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困惑

鬼谷

早期儒学最大的内在缺陷在于，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他们的学说都没有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使得儒家之说在道义上，虽完美至无懈可击，但却缺乏现实可行的必要条件。其价值体现在道德心灵之上，却毫无任何的学术性可言。

在这点上，墨子的所谓兼爱更是荒谬绝伦。“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的愿望固然美好，可惜却不想想，人性是复杂的，哪怕其中有善的一面，但那种由诱惑而起的欲望却是永远无法被消除。这种妄图靠指望个人的自我道德约束，并且那种不分亲疏、不分自己和他人的同等程度的泛爱主义来实现天下大治的想法，简直是痴人说梦。


一

严格意义上来讲，在本民族的历史上，确实从未出现过任何一位，能与古希腊众多智慧人物相提并论的思想家。但比起春秋战国时代其余的诸子百家，荀子算得上是此中出类拔萃的奇才了。那怕将自己的同道先辈孔孟捆绑在一起，思维能力与观点论证，都无其一半水准可言。

伟大领袖曾说：“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这话确实没批错。在我看来，于孔孟荀三位大儒之中，孔子毫无疑问，乃是最没水平的一个。不仅其人述而不作，只能靠背打语录战，且从其他学说内寻章摘句，东凑西拼，勉强结语成文而从未有过自己个人系统深入的思想的文字记录，流传下来以外。在<<论语>>之中的那些话，完全是一堆毫无经过任何概念界定与学术论证的标语口号。

这老家伙不仅是空想主义者，以为靠背叛人性的全民自我约束，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的步骤，便可以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目的。更是妄顾家与国间的显著区别，将之进行对比，提出了“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 ”的烂污理论，轻易将家族关系放大为社会关系。从而将儒学这门道德伦理学替代成为社会学，使得任何的社会问题都被简化成为了善恶问题。

众所周知，个人与群体之间的观点出现分歧与矛盾，乃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而考虑判断的重点与关键，应该在于两者谁真谁伪，或是各有曲直利弊于何处。而一旦将之以善恶作为衡量标准，势必导致双方的道德容忍力即时崩溃。哪怕正经的学术讨论，也瞬间演变为一场毫无价值的，互相强占道义制高点的闹剧。

而之所以孔子学说的内在缺陷举不胜举，完全在于支持其学说的前提本身，就存在了巨大的问题。我曾在旧作<<闲话儒学>>中指出过，“克己复礼”乃是孔子思想的总纲，但由于孔老夫子的对人性的忽略，甚至连克己的可行性以及与复礼之间，分别的侧重点何所在这样最基本的前提性问题，都无法给出合理的解答。以至后世儒家不仅旋即分割为孟子与荀子两大流派，而且轻易便被宋明理学的一群祸国殃民之徒，轻易歪曲痛奸。

<<论语>>中曾记载：“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意思是说研究异派邪说，祸害将会无穷。但孔子在生其时的中国，还未进入百家争鸣的灿烂时代，使得早期的儒学并未受到过任何强有力的挑战。而思想家与有价值理论的贫乏，反而使得孔子轻易地沾了时代的光，坐上了古思想家的头把交椅。鲁迅那所谓独具的战斗精神之所以能得到后人特别的价值一顾，无非也是同样的道理。试想老爷子若是身处于文革，他的作品或许仍会流传开去，但对后世的影响力就绝不会似现在一般，如此巨大。

因此当下肉麻吹捧孔子，老子学说的，定是些毫无传统文化基础的文盲或者人云亦云的跟风者，绝对成了必然的客观事实。最简单的道理，哪怕后人踩的乃是前人的肩膀往上爬，但高度却完全是前人所不能比拟的。社会的不断发展，决定了后人无论从对知识的掌握还是本身的思维能力，只会强于前人。而任何学说也都会是在一个逐渐提高完善的过程之中运行。

所以只要仔细阅读过<<孟子>>和<<庄子>>的同志，必然会发现其中的思想论说远远比<<论语>>和<<老子>>要系统详尽。这差异也完全是由时代所造成。到了孟子所处的年代，中国学术思想界才真正迎来了百花齐开放，各家共争鸣的绚烂盛世。而诸侯列国君王对胸怀治国之策的学者与辨士的倚重，使得在名利的诱惑刺激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新的各家学派，顿时全冒了出来。在激烈无比的竞争中，想要从中脱颖而出，受得君王器重而为己谋取富贵，则自己的论道就必须具备强大的说服力。以至全民族的思维能力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与进步。

同样，儒学到了孟子的手里，也得到了飞跃性的突破。

前文已经指出，孔子从未对人性有过研究，哪怕连其弟子子贡也坦诚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而孟子也看到了先圣学说的这个重大缺陷，便对之展开了讨论，来填补儒学中的这个学术空白。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作见孺子将入於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於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

与孔子空喊口号不同的是，孟子在这里作出了举例论证，来支持其人性善论的观点。认为假若一个小孩掉入井内，所有人见到都会产生恻隐之心。而恻隐之心完全是人的天性使然，并非为了讨好人家父母，或者想在乡邻朋友间，赚获声誉，或者厌恶反感孩童的哭喊声所致。而与恻隐之心一样，羞恶，辞让与是非之心，也都来自于人的特有天性，是仁义礼智的基本体现。

比起孔子那浆糊脑袋，孟子在这里的论述思路虽十分清晰，但其还是忽略了人的性恶以及功利的一面，没有考虑过这样的恻隐之心是否会使得旁观者去采取行动，营救那个孩子，而这样的恻隐之心是否也可以持久存在的问题。而且哪怕忽略以上问题，仅仅从这个观点来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不具备任何的现实可操作性而言。所有人一眼便察，要个人行事前，时时思量着会否伤害他人，从而来约束谨慎自己的行为，做到事无大小，专门利人完全是不可能的美好幻想。更何况将这个观点运用到治国之上？


二

在“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之中，“不忍人之心”的善良本性是“不忍人之政”的“仁政”的基本前提。虽然孟子也曾坦承，人“有性善有性不善”，但他自始至终坚信复杂人性的本来面目乃是善的。甚至将之上升到了“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的高度。孟子之所以会得出如此结论的思路，在于他认为人能为善亦可为恶，便证明人性本向善。而善恶皆为的情况频生的缘故，完全是由于外部环境所造成的。

[“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麦，播种而櫌之，其地同，树之时又同，浡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孰矣。虽有不同，则地有肥硗，雨露之养、人事之不齐也。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

孟子在这里就清楚地告诉众人，与丰收之年不同的是，在灾荒之年，大家多有横暴而失却大方之为，完全不是人的天性使然，而是环境所逼。好比麦子播种下去，到了固定的时候便会成熟，只是收成的好坏与土地，雨水，人力的差异有关。但同类之间仍是相同的。而为何涉及到人，便要怀疑之间不是同一类呢？即使圣人也是人，和凡众相类。

接着，他又对人的感官同一性做出了论证：

[故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于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至于味，天下期于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于声，天下期于师旷，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者也。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

他接着指出，鞋子的外形相似，乃是因为人脚的同一。人对食物的味觉的相似，使得众人都欣赏易牙的厨艺。如果人之间不是同类，部分与犬马一样，则不可能都会喜欢易牙做出来的食物了。因此共同的偏爱，证明了人对食物的味觉是一样的。大家喜欢听师旷的演奏，是因为大家的听觉同一，视觉也是如此道理，大家都欣赏于子都的美，不知道的，除非是瞎子。所以口味，听觉与视觉都相同，为何唯独深入到心灵世界中去，就无共同处了呢？

而由此话，孟子立即得出了“各人心相同”的结论，然后由此展开，认为“理”，“义”便是人心的相同之处：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所以纵观整个推理过程，孟子首先认定了，圣人与普通人在各方面都毫无二致，所以圣人爱“理，义”，普通人也一定会爱。它们给人内心世界所带来的欢愉，正好像可口的食物给人的味觉带来的欢愉一样。唯一的区别，只不过在于圣人比普通人先知先觉，走在了时代的前头罢了。

但孟子的思维盲点在于他并没有发现，世界与人心都不是静止不变的。不仅个人对事物的审美与好坏判断并不统一，而且时代与时代间的标准必然出现差异，也亦是如此。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向前，新生事物的不断出现，只会使这种差异在逐渐的拉大。因而要从感官的同一去证明人心的同一，所列举的依据缺乏最起码的合理性。而且在得出圣人与普通人“人心同一”的结论后，就武断地认为因“理”、“义”是圣人所好，也必然为普通人所喜，更是显得荒谬不堪。

然而比起只会空喊口号，张帖标语的文革转世灵童们的老祖宗孔子，孟子能对自己的观点作出基本的论述，已是非常的难能可贵。更重要的是，他对人性的认真探讨，详细深入的思索分析，更是先前任何思想家所从未做到过的。而此后，讨论人性的善恶便成了那个时代思想界的首要话题。在孟子坚持“性善论”的同时，“性恶论”“性或善或恶”等论道也相继出现。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告子曾质疑孟子，认为人性如流动的水一般，或向东流，亦可向西流，完全顺乎于自然。所以人性没有善与不善之分，好似水不分东西流向一般。

孟子立即答驳说，水流不分东西，难道还不分上下吗？人性向善，好似由上至下流动的水一般，是自然趋势。但水流的状态可以进行改变，就像人性也是可以被改变一样。从而有为善也有为恶者。

而孟子在这里以自己的“人性善”论作为前提，对人性又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究，即人性的可改变与塑造性。但在这里，他犯下了一个浅显易见的逻辑错误便就是，人可以为恶，但水却无法上流。如果两者在形式上无法被等同，同样就不能将性善与水必然向下流进行相应的等同。

由此，当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便曰然。在他看来，尧舜其实与普通人一样，毫无区别。只不过或许前者在娘胎的时候，便受天真地秀，日月精华，而有了灵通之意。相反，普通人也可成为圣人，所要做的就是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改造而已。

[“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要成为尧舜般的圣人，只要懂得孝敬父母尊重长辈就可以。而读尧的书，听尧的话，做尧的做的事，便可以像他一样。反之革命觉悟低下的学桀者，就会成为与桀一样残暴的反动分子。就此，其还对民众作出了相应的行为指引：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子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因此孟子最终所要告诉世人的是，人为恶，就是因受到私欲所致，而放弃私利，保存仁义，便是个人思想塑造的目的关键。但这里的自我思想改造说与孟子提出的“人性善乃是自然趋势”的观点，再次形成了一定的前后矛盾。

虽然孟子的学说仍与孔子的论说相近。但必须受称道的是，孟子从“人性善论”以及在此基础上所推导出来的“人人皆可为圣”的观点，其实彻底打破了孔子学说中的那套“礼治”，即要求一个真正和谐理想的社会，必须是一个等级明确森严的社会。处于不同等级的人，都有自己独立的一套“礼”。而人为只有全社会不同等级的人遵守了不同的“礼”之后，才可以最终达到“仁”的境界。转而主张全面改为“德治”，鼓励民众努力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四端进行道德实践扩充，就可成就与圣人一般的德性。

至此，儒学便在孟子的努力下，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而人性善论的进一步延伸，其又将孔子的“德政”推进到了自己所提倡的“仁政”与“王道”的高度。

三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孔子只是创立了儒家，但并未对自己所提出的论道，有过任何系统详尽的论述和探究。而所谓的孔子学说，完全是后人代至圣立言的穿凿附会。若是当初孔老二并非述而不作，或是向先古同辈贤人，实行拿来主义。而是有自己清晰的思想论道著书流传开去，则后世的程朱之徒，绝不会如此轻易能将孔学歪曲痛奸，使得这门具有宝贵价值的道德伦理学著与政治学聚作一湖之水，从此为后世教派信徒们种下了终生难解的蛊毒。

所以儒学体系的初具规模，以及细节上条条框框的建立，基本应该首先归功于孟子的研究论证。虽然其的研究仍是以孔子的那句“克己复礼”作为出发点，但这不仅使他成为中国史上第一位专业严肃的探索人性的思想家，而且在研究得出“人性善”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与“王道”的指导思想和治国政纲，为后代君臣打理天下，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指引。

可孟子穷尽一生，好处便宜却让后人硬塞进孔子那农村杂志社主编的小金库里去了。不过这就是东西方的不同，后世鬼子们只会以先知的学论水准高低取人，任凭泰勒斯被冠以哲学之父的美誉，其影响力也绝对无法同“毕亚柏苏”四位后人相提并论。可咱们的标准，就是看谁所处的时代越古，死得越早，从而就越是趋之若箢，甚至比孝敬亲爹亲娘还来劲。可讽刺的是，哪怕要这些好龙叶公们对<<论语>>开卷只做一瞥，便就会像犯了毒瘾一般，鼻涕眼泪顿作大合唱。

话休絮絮，孟子在“人性善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的思想。而“仁义”二字，便作为了展开整个论述的中心点。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话说梁惠王问孟子不远千里而来，是否给魏国带来了什么利益。孟子立即回应道：“大王何必谈利益，有仁义就可以了。如果大王整天说怎样才有利益于国，大夫整天说怎样才有利益于自己的封地，士卒黎民整天说怎样才有利益于自己，那君臣黎庶都追逐私利，这个国家就危险了。而且不能再这样以谈论利益为先了，否则只能让这些人永远无法被利益所满足。相反，从来没有不孝敬双亲至爱的仁人，也从来没有不尊敬君王的义士，所以大王只要讲仁义就足够了，为何要去谈利益呢？”

而在<<孟子>>起首章节的这个开篇之中，“仁义”二字的中心思想，便让人一目了然地得以显现。只是孟子并没有考虑到，对于一个君王而言，国家与王权的稳定，正是自己最大的利益。换言之，这里的“仁义”相对于梁惠王来说，在本质上正是利益的来源。而且哪怕连孟子自己都承认，人永远无法被利益所满足。因此要使用“仁义”去阻止和代替君臣黎庶再受利益驱使，根本不存在任何的现实基础。

不过值得称颂的是，孟子的“仁政”却完全颠覆了孔子那套社会等级森严，强调上下尊卑的礼治教义，而是改以民为本，坚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将“克己”的侧重点首次生出了对君王的道德责任的要求。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以天下万民的快乐为快乐，万民才会以你(大王)的快乐为快乐。以万民之忧为忧，万民才会以你忧愁的为忧愁。把天下万民的快乐作为自已的快乐，把天下万民的忧愁作为自已的忧愁，要是这样的人做不了君王，简直邪了门了。

当然孟子死得早，没有办法向后世对此话有抄袭改编嫌疑的范仲淹，提出侵犯版权的诉讼。在老孟看来，王者治国，首先就要与万民作感情上的换位思考与，然后将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喜好与万民同一。达到“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乐，孰乐？与少乐乐，不若与众乐乐。”的基本要求。

虽然在对“克己”的侧重上，孟子的观点少具现实可行性，仍缺乏对人性的足够思考。可放弃孔子的，提醒上下死守受欲望不停强攻的心理防线的那套，转而希望上下苦乐同一，逐渐调整缩短之间感情上的偏差，在要求君王爱民的同时，更要其肩负明确的责任，便显得更加的开明和具体。

而且碰上心胸开阔，敢于自承“寡人有疾，寡人好财好色。”的齐宣王，老家伙更是不忌讳自己所言：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齐宣王问孟子：“汤与武王曾兴兵讨伐，使得桀被流放，纣被迫自杀，这是真的吗？”孟子答：“记载是这样的。”齐宣王又问：“作臣子的可以对自己的君王，以下犯上吗？”孟子装糊涂道：“我就知道杀了个损害仁义的美帝国主义式的余孽纣大独夫，没听说过有人弑君啊？”

而且更是当着梁惠王的面，用恶毒无比的话直斥败德君王。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想不到老家伙一厢嘲笑齐宣王“王顾左右而言他”，另一厢又指着梁惠王鼻子，痛骂让民众挨饿的君王为食人的禽兽，不仅没掉脑袋或是被乱棒打出，那齐宣王和梁惠王竟还反过来毕恭毕敬地“寡人愿安承教”，检讨错误。当真教与感叹。

若是如今，谁敢将此话演绎为网络现代版贴遍各论坛，遭斑竹封杀估计都乃是必然之。可怜两千年后的一干现代男女能察辩贤愚，受听恶谏的能力和气度，还不如两个原始社会执掌生杀大权，可以为所欲为的君王。实在令人无话可说。不知那些开口道德，闭口良心的网络大队长，团支书们，会否有愧对祖宗之感？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孟子的仁政对君王的道德要求，远远苛严过对民众的要求：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孟子在这里主要认为，如果君王治国不善，而民众没有自己固定的财产，就将有干坏事的心理和行为。但因为自己的过错，搞得民不聊生，等逼使民众犯罪后，还将他们判罪投入监狱，就跟用网捕鱼一般了。

而他所要表达的意思便是，君王有着教育民众，做好榜样的重大责任。若是不洁身自好，那就失却了责备刑罚臣民的权利。哪怕臣民背叛甚至造反，都是君王自种苦果，咎由自取：

[“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

只是悲哀的是，哪怕连孟子本人也在教育齐宣王“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时，可能也已经看到了自己的“仁政”所缺乏的可操作性。为了开脱而接着嘟哝起“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的伏笔式的屁话。毕竟要一个人克制住欲望已是很难，更何况让尽享荣华富贵的君王去主动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

就如其曾说过：

[ “君子之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

可是哪怕人真会因为“闻其声”而有短暂的“不忍食其肉”的侧隐之心，可又有多少人会从此放弃那种餐桌上诱人的美味？至少他的先辈孔子就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讲究，否则稍不如意，就要耍性子，来个“饭蔬食饮水”，比他奶奶的慈禧太后还难伺候。和他的徒弟颜回那“一箪食，一瓢饮“相比，简直差若两极之遥。

不过比起孔夫子的世故，孟子天性确实十分的善良纯朴，学说充满了对天下人民的慈悲情怀。在一生不懈的探索中，提出了很多弥足珍贵的价值观念。就像在宣扬“仁政”的指导思想同时，孟子又提上了“王道”的具体治国纲领。

四

千百年来，敝民族传统所谓的师者，无非传道受业，而毫无“解惑”一项可言。以至“授之书而习其句读”下，即使惑而从师，也终为惑而不得其解也。历代知识分子所要做的便只是“雪夜寒窗好读书，阅卷不需求甚解。”在谨遵古训的同时，且代先人立言，将道说流施传布于后世而无穷。而到了宋明理学产生后的科举制度，冷饭热炒甚至便成了所有欲求功名仕途之人的举业。

众所周知，科学具有可证伪性，在此之内的所有真理都具备这个特性。哪怕超出范围之外的其它领域，不同时期的新思想中虽然仍有旧思想的轨迹可寻，但无一不是归依在立而后破，破而再立的循环之中。可质疑与批判二字，到了历来坚信世上有恒古不变真理的敝民族古人的眼里，反到成了被齐齐拒之的洪水猛兽。封建统治阶级更是深怕一旦权威思想的地位受到动摇甚至崩溃，而导致社会意识形态的破产会引发祸乱，便将聚集各类思想的百宝箱当作潘多拉魔盒，代全民怒沉于各人的脑海深处，对于思想界的“乱臣贼子”更是施行残酷的肉体毁灭。

从而“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俱成叶底花”。自春秋战国以降，思想家大多胎死于各个娘腹之内，尸分于各朝午门之外。待到古人已没，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者便在这种“一枝独秀便是春”的传统文化的流毒横行之下，被几个捆绑在一起的死圣人脑袋，彻底扼杀了学术自由的百花齐放。而在鸦片战争之前，社会发展也在“非礼勿视，非礼勿思。”强硬准则之中，竟被冰封冻结了长达两千多年之久。

只要稍具哲学常识的同志都可以清楚认识到，质疑与批判在对于思想的建立形成前，所进行的理性思考中占据了半壁江山之要。没有这一环节，势必造成思想发展的断层。而所谓的理性，其重点就在于唯一而无其二的合理正确的思维方式，即逻辑思维。由于逻辑思维不受历史，文化等外部因素所影响，因此东西方之间毫无标准差别。只有本邦弱智之流才会闹出中式与西式思维共存共荣的惊天大笑话。

而且理性思考完全是一种智力活动，不仅与道义无搭脉之处，而且思维能力的进退，并不与社会的发展或者个人年龄阅历的积升同向。可哪怕如今，敝民族的反智主义者们所视一个人是否理性的依据，还仅仅是着重对方讨论问题时的态度和文风，和蔼可亲，成熟稳重等情商系统成员便成了理性这个智商系统成员的代名词。从而“六亿神州皆尧舜”，我们的学术讨论会往往成了道义交流会，所有人关心的却不是对方文章论证与事实证引的对错是非。哪怕连亚圣也不免俗，当初对杨墨搞出过“为我无君，兼爱无父，是禽兽也。”的道德批判(=恶骂)。自然诸如尼采这样的哲学家和众多“奇谈怪论”到了我们眼里，全成了疯子的疯言疯语而讳闻其术。而孔子老子等这些“道不离文，德不离口”的原始社会的“背时”之人，至今仍是被当作“乘风云而上天”的思想家焚香敬拜。

事实上，中国古代从未出现过任何能与古希腊哲学界相提并论的人物和学说。古希腊的哲学在形成初始，便与数学和科学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而在方法的运用上，更是将哲学看作了数学上的一种延伸，从而在“时间”，“空间”等概念被数学领域的课题之中提出并且得到解释之后，使得各种西方哲学思想初始便形成了井然有序，有条不紊的体系。

但反观古中国在农耕社会君权的压制下，老祖宗根本无法专心研究大自然，去探索世间万物的奥妙。而战祸连绵，人际关系复杂等因素也决定了与世俗无关的问题，实在引起不了古人思考的兴趣。而诸子百家无论学说主张之间的分歧有多大，甚至黑白以对，但研究对象全部集中在人事上。以至中国古时的圣人学者对自然科学和哲学等领域基本毫无任何的研究。

老子似乎号称中国历史上的头号哲学家，“道”是其所谓的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句更是脍制人口。 可是从头到尾，老子从来就没有对“道”这个词，下过一个完整明确的定义。以至后人可以从历史、文学、美学等不同角度去对之穿凿附会。而人、地、天、道、自然的层层循序递进的依据在何处，必然的逻辑关系又在何处？其也从未给出过任何合理的解释，由此草草便丢下五千余言，自充隐士高人匆匆为归神仙府而去，莫知其所踪。学说留与后人浑不解，还反到被捧成了什么思想圣经。

同样<<论语>>也好，<<孟子>>也罢，里面都充满了逻辑上不证而论的命题，以及破绽百出的思维缺陷，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些寓言，格言集而已。当然在原始社会，犯下这样的错误无可指摘。但到如今还要把这些人当作神明供奉，却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不过与孔子老子这些沽名钓誉的“人之患”不同的是，孟子才是历史上首位考虑问题，是实实在在以民之祸福作为出发点的实干思想家，并由此创立民本主义，影响了后世众多的明君贤臣。而在“仁政”的指导思想之后，同时提出了“王道”的治国纲领。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孟子认为，一个国家的成败兴衰与否首先在于民意，而要使得万民归心，就要以仁义作为出发点，而仁义体现在法治上做到减少刑罚，财政上做到了少征税收，农业建设上做到增加生产等等具体措施之中。在他看来，只要做到这些，哪怕区区百里之地为国，一样可以成为外交上的领导国家，而即使开战，全民拿著木棍丢可以抵抗并击退秦国楚国的坚甲利兵，最终无人与之争锋，达到以王道统治天下的目的。而反之则会如秦楚一般，因为陷人民于不仁不义之中，而失去民心。

而这就是孟子王道施行的基本蓝图。王道的提出，是在当时诸侯列国为求霸主之位而相互攻伐的时代背景下，为对抗纵横家频生并为各君王研究如何称霸的办法，所形成的“霸道”主张所应运而生的。忧国忧民的孟子对此深恶痛绝，并提出：

[“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在两处所使用的理论依据虽然源自于孔子，但区别在于孔子是站在礼治的角度，而孟子站在了民生的角度考虑问题。在孟子看来，只有上级才有发动战争，证讨下级的资格，而诸侯之间不分上下，无权相互开战。

同样，在孔子眼里，战争只不过不符合礼治而已。而孟子却看出了战争给人民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他指出，连为富不仁都要遭到孔子的谴责，何况为了利益去发动战争。并愤怒斥责那些好战之人都是些吃人肉的野兽，重罪当诛，而死不足以顺天理，平民愤。并且提出了罪行的大小，依次严惩那些各国军队将领，纵横家，各国重臣。

当然孟子也并不是绝对的反战主义者，齐宣王曾趁燕国内乱攻之，大获全胜。齐宣王问孟子：

[“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

孟子对齐国的战争罪行一改故辙，并未加以谴责。但饶是如此，哪怕在齐宣王所提到的是否应吞并燕国的问题上，他仍坚持认为吞并与否在于燕人是否希望齐国统治，而不是王意所应决定的。

但是孟子虽有王道在手，却被迫“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了一把，关键在于这套玩意儿完全不适合于在乱世中推行。而且荀子对其的弱点也曾一眼洞察：

[“故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 行，岂不过甚矣哉！” ]

大概意思是荀子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孟子那套无法只是纸上谈兵，却拿不出合理的治国方案，拿出来的方案又根本无法实行。喜欢引经据典，谈古代的东西，却对今日的事上无用，喜欢广证博取，说的玄而又玄，却对人毫无效用，那不是太过分了点。(原文第一句，有请那些宠古抄书迷们每日诵读百遍。)

因此王道先天的致命错漏，致使其终究无法成为有效的治国之道。

乱发当风

从另外的角度让我们了解前人作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