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

遐迩惊雷

文拯时弊论

    中华以文立国，以武拓疆，文之为主，武之为辅，其由来也久矣。自古至今，治世之纲不离文治武功，以刚以柔，以慈以威，后人称之为王霸之道。治国恒通，人心即天道，佑民以生，治国以盛即可。

    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上古之时，以结绳为记事之法。三皇之始，山川发秀，河洛献宝，龙马背图，神龟负书，伏羲仿以画先天八卦、苍颉立文字以应之，五帝勒行以则之，文华之道始行矣。至周文王，世间大化，文治之道至于极，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画地为牢，诚不虚也。文王世之圣人，执天地枢机，握文之门户，明晓阴阳，详参易理，演后天八卦，尽事物之用，以归利于人。民心为本，德行为辅，如丽日中天，群星退散，如明月照空，昭昭辉辉。至春秋战国，五霸七雄，始皇帝秉霸主之资，瑰玮雄绝，挥长鞭以御宇内，蚕食鲸吞，一统六国，武功至此已极矣。期间虽文列百家，但表里背离，有文理而乏文治，孔圣人见麒麟而泣曰：吾道穷矣。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张弛有度，不可背离。文王之时，文治极矣，武王合于武功，竟致八百诸侯，牧野一战而取商之厥命，其由来也有因，其昌盛也必然。始皇之世，武功极矣，焚书坑儒，文之一衰，武道亢矣，二世而亡，道理如此，本不可谬。继之西汉，高祖以狡诈得天下，防贼如己，矫枉过正，承文衰之弊独尊儒术。儒为后世文治之基，自此定矣。

    心为道之所寄，身为天地枢机，治心之法为文治之要，不得其领则为祸百端。儒重文理，四书五经，不离尊卑，不弃名位。盛则伪，伪则难从，孤长则弱，尾大不掉。王莽以外戚之身，周旋于方寸礼仪之间，运饮鸠止渴之法，行损名坏器之实，由儒成其伪也。后光武中兴，存亡续绝，更立东汉，定都洛阳，取纳四方。承独尊之弊，诸家并起，自此道教与儒教共尊，释教亦成于中土。三教典籍浩如烟海，智之不达者，力之不能者，难有所获，且行之亦艰。应之不当易流于表，乏文治之实，有绝己、绝人、绝生之嫌，释、道有亡国灭种之论，可不慎哉。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朝代迭替之间，治心之本不离三教，交相消长，其余诸家思想杂辅其间。治心偏乱，不得要领，则事机愈是晦涩难明，离文治之道愈远矣。姜齐崇功破家，周鲁崇位破国，治国无常法，应思国之昌盛，犹水与火也，国与国间犹死敌也，非类人之间求利也。事机之远离，治政之偏颇，国本亦难固。汉末董卓入京，其势不异于国之相侵，后诸侯做乱，英雄借力并起，移鼎易人当矣。魏柞之移，是上疑于下，下欺于上，亦为事机不显之故。后上下交伐之风流毒于晋，邦无砥柱，国无栋梁，枭雄起于庙堂，杨坚逞星汉之姿，继祖宗槐德，终致移国弄鼎。李唐借汤帝穷兵黩武、国藩空虚及东伐战败之弊，罔顾恩德，扼其咽喉，伤其心腹，国鼎再移。

    魏、晋之世疏于文治，败于化家为国之野望，上下交伐之余风。叹兮，匹夫之独心竟致生灵涂炭，暴骨荒野，可不慎哉。太宗鉴上下交伐之弊，文宏雅量，纳谏用人，纵囚自归，意虽偏而行且正矣，惜未能始终，后虽有外戚之祸，终为癣疾也。文景之世，国息民安，后玄宗秉中人之资，承祖宗遗德，不重人心事机，擅匹夫之轻狂而安据大位，致招安禄山之祸，与董卓何其相似也。

    自唐始也，中华至此根骨趋于尽失。后经五代、宋、元、明、清，变荡不息，愚民、弱民无过于此者。五代、元、清皆外族主政，五占其三，风俗变异，由人不由我；宋弱军、弱民，明苛查、酷刑，民生如此多艰，何谈治心养民，甚哉。

    武道易从，文道难宗。国之治理，不离文武；文武之道，以文为重；用文之道，以治为重；文治之道，以心为重；心之偏颇，祸莫大焉。道之难明，事之难测，非文可述，谨言至此。

    与君共勉。倘有益于思，即我之幸。

不速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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