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毛泽东时代”年轻人
1996年，何伟作为美国志愿者组织和平队的一员被派往中国，在四川涪陵师范学院任教，负责教授英美文学。学生们对文学动辄进行政治解读，何伟十分无奈，他将自己的学生称为“后毛泽东时代”长大的中国人———几乎都来自农村，他们的父母许多都目不识丁，奶奶外婆有些还缠过足，许多学生都是他们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何伟对中国最初的了解大多来自学生的作文，他们喜欢写自己家里的事情，坚忍和勤劳是他的学生共同关注的主题，国家大事经常让他们感到困惑，“我是中国人，但我很难看清我们的国家。”一个名叫埃蕾的女生这样写道，“我相信许多年轻人像我一样困惑。”
“你是愿意在寻常起伏中长寿而终呢，还是愿意过上仅有20年的好日子然后西去呢？”某一天，他把这个假设性的问题抛给学生们，他的学生几乎都选择了前者，有几个人说，他们家实在太穷了，他们不可能20年之后就去死。
然而马丽（音译）选择了那个短命而终的选项。只有19岁的她是班里最小的学生。1997年的11月，她去了深圳的工厂做秘书，月薪870元人民币，相当于105美元。马丽每晚都会收听深圳电台“夜空不寂寞”访谈节目，并且把节目主持人胡晓梅当成偶像。五个月之后，她打电话跟何伟说她加薪了，每月能挣到120美元。她的大部分老同学都在四川执教，每月大概能赚到40美元。
何伟几次前往深圳采访马丽，“横空出世、急速暴富”，之后在《纽约客》发表的《新城女孩》（后收入《甲骨文》一书）中，何伟写下了自己眼中的深圳。
在完成“和平队”的工作以后，2001年，何伟的《江城》出版。何伟作为记者继续待在中国，并住了十多年。2008年5月，何伟给100多位学生发出了一份简短问卷，借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许多人都说他们的物质生活得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学生们的反馈来自中国各个地方，从东部沿海的浙江到远在西部的西藏。
“当我问起他们最宝贵的财产时，70%的被调查者都认为是那些通常贷款买来的房产。还有一个人说的是他最近买的汽车。这些人依旧很乐观，当问到对未来幸福感打几分时（满分为10分），他们回答的平均分为6.5.”
当何伟问他们最担心什么。一些人提到了婚姻；一名女士写道：“在中国，婚姻不再安安稳稳了，离婚已相当普遍。”但大家最担心的似乎是抵押贷款。贝琳达写道：“10年前，我担心自己没有一个美好、温暖的家庭，现在我担心还不起银行贷款。”
最后的安寺村
2001年夏天，拿到中国驾照的何伟驾车前往青海，他准备为《美国国家地理》写一篇旅途的故事。从山海关出发沿长城往西走，途经山西、内蒙古到陕西榆林，终于到达青海湖，两个多月的时间，他进入“几乎是前现代的中国”，第一次看见中国的西部村落，一路巨大的落差使得何伟产生了《寻路中国》的写作想法，一条7年的道路从这里开始。
沿途何伟很少看见农民等着搭顺风车，一般不出门，如果赶集会按他们既定的路线走。而搭车的人具有这样的特征：见过一些世面，女人居多，她们穿戴整洁，一般穿着裙子和高跟鞋，头发染得略显暗红，在车上直挺挺地坐着，后背不会靠着座椅。她们很少与人进行眼神交流，有问必答。通常情况下，“十来分钟以后会问我从什么地方来”，一次何伟搭载三个年轻人，“半个小时里，什么也不问我。”
有时候，何伟一连走过好几个被人遗弃的村庄，“人们对外出务工的诱惑几乎难以抗拒，”在有些地方，人们离去得十分匆忙：石磨翻覆在地，泥土地板上散落着垃圾，房屋只剩下框架，与沉寂的墓碑比肩而立。土墙开始剥落，这些房子比明代的防御工事还要衰落破败。每当看见这些空荡荡的村落，何伟就会对自己说：来晚了。
在中国的北方，何伟开着车越往前走就越不明白，“这些村庄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二十年之后，谁还会住在那个地方？”他在各个村庄停车的时候，看到的只有老人、残疾人和年龄很小的孩子，“在中国的农村，到处都有这样的经典场景：很小的孩子，围着一个走都走不动的大人，又蹦又跳。”
在陕西靖边附近的安寺村，一位拄着双拐的老人让其他6个孩子陪着何伟去看附近的长城。他一点都不关心何伟是谁，他要做什么，这是何伟在北方农村的感觉———人们很少起疑心，他们邀请他进去喝茶或者吃饭。
在驾车穿越这些即将消失的村镇的过程中，何伟感到了些许的酸楚，“那是我瞥见的最后一线生机———最后的小镇，最后的乡村少年，也许还有最后的家庭，兄弟姐妹俱全的大家庭。乡下人特有的诚实与信任，不会随着迁居入城而继续存在。世界上，陌生人受到毫不迟疑的欢迎，赢得孩子们的信任，这样的地方并不常见。驾车离开安寺村的时候，我有些伤心。”
魏子淇家的生活
2001年，何伟开始在北京以北的农村寻找第二个家。“我希望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人们依旧在耕田种地，他们的生活节奏与农田时令合拍。”
2002年春季的一天早晨，何伟找到了北京怀柔的三岔村，租下魏子淇家一个带传统土炕的乡村别院。三岔村离北京市240公里，核桃、板栗和榛子是村民的主要收入，年人均收入250美元。年轻人相继搬离这里，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个村子跌到了谷底，人口急剧减少，魏子淇成为村里惟一的年轻人，留在村里养家，他的儿子魏嘉是村里唯一的小孩。
为了挣钱，魏子淇先是养殖水蛭，失败后又开始开客栈———随着公路的铺近，来自北京的汽车和游客越来越多，2003年，魏子淇和妻子曹春梅的客栈生意开始走上正轨。
何伟注意到，首先变化的是魏子淇，他开始带手机了，尽管村子里还收不到手机信号。他开始注意起来，进城避免穿农民的装束，他买了一套衣服，还买了适合城里人穿着的鞋子：一双价值三十多元的黑色皮鞋，商标名叫“意大利”，他还把鞋盒子放在家里十分显眼的堂屋。在村里，跟大家一样，他穿着草绿色胶鞋，不过每次去怀柔，他都会换上那双“意大利”。
魏子淇从务农转成经商后，收入超过了3万元，比前一年多了50%，但这个家庭的人都开始焦虑不安。魏子淇原来只是偶尔抽支红梅烟，但现在一支接一支，晚上喝酒，妻子曹春梅问他哪里不对劲，他说“随时随地感到很紧张”。入党之后，魏子淇应酬变得多起来，经常很晚喝醉了回家，有时就倒在墙边上。
家庭的收入在增加，妻子曹春梅从中没能够得到什么乐趣，她试着进城推销自己做的玉米粉条，可没有关系卖不掉，她很讨厌在餐馆里剖鱼和宰杀动物。有一次曹春梅听到北京来的游客正在讨论佛教，“每次，只要复杂的情况出现，他们都可以向佛祖求教。我觉得这个东西好。”曹春梅觉得北京游客带来的经书也让她感觉平静了许多，没过多久，她就在堂屋做了一个神龛，“请”来了两尊塑像：观音菩萨和财神爷。每天早上，曹春梅都要在塑像跟前点上几炷香，然后摆上贡品：3个橘子，5个苹果，3杯白酒。
说到宗教，何伟认为，中国人还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人们信奉宗教的冲动，更多的是与寻求共同体有关，“在中国，急剧的变化让很多人感到内心空虚，而移居和城市化则给社会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追求财富的新思想则好像很空洞，很容易使人倦怠。”
因为很多农民都已离开大山，村庄周围的土地越来越荒芜。何伟住在三岔的几年间，野猪开始变得常见起来。一年二月，魏子淇下套逮住了一只野猪，屠宰的时候他发现这只野猪已经怀孕，于是他把猪的胚胎割下来，泡在了白酒坛子里，浸在清凉的液体中，“那玩意儿看上去可真像是个孩子的玩具———一只细小的白色猪仔。”何伟第一次看见这玩意的时候，极为震惊，连视线都无法收回，最后，他问了一句：“那个拿来做什么？”
“做药。”魏子淇回答。在中国泡的药酒中，何伟从来没有见过白酒浸泡的哺乳动物。“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动物制品，连村民们都觉得太毛骨悚然了。”这个罐子放在魏家的大屋子里，离浸泡野猪仔的白酒坛几米以外的地方，就是佛教神龛；两瓶威士忌，与魏子淇几年前从长城拆毁的明代信号炮比肩而立，还有一幅魏子淇入党后村党支部发的纪念怀柔基础设施建设成就的日历———有时候，何伟和魏家人围着桌子吃饭的时候，禁不住感叹：“这样的世界，有谁能够看得明白。”
为了让儿子魏嘉身体健康，曹春梅和魏子淇不是让孩子远离垃圾食品，锻炼身体，而是为孩子选了新的名字———通过电脑选取的“魏小淞”，计算机对这个名字及其未来前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称用上这个新名字之后，小男孩有望鸿运当头，长命百岁，乃至大富大贵。
魏子淇看不上他老婆的求神拜佛，他是村里唯一看过三十几本法律书的人，一心想竞选村党支部书记，暗地张罗一番后，还是失败了。魏子淇喝酒喝得很厉害，并时常回忆起之前算命先生的话。后来他又修了一个水塘饲养虹鳟鱼，为了确定那个地点修水塘最吉利，他请来开过天眼的人———这是魏子淇学到的又一样东西，尽管他对堂屋里的神龛视而不见，但再也不会把算命先生的警告当做耳旁风。
“有时候，他们似乎是本能地抓住了两个世界里最糟糕的东西：最糟糕的现代生活，最糟糕的传统观念。”何伟在中国住得时间越久，就越担心人们对快速变化所作出的反应。“我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渴望摆脱贫困，我对他们愿意努力工作，愿意适应变化怀着一种深深的崇敬。但是，如果这个过程来得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
浙江丽水的逐利者们
2005年，温州到金华的高速公路贯通后，何伟租车从温州出发，走遍浙江的小镇。以描述马塞诸塞州Lowell镇早期工业时代著称的诗人John GreenleafW hittier曾写过这样的句子：“城市破茧而出，如同阿拉伯神话中的魔宫，就在一夜之间。”在发现浙江的“西藏”丽水时，何伟就有这样的感受———“今天，中国这些工厂城也如同春笋般隔夜而出。人的力量势不可挡：天不怕地不怕的创业者们，步履如飞的建筑工人，年轻的移民。”
它们如此相似，却又如此不同，何伟写道：“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的时候，第一拨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物一般是法庭和教堂。然而，中国的新兴城镇里存在的，只有商业这一样东西：工厂、建筑材料供应点、手机卡销售商店等等。自由市场决定着发展初期的雏形，娱乐项目很快就出现了，却很少有社会组织现身此地。在丽水市的经济开发区，没有人修建教堂或者寺庙，没有任何法律事务所，也没有任何非盈利组织。警察和政府干部的身影差不多同样难得见到。”
在丽水市，经过一个个建筑工地时，何伟琢磨的问题是：“谁为这一切买单？”———丽水属浙江省欠发达地区，但丽水却到处都在花钱，何伟终于发现，“答案就在那些建筑工地的下面，就是土地，或者更准确地说，就是土地使用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过程。”从类似交易中获得的利润是巨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王利娜告诉何伟，沿海地区的各大城市财政收入一般来自房地产交易。
何伟在丽水市的夜总会见到27岁的房地产老板季胜军，“他穿着黑色的普拉达皮鞋，黑色的普拉达裤子，以及红白相间的范思哲衬衫，手里拿着一只镀金的都彭打火机，价值接近5000元。当然，他抽的是中华香烟……酒是马谛氏尊者苏格兰威士忌，喝过一口酒，季胜军都会躬身向前，将痰直接吐到地毯上，然后用他那双普拉达皮鞋来回擦拭着。他没有穿袜子。”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到了，陷入困境的银泰房产因非法集资被政府冻结账户没收财产，季胜军被捕。在调查季氏家族的过程中，丽水市政府没收了40多辆豪华轿车，其中包括一辆法拉利。
何伟发现，浙江南部的温州人对他们自身精明的商业头脑是认同的，他们对于自己降低行业的毛利率和建立贸易网络的能力颇感自豪。“他们信奉自身，信奉商业———做一个冷血商人不是什么可耻之事。”他曾看到温州一家报纸《财富周刊》登出一期情人节专刊，其中有一个关于本地男性百万富翁的调查报告。报纸问那些男人，“一生中你最感动的时刻”，最普遍的两个答案是“当我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和“当我离婚的时候”。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在家庭和生意之间做出抉择，你会怎么办？”在所有受访者中，60%选择生意，20%选择家庭，另外20%无法选择。
在丽水，何伟一直跟踪采访一个生产胸罩调节环的工厂，原来这背后还有一场谍战风云。一个叫刘宏伟的人，偷偷地把台湾大老板垄断的独家设备画下了图纸，卖给了二老板，又卖给了三老板、四老板，每个老板都发了大财。刘消失了。何伟以严格的实证精神，考察了刘宏伟的传说，采访了当事人，最后，他甚至看到了那份偷画的机器图纸，它放在广州市的一家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但是刘宏伟已经变成传说，消失在江湖。
来自贵州省一个贫困村子的小龙在这家胸罩调节环厂做胸罩调节环的染色工作，在他房间没有粉刷的灰色水泥墙壁上，刻写着：“人生何处不成名，学不成名誓不还”、“马到成功”、“面对未来”。他还把曾经看过的《方与圆》书名刻在墙壁上。何伟看到这本书花了大量的篇幅教人怎样为利益撒谎，操控工友，其中一句是：“如果你和好友相处愉悦，那么你们现在是真正的朋友。不过，假定有一笔价值百万的业务等着你们去做，如果你们不把他晾在一边，或者他也不把你晾在一边，那你们的脑子一定是进水了。”
当胸罩调节环制造厂搬家时，陶家的两个女儿决定跟着老板继续工作，她们的母亲有些惊慌失措地追着女儿到了工厂大门口，求她留下来。可是女儿主意已定，她把所有的财产装在一个小包里，等着搭乘搬家的卡车，她什么话也没有说，也不看她的母亲，母亲求着情，突然大哭起来，女儿依旧不为所动。最后，母亲让步了，大声叫道：“去吧，你愿意去就去吧！”
母亲一走开，女儿也不自禁大哭起来———她把头埋在双膝间，抽泣起来。母亲的哀求无济于事，卡车载着女儿消失在远方。中国古老的乡村就在这个细节里挣扎着，又绝不回头地消失了。
何伟认为，在西方，报纸上讲述中国的文章总是着眼于巨大的变化和政治的东西，“但是，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人的，极度内在化的。在把过去的经验应用到现代的挑战方面，他们遇到了麻烦，父母亲和孩子分别处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的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要人们在如此变化的国家站稳脚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
无论是作为一个记者还是一名作家，何伟都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从1997年到2007年，这是邓小平去世后的第一个10年，也是何伟在中国的十年，何伟看到的是：“在这十年中，中国历史的面貌开始变化，中国巨变的推动者变成了普通人———走向城市的农民，边学边干的企业家，他们的能量和决心是过去这十年的决定因素。”从《江城》到《甲骨文》再到《寻路中国》，何伟讲述的都是他们的故事。
何伟十分喜欢中国导演范立欣拍摄的纪录片《归途列车》，中国有1.3亿多农民工，他们每年只能在春节回一次家，春运也由此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类迁徙。纪录片一开始就是2008年的春运，因为中国南方雪灾，40万归乡人一起滞留在了广州火车站的广场上。当闸门打开，拥挤的人群中，武警战士奋力把一位被挤得昏过去的女子抬到旁边，她的妹妹哭喊着：“救救我姐姐，救救她……”而刚刚苏醒过来的姐姐又一次把编织袋扛上肩头，脸上淌着泪水，抽泣着再一次挤进回家的人群中。
———这正是何伟认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何伟在中国十多年，目睹了中国发生巨大的变化，他认为其中最受冲击、生活变化最大的，是这些从乡村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对历史来说他们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人，我的责任就是写他们。”
不断有人问他，中国的改革会向哪一个方向走，何伟说，“我不知道，这不是我所关心的，我只希望记录下这个时代。我写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到2007年间的对象，是中国的流动人口和打工者，我认为中国的改变是因为他们推动的，而不是任何名人和领袖。”
当何伟刚开始为《纽约客》写文章时，中国的读者还不太关注，但近几年，这些文章越来越快地被翻译出来了。何伟感到很惊讶，“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非常好的，我可以知道这里的人们正在关注并思考这些故事。”同时，他也发现，美国人对中国越来越有兴趣了。1999年他的代理人联系出版社，只有两三家签了他的书，“他们说：‘中国没意思，我们的读者对中国不感兴趣。’而现在，读者比较欢迎这类书。许多美国人现在会承认中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有意思的国家。”
《寻路中国》的中文版出版后，2011年3月中旬，何伟再一次来到涪陵师院老校区，这是他的中国三部曲开始的地方，他记忆中的一切即将变成废墟，近百年历史的校区即将拆迁，今后作为一个小区建设。春天的涪陵雨水很多，雨滴敲打着路上的石板，雨声中，何伟用相机拍下了他曾经住的宿舍阳台，拍下爬满青苔的老树，“我以前总是在阳台上喝啤酒，扬子江就在前面，总有船的汽笛声。”
他安静地站着，听了一会雨声，“真好听。”———这不同于他在浙江丽水听到的那些机器有节奏的声音———割玻璃的嘎嘎声，做塑料模具的隆隆声，收卷铜线的嗖嗖声，就是没有一丝人声———雨声中，运送煤炭的货轮驶过江面，“呜———”，它颤抖着，发出巨大而沉重的汽笛声，久久不息。
——摘自《南方报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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