自由、兼收并蓄”的主张。“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所以在当时的北大,人们常常可以见到钱玄同大讲“人过了40就要枪毙”,黄侃则在隔壁大骂他“要取消汉字”的谬论,而钱玄同也不在乎,照讲不误。

      蔡元培先生一到北大,就请全国侧目的提倡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作文科学长。这种安排,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和教育界,得到学生的欢呼拥护。李大钊、李四光、胡适,都是蔡先生请来的。章士钊创立逻辑的学名,北大就请他用《逻辑》开课;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先生就请他们同时各开一课,唱对台戏。1917年以后的几年里,北大30岁左右的青年教授相当多,其中不少人和蔡先生并不相识,而是从科学论文中发现请来的。

      1919年,北大决定取消文、理学长,改设教务长统管文、理、法三科。北大当时以文、理科的教授力量较强,双方对此职务都志在必得,文科的胡适甚至毛遂自荐,结果遭到理科的强烈反对。最后经过商量,决定由各科先推出一名候选人,然后三选一。理科推选的是俞同奎,文科推选的是陈大齐,法科推选的是马寅初。结果,蔡元培为了避免文理之争,投了马寅初一票,马寅初因此当选。
      蔡先生延请天下俊彦到北大讲学。1919年5月起,哲学家杜威在此讲学两年。之后,罗素、班乐卫、杜里舒、泰戈尔等相继来校。前苏联盲诗人爱罗先坷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于1922年春到北京。蔡先生便请他到北大教世界语,月薪200元。
      1921年3月16日,蔡先生在德国当面邀请爱因斯坦访问中国,爱因斯坦表示将做认真安排。次年6月,爱因斯坦去日本讲学并决定前往中国,但尚需一封中国方面的正式邀请信。但在日本等了五个星期,不见中国回复,遂以为北大不想践约。其实,蔡先生正为一封各团体联名邀请函征求意见,只因文件往返耗时过多,待爱因斯坦收到信件已是年底的12月22日,他已改变行程而不能访问中国了。对于北京之行的失之交臂,爱因斯坦扼腕痛惜,久久不能自己。直到临终,老人还一往情深地说:“20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因为世界必将从重新认识中国开始,而重新认识中国则必先从重新认识中国的哲学开始。”

      蔡元培顶住了旧势力攻击所谓“覆孔孟”、“铲伦常”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勇敢地保护了陈独秀等新派诸人。梁漱溟说:“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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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之职后,第一次对学生训话,就说:“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切中当时北大的病根。后来,蔡先生又提出了“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仅两年多时间,蔡先生就把一个官僚养成所改造成为中国的“精神圣地”。
      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中西合璧的产物——既是对西方办学经验的汲取,也是对中国传统儒家优良教育传统的继承。自19世纪威廉•洪堡创立柏林大学,奠定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习自由的原则以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就成为了全世界大学的基本价值和基本准则。蔡元培曾三次留学德国,并曾在洪堡大学学习过,所以深受洪堡和德国大学精神的影响。此外,蔡元培认为,在中国教育传统中,在《中庸》等儒家经典中,也已蕴含着这一种精神。如《中庸》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是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思想界长期受封建专制统治,根本不可能有思想自由。因此,蔡元培认为,要改革中国教育,就必须循“思想自由之原则”。

      萧禀原回忆:1917年我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即文学系)、正值蔡元培先生任校长。蔡先生的办学宗旨是兼容并包,主导思想是提倡新学。他聘请了陈独秀先生担任文科长(即文学校长),聘请了周树人、钱玄同等新派人物担任教授,因而使北大面貌为之一新。……那年北大招收一批旁听生,我原来就读的河南省立二中有位姓杜的同学要求旁听,我去北大教务代为申请。教务处一位先生却说:“座位满了,不能再收。”我说:“座位没满,请你去教室看看。”教务处的先生不去。我气呼呼地去见蔡校长。校长室在红楼二楼上,也没有秘书阻挡,学生可以随便去找。我一进门,蔡先生看我怒气冲冲,便和蔼地说:“你先坐下,休息五分钟,五分钟后你再讲话。”我坐了一会儿,便和蔡先生说了为杜姓同学申请旁听的事。我说:“多收一个学生总比少收一个好。教室有座位,可是教务处的先生却说座位满了。请校长去教室看看是否有座位?”蔡先生听后,马上亲自打电话把教务处那位先生请来。我当着蔡校长的面对教务处的先生说:“教室确实还有座位,不信你去看。”教务处的先生没有说话。蔡校长当即拿笔写了一个条子“准予杜××到中国文学门旁听”,交给教务处的先生。于是这位杜姓同学终于入学旁听了。

      据曹靖华回忆:“当时社会上各行各业人士都可以进入沙滩红楼(北大)听课。那些求知欲望甚为强烈,但由于贫困而上不起学的青年,诸如商店的营业员、工厂的学徒等,都可以进入北大讲堂听课,学习文化知识。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现在进入北大要有证件,当时什么都不要。”
      冯友兰在《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的回忆文章中写到北大的旁听生的往事:“那个时候的北大,用一个褒义的名词说,是一个‘自由王国’,用一个贬义的名词说,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王国。蔡元培到北大以后,开课并不是先有一个预订的表,然后拉着教师去讲,而是让教师说出他们的研究题目,就把这个题目作为一门课。对于教师说,功课表真是活了。他所教的课,就是他的研究题目,他可以随时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实到课程的内容里去,也可以用在讲课时所发现的问题发展他的研究。讲课就是发表他的研究成果的机会,研究成果就直接充实了他的教学内容。这样,他讲起来就觉得心情舒畅,不以讲课为负担,学生听起来也觉得生动活泼,不以听课为负担。这样,就把研究和教学统一起来。说统一,还是多了两个字,其实它们本来就是一回事。开什么课,这是教师的自由,至于这个课怎么讲,那更是他的自由了。学生们,那就更自由了。他可以上本系的课,也可以上别系的课。你上什么课,不上什么课,没人管;你上课不上课也没人管。只到考试的时候你去参加就行。如果你不打算要毕业证书,不去参加考试也没人管。学校对于群众也是公开的。学校四门大开,上课铃一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义,进去坐下就听。发讲义的人,也不管你是谁,只要向他要,他就发,发完为止。有时应该上这门课的人,讲义没有拿到手,不应该上这门课的人倒先把讲义拿完了。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北大有三种学生,一种是正式学生,是经过入学考试进来的;一种是旁听生,虽然没有经过入学考试,可是办了旁听手续,得到许可的;还有一种是偷听生,既没有经过入学考试,也未办旁听手续,未经许可,自由来校听讲的。有些人在北大附近租了房子,长期住下当偷听生。”

      蔡元培主张白话文,但不认为一定要绝对排斥文言文;他主张新文学,但相信旧文学也有自己不容否定的价值:“旧文学,注重于音调之配置,字句之排比,则如音乐,如舞蹈,如图案,如中国之绘画,亦不得谓之非美术也。”也惟其如此,他既热心为沈尹默的新体诗集作序,同时也不赞成“青年抱了新体诗的迷信,把古诗一笔抹杀”,故同样乐于为浦瑞堂的《白话唐人七绝百首》作序。
      1920年初,蔡元培在《新青年》上发表著名的短文《洪水与猛兽》。他将新思潮形象地比作洪水,将军阀比作猛兽,以为中国现状可算是洪水与猛兽斗,“要是有人能把猛兽驯服了,来帮同疏导洪水,那中国就立刻太平了”。胡适在发表此文的“附记”中强调,这是“很重要的文字,很可以代表许多人要说而不能说的意思”。罗家伦则称之为“光芒万丈的短文”。
      蔡元培倡导科学,但他反对陈独秀诸人的唯科学主义无视人类情感的重要性。他说:“知识与感情不好偏枯,就是科学与美术,不可偏废。”
      蔡元培认为,战后的欧洲思想界反省自身文化的弱点,许多学者转而向东方文化寻求帮助,是客观的事实。“东西文化交通的机会已经到了。我们只要大家肯尽力就好”。他指示北大国学研究所:“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将我们固有文明输出”,对此必须“格外留心”。蔡元培说:“鄙人对于中国之将来,全抱乐观”。假以时日,“中国文化,必可以与欧洲文化齐等,同样的有贡献于世界。”

      蔡元培曾毫不讳言地表示:“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的政治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1919年7月23日,蔡元培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一方面肯定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爱国热情,但同时告诫学生不要因政治问题牺牲学业,呼吁同学们回到教育救国的道路上来,指出:“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当此教育无能、科学无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受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

      蔡元培亦反对教师罢课。1922年4月9日,在国立八校教职员会议上蔡元培力阻教员罢教的提议。胡适在4月11日的日记中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况:“前天(九日)联席会议主张延长春假,——实则罢课之别名,——蔡先生亲自出席,为很激烈的演说,坚执不肯延长,并说:如果教职员坚执此议,他便要辞职,但此次辞职,不是对政府,是对教职员。联席会议的人虽然很不满意,——因为蔡先生还说了许多很爽直的话——但不能抵抗。于是昨日五校一律开课,而联席会议的各代表一齐辞职。”

      解放后,钱端升即发表文章说:“北京大学的自由散漫,蔡元培先生是要负一部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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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3-7 00:40 | 显示全部楼层
      忧国
      蔡元培甲午前后为翰林学士,居京中,一直沿着旧学道路前进。甲午中日之战,为其转变的一大契机。《马关条约》签字,他写下了“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这样刻骨铭心之句,此后,探索救国之道,始言西学。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的步伐逐渐加快,国民党内主战主和派争吵不休。汪精卫是主和派的代表,为改变汪精卫的亲日立场,1934年蔡元培在南京的一次宴会上激动地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我们的后辈也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蔡元培说着说着,禁不住老泪纵横,泪水流到了西餐的汤盘里,他低头连汤带泪吞咽下去。在座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汪精卫也十分尴尬。

      政见
      蔡元培在1903年创办了《俄事警闻》,1904年创办了《警钟日报》(由在提篮桥监狱里的邹容撰写报头)。两报头版都有时评一则,畅谈国事,多出自蔡的手笔。1904年慈禧生日,蔡写了时评《万寿无疆》,含意“每逢万寿,必定丧失土地”。
      蔡元培年青时锋芒很露。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保存满清皇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蔡元培早年在革命上很激烈。他办了两所学校,一所是爱国男校,一所是爱国女校,他想让男生搞暴动,女生搞暗杀(因为女生不引人注意)。蔡元培主持爱国女学校时,教科书常渗革命内容,如历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无政府主义者)故事,理化则注重炸弹制造等。在蔡元培办公室,就陈列着土炸弹。
      蔡元培先生曾经是暗杀团的骨干成员。早在《辛丑条约》签订后蔡元培就萌生了反清志向。鉴于孙中山领导的起义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蔡元培决心改变反清的斗争手段。1904年春,由他发起在东京留日学生中成立了秘密暗杀团,图谋从暗杀入手,推进反清革命。

      蔡元培认为:暗杀需要自制方便、秘密、快速而且容易伪装隐蔽的武器,他决心自制化学毒药。要自制化学毒药就需要有懂化学的人,他马上将爱国女校的化学教员钟宪畅、俞子夷吸收入团。俞子夷配制出氰酸,蔡元培叫工友弄来一只猫,强令服了几滴,猫即中毒而死。后来蔡元培又认为液体毒药使用还不太方便,易被人发觉,如能改成固体粉末更好,于是急去书店买了一批药物学、生药学和法医学书籍,亲自领导研究。

      不久,蔡元培觉得还是用炸药更好一些,随即转向研究炸药。他带领研制小组日夜攻关,终于自制出了一种体积小、威力大的炸药。另外,蔡元培认为女子去实行暗杀比男子更隐蔽些,因而他在爱国女校特别注重化学课的讲授,以便培养暗杀种子。此后,由蔡元培研制的炸药,不断由暗杀团团员带回国内,清政府上层官员频频遭到暗算。
      1904年以前,浙江的革命党是各自秘密活动的,互不统属。如徐锡麟、竺绍康、王金发等在绍兴、嵊县带,陶成章在金、严、处一带,敖嘉熊在嘉兴一带活动,龚宝拴在日本东京一带。群龙无首,力量涣散,既无严密的组织,又缺乏行动纲领。后龚宝拴等到达上海以后,与蔡元培治商,乃于1904年冬成立光复会,推蔡为会长。蔡元培先后特邀徐锡麟、陶成章两人加入光复会。1907年,徐锡麟在安庆壮烈牺牲,秋瑾因安庆事件株连也被捕就义,光复会实力受到挫折。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上海、杭州相继光复,陶成章自南洋归来,不久为上海都督陈其美指派蒋介石、王祝卿暗杀于上海广德医院。陶成章死后,光复会中有号召力的实力派没有了。当时在上海都督陈其美势力范围之下,沪上各报对陶的被刺不加评论。唯《越蠌日报》曾发表评论略谓:陶之死,各方反应甚微,唯有光复会会长蔡元培在南京为陶举行之追悼会上致悼词,痛惜备至,甚至泣下沾襟。

      1912年1月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他在北京政府任职期间,对袁世凯的擅权专制日益不满,表示不能任此“伴食”之阁员。7月,他同宋教仁等一同退出内阁,不与袁世凯合作。袁世凯对他非常仇视和畏惧。
      护法运动中,蔡元培虽然在反对军阀统治、争取民主共和政治上与孙中山并无分歧,但他并不赞成孙中山为护法而诉诸武力,主张应通过和平谈判实现国家的统一。1918年10月23日,蔡元培与熊希龄、张謇、王宠惠等人发起成立和平期成会,以超党派姿态,通电全国,呼吁结束南北分裂局面,减轻人民战乱之苦,痛陈“慨自国内构衅,忽已年余,强为畛域之分,酿成南北之局,驯至百政不修,土匪遍地,三军暴露,万姓流离,长此相持,何以立国。”他在致孙中山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1922年4月底5月初,直系军阀吴佩孚、曹锟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后,蔡元培又站在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希望在吴佩孚的统治下,实现南北统一,建立一个好人政府。是年5月间,他与王宠惠、罗文干、汤化龙、陶行知、李大钊等16人,联名发表由胡适起草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认为“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是一个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蔡元培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支持吴佩孚提出的恢复旧国会,请黎元洪复职的倡议。5月22日,他与梁启超、熊希龄、汪大燮、孙宝琦、王宠惠、林长民、梁善济、张耀曾等联名发表解决时局意见的通电,称吴佩孚“伟路硕望,举国所仰,倘荷合力促成,民国前途,实利赖之。”6月3日,在出席北京教育界举行的“六三”纪念会上,蔡元培与200余名代表致电孙中山和广东非常国会,认为非法总统徐世昌已去职,旧国会即将恢复,护法目的已达,要求孙中山“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6月8日,又与王家驹、李建勋、毛邦伟等10人代表教育界发表通电,欢迎黎元洪复职。甚至在胡适建议他不要发电催促黎元洪莅京情况下,蔡元培仍坚持己见,表示“西南方反对旧国会,揭一黎以与孙对待而开议和,似亦未为不可。”蔡元培此举受到南方国民党人的批评,但他依旧坚持自己的立场。

      蔡元培并不一概反对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认为学生可以不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闭门读书。1923年他在欧游期间谈到对国内学生运动的态度时就曾明确表示:“学校当局的看法是,如果学生的行为不超出公民身份的范围,如果学生的行为怀有良好的爱国主义信念,那么,学生是无可指责的。学校当局对此应正确判断,不应干预学生运动,也不应把干预学生运动看成是自己对学生的责任。”
      1932年蔡元培和宋庆龄、杨栓(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推宋庆龄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铨为总干事,鲁迅也是执行委员。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先后在北平、上海等地逮捕了很多进步人士和爱国学生。如在北平逮捕了许德珩、侯外庐、范文澜等,在上海逮捕了陈独秀、丁玲和许多学生,还有外国人牛兰夫妇。蔡元培都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函电营救。 1933年6月8日,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蔡元培闻讯哭之甚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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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3-7 00:40 | 显示全部楼层
      挂冠
      1917年7月3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表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的余热未散,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了,措辞委婉,但动因沉郁,是为抗议张勋复辟。
      1918年夏,北京各校学生,曾为“中日防敌军事协定”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蔡元培曾力阻,但未果。蔡元培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
      1919年5月8日,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为抗议政府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了辞呈。并于9日悄然离京赴天津,随即南下上海、杭州。离京前,他曾留下一则《启事》,10日即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出,他写道:“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而且鉴于政府对于留蔡无表示,5月13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向政府齐上辞呈,支持蔡元培。

      北京大学因提倡“新文化”、“兼容并蓄”,常招致“国务院”、“参议院”等衙门的横加干涉。蔡元培非常气愤:“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宣称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读完乃挂冠而去。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愤而辞职,次日他在《晨报》刊发的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声明,区区七十余字,却如洪钟大吕:“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这次愤而辞职,缘于“罗文干案”。罗文干清末留学英国,获牛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归国后长期任职于司法界,时任财政总长,是北大法科兼课讲师。当时的直系军阀和部分官僚政客们一手制造了“罗文干案”,控告罗文干贪污受贿,胁迫黎元洪下令逮捕罗文干;罗文干第一次被捕后因证据不足宣布无罪释放,但新任的教育总长彭允彝却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再来过”,结果罗文干再次被捕入狱。于是蔡元培愤怒了,他尤其对“顶头上司”、教育总长彭允彝的卑污人格憎恶万分,于是毅然提交辞呈,以示耻于为伍,并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军阀政客们的所作所为,说“数月以来,报章所记,耳目所及,举凡政治界所有最卑污之罪恶,最无耻之行为,无不呈现于中国”,“国人十年以来最希望之司法独立,乃行政中枢竟以威权干涉而推翻之”,“元培目击时艰,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于此种教育当局之下支持教育残局,以招国人与天良之谴责”,言辞之激烈之痛切,是历次辞呈之最。在他的辞呈以及随后的声明中,关键词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蹂躏人权”。

      1月21日,蔡元培起草了《关于不合作宣言》,刊发在1月25日的《申报》上,其中说到:“止见他们一天一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有无;阁员的位置,禀军阀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止计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国务员匆匆的提出再议的请求,又立刻再剥夺未曾证明有罪的人的自由,重行逮捕。而提出者又并非司法当局,而为我的职务上天天有关系的教育当局,我不管他们打官话打得怎么圆滑,我总觉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与为伍的。”

      蔡元培的“不合作主义”曾引起胡适的感慨,认为“在这混浊黑暗无耻的国家里,在这怯儒不爱自由的民族里,蔡先生的不合作主义是不会成功的”。

      明论
      蔡元培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蔡氏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提出以美学代替宗教,第一个倡导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蔡元培在1919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的演讲中说:“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但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
      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护法的蔡元培说:“道德之精神在于思想自由。”
      蔡元培对留学的同学说:不要失去“我”性,作为中国人的个性,不要被同化。
      蔡元培给北大毕业生的赠言是:各勉曰新志,共证岁寒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蔡元培满怀信心地说:“现在世界大战正的结束,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注意都消灭了,必用光明注意来代替他。”
      蔡先生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但是我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我人,不得不奔轶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的百年。”他接着希望“在第二个十年和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飞尔和中国的莎士比亚应运而生”。
      1918年11月16日,民国七年蔡元培51岁时,“一战”刚结束,在天安门前组织集会庆祝,发表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鲜明提出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并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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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3-7 00:41 | 显示全部楼层
      逸事
      蔡元培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姓周,最初所读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三本小书,然后再读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在读这些传统教材时,这位周老夫子强调熟读背诵,而不作讲解。少年蔡元培对所读的内容似懂非懂,但读得遍数多了,居然也能背出来。
      11岁那年,蔡元培的父亲去世了,此后家境一天不如一天,他无力购书,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读书与求学。先是他的六叔铭恩铭恩是清末的廪生,每月国家都会发给一定的银子和粮食补助。将自己的所有藏书向他开放,使他读到了《史记》、《汉书》、《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等书。在叔父的指导下,蔡元培较早地由启蒙进入到了研究经史之学的天地。
      13岁时,蔡元培拜经学名宿王子庄为师,学八股文及宋儒之学。这位王先生是位老童生,终生不仕,却以精研八股文闻名遐迩。王子庄的教学方法有别于一般的塾师,蔡元培文章中有什么不对之处,王子庄并不马上就改,而是当面指出错在哪里,叫学生回去自改。正是在王子庄的这种启发式的教导下,蔡元培学问大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怪八股”风格。以后他就是凭借这一手“怪八股”,在科场青云直上的。

      蔡元培上学时,老师要求严格,那时所作的八股文,有不对的地方,老师并不就改,往往指出错误后由自己改正。学校做不完,回家晚饭后在灯下再构思。此时,蔡母常常陪着,也不去睡。蔡元培讲:有一次,母亲觉得夜太深了,人太倦了,思路不能开展了,叫我索性睡了。第二天黎明叫起,此时竟一挥而就。从此,终身觉得熬夜不如起早,是被母亲养成的。
      18岁之后,蔡元培开始给别人当塾师,也就是做家教,一边教书,一边自学。这时,他看书越来越杂,也不再练习八股文,而是开始了自由阅读。
      蔡先生早年写过许多才华横溢、见解精辟的文章,与当时四平八稳、言之无物的科举八股,适成强烈的对照。蔡元培写过一篇怪文,一开头就引用礼记里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交卷时间到时,他就把这篇文章呈缴给考官。蔡先生就在这场乡试里中了举人。
      蔡元培从小接受的是旧式文人的教育。光绪年间,他先中了举人,后点了翰林。中举的这一年,他奉父母之命迎娶了从未谋面的王昭女士为妻。然而,这样一位受旧式教育的文人却倡导民主和平等。他从“我”做起,以“我”为例,改革社会风气,冲破封建陋俗,提倡男女平权,打破中国传统在婚姻问题上对妇女的束缚,之后的两次婚姻及两次征婚启事正是他这种思想的体现。

      蔡元培主持绍兴府学堂时,师生逐渐分化为新旧两派,常发生争辩,每在午餐晚餐时最为集中。盖学堂餐厅放多张方桌,每桌教员一位,学生六位,凡不与学生同桌的教员同坐中间圆桌,随意争论也。
      1912年1月4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蔡元培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教育部在蔡元培之下对公众征求可能的国歌,后来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国歌,由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拟稿,歌名《五旗共和歌》。

      蔡元培潜心学问,对吃饭一事却十分随便。他的夫人说他:“稀饭也吃,干饭也吃,焦饭也吃。”
      蔡元培赴德国莱比锡游学,因听李石曾谈及食肉有害,正好他又读了列夫•托尔斯泰著作中关于打猎的惨状描写,于是宣布此后不再食肉,还劝告朋友寿孝天说:“蔬食有三义:一卫生;二戒杀;三节用。”并表明自己蔬食就是因为戒杀。
      一次,蔡元培和学生开座谈会,问在场的学生们:“一加一等于几?”在座的学生们个个百思不得其解,以为蔡元培此问有什么高深的学问,于是都不敢贸然回答。过了很久才由一个学生鼓足勇气说:“先生,一加一等于二。”蔡元培当即大笑说“对嘛。一加一就等于二。你们这样崇拜甚至迷信偶像,竟然连真理都不要了。”
      1924年初,蔡元培在法国里昂北京饭店宴请法国中法大学董事长欧乐,欧乐见席上放有筷子和汤勺,说:“你们不用刀叉,未免不方便吧。”蔡答:“早在3000年前,我们祖先也用刀叉;不过,我们中国人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觉得刀叉皆是可以杀人的凶器,吃饭时用它太不文雅。所以从商周时期就改用‘匕’(就是刀)和箸(就是筷子),以‘匕’割肉,用‘箸’夹菜。后来,由于烹饪技术改进了,用筷子了。”欧乐说:“真是的,难怪你们中国人这样爱好和平。”

      蔡元培通常就餐是喝酒不吃饭的,据程沧波回忆,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时,他们一起就餐,蔡先生是不吃饭的,在饭桌上,蔡先生席位上是一暖壶绍兴酒,大概是六两。蔡先生一个人独酌,他们陪他吃饭。蔡先生酒吃完,接着吃几块烤面包。
      蔡元培近古稀之年曾和同乡周作人茶字韵的打油诗三首,其中一首特别有风趣,题目是——《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诗云: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原注:绍兴小孩子留发一圈而剃其中边者,谓之沙弥。)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六么轮掷思赢豆,数语蝉联号绩麻。(绍兴小孩子选炒蚕豆六枚,于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其完好一面谓之黑,二人以上轮掷之,黄多者赢,亦仍以豆为筹马。以成语首字与其他未字相同者联句,如甲说“大学之道”,乙接说“道不远人”,丙接说“人之初”等,谓之绩麻。)乐事追怀非苦话,容吾一样吃甜茶。(绍兴有“吃甜茶,讲苦话”之语。)

      蔡元培是位不苟言笑的学者,不过他在兴到之时,也十分风趣。有一年, 他为小儿子做“汤饼会”,座中有位从海外刚归来的北大校友,笑着问他, “我出国的时候,曾经叨扰先生的喜酒,今天回来,又逢先生做汤饼会,可 算口福不小。只是不明白,先生年事很高,却时有弄璋之喜,不知是何道理?” 蔡元培满面春风,不慌不忙地答道:“这没有什么,无非是研究得法罢了。”此言一出,登时哄堂大笑。

      每值五四,北大同学会必会盛宴同学,并奉蔡元培为上宾。年年如此,蔡颇疲惫,一次戏语邻座曰:“吾辈此日真成吃‘五四’饭矣!”
      罗家伦还给蔡元培校长写信,请求和蔡先生的女儿订婚。蔡先生复信一封,大意是:婚姻之事,男女自主,我无权包办。况小女未至婚龄,你之所求未免过分。这件事在北大传为笑谈。
      北大开教授会时,会场较乱,各人纷纷发言,蔡元培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周作人说,这就是辜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现在里边。“五四”运动时,教授们在一起应付事件,其中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说了好多话,对挽留没有异议。辜鸿铭却说出他自己的特别理由:“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蔡元培的字写的恨潦草。钱玄同问蔡元培:“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笑嘻嘻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大概因为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
      1927年,北伐军何应钦部克复福建,蔡元培、马叙伦代表浙江人民欢迎早日进浙。何设宴招待,并介绍俄国顾问蔡列班诺夫相见。顾问当即送上其中国式名片:“蔡列班诺夫”。蔡元培见了笑道:“原来是本家。”
      蔡元培赴德,参观罐头公司,有制牛肉罐头,见一群牛入机器后,支解块分,最后推出而即制成罐头,乃以残忍,自是不再食牛肉,终身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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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3-7 00:42 | 显示全部楼层
      联语
      蔡元培一生所作联语甚多,大多平易浑成,不用僻典,切人贴事。杨昌济先生生前在北大教伦理学,与蔡私交甚笃,1920年杨逝世,蔡挽以联云:“言有物,行有伦,论人格可称君子;学不厌,诲不倦,惜本校失此良师。”
      蔡元培于辛亥革命后,曾一度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与湖南湘阴范源濂(1876—1927)共事。范逝世,蔡挽以联云:“教育专家,犹忆十六年前推诚共事;科学先进,岂惟数百社友痛惜斯人。”按:范氏曾任1915年成立于美国的中国科学社董事,做了大量普及科学的工作。该社所办《科学》、《科学画报》、《科学季刊》,在学界影响甚大,故下联及之。
      蔡元培挽鲁迅联云:“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蔡掌北大时,曾聘鲁迅讲中国小说史与文艺理论。又鲁迅曾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全联寥寥数语,从学术着眼,提纲挈领,以简驭繁,针对性极强,可见作者胆识
      蔡元培又挽新诗人徐志摩云:“谈论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坐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耳,不必视为畏途。”
      蔡元培又挽孙中山先生联云:“是中国自由神,三民五权,推翻历史数千年专制之局;愿吾侪后死者,齐心协力,完成先生一二件未竟之功。”
      蔡元培为古越藏书楼亲书对联一副:“吾越多才由续学,斯楼不朽尽在藏。”悬于书楼之门厅。
      蔡元培以为陶冷月画融会贯通中西,据《孟子》:“子谓韶尽美又尽善也,谓武尽美以未尽善也”,撰写一联赠陶:“尽美尽善武韶异,此心此理东西同。”


      婚姻
      蔡元培一生有过三次婚姻。蔡元培的第一次婚姻,可以说完全是奉父母之命(严格来说是母亲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是由母亲为他选择,蔡元培在婚礼之前甚至从来没有和王昭见过面。
      1889年,蔡元培迎娶了王昭。王昭有洁癖,而且花钱极节省,但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他更有大男子主义,常常要求王昭在所有事情上对他无条件服从,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在最初的几年里,蔡元培似乎难以接受自己的妻子,就更别提爱她了,婚姻的契约只让他义务性地呆在妻子身边,当一个所谓的丈夫。 就这样一晃过了7个年头,直到王昭为他陆续生下了两个儿子,他们才慢慢找到了夫妻生活的感觉。王昭是旧社会的妇女,在蔡元培面前,总要谦虚地称他为“老爷”。为此,参与百日维新的蔡元培还嗔怪她:“你以后可不要再叫什么‘老爷’,也不要再称什么‘奴家’了,听了多别扭呀?”而王昭总是温顺地说:“唉,奴家都叫惯了,总是改不过来呢。” 1900年,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他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逐步互相理解、修复感情的裂痕。蔡元培与王昭维持了一段幸福的婚姻,蔡元培还告诉好友:“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

      1894年11月13日,长子阿根出生。在王昭夫人坐月子期间,蔡元培留在绍兴家中悉心照顾。满月后,蔡元培返京。三个月后,王昭夫人携子乘轮船行程五天到天津,蔡元培赶到天津迎接。王昭夫人初到北京,对天寒地冻的北方气候一时“水土”不服,阿根体弱也时有不适。好在蔡元培早为夫人和儿子雇到一位善解人意的女仆承担家务,蔡元培有时亦在工余时间陪阿根到医院就诊。1898年3月30日,次子无忌在北京绳匠胡同出生,家庭更添喜色。

      中日甲午战争后,蔡元培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加上康有为、梁启超变法失败,遂毅然弃职携眷出京返回绍兴,走“教育救国”之路。然而,不知何故,王昭夫人回乡半年多来经常低烧不退,每日午饭后便喜睡,口渴,饮水后即呕吐。一天,蔡元培正在浙江嘉兴商办会馆、义塾时,得到王昭夫人病重的口信,顾不得吃中饭,饿着肚子便赶路急回绍兴,请医生看病、配药。煎了药,王昭夫人仅能喝两三口药汤而已,多喝便呕吐,仍整天嗜睡。1900年6月5日,蔡元培派三弟去请医生,他自己在房门外不时看看王昭夫人是否醒来。傍晚时分,医生尚未请来,蔡元培叫无忌的奶妈进房间去问问王夫人喝不喝开水?奶妈进房后,呼之术应,伸手至鼻已无气息,惊呼:“不好了!不好了!”蔡元培急忙来到床边,抚脉,脉微动。医生赶到时,脉亦停止,已无回天之术。

      王昭夫人病逝,年仅35岁。蔡元培忍着悲痛,为王昭夫人写了祭文与挽联,沉痛悼念,称颂她有“超俗之识与劲直之气”,赞扬她淡于名利,历尽妻子、母亲之责,不以丈夫中进士、点翰林为喜,不为丈夫辞官回乡而怨。王昭夫人生前曾问:“人死后之幽灵当居何处?”蔡元培在挽联中写道:“有子二人,真灵魂所宅耳。”
      王昭去世的时候蔡元培刚满33岁,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经颇有名气了,来他家里提亲的人踏破了门槛。蔡元培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磨浓墨、铺素笺,挥毫写下了一张征婚启事贴在书房的墙壁上。他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是不缠足的女性;第二是识字的;第三是男子不得娶妾、不能娶姨太太;第四,如果丈夫先死那么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消息传开来,媒人们顿时一个个退避三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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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3-7 00:45 | 显示全部楼层
      也许是姻缘天定,蔡元培在杭州办学的时候,有一天在朋友家看到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他一打听,作者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世振,又名仲玉。黄仲玉出身书香门第,不但没有缠足,而且识字又精通书画、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标准,于是他请朋友从中撮合。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中西合璧。蔡元培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宾朋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演说内容为评论男女平等的见解:有的引经证史,说明男女平等的理论;有的认为就学行而言难以平等,并举例:“倘若黄夫人的学行高出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师礼待黄夫人;反之,若黄夫人的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何从平等呢?”于是,蔡元培折衷两端,说道:“就学行言,固然有先睛之分;就人格言,总是平等的。”大家鼓掌赞同,最后尽兴而散。

      1907年,已近不惑之年的蔡元培开始了4年海外留学的生活。在德4年,他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由最初的大男子主义思想,转变成为寻求妇女平等权利的斗士,他的第二位夫人黄仲玉可谓对此作用不小。莱比锡大学的兰普来西教授,是史学界的革新者,创设的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有很多学生。蔡元培极其憧憬兰普莱西,还称赞兰氏讲史,最注重美术,尤其造型美术,如雕刻、图画等。蔡元培携黄仲玉夫人一起拜访兰普来西教授,赠以景泰蓝茶杯二具,并由黄夫人赠送一幅亲绘的《岁寒三友图》,图内松、竹、梅“三友”工笔细致精到,布局新颖别致。兰氏见到此画激动万分,赞不绝口。

      1920年9月,教育部复准蔡元培赴欧美考察教育及学术研究等事务,由蒋梦麟代理校长职务。此时,黄仲玉夫人腹部经常胀痛,经医生诊疗,时好时差。蔡元培一考虑赴欧美考察需时半年以上,对黄夫人身体状况很不放心。黄仲玉一面请医生诊治,一面整理行装,力促蔡元培按期成行。1920年11月24日,蔡元培率北京教育团自上海吴淞口登法船高尔地埃号赴法。第五天,蔡元培在船行途中发电蒋梦麟,询问夫人病情,复电告知小愈,蔡元培认为这是宽慰话,总是放心不下。船行三十余日,12月27日抵达法国。蔡元培致电李石曾,询问夫人病情。久不得复。1921年1月9日自巴黎至日内瓦,在旅馆得蒋梦麟电,知夫人黄仲玉已于当月2日病逝,时年45岁。

      蔡元培怀着万分悲痛心情,作《祭亡妻黄仲玉》一文,称颂黄夫人“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孝于亲,睦于弟妹,慈于子女”,“常克勤克俭,以养我之廉,以端正子女之习惯”;“爱我以德,无微不至”。同时,蔡元培为告慰黄仲玉夫人,允诺:“汝所爱者,威廉也。柏龄也……我回国以后,必躬自抚养,使得受完全教育,为世界上有价值之人物,有所贡献于世界,以为汝母教之纪念。”《悼亡妻黄仲玉》字字血泪、情真意切,后来被收入了中学课本,成为抒情散文的典范。北京大学等学校、团体举行了隆重的“蔡黄仲玉夫人追悼会”。蔡元培无法回国参加,强抑悲痛之心情继续完成历时9个月的考察任务。

      在蔡元培54岁时,时任北大校长的他决定续娶,他再次提出自己的条件:一、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由挚友徐仲可先生及夫人何墨君为介绍人,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与周峻(养浩)女士在苏州留园举行结婚典礼。周峻是蔡元培先生原来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名学生,这名学生对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一种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她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当时蔡元培和周峻两人年龄相差有24岁。

      婚礼按照苏州地区民俗风情办得简朴、隆重、热烈。身穿西装的蔡元培在婚礼上即席演说,说明征婚条件:一、我年已五十七,且系三娶,所欲娶者为寡妇,或离婚之妇,或持独身主义而非极端者,惟年龄须在三十岁以上;二、我熟悉德文,略通法文,而英文则未尝学好,故愿娶一位长于英文的女子;三、我不信宗教,故不欲以宗教中人为妻;四、我嗜好美术,尤愿与研究美术者为偶;五、我既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即将去比利时或瑞士继续求学,有志愿留学欧洲的女子,有所欢迎。再是,希望是原有相应认识者。恰巧,周峻(养浩)女士年三十三,原上海爱国女校毕业,曾改名为周怒清,有反清革命思想,学英文多年,非宗教中之人,亦嗜美术,油画作品有相当水平,有志游学。介绍人徐仲可先生认为周峻是一位“才、学、识三者具备之闺秀也”。

      这次的婚礼完全是现代文明式的,当时蔡元培到周峻下榻的宾馆迎接周峻,之后两人一起到苏州留园拍摄了结婚照片。当时的蔡元培西装革履,周峻身披白色的婚纱。蔡元培偕夫人新婚不到半月,7月20日携次子无忌、长女威廉、三子柏龄、内侄黄纪霆及黄纪兴在上海黄浦码头乘波楚斯号船赴欧洲考察。故蔡元培与周峻夫人是在赴欧游船上度过新婚蜜月的,正如蔡元培后来为周夫人46岁生日所作贺诗中写到的:“遂于蜜月里,海上听涛声”,别有情趣。期间,北洋政府授权,蔡元培偕夫人游说英伦,力促英国退出“庚款”,卓有成效。

      蔡元培与周夫人都喜吟诗,时常联句、唱和,生日必互赠贺诗,表达爱慕之情。如贺夫人周养浩50岁生日七律一首:“蛩驱相依十六年,耐劳嗜学尚依然,岛居每恨图书少,春至欣看花鸟妍。儿女承欢凭意匠,亲朋话旧诩心田,一樽介寿山阴酒,万壑千岩在眼前。”夫人周养浩擅长油画,曾为蔡先生描摹全身,‘惟妙惟肖,确系神来之笔。蔡元培十分喜爱,专为此题诗:“我相迁流每刹那,随人写照各殊科。惟卿第一能知我,留取心痕永不磨。”周夫人亦有和作,其中有“天荒地老总不磨”一句,表达自己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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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3-7 00:45 | 显示全部楼层
      育子
      蔡元培子女甚多,但他对每个子女都钟爱备至,悉心培养,但又主张因才施教,自由发展,故多成才,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贡献。蔡元培的一位朋友曾说,现在做官的人,多让子弟学法律;政治,将来能做官;而蔡元培先生却让子女学农、学工。
      王昭夫人所生之子蔡无忌,留学法国学习农学与畜牧兽医学。回国后在中央大学等处任教,认为中国的农业问题最重要。他不仅讲农学,还从事与此相关的畜牧兽医工作。蔡元培在香港得知无忌患十二指肠病,就在香港购买进口药,托人带给无忌。建国后,蔡无忌任对外贸易部商品检验总局副局长、顾问,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于1980年4日病逝,享年82岁。

      黄仲玉所生长女威廉,自幼喜绘画,有美术天才,曾两次随父母赴欧洲,受到西方艺术的熏陶。1923年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美术学校学习,后进法国里昂美术学校学油画。1927年冬回国,次年任国立西湖艺术院油画系教授。威廉与留法学生林文铮结婚。1939年5月5日,威廉在昆明因产后患猩红热逝世。年仅35岁。周夫人得此噩耗,饮泣数夜,恐蔡先生过于伤心而瞒着。后来,蔡元培从昆明寄来的报纸上看到蔡威廉女士遗作展‘览特刊,方知爱女已不在人世,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写了哀长女威廉之文,以寄托无尽的哀思。

      黄仲玉所生之子柏龄先在比利时学习机械工程,后去法国研究磁学,取得法国国家博士学位。因与一位法国科学家、一位美国科学家共同首次发现反铁磁性现象,获法国国家科学院的银质奖章。蔡元培在香港时,因长时间没有收到柏龄的信,曾托中国驻法大使馆探询,并托好友李石曾先生访寻。柏龄长期侨居法国,娶法籍女子为妻,但始终保持中国国籍。1950年以后,蔡柏龄担任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回旋加速器的磁体设计工作。周恩来总理曾多次争取他回国而未能成功。蔡柏龄退休后曾几次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和各种纪念活动,于1993年1月在法国巴黎病逝,享年87岁。

      蔡元培与周峻夫人育有一女二男,都出生在上海,长女睟盎,二子为怀新,三子为英多。蔡元培对子女取名都含有深意。长女出生时,住家对门有一所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名为若安??达克的学校。若安??达克通译贞德,是法国的民族女英雄,因起兵抗击英国侵略者,遭火焚而英勇牺牲。蔡元培取《孟子》中“脺然见于面,盎于背”一句中的“脺盎”两字,与“若安”谐音,希望长女向女英雄学习。怀新的名字取自陶渊明的诗句“良苗亦怀新”之义。英多的名字出自《世说新语》中“其人磊砢而英多”。

      蔡元培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长辈,对年幼的子女如同亲密朋友。1935年去南京开会,蔡元培在一封家书中写道;“你们每人送我一张画,我很宝贵。我祝你们活泼长进,与盎儿所画之朝日及鲜花一样;祝你们动静均宜,与新儿所画之飞机与建筑一样;祝你们康健英挺,与多儿所画之马一样。”蔡元培深信美育能陶冶人的高尚情操,培养优良品德,对子女喜好必定鼓励。蔡睟盎自小喜爱音乐,蔡元培夫妇就让她到一位俄罗斯女教师家学习钢琴;当时家里没有钢琴,平时就到丁燮林先生家去练琴。到香港后,周峻夫人以50港元买了一架旧钢琴。怀新有书画专长,蔡元培就叫怀新临魏碑习字。英多喜爱绘画,尤爱画马,曾按陆游一句“细雨骑驴人剑门”的诗意画了一幅画,蔡元培非常赞赏,还拿着他的画给刘海粟先生看,问他:“你看我的小儿子是否有点才气?”1937年,蔡元培到南京开会买回三本精美的纪念册,并分别题词寄予希望。给睟盎的题词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给怀新的题词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给英多的题词是:“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永蛰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上海沦陷,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中央研究院也迁往内地。蔡元培因不愿随蒋介石去重庆,改从上海赴香港,准备转赴昆明,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务。但是到达香港之前,蔡元培刚刚得了一场伤寒病。已经近70岁的老人,面对前面的长途跋涉,十分担心能否安全到达昆明。无奈之下,只好先滞留香港。
      1937年12月26日,夫人周养浩携子女也到港,全家在九龙柯士甸道156号租房居住。蔡元培在港期间,除了读书阅报之外,绝无其他消遣。由于怕受人注意,因此很少跨出大门。香港住宅,又很狭窄,三四个房间,便成为他日常活动的小天地。
      1938年5月20日,蔡元培应宋庆龄邀请,同港督罗富国爵士等人一道,出席由“保卫中国同盟”及“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于圣约翰大礼堂举行的美术展览会并发表演说。这是蔡元培在港期间唯一的一次公开演讲,其意本为公开话别,离港前往昆明或重庆,奈何因身体荏弱不堪,未能成行。
      1940年早春,73岁的蔡元培遭逢爱女蔡威廉死于难产的致命一击。蔡威廉这位留洋归国的艺术家,自和林文铮结婚后,一直致力于国立艺专的艺术教学工作,满腹才华和理想尚未来得及施展和实现,就在昆明撒手人寰。她死得很惨,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还用手在墙上反复疾书“国难,家难……”其撕心裂肺之状令天地为之动容。白发人送走了黑发人,而白发人也将循着女儿的背影飘然而去。

      1940年3月3日早晨,蔡元培起身后到浴室去时,在浴室门边,忽然感到一阵头晕,失足摔倒,吐了一口鲜血。于是赶紧找来商务印书馆的一位特约医师朱惠康,朱医生看过后未找出病源。这天晚上,他一宿都未睡好。第二天上午,朱医生过来复诊,认为可能是胃溃疡,因为家里人手不多,照料不便,因此建议送到养和医院去诊治。到了养和医院,朱医师又诊断可能是急性胃溃疡,于是通过文学家许地山找来港大医学院的英籍教授寇克博士,为蔡元培诊治,并施手术。

      由于输血设备都在香港大学,蔡元培又被转移到香港大学。输血的过程中,蔡已经陷入昏迷状态。输完之后,他的手足开始缓缓活动,有时两片嘴唇微微翕动,像要开口说话。
      此后,蔡元培回到养和医院,已是午夜以后。约至四点多钟,蔡元培的呼吸开始显得很费力。六时左右,口中嘘气已经极为微弱。养和医院院长李树芬和寇克博士虽然先后来到,但到七点左右,两位医师都认为救治无望。九时过后,蔡元培嘘出了最后一口微弱的气息。这位教育家走完了他的一生,享年73岁。
      蔡元培先后做过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高官,然而却一贫如洗、家徒四壁,连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也没有。先生一生位居高官,却始终清廉如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千余元,加上衣衾棺木的费用,都是由商务印书馆的人代筹的。
      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唁电,并特派廖承志前往致唁.
      10日,灵柩出殡,由北大学生护送,香港各学校及商号下半旗志哀,执绋者五千余人,学校及社团万余人参加公祭,极尽荣哀。蔡元培灵柩初厝东华义庄待运回浙江绍兴故里安葬,但因战事熛起,未能成行,遂移葬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五四”元老、新文化的保姆长眠于香江,墓碑“蔡孑民先生之墓”七字由叶恭绰书写。值得指出的是,他的遗言仅为两句话:“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16日,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特拨付5000元作为丧葬费用。24日上午,国民党各界在重庆举行公祭,蒋介石参加;下午又举行追悼大会。同日,全国各省市均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1947年5月9日,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举行蔡元培的国葬。
      蔡元培病逝,全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国民政府发布褒扬令说: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
      教育部北大在诔词中有“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
      周恩来送挽联:“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毛泽东特发唁电:“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同时发动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发表悼念文章以示尊崇与纪念。
      蔡元培灵柩初移厝于东华义庄七号殡房,以待运回故乡浙江绍兴安葬,因战事迭起,炮火连绵,未能成行,遂移葬于香港华人永远坟场。这位“五四元老”、“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学界泰斗”,就此长眠于香江之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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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3-7 22:30 | 显示全部楼层
      仰止
      蔡元培在少年时期,已名动公卿,曾被常熟籍的宰相翁同龢称赞:“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
      刘晓钢先生在实用文源流的研究中说:“到蔡元培的《论国文之趋势》、《国文之将来》,便正式把文章分为实用文和美术文(即艺术文)两大类,开始创立独立的实用文理论了。”

      傅斯年:大凡中国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
      周作人和蔡元培是同乡,他“从小时候就听人说蔡元培是一个非常的古怪的人,是前清的一个翰林,可是同时又是乱党。家里有一本他的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当然看了也是不懂,但总之是不守八股的规矩,后来听说他的讲经是遵守所谓公羊家法的,这是他的古怪行径的起头。他主张说是共产公妻,这话确是骇人听闻,但是事实却正是相反,因为他的为人也正是与钱玄同相像,是最端正拘谨不过的人。他发起进德会,主张不嫖,不赌,不娶妾,进一步不作官吏,不吸烟,不饮酒,最高等则不作议员,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风气。他是从佛老出来,经过科学影响的无政府共产,又因读了俞理初的书,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守节,那么这种谣言之来,也不是全无根据的了。可是事实呢,他到老不殖财,没有艳闻,可谓知识阶级里少有人物。我们引用老辈批评他的话,做一个例子。这是我的受业师,在三味书屋教我读《中庸》的寿洙邻先生,他以九十岁的高龄,于去年逝世了;寿师母分给我几本他的遗书,其中有一册是《蔡孑民言行录》,书面上有寿先生的题字云:‘孑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又云:‘孑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

      杜威评论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汪原放说:蔡元培道貌温言,令人起敬,吾国之唯一人物也。
      冯友兰说: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儒,“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这样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冯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冯友兰评价蔡元培:一介寒儒,书生本色。
      傅斯年说:“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1943年3月5日,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怀念蔡孑民先生》的社论,指出:“北大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然而,北大之使人怀念,是和蔡孑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蔡先生的主办北大,其作风,其成就,确是叫人不容易忘怀的,确是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很大的贡献的。”
      北大师生至今仍深情追还着蔡先生的人格力量,说他“对人接物,一个是尊重他人的人格,决不愿意以自己的语言和行动使人感到一点不快和不便。一个是承认他人的理性,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以和平自由方法互相了解或处理”。
      林语堂1967年在《想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说:“蔡先生就是蔡先生。这是北大同仁的共感。言下之意,似乎含着无限的爱戴及尊敬,也似乎说天下没有第二个蔡先生。别人尽管可有长短处,但是对于蔡先生大家一致,再没有什么可说的。”
      梁漱溟深有感慨地说:“蔡先生的了不起,首先是他能认识人,使用人,维护人。用人得当,各尽其才,使每个人都能发出自己的热和光,这力量可就大了。”
      郭沫若说过:“影响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先生吧。这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文化教育界的贡献十分宏大,而他对鲁迅先生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先生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疾殁,蔡先生是尽了他没世不渝的友谊的。”
      蒋梦麟评论道:“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大观推刃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
      任鸿隽说:“在公义一方面,蔡先生却是特立不屈、勇往直前、丝毫不退、莫不假借的斗士。”

      林语堂认为蔡元培“软中带硬,外圆内方”。
      曹建称蔡元培“骨子里却洋溢着刚劲不挠的气概”。
      陈西滢评价蔡元培是“当代最有风骨”的“大丈夫”。
      蒋梦麟《试为蔡先生写一笔简照》提出:“先生做人之道,出于孔孟之教,一本于忠恕两字。知忠,不与世苟同;知恕,能容人而养成宽宏大度。”

      黄炎培则以“有所不为,无所不容”八字概括老师蔡元培:“盖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
      辜鸿铭对罗家伦说:“现在中国仅有的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保皇。”
      冯友兰说: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罗家伦赞誉蔡元培说:“千百年后,先生的人格修养,还是人类向往的境界。”
      北大哲学系教授韩水法在《世上已无蔡元培》中感叹:无论想做而做不成蔡元培的,想寻而觅不得蔡元培的,或者简单地想以蔡元培来论事的,都面对着一个不乏讽刺意味的事实:时至今天,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及的高峰。世上已无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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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曼殊
      苏曼殊(1884-1918年),原名戬,字子谷,学名元瑛(亦作玄瑛),法名博经,法号曼殊,笔名印禅、苏湜。近代作家、诗人、翻译家,广东香山(今广东中山)人。
      关键词:
      爱国、革命、才情、身世、情僧、遁世、不戒、

      佛理、饕餮、性情、疯癫、情谊、逸事、凋零、评说


      爱国
      清末国运衰弱,洋人用“支那”一词来作为对中华的蔑称,苏曼殊对此大为气恼。一个偶然的机会,熟谙印度古籍的苏曼殊从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发现,古时印度语中的“支那”一词,源于古印度人对商朝华夏人民“智巧”的称赞。这个发现让苏曼殊欣慰不已,四处写信告诉他的朋友、包括外国朋友,要让大家都知道“支那”原来是代表了汉人的优越。
      1915年,苏曼殊在东京遭遇“黑虱白虱”事件,一个日本人从头发中摸出一只虱子,指责是从苏曼殊身上跳过去的,在当时的日本人眼中,中国人都是落后和肮脏的。对敏感的苏曼殊而言,这种羞辱更增添了苏曼殊作为弱国之民的痛心和感伤,也强化了中日混血的苏曼殊对东瀛日本的敌意。
      苏曼殊虽是中日混血,却恶日本人如寇仇,在日侨居数年,不肯说日语,宁可不厌其烦地寻找翻译。生病也不去医院,因为不想说日语。
      1900年,八国联军的铁蹄踏入中国,辛丑条约,庚子赔款,使早已疲惫不堪的中华民族更加苦不堪言,大同学校远在东洋,却高度关注着国内局势,师生每日下课,必呼16字口号始散:“国耻未雪,民生多艰,每饭不忘,勖哉小子!”在这种环境熏染下,苏曼殊的爱国忧民之情亦愈益浓厚。
      面对国家危难,山河破碎,苏曼殊说:“假如需要且必要,我便是当今之荆柯。”
      辛亥革命爆发时,苏曼殊在爪哇闻讯极为兴奋,急欲回国,他写给柳亚子、马君武的信说:“迩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光中抵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惟有神驰左右耳。”

      革命

      苏曼殊曾画过《扑满图》扇面一页赠包笑天。扑满是泥制的贮钱罐,丢入铜钱只进不出,只有等积满后扑碎了它才可取出。这幅图却是一语双关,扑满者,扑灭满清也,寓藏着苏曼殊强烈的反满情绪。
      1902年,苏曼殊进入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部。中国留日学生关心国家危亡,创办刊物,编译出版书籍,意气风发,激扬文字,以唤起民众、报国雪耻为己任。早稻田大学更是反清革命志士云集之地,苏曼殊在这里结识了冯自由,听过陈独秀的演讲。经冯自由介绍,他加入了陈独秀、蒋百里等酝酿成立的爱国组织青年会。该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
      1903年春,由横滨侨商保送,苏曼殊从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转学至成城军校。为了革命的需要,他学习陆军,立志做一个杀敌的军人,与蔡锷为先后校友。
      1903年,苏曼殊报名参加了反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的“据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与廖仲恺等组织留日学生每天清晨秘密集会,到大森练习射击。
      “拒俄义勇队”后迫于清政府的压力,更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这个会规定,成员必须每月义务捐款四角,苏曼殊生活拮据,可每次都捐一到两圆。
      1903年9月,苏曼殊再次踏上故乡的土地,临行前,他作诗赠别恩师汤觉顿:“蹈海鲁连不帝秦,茫茫烟水着浮身。国民孤愤英雄泪,洒上鲛绡赠故人。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学成后回国,苏曼殊在上海担任由章士钊等人创办的《国民日报》的翻译,为声援章太炎、邹容,反对清廷查封《苏报》做了大量工作。不久即于惠州出家为僧。
      生逢艰难时世,苏曼殊决意将国家兴亡负于自己的肩膀。在成城军校,他天天舞刀弄枪,胡服骑射。适逢东北受强虏践踏,他遂毅然加入抗俄义勇队,立誓要血战沙场,马革裹尸还。然而志士归国失路,勇士报效无门。清王朝太黑暗,太腐朽了,天柱将倾,四维欲绝,犹自酣沉于梦寐。苏曼殊热血未冷,他在孙中山与黄兴的麾下以笔为旗,以笔为枪,向黑暗势力发起强有力的挑战,恨不得一脚踹翻清王朝,一拳打倒袁世凯。虽是出家人,却以天下为怀,以苍生为念,以救国为职志,万死不顾一身,因此他成为名闻遐迩的“革命和尚”和“兵火头陀”。苏曼殊视躯壳为蔑有,极富牺牲精神,见义即赴,无算计,无保留,孙中山赞他“率真”。

      保皇派首领康有为骗取华侨捐款逃到香港后,苏曼殊找到《中国日报》的主编陈少白,向他泣诉:“康有为欺世盗名,假公济私,聚敛钱财,污辱同志,凡有血气,当歼除之!”并要向他借一支手枪,陈少白也说康有为该杀,但是因怕累及《中国日报》而未将手枪借给他,苏曼殊失望而去。
      苏曼殊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斗争,在《惨世界》中,他痛斥“孔学是狗屁不如的奴隶教训”,“皇帝是抢夺别人国家的独夫民贼”。鲁迅称之为是“血的蒸汽醒过来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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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3-17 19:07 | 显示全部楼层
      1907年,苏曼殊赴日组织亚洲和亲会,公然反抗帝国主义,后与鲁迅等人合办杂志《新生》,但未成功,此后远赴爪哇。辛亥革命后归国,对现实悲观失望。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并暗杀了宋教仁,从而引发了李烈钧等人发动的“二次革命”。苏曼殊又积极参加反袁斗争。
      1913年7月21日,苏曼殊以个人名义在《民立报》上发表了词锋凌厉的《释曼殊代十方法侣宣言》,完全撕下了嗜血恶魔袁世凯的画皮。其词为:“……自民国创造,独夫袁氏作孽作恶,迄今一年。擅操屠刀,杀人如草;幽蓟冤鬼,无帝可诉。诸生平等,杀人者抵;人伐未申,天殛不逭。况辱国失地,蒙边夷亡;四维不张,奸回充斥。上穷碧落,下极黄泉,新造共和,固不知今真安在耶?独夫祸心愈固,天道益晦;雷霆之威,震震斯发。普国以内,同起伐罪之师。衲等虽托身世外,然宗国兴亡,岂无责耶?今直告尔:甘为元凶,不恤兵连祸极,涂炭生灵;即衲等虽以言善习静为怀,亦将起而褫尔之魂!尔谛听之!”这篇宣言更像是檄文,正是它为苏曼殊赢得了“革命和尚”的美誉。

      苏曼殊对袁世凯窃夺政权持反对态度。章太炎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在辛亥革命后退出同盟会,另组共和党,并被骗到北京。曼殊对章太炎黄子孙因此亦有微词。曼殊在答萧公书中说:“此次过沪,与太炎未尝相遇。此公兴致不浅,知不慧进言之未至,故未造访,闻已北上矣。”
      “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被迫再次逃亡国外,国民党党员四散。曼殊亦于1913年底东渡,在日本肠病连绵,经济亦陷于困境。国民党机关刊物《民国》于1914年5月创刊于东京,鼓吹反袁,实行“三次革命”。曼殊在该刊发表《天涯红泪记》小说,重刊《燕子龛随笔》。他经常与孙中山、萧萱、居正、田桐、杨庶堪、邵元冲、邓家彦、戴传贤等革命党人相往还。他曾经住在居正家中。

      1916年孙中山派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嗣后居正赴山东发动反袁起义,率部攻占潍县、邹平、临淄等十余县。曼殊听说居正到山东讨袁,非常高兴,急忙到青岛去看望居正,盘桓数天,游劳山之后返沪,住在环龙路44号孙中山的住宅中。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小说《碎簪记》。
      苏曼殊还是一位画僧。他的画格调不凡,意境深邃。他曾做《写忆翁诗意图》,配诗“花柳有愁春正苦,江山无主月自圆”,其亡国之痛溢于纸面。曼殊作画,不仅为抒写怀抱,还想以此为反清革命作出更多贡献。1907年章太炎等人在东京办《民报》遇上经费困难,曼殊主动提出卖画筹钱以解困。
      据曼殊自述,他在日本翻译《哀希腊》前后,妒时愤世,“唯好啸傲山林”,尝于月夜泛舟湖上,“歌拜仑《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抗音与湖水相应。”
      苏曼殊为陈独秀的《国民日报》撰稿,将雨果的《悲惨世界》译为《惨社会》。奇就奇在他不愿受原著束缚,从第七回的后半回到十三回的前半回,他索性另起炉灶,自己塑造了一个革命侠士明男德,大骂皇帝是“独夫民贼”,“孔学是狗屁不如的奴隶教训”,公然蔑视“上帝”、“神佛”、“道德”、“礼义”、“天地”、“圣人”。
      苏曼殊也醉心于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救国思想,赞同暗杀活动。他主张无政府主义,土地、财产归穷苦的民众享有,对极力倡导无政府主义的美国女杰郭耳缦尤为推崇,特别翻译了她的传记。
      苏曼殊的笔锋无比锐利,而且饱含激情,因此颇具感染力和批判力。他讨厌广州人对英国人的态度,故杂文《呜呼广东人》开篇:“吾悲来而血满襟,吾几握管而不能下矣!吾闻之:外国人与外省人说,中国不亡则已,一亡必亡于广东人手。”
      苏曼殊在《民报》副刊“天讨”的美术版上发表了《猎狐图》、《扑满图》、《太平天国翼王夜啸图》等画作,无不喻意深刻,仿佛一支支响箭,径直射向昏庸无道的清王朝的脑门和胸膛,可谓箭箭中的,无一虚发。


      才情
      1898年,年仅15岁的苏曼殊不堪忍受族人歧视,随表兄奔赴日本横滨。当时横滨的华侨教育事业颇为发达,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的弟子徐勤、汤觉顿等在此创办了大同学校,曼殊即入此校就读。
      在日本求学时,章太炎让苏曼殊好好学诗,他立即“失踪”。朋友遍寻不见,后来才知道他躲在陋室多日不出,写就诗作多篇,令章太炎也刮目其毅力才情。
      当时苏曼殊就已显露出绘画与文学天才,有时作画赠友,笔法挺秀,见者莫不称奇;学校缺美术教员,便由他兼教美术课,梁启超及各教员所编教科书,插图也大多出自他手。
      苏曼殊一生能诗擅画,通晓日文、英文、梵文等多种文字,可谓多才多艺,在诗歌、小说等多种领域皆取得了成就,后人将其著作编成《曼殊全集》。
      苏曼殊翻译了《拜伦诗选》和法国著名作家雨果的名著《悲惨世界》,在当时译坛上引起了轰动。

      1909年,精通梵文的印度人密尸逻到东京,章太炎聘他为讲师,组织十个人一起学习梵文,学费大家分摊。但是密尸逻不懂中文,授课有困难,章太炎请苏曼殊担任翻译。那时每次上课要翻译两个半小时,而苏曼殊正在患病,医生劝他每次只限翻译一个小时,但是找不到代替的人,苏曼殊只好抱病坚持到学习班结束(因经费困难而结束),不久鲁迅就回国了。
      苏曼殊自己也从事小说的创作,从1912年起他陆续创作而成的小说有《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等6种,另有《天涯红泪记》仅写成两章,未完。这些作品都以爱情为题材,展示了男女主人公的追求与社会阻挠间的矛盾冲突,作品多以悲剧结尾,有浓重的感伤色彩。苏曼殊注重对主人公心理的矛盾揭示,实际是其内心痛苦挣扎的真实写照。行文清新流畅,文辞婉丽,情节曲折动人,对后来流行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产生了较大影响。

      苏曼殊以自己与菊子的初恋为题材创作了情爱小说《断鸿零雁记》,感慨幽冥永隔的爱恋之苦,也引得不少痴情男女泪湿襟衫。
      苏曼殊在日本从事反清活动时,时常为故国河山破碎而感伤。他在《忆西湖》中这样写道:“春雨楼头尺八萧,何时归春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梅花第几桥?”
      仅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苏曼殊就学会了别人数十年才能弄懂的梵文,还编撰了一部迄今无人出其右的《梵文典》,在《天义报》上发表,陈独秀也曾以熙州仲子的名义为之题诗。事前,陈氏还向曼殊提供英文书,包括Max Muller撰著的A Sanskrit Grammar For Beginner(《梵文语法入门》)等三种。曼殊得此三种参考文献,顺利完成《梵文典》之写作,由此也可看出曼殊于梵文的兴趣与造诣。

      苏曼殊天资聪慧,但幼时未能认真学习汉语,故初到上海时,其汉文水平实在不甚高明。至于音韵、平仄尤其一窍不通,但他却立意要学作古诗,于是开始由陈独秀承担起教授苏曼殊作诗的责任。据陈独秀和章士钊后来回忆,20岁时的苏曼殊,写字还时常缺笔少划,文法上也存在诸多缺陷,然而,稍加点拨之后,他的文笔就判若两人,没过两年,竟然“出语殊妙”、浑然天成了。
      初,苏曼殊习作由陈独秀改正,而后陈亦无能为力,继由章士钊教正,但章也只是敷衍而已,大多还是靠苏曼殊自己。苏曼殊既读又写,诗句、诗意渐至佳境。柳亚子尝言:“曼殊的文学才能,不是死读书读出来的,全靠他的天才。”
      苏曼殊编过《汉英辞典》、《粤英辞典》、《泰西群芳谱》等书。
      苏曼殊云:凡诸学术,义精则用愈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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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3-17 19:08 | 显示全部楼层
      苏曼殊曰:优人作剧,荡破民财,小说增缘,助发淫事。夫音乐隳心,离则愈苦。淫词导欲,滋益缠绵,佛法割断贪痴,流溢慈惠,求乐则彼暂而此永,据德则此有而彼无。
      苏曼殊年少时就表现出绘画天分,苏绍贤在《先叔苏曼殊之少年时代》中写道:年甫五岁(应为六岁),先祖母黄氏及玉章祖舅携归广东。在舟中时,曾向人索铅笔及纸,绘一大舟,人取视之,则俨然已所乘之汽船也。众以为异。其于四、五岁间,所绘各物,无一不肖,于绘画天才,盖具有夙根云。

      《太平洋报•文艺消息》曾登载:曼殊于前日东渡省母,临行,画纨扇十余柄,分赠朋侪,留作纪念。曼殊之画,高寡淡秀,不似食人间烟火者。顾平生颇矜重,不轻为人作,宜得之者珍重视之也。
      郑桐荪在《致柳无忌函》回忆说:他(苏曼殊)的画亦丰神绝世,惜不多。彼亦不肯画,视徵画为一苦事。我们同离安庆那一天,易白沙强嬲其作画,彼曾画了小幅四五张,落笔极迅速,数十分钟即毕一幅。
      克士在《四极漫谈》记叙苏曼殊绘画之事:友人某与曼殊素称莫逆。一日,曼殊至其家,其子方八九岁,嬉皮顽脸,求曼殊为画图画,取草纸一张,铺敷桌面,复以大笔濡染墨汁而至,其势似客非画不可。曼殊乃为之濡墨笔,画《葡萄》一幅,枝藤夭娇,垂实累累,墨气满纸,淋漓酣畅,以视吴昌硕作品,殆有过之。
    日期:2009-03-08 18:31:27

      身世
      苏曼殊的生母是一位日本女子,名叫若子,是他父亲苏杰生的第四房妻河合仙的妹妹。苏家是广东的巨族,苏杰生长年在日本横滨经商。苏杰生与若子私通,生下苏曼殊。三个月后,若子就离开了,后来,她嫁给了一名军人。苏曼殊由河合仙抚养。当时苏杰生在日本还有一个妾陈氏,陈氏把河合仙氏和曼殊看作眼中钉。童年的苏曼殊没有感到多少家庭的温情,他在倍受冷漠的环境中一天天长大。

      5岁之前,苏曼殊是在日本跟养母河合仙生活的。6岁那年,由于苏杰生经营亏本,便带着苏曼殊回到广东香山县沥溪村老家,与嫡母黄氏、大陈氏共同生活。
      苏曼殊7岁开始在家乡接受启蒙教育,塾师为同村的苏若泉,同窗尚有长兄煦亭、三堂兄维翰、长妹惠龄等人。此时的苏曼殊性格孤僻,极少与人言语,但一旦与人发生争执则滔滔不绝,一直驳到对方无可置喙。
      1895年,苏杰生欲重整旗鼓,赴上海经商。13岁那年苏曼殊赴上海与父亲一起生活,他也从此与故乡永诀。
      1903年9月,苏曼殊从日本返国前,曾写过一份伪遗书寄表兄林紫垣,表明其与家庭断交的决心,同时表示自己的反清志向。1904年3月,苏杰生沉疴缠身,奄奄待毙,他托同乡往香港寻苏曼殊,规劝其回乡,希望临终前与儿子见上一面。但苏曼殊借口囊中无钱拒绝回乡。3月15日,苏杰生去世,曼殊拒绝奔丧,而是择道直奔上海。陈少白误会他天性凉薄,力劝他随父回乡。曼殊就不告而别,忽然失踪了。再出现时,已经是淄衣芒鞋。

      苏曼殊十二岁那年,苏杰生去上海经商,留曼殊在家乡读私塾。养母河合仙氏从日本给他寄来的钱全被陈氏吞没。不久,曼殊大病一场,病中的曼殊被扔在柴房里气息奄奄而无人过问。后来,他又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这一经历给幼小的曼殊沉重的打击,以至他小小年纪竟然看破红尘,而去广州长寿寺由赞初和尚剃度出家,然后受具足戒,并嗣受禅宗曹洞宗衣钵。
      关于苏曼殊的生母,许多人认为是河合仙。据陈独秀说,河合仙就是苏曼殊的生母。旅居日本时,他曾见过河合仙。母子二人面貌酷似,言谈举止间皆流露出母子间的亲昵与温情。陈还说,河合仙后又同日本人结婚,此事则更鲜为人知。也有传言,苏曼殊为其父所雇的一个横滨下女所生,此女产后不到三个月便离家出走,将苏曼殊托河合仙抚养。但后经柳亚子、柳无忌父子考证,苏曼殊的生母为河合若,此说目前也为通说。


      情僧
      苏曼殊尝言“终身为情所累”,而“情欲奔流,利如驰电,正忧放恣,何惧禁遮?”
      苏曼殊13岁时曾在上海从西班牙人罗弼•庄湘博士学习英文。这原本是苏杰生的意图,希望苏曼殊学成英文后能继承家业做洋生意。庄湘有一女(雪鸿)与苏曼殊年龄相仿,两小无猜,雪鸿曾属意曼殊,庄湘也欲以女儿许配曼殊。但这桩涉外婚姻终于未果。
      1909年,苏曼殊在往南洋的船上,再次巧遇准备回西班牙定居的罗弼父女。雪鸿对苏曼殊仍有爱意,但是苏曼殊婉拒,这让雪鸿的心里非常地难受。在到新加坡的前一天,雪鸿特意给苏曼殊送来一束曼佗罗花,又奉上一册自己一直珍藏着的《拜伦诗集》,她在这本诗集的扉页中夹着一张自己的照片,照片的反面,深情地写着“曼殊惠存”四个字。曼殊也深为感动,在雪鸿诗集的扉页上写下了一首情真意切的诗:“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临别时三人皆潸然泪下。

      此后苏曼殊在给友人的信中坦露自己爱慕雪鸿的心迹:“南渡舟中遇西班牙才女罗弼氏,即赠我西诗数册。每于榔风椰雨之际,挑灯披卷,且思罗子,不能忘弭也。”
      十五岁那年,苏曼殊随表兄去日本横滨求学,当他去养母河合仙氏老家时,与一位日本少女菊子(一曰静子,但据柳亚子考证,静子为苏曼殊的表姐,而这位殉情的日本姑娘并非静子;也有一些作品诚良子;这里姑且叫做菊子)一见钟情。然而,他们的恋情却遭到苏家的强烈反对。苏曼殊的本家叔叔知道这事后,斥责苏曼殊败坏了苏家名声,并问罪于菊子父母。菊子父母盛怒之下,当众痛打了菊子,结果当天夜里菊子投海而死。失恋的痛苦,菊子的命运,令苏曼殊深感心灰意冷,万念俱灰。回到广州后,他便去蒲涧寺出了家。从此,开始了他风雨飘泊的一生。

      但是,亦有研究者从苏曼殊的自传体小说《断鸿零雁记》中考证认为,菊子的死其实是因为苏曼殊不愿与菊子结婚,导致菊子蹈海。
      1905年秋,苏曼殊应聘到南京陆军小学任教。他与秦淮河校书金凤交往甚密,情深意笃。然而,曼殊同校书的情爱只局限于精神上的,当金风绝望于同曼殊的结合后,被迫离曼殊而去。金凤曾出素绢,向曼殊索画,画尚未成,人却他乡,为此曼殊十分伤感,常为感情上这份不能了却的债务而愁闷不乐。
      1908年,患病的曼殊到日本探望养母,同时在东京养病,某日,他和朋友出去解闷,来到妓馆,曼殊听到有人弹奏古筝,曲调悠扬悲戚,触动曼殊满腹愁肠。这位弹筝人就是日本艺妓百助枫子(一说苏曼殊送是在东京的一场小型音乐会上认识了弹筝女百助)。因相似的遭遇,两人一见如故。曼殊为她写下大量诗篇,其中包括十首书写身世的《本事诗》。
      刘三等友人收到苏曼殊寄来的百助小像,得知苏曼殊与百助相爱之事后,纷纷写信劝阻。苏曼殊不以为意,回复道:“不爱英雄爱美人。”但最后苏曼殊与百助还是分道扬镳。许多研究者认为,苏曼殊不幸的童年,独特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矛盾的性格,他在红尘中翻滚,却忘不了自己是个僧人。所以有了那首著名的:“鸟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分手时,曼殊再赠百助诗:“九年面壁成空相,持锡归来悔晤卿。我本负人今已矣,任他人作乐中筝。”

      1909年8月,曼殊从日本回上海,同船的有好友陈独秀和邓以蛰诸人,曼殊说起自己的日本女友,而朋友们有意逗弄曼殊,假装不信此事。曼殊在情急中走进舱内,捧出种种女子的发饰给大家看,而后全部抛进海中,转身痛哭。后来,陈独秀还写诗记之,诗曰:“身随番舶朝朝远,魂附东舟夕夕还。收拾闲情沉逝水,恼人新月故弯弯。”
      苏曼殊离开日本后,仍然会想起百助,他曾写《寄调筝人三首》赠予百助,诉说相思:“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临风试泪痕。日日思卿令人老,孤窗无那正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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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3-17 19:10 | 显示全部楼层
      苏曼殊喜爱而又颇多往来的青楼女子有桐花馆、素贞、花雪南等数人,她们在曼殊的周围组成一个特殊的女性世界,任凭曼殊翱翔其间。桐花馆亭亭玉立,如初日芙蓉,偶尔亦仿效欧洲女子,花冠革履,宛然西方美人。曼殊诩为“惊才绝艳”,特别钟爱。
      素贞是当时上海的著名校书,曼殊同她亦多交往。他行箧中有素贞照片多幅,时常将其挂于四壁,默默欣赏。
      然而在众多的女子中,对曼殊的生活、情感以及创作发生过较多影响的则是花雪南。花雪南为人持重,生性婉慧,无佻冶之习。据说当时女英雄秋谨十分赏识花雪南,曾赠她七绝两首,以“雪南可人”四字嵌入名首。曼殊很欣赏花雪南。而花雪南亦倾恋于曼殊,情意缠绵,未尝稍衰。花雪南性柔曼、寡言语,因而曼殊及其友人戏呼之为“温暾水”,意即暖而不热。她待人不冷不热,落落大方,兼姿容美丽,气质清高,因而赢得曼殊的倾爱。然而,曼殊与花雪南照例不能终其事。

      据说苏曼殊对花雪南说:“爱情者,灵魂之空气也。灵魂得爱情而永在,无异躯体恃空气而生存。吾人竟日纭纭,实皆游泳于情海之中。或谓情海即祸水,稍涉即溺,是误认孽海为情海之言耳。惟物极则反,世态皆然。譬如登山,及峰为极,越峰则降矣。性欲,爱情之极也。吾等互爱而不及乱,庶能永守此情,虽远隔关山,其情不渝。乱则热情锐减,即使晤对一室,亦难保无终凶也。我不欲图肉体之快乐,而伤精神之爱也。故如是,愿卿与我共守之。”

      据说为了逃避爱情,苏曼殊发愿要去佛的故乡印度一饮恒河之水。可是途经锡兰,因为对华裔女子佩珊情不自禁,自感六根不净,愧对佛祖,结果半途而废悄然回国。
      有一个传说谓苏曼殊吃花酒之前必先诵经一通,柳亚子专门撰文力斥其妄。
      苏曼殊在长沙任教职时攒下不少钱,腰缠甚富,任意挥霍。他到上海后,常常出入“江南春”、“海国春”、“一家春”等名餐馆、妓院,叫局吃花酒。秦毓鎏《曼殊之少年时代》中称,他此次在上海“每宴必致多客,一人所识无多,必托友人辗转相邀。问其故,则曰:‘客少,不欢也。’客至则开宴,宴毕即散,不通姓名,亦不言谢,人皆讶之。”
      苏曼殊登报声称专为年轻女性作画,其他慨不接待,亲朋好友,各宜自尊。有求画女子,不必送润笔费用,也不须其它礼物,只要玉照若干等等公开索取美人玉照。
      苏曼殊出入青楼,阅人无数,却一直守身如玉,不破佛门戒规。同游者说:“曼殊出入酒肆花楼,其意不在花,也不在酒,不过凑凑热闹而已。”
      苏曼殊频上青楼,出入妓家,好作琼花之宴。在上海时曾昵一妓,寝于斯,食于斯,衣服杂用之物,咸置其处,几视其家如同已室。与其共衾共枕,更不待言,而终不动性欲。妓以为异,问其故,曼殊正容曰:精神之爱也。柳亚子曾代为解释:“释衲以来,绝口婚宦事,晚居上海。好逐狭邪游。姹女盈前,弗一破其禅定也。”
      平时里,苏曼殊依红偎翠、大喝花酒、携妓出游更是习以为常,甚至有一次,他遇到一位重达400斤、肥硕无比的美国女人,也要肆意调笑,问她是否愿意跟自己匹配成双。

      《太平洋报》同人孤芳在《忆弘一法师》(载《弘一大师永怀录》)一文中说:在太平洋报社里有两位出色的画家,一个是当时已作了和尚的苏曼殊,再一个就是未来的和尚李叔同。这两位画家的为人与画风各有特色,也十分令人感慨。苏曼殊画山水,其取才多古寺闲僧或荒江孤舟,颇具一种萧瑟孤僻的意味,这与他当时那种“浪漫和尚”、“怪僧”的性情极不相符。而李叔同呢?他性格清淡、稳重,但所绘之作,用笔雄健遒劲,也与其性情不符。《太平洋报》编辑多为南社同人,他们在编辑之余,经常出入于歌廊酒肆之间,“或使酒骂座,或题诗品伎,不脱东林复社公子哥儿的习气”。苏曼殊虽早已出家,却也混迹其中,唯李叔同孤高自恃,绝不参与。

      与苏曼殊有过恩怨纠葛的女子有雪鸿、静子、佩珊、金凤、百助枫子、张娟娟、花雪南等数人。他渴望真爱,却又逃避激情。他割断了灵与肉之间最热切的呼应,使之各为其主,终于导致二者反戈相击。同为天涯沦落人,曼殊对众校书从无亵玩之意,他为她们赋诗,为她们作画,为她们排遣身世沉沦的伤感。
      河合仙极力撮合曼殊与表姐静子成婚。曼殊此时已遁入空门,沙弥十戒中有一条“不娶不淫”。他作茧自缚,便惟有挥剑斩情丝。他留给静子的诀别信值得一读:
      静姊妆次:
      呜呼,吾与吾姊终古永诀矣!余实三戒俱足之僧,永不容与女子共住者也。吾姊盛情殷渥,高义干云,吾非木石,云胡不感?然余固是水曜离胎,遭世有难言之恫,又胡忍以飘摇危苦之躯,扰吾姊此生哀乐耶?今兹手持寒锡,作远头陀矣。尘尘刹刹,会面无因;伏维吾姊,贷我残生,夫复何云?倏忽离家,未克另禀阿姨、阿母,幸吾姊慈悲哀愍,代白此心;并婉劝二老切勿悲念顽儿身世,以时强饭加衣,即所以怜儿也。

      幼弟三郎含泪顶礼
      苏曼殊在海外乃至病重时,还念念不忘说上海的那一群可人的年轻女子。913年12月中旬,苏曼殊因暴食致疾,缠绵病榻,百无聊赖,在东京写信给国内的至交刘三,堪称绝妙好词:“芳草天涯,行人似梦,寒梅花下,新月如烟。未识海上刘三,肯为我善护群花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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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1]初来乍到

     楼主| 发表于 2009-3-17 19:11 | 显示全部楼层
      遁世
      四岁时,苏曼殊随河合仙暂住东京。他天资颖秀,才华早露,“伏地绘狮子频伸状,栩栩欲活”。那年,一位过路的相士偶然见到双眸朗若流星的曼殊,忍不住驻足感叹道:“是儿高抗,当逃禅,否则,非寿征也。”
      苏曼珠第一次出家是在1895年。随着苏家家道中落,父亲漂泊不定,生母远在日本,他孤苦零丁,体弱多病,备受族人歧视与虐待。苏杰生带着大陈氏和她所生的三个女儿一起去上海,开发相机业务,想重振家业。感觉如同被抛弃的苏曼殊,在家的处境更加恶劣,在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的双重打击下,他终于顶不住了,大病一场。当时苏曼殊12岁,大病月余,掌家的婶子认为他已经病入膏肓,干脆将他置于柴房,让曼殊自生自灭。嫡母黄氏和当家的大陈氏竟置其于柴房等死。幸嫂子相怜照料才得以康复。

      苏曼殊觉得这个家庭是呆不下去的了,于是,苏曼殊就随化缘和尚赞初法师到广州六榕寺出家,为“驱乌沙弥”。
      在六榕寺里,苏曼殊遵守教规,表现良好,但因为年纪幼小,经不起诱惑,偷捉了一只鸽子来吃,犯了大戒,被逐出寺院。
      苏曼殊此次出家的时间不长,但影响不小,据其侄子苏绍贤后来回忆,“先叔……初入大同学校,常于暇绘僧像,学念经,以为乐。所著之衣,所剃之头,一举一动,酷类僧人,同学咸呼之曰‘苏和尚’。”
      苏曼殊第二次出家为1898年,主要原因是恋爱受挫,导火线为菊子殉情。到日本后,苏曼殊在日本大同学校读书,学习优良,初显绘画才能。16岁时与养母回故居逗子樱山村。在那里与日本女子菊子相识并相恋。两人诗书往来,幽会谈情,幸福温暖无比。后因叔父干扰,两情拆散,尤其菊子竟殉情而死。苏曼殊不堪打击,再次出家,回国到广州白云山蒲涧寺当了“门徒僧”。为表诚意与决心,他以“自刎”要挟主持为其剃度,并“闭关”三月,潜心修行。然而,毕竟“‘山斋饭罢浑无事,满钵擎来尽落花’。此境不足为外人道矣。”

      有位来自草堂寺的游方僧常见曼殊眉目之间堆砌愁惨之色,便问道:“披剃以来,奚为多忧生之叹耶?”曼殊的回答是:“今虽出家,以情求道,是以忧耳。”好个“以情求道”,这不是缘木求鱼吗?他在蒲涧寺没待多久,便悄然离去,返回日本横滨。
      1903年,苏曼殊在广东惠州第三度削发为僧,法名博经,世称曼殊上人。主要是社会原因,导火线为“《苏报》案判”。时苏曼殊在章士钊、陈独秀创办的《国民日日报》,做事。当他意气风发,力图报效国家民族时,报纸竟因内讧而停刊。失望之余他投奔香港《中国日报》陈少白,谋职未果。时当“苏报”案最终判决传来:章太炎、邹容二人“永远监禁”。苦闷中的苏曼殊遭受到的打击尤重,心灰意冷,便前往广东番禺县雷峰寺(一说为海云寺)落发为僧,具足三坛大戒,皈依了主张“我心即佛”的曹洞宗。本意要“扫叶焚香、送我流年”,然终又奈不住青灯古佛、芒鞋破钵之苦,狼狈地回到《中国日报》社。以后则以“和尚”自居,过起半僧半俗的生活。

      但这一次,他仍然不堪修行之苦,窃取已故师兄博经的度牒(僧人的身份证明和户口)后,即飘然回港。
      陆丹林在《记曼殊出家及欲枪击康有为事》一文中写道:“曼殊以冯自由之介,抵港即居于此,性情孤介,足不出户,食宿之余,鲜与人语。”“忽告陈先生,谓决意出家为僧,欲往省城受戒。陈察其素性坚僻,无可挽留,乃送数十金,以资其行。去数月,复回,则居然僧衣僧履,罩以薄棉蓝布长坎肩。询其情况,自言:出门后,茫无所知,既而囊金欲尽,相识者荐往惠州某庙落发。庙为破庙,主持其一老僧,即其师也。”

      1904年,由朋友资助,苏曼殊以玄奘、法显为榜样,万里投荒,去泰国曼谷朝圣,在玉佛寺拜乔悉摩长老为师研习梵文。然后他又独身前往锡兰(斯里兰卡)菩提寺驻锡,开筵讲经,很受欢迎。初夏时,他途经越南回国,以当地烙疤的方式再度受戒,在手臂上烙了九个香洞。此次苏曼殊南游泰国、缅甸、印度、越南等国考察佛教圣地,刘三称其为“白马投荒第二人”。回国后,苏曼殊本打算离群索居,茅庵偕隐,但终又为社会斗争形势所鼓舞而回到现实中。

      苏曼殊应金陵刻经处杨仁山老居士的聘请,到“只洹精舍”任教。只洹精舍是近代第一所新式教育的僧学堂,杨仁山讲《楞严经》,李晓敦教汉文,曼殊教英文,谛闲法师任监学。以后复兴佛教的太虚、仁山、智光、开悟、惠敏等法师,都是当时的学生,但是学堂功课太重,一学期未教完他就病倒了。他在《燕子龛随笔》中,记载他在精舍卧病的事:“十一月十七日病卧只洹精舍,仁山老檀越为余言秦淮马湘兰证果事甚详。近人但优作裙带中语,而不知彼姝生天成佛也。”

      苏曼殊童年不幸,“每一念及,伤心无极矣。”及至后来,社会的黑暗,事业的挫折,世态的炎凉,爱情的折磨等莫不让曼殊觉得世界的险恶、艰苦,以至于“曼殊不愿栖身于此五浊恶世也。”
      柳亚子与苏曼殊一道游河,苏曼殊睹物生情,出一谜语:在娘家绿发婆娑,自归郎手,青少黄多;历尽了多少风波,经受了多少折磨,休提起,提起珠泪洒江河。谜底为何?竹篙也。苏曼殊以此自喻,人生之苦难沧桑溢于言外。
      1907年秋,苏曼殊与章太炎欲结伴西游,赴印度朝圣,深造佛学,终因资金短缺而未果。苏曼殊在其笔记小说《岭海幽光录》中表彰明清换代之际抗节不挠、视死如归的义僧祖心,曾借题发挥:“嗟夫!圣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诸禅;忠臣孝子无多,大义失而求诸僧;春秋已亡,褒贬失而求诸诗。以禅为道,道之不幸也;以僧为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诗为春秋,史之不幸也……”他在致刘三的信中有这样的句子:“浊世昌披,非速引去,有呕血死耳。”这大概也是苏曼殊为什么要出嫁的原因。

      南怀瑾尝云,曼殊实不曾出家,只于广州某寺院得一亡僧之度牒,遂以出家人自处,始终徘徊僧俗之间。
    日期:2009-03-09 22:01:36

      不戒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流派众多、戒律亦杂,但有五条最根本的要求,即“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言、不饮酒。苏曼殊一生竟五戒犯四。
      苏曼殊第一次出家即犯杀生大戒,他抓住一只鸽子,躲到院后做五香鸽子肉吃。因而被“肃众”逐出寺门。他似乎还不以为然,曾向人讲起此次被逐情况,并作为素材写进小说中。后他参加“拒俄义勇队”、“华兴会”等革命组织,舞枪弄棒,并多次参与武装起义、暗杀的策划工作。在《女杰郭耳缦》、《惨世界》等作品中他歌颂崇尚暴力革命(暗杀)的理想英雄,甚至在第三次出家后不久,还欲枪杀康有为。至于吃肉,乃苏曼殊的家常便饭。朋友们都知他喜食“牛肉”、“鸡鸭”。在《燕子龛随笔》中,他记载自己和革命家赵声的交往,每次赵声必命士兵携壶购板鸭黄酒,赵“豪于饮”,他则“雄于食”。正如陈果夫后来在回忆中所讲,大家都“知道他是个怪和尚,也是个酒肉和尚”。

      苏曼殊屡犯偷盗戒。1903年《国民日日报》停刊后,苏曼殊欲投奔香港陈少白。无奈陈独秀、章士钊等朋友留他,自己又没路费,于是他用了个“调虎离山”之计,支开朋友,偷了章士钊三十元钱卷铺盖远走香港。
      第二次出家后,苏曼殊偷师兄的度牒和钱。对此苏曼殊曾向陈少白详细讲述过:“出门(指离开《中国日报》出家)后,茫无所之。既而囊金欲尽,相识者荐往惠州某庙落发。……惟地方贫瘠,所得每每不足果腹。曼殊知不可留,一日乘师他往,遂窃取已故师兄之度牒,及其仅存之银洋二角以逃,当行至省城,乘轮船抵香港,银洋二角,仅足以充船费。”(注:柳亚子:《苏曼殊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253页。)“已故师兄”即与他同时受戒的僧人博经,苏偷了他的度牒,后在长沙使用的大红名片即署“博经”二字。在其《〈焚文典〉自序》等文落款中亦有“博经”字样。苏曼殊没有度牒,故偷了已经去世的师兄的度牒,当作自己的度牒。从此曼殊便以师兄的法号博经自命。

      1908年,苏曼殊尚在佛学院(南京祗垣精舍)任课时,陈巢南由汕头回上海,衣被甚薄。苏曼殊自己没有被子,所以不论厚薄,就把陈的被子携之而去。
      苏曼殊则出入青楼,浪迹女肆,大吃“花酒”。自长沙起义流产后始冶游北里,后竟一发不可收,并留下“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偷尝天女唇中露,几度临风拭泪痕”等情诗。
      有人统计其残账,发现用于“青楼楚馆”的开支多达1877元,而当时女仆月工资仅1元。陈陶遗曾在青楼大声批评苏曼殊“你是和尚,和尚本应戒欲,你怎么能够这样动凡心呢?”
      酒对苏曼殊来说是常事。杨珩《岳麓答大师》有诗曰“无官似鹤闲偏少,饮酒如鲸醉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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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V.1]初来乍到

     楼主| 发表于 2009-3-17 19:12 | 显示全部楼层
      佛理
      世人多认为苏曼殊是酒肉和尚,甚至有人怀疑曼殊出家的真实性。实则曼殊刻苦学习梵文,对于佛学有较深的研究。他曾想效法唐玄奘亲自到印度去取经,写了一部《法显佛国记惠生使西域地名今释及旅程图》。他的佛学思想,主要阐述于《答玛德利庄湘处士书》、《儆告十方佛弟子启》及《告宰官白衣启》等文中。在与与章太炎合著两篇著名的文告《告宰官白衣启》和《敬告十方佛弟子启》,他竭力宣讲佛教的“风教”作用。

      苏曼殊认为佛教衰微的原因不在外界,而在佛教内部。有的寺庙建在城市之中,或靠近城市,僧侣难免感染市侩俗气,“不事奢摩静虑,而惟终日安居;不闻说法讲经,而务为人礼忏。”他认为振兴佛教之道,在于弘扬正法,纠正歪风。
      苏曼殊主张宣扬佛学真理,反对以诵经念佛而谋利。他对于藉道场以糊口之俗僧,痛斥不遗余力。他说:“检诸内典,昔佛在世,为法施生,以法教化,一切有情,人间天上,莫不以五时八教,次第调停而成熟之;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恢弘其道。迨佛灭度后,阿难等结集三藏,流通法宝”“应赴之说,古未之闻”。他还说,和尚“自既未度,焉能度人?譬如落井救人,二俱陷溺”。
      苏曼殊反对佛教徒趋炎附势,攀援显贵,跪拜皇帝、俗官。他批判护法需赖王者之说:“诡云护法须赖人王,相彼染心,实为利己,既无益于正教,而适为人鄙夷。”
      苏曼殊主张寺院住持实行民主选举,反对衣钵相传。他说:“然自六祖灭后,已无传付衣食住行钵之事。若计内证,则得法者或如竹需要竿蔗,岂必局在一人?若计俗情,则衣钵所留,争端即起,悬丝戒著在禅书。然则法藏所归,宜令学徒公选。必若闻修有缺,未妨兼请他僧(惟不可令宰官居士与闻选事,以所选必深于世法者故),何取密示传承,致生诤讼,营求嗣法,不护讥嫝?若尔者,与俗士应举求官何异?而得称为上人哉!”

      苏曼殊主张设立佛教学堂,宣扬佛理,培育人才。他说:“且法之兴废,视乎人材,枉法求存,虽存犹灭。”他对杨仁山在南京创办祇洹精舍佛教学堂推崇称颂备至。
      苏曼殊认为“佛门戒范虽有多途,今者对治之方,宜断三事:一者礼忏;二者付法;三者趋炎。第一断者,无贩法名;第二断者,无诤讼名;第三断者,无猥鄙名。能行斯义,庶我薄伽梵教,无泯将来。”
      苏曼殊曾倡导佛教改革,文公直说曼殊若“天假以年,俾得行其志,而实现其主张,则曼殊必能成佛教中之马丁·路德”。

      饕餮(一)
      苏曼殊在沪期间,交结革命志士,撰写著述,担任教职。民国成立后,曾经发表宣言,反对袁世凯称帝。余时,同芳居茶馆是他最常去的地方。他善于作诗,有诗僧之誉,尤工绘画。由于平生爱饮食,尤爱甜食,每有润笔收入,就到同芳居茶馆消遣。同芳居茶馆有进口的外国糖果,一种名叫“摩尔登”的糖,据说是茶花女所嗜食,苏曼殊因景慕茶花女,也就特别爱吃这种糖。
      苏曼殊曾一时冲动,要重译小仲马名著《茶花女》,以至于被戏称为“天生情种”诠注“薄命女郎”,后被陈独秀婉拒才作罢。他特别爱吃茶花女所钟爱一种糖,叫西洋摩尔登糖,因为吃糖无度超出常人想像,故被时人戏称为“糖僧”。
      苏曼殊自称“日食酥糖三十包”。
      苏曼殊在自日本寄给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朋友邓孟硕的信中,内容多半是吃。如:“唯牛肉、牛乳劝君不宜多食。不观近日少年之人,多喜牛肉、牛乳,故其性情类牛,不可不慎也。如君谓不食肉、牛乳,则面包不肯下咽,可赴中土人所开之杂货店购顶上腐乳,红色者购十元,白色者购十元,涂面包之上,徐徐嚼之,必得佳品。”有趣的是,苏曼殊认为“吃什麽像什麽”,吃牛肉牛乳,性情会类“牛”。

      苏曼殊在信里接着说:“如君之逆旅主人,询君是何物。君则曰红者是赤玫瑰(cheese);彼覆询白者,则君曰白玫瑰(cheese)。此时逆旅主人,岂不摇头不置,叹为绝品耶?”
      据说,苏曼殊离开爪哇时,囊中尚有百金,可他居然全用来买了糖果,而不待海轮抵岸,这百元糖果竟已被他吃完。
      苏曼殊贪吃是人所共知的,整天嚼着一种叫“摩尔登”的块糖,烧卖、年糕和八宝饭不离左右,写一行字,就要吃一口东西,还疯狂地吸马尼拉的香烟。一次,因和人打赌,一口气吃下60个小笼包。
      一次,苏曼殊在小食店里吃糖果,吃完了,朋友问他:明日能过来坐坐么。他答曰:不行,吃多了,明日须病,后日亦病,三日后当再来打扰。
      “三日后当再来打扰”还有一个版本。有一次,曼殊去易白沙处作客,宾主相谈甚欢,到了吃饭的时候,易白沙用中餐款待他。好家伙,曼殊真是肚量惊人,总共吃下炒面一碗,虾脍二盘,春卷十枚,还有许多糖果。易白沙以为曼殊手头拮据,多日挨饿,才会这样狼吞虎咽,便邀他明天再过来坐坐。曼殊连连摇头说:“不行,吃多了!明日须病,后日亦病。三日后当再来打扰。
      对于许多生活常识,苏曼殊也是一概不懂。他分不清稻子与麦子,吃饭连吃四五碗,赞叹说:“这是何物,如此好吃?”
      在上海,有次栗子上市,陈去病去买了一包,但吃后苏曼殊感到不过瘾,自己去买了几包,回来全部消灭,结果“肚子胀得似要裂开”,整晚无法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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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8-4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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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9-3-17 19:25 | 显示全部楼层
      饕餮(二)
      苏曼殊非常喜爱吃糖炒栗子,据他的朋友周南陔说:苏曼殊病危时,曾两次住上海宝昌路某医院,钱用了不少,可病老是治不好,于是苏曼殊就请周南陔代他向医院方面交涉,那个医院的院长也不多说,就拿出糖炒栗子,说是从苏曼殊枕头边搜出来的,并且说他老是吃这些禁忌的食品,病啷个好得起来嘛!还乱怪医院治疗不力,最后让代理人周南陔无话可说。后来转到上海广慈医院,医生仍然严禁他吃糖炒栗子,可他如听耳旁风,照吃不误。死后,还从他的枕头下搜出很多糖炒栗子。

      有一次,苏曼殊在东京费公直家替人写条幅,吃午饭时,他说想吃鲍鱼,费公直便命人买回一盘。吃完后,他觉得意犹未尽,自己又跑去买,连吃三大盘才罢休。当夜,他腹痛不止,暴泄整晚,气息奄奄地休息了好几天。
      苏曼殊还爱吃八宝饭。为此,江南名士刘季平(人称“江南刘三”)的夫人陆灵素曾多次精心煮制八宝饭,然后邀请苏曼殊来吃。苏曼殊去世后,,沈尹默赋诗《刘三来言子谷死矣》以志怀念,其中还提到了八宝饭:“君言子谷死,我闻情恻恻。满座谈笑人,一时皆太息。平生殊可怜,痴黠人莫识。既不游方外,亦不拘绳墨。任性以行游,关心唯食色。大嚼酒案旁,呆坐歌筵侧。寻常觉无用,当此见风力。十年春申楼,一饱犹能忆。于今八宝饭,和尚吃不得!”

      章太炎《曼殊遗画弁言》记载苏曼殊在日本“一日饮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动,人以为死,视之犹有气,明日复饮冰如故”。
      苏曼殊喜欢吃江苏吴江的特产,用糯米,豆沙,糖桂花,猪油丁等制着的麦芽塔饼,一般人吃三四块就算胃口不错了,可苏曼殊却一次可以吃24块。
      苏曼殊是杭州西湖白云庵的常客。白云庵有月下老人祠,祠门有联曰:“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是生前注定事莫错姻缘。”白云庵意周和尚曾记曼殊小住于此的情形:“苏曼殊真是个怪人,来去无踪,他来是突然来,去是悄然去。你们吃饭的时候,他坐下来,吃完了顾自走开。他的手头似乎常常很窘,老是向庵里借钱,把钱汇到上海一个妓院中去。过不了多天,便有人从上海带来许多外国糖果和纸烟,于是他就不想吃饭了。独个儿躲在楼上吃糖、抽烟。”

      苏曼殊囊中羞涩时,可以坐拥棉被,喝水度日。但没有糖的生活却极其难熬。据说,一日窘极,他曾出怪招,取锤敲落镶金的门牙,血肉模糊地就拿去换糖。章士钊为此还特写了一首诗调笑他,诗曰:“齿豁曾教金作床,只缘偏嗜胶牙糖;忽然糖尽囊羞涩,又脱金床付质房。”
      苏曼殊有年冬天赴香港,穷困旅舍,偶见商店有吕宋烟和各色巧克力糖,想买却无钱,夜不能寐。明晨,敲下嘴里金牙,入市出售,久久却无人买,愤而抛入海中,但烟糖仍有很大诱惑力,乃将外套交当铺,所得钱尽购烟糖,虽身寒亦所不计。
      苏曼殊在日本留学时,有一次给友人柳亚子写信,落款时津津有味地署明“写于红烧牛肉鸡片黄鱼之畔”,令收信的柳亚子捧腹大笑。

      饕餮(三)
      苏曼殊“以绘画自遣,绘竟则焚之”。曼殊生性浪漫,对自己的画,旋作旋弃。他敬重刘三的侠义之举(刘三为邹容收殓遗骨,葬于自家黄叶楼下),故为刘三画《白门秋柳图》、《黄叶楼图》。他遵守然诺,为赵声画《饮马荒城图》,则是酬报死友,托人代他焚化于赵声墓前,颇有延陵季子墓门悬剑的古贤遗风。
      但别人一开口向苏曼殊索画,则又变得十分矜贵,轻易不肯下笔。南社好友高吹万千里寄缣,请曼殊绘制《寒隐图》,尚且一再稽延,频年难以到手,其他人就只有垂涎的份了。还是《太平洋报》总编叶楚伧有办法,他请曼殊作《汾堤吊梦图》,也是屡索不遂,于是心生一计。有一天,他闲谈时告诉曼殊,上海新到一批外国五香牛肉,闻香下马者不知凡几,他好不容易购得三斤,还有摩尔登糖和吕宋烟,一并放在楼上美术编辑室,曼殊有空可去品尝。曼殊听说美味在等他,就如同佳人有约,没有不去的道理。他三步并作两步上了楼,叶楚伧即在他身后锁上房门,声称,曼殊若不完成《汾堤吊梦图》,就别想出来。有美食,就有好心情,有好心情就有灵感,绘一幅画又有何难?有饵能钓大鲈鱼,叶楚伧果然得计。

      曼殊豪于饮而雄于食,过于贪图口福,尤其喜欢饮冰水,吃糖果和五香牛肉,朋友们戏称他为“糖僧”和“牛肉大师”。他的观点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于精神毫无妨碍,我空,人空,宇宙空,今日之美食,不过是异日之尘埃,不吃白不吃。然而暴饮暴食损坏肠胃,最终要了他的命。
      柳亚子回忆道:“君工愁善病,顾健饮啖,日食摩尔登糖三袋,谓是茶花女酷嗜之物。余尝以芋头饼二十枚饷之,一夕都尽,明日腹痛弗能起。”
      曼殊对性欲的控制力堪称天下第一,对食欲的控制力则堪称天下倒数第一。他写信给柳亚子,信中谈及自己病中贪食,颇为诙谐:“病骨支离,异域飘零,旧游如梦,能不悲哉!瑛前日略清爽,因背医生大吃年糕,故连日病势,又属不佳。每日服药三剂,牛乳少许。足下试思之,药岂得如八宝饭之容易入口耶?”
      在写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苏曼殊将自己那副老饕相活写如画:“月饼甚好!但分啖之,譬如老虎食蚊子。先生岂欲吊人胃口耶?此来幸多拿七八只。午后试新衣,并赴顺源食生姜炒鸡三大碟,虾仁面一小碗,苹果五个。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他明知多食伤身,仍然对各类佳肴欲拒还迎,照单全收,这真有点“瘾君子”不怕死的劲头了。

      鲁迅对苏曼殊的诗文评价很高,对他的个人生活则不表恭维:“黄金白银,随手化尽,道是有钱去喝酒风光,没钱去庙里挂单。”
      一次,苏曼殊在东京住院,医生严令他饮食规律,他却骗妹妹,让她拿年糕给他吃,结果病情更加严重。
      曼殊去世前一两年,在东京十分落魄,有时竟会典当掉剩余的衣服,赤条条不能见客。
      苏曼殊去东南亚游历,每天五、六十枚甜果,结果肠胃炎发作,差点客死他乡。他自记在杭州曾“日食酥糖三十包”。他的同事周越然回忆:他最爱吃蜜枣,“有一次,他穷极了,腰无半文,他无法可想,只得把金牙齿拔下来,抵押了钱,买蜜枣吃”。他死前三、四年,肠胃病已经非常严重,住在日本还是天天莲子八宝粥,病情加剧,两日一小便,五日一大便,但他仍不思调养,因怀念国内的多种甜食而决定回国。

      1918年,苏曼殊身体更差了,蒋介石、陈洁如夫妇收留他,陈洁如悉心照料下,曼殊稍有精神,他从医院回到寓所,大家以为他会遵照医嘱,安心养病,可是他却仍去厨房偷吃热栗子。苏曼殊始终不能控制自己的食欲,终于医药罔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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