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烈士”徐杰

文刀若凡

       徐杰，男，1931年3月3日（阴历正月十五）出生，属羊。1948年正月入伍，国内部队番号为：68军204师612团1营2连3排。1951年9月后奔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之后与家人再无联络。家乡名称变化：察哈尔省四海县第六区西长梁村，河北省赤城县第九区西长梁村，河北省赤城县东卯镇西长梁村。

       他是我的大舅，一名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人，至今生死未卜，下落不明。

       他的故事由姥姥传给妈妈，后来又传给了我，我们一代人接一代人地念叨着同一个故事……

       我们心中大舅是个聪明，勇敢，正直的小伙儿。

       大舅，也是我们几代人心里永远放不下的痛。

       1951年9月，大舅给家里寄来最后一封信，他毅然决然地奔赴朝鲜成为一名志愿军战士。自那以后，家里再也没有了他的消息……

       1953年的一天，姥姥清晰地做了一个梦，梦见大舅从外边回来，一进门就告诉姥姥他的左眼进了东西不舒服。梦里，姥姥依然知道大舅在部队，问他怎么回来了。大舅说战争已经结束，他们复员了。果然，没多久传来抗美援朝战争结束的消息，大批退伍军人从姥姥门前的大道（日本侵略中国修的汽车道，沿用至今），流水一样整整过了三天，姥姥在路边打听了三天，也企盼了三天。自此，姥姥的一生便在思念儿子寻找儿子中痛苦地度过。

       大舅出生于一九三一年的正月十五，如果健在的话，已经九十岁高龄。十五岁之前，逃过荒，要过饭，打过短工，跑过坝外（张家口北部一带，原属察哈尔省。据说坝下的人家日子熬不过去，到了那里多少能混口饭吃），和家里闹别扭后还离家出走当过童子兵。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姥姥家还是伪满洲国统治下的偏野山沟。全中国上上下下都处在水深火热的年代，冀北山区的家家户户也不会好过，姥爷家的日子更是捉襟见肘，一贫如洗。用“吃了上顿没下顿”来形容他们穷困的日子，都算是给他们往富了夸张。记得三姨、四姨常常回忆她们小时候（大舅的两个妹妹，也就是我妈的姐姐），四姨六七岁的样子，没有裤子穿，大冬天只能围着破被子坐在炕上不能出门，更严重的是有一次四姨因饥饿过度躺在炕上不会起床不会说话，后来同村的一个姥姥把上边救济她的半升红小豆借给我姥姥，熬了一锅汤给四姨灌下去，才救活了她的一条命。就算这样，一家人宁肯挨饿受冻也绝不会做半点扒人家锅沿儿的事。

       大舅那时也不过是个十岁出头儿的孩子，他会尽可能地挖些野菜剥点树皮给妹妹充饥，哪怕是在小河沟捡到别人丢掉的指甲盖大小的土豆儿，大舅都会拿回来烧熟了分给两个妹妹吃。三姨说，生活的窘迫，加上聪慧的头脑，大舅练就了一双颇有准头儿的手，捡起一颗石子他便能打下一只野鸡。有一次，大舅打了一只野鸡回来，放在屋地上没急着收拾，不一会野鸡苏醒，准备逃跑，大舅带着两个妹妹在屋里好一阵上蹿下跳，总算给他们抓住了。

       比起粮食的紧缺，食盐简直就是稀缺。家里没盐了，姥爷便打发大舅去坝外淘换，跑外是大舅最乐意做的事情。姥爷说大舅胆子非常大，小小年纪一个人经常出远门，跑夜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有一次，他换了半袋盐往回走，路上住在一个堂伯伯家，他那个伯伯知道姥爷家里平时总是缺粮食，出于好心把大舅的盐留下，给大舅装了一口袋高粱米回来。家里没盐比没粮更难熬，大舅再次背着粮食去坝外换盐。那个贫困的战乱年代，土匪鬼子、豺狼野兽时常出没，不知大舅都经历了什么，危险的时候是怎么自己解围的。别看大舅土里生土里长的农村娃，他从小对农活没多少兴趣，每次上山砍柴，都只是砍一捆挑着回来，姥爷背地里说他头上顶个鸟窝就回来了。尽管如此，迫于生计，大舅会经常出去打短工，东家没有现钱，就用猪仔儿、鸡仔儿顶账，大舅弄回来因为没处养没得喂，没少挨姥爷熊。

       1948年部队征兵，之前征过一次兵，体检时，因大舅脚踝有伤，没通过，后经村里推荐（据说族人点名），春节刚过还没出正月，刚刚17岁的大舅就穿着一身崭新的灰色军装入伍了，自那以后便再也没回过家。时不时地捎信或寄信回来，问候一下家里情况，顺便再报个平安，部队换番号或者换驻地都不忘和家里知会一声。部队发的东西也不舍得用，攒一些捎信让姥爷取回来。家里有个布包袱，里面全是姥姥收藏的姥爷从大舅驻地带回的东西。有几条崭新的白毛巾，有一个用过的笔记本（入伍后，大舅开始学习认字写字），还有大舅自己纳的鞋垫……包裹得最最严实的是一叠泛黄的来信，有的用部队的信封，有的是自己糊的信封，还有的直接没有信封，笔体各异，番号不同。还有后来姥爷、姨夫寻找大舅的一些信件的回信。这些东西姥姥从不让我们动，那是大舅履历的证明，也是姥姥的命根子，更是她唯一的念想儿。很可惜，在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姥姥已经瘫痪在床，不问家事），偷偷翻开姥姥的包袱，取出大舅唯一的笔记本带到学校，而后不知去向。记忆中，那个笔记本差不多半张32K纸大，暗红色的布纹一样的硬皮，泛黄的纸张清晰可见草绿色的横格，上面是大舅清秀的铅笔字，但字的内容已经没有一点印象了。那时我上学用的本子还是爸爸用糊窗户的白纸，裁成32K大小，用白色棉线缝起来的，难怪大舅的笔记本对我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大舅的来信都是找人代写，大多没有留下日期，有的仅能从信封的邮戳上勉强找到一点痕迹，有的信瓤和信皮不能对应起来（家里没有识字的人，每次接到来信，都是找人念来听听，翻看久了，收拾的时候难免会装错信封）。每次来信都是简短几句，除了问候家人，报报平安，对部队的生活很少提及，更没有一点关于训练、战斗或者业余生活方面的事情。不过这些信件总算能大概看出大舅部队的番号，也能看出姥姥家所属行政区的变迁（先是察哈尔省四海县六区，后是河北省赤城县九区等等）。大舅在部队寄回两张黑白照片，至今保存完好，一直嵌在我家老房子的玻璃相框里。唯一一封提到该照片的信，没有留下年份和地址，更没有告诉我们与他合影的战友叫什么，哪里人。

       所有信件中，其中保存比较完好的，有1950年2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二零九师政治司令部寄来的新春慰问信。还有1954年4月4日，人民日报社读者来信组回复寻人信的相关介绍。还有1954年6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寄来的，转交我家寻人信的回复。信上说，已经将关于寻找大舅的信息转交至大舅参加抗美援朝前所在部队，即六十八军二〇四师政治部，并将“军属寻人名单”发至全军各单位寻查。但遗憾的是，所有消息都石沉大海，再无回音。

       1952年腊月，妈妈出生，又过几年三姨嫁给军人。三姨夫一边通过各种渠道查找大舅的下落，一边到处向大舅国内和朝鲜的战友打探他的消息，其中在朝鲜的两个战友多少能提供一些信息。一个叫李景春（回国后依然在部队工作），他家离姥姥家很近，和大舅是同乡。先后与我家书信来往几次。抗美援朝前他们在同一个部队，入朝后因大舅被编到别的部队两人分开，回国后帮着姥姥打探消息一直未果。

       另一个战友叫刘德全，他是大舅所在部队的伙夫，和大舅比较熟，姥爷曾亲自到他家询问情况，他的说法也最为详细。大舅那时是一个班长，在朝鲜的一次大战役中（据说是上甘岭战役），一个叫“大东洼”的地方浴血奋战了一整天，最后只剩下他们三个人抱着机枪坚守阵地，那一天他们打退了敌人14次进攻。傍晚时分大舅左眼负伤，退下战场回到后方治疗，他的两个战友一个当场牺牲，另一个藏在敌人的尸体下面， 在夜色掩护下回到部队。那一场战役志愿军胜利了，庆功会上，大舅和他的两个战友都立了功受到部队表彰，之后再无大舅任何消息。

       姥姥不甘心大舅这么杳无音信，一个农村老太太怎么也想不明白，她那活蹦乱跳的儿子怎么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离开。1953年那个梦境，姥姥简直就要断定大舅不在人世了，但是，没有谁能给出让她信服的理由。实在走投无路，姥姥便把希望寄托在抽签算卦上。凡是遇见瞎子道士等比较有名望的算命先生，她都虔诚地让人给看看。据说，算命先生是不给过世的人算命的，否则会折阳寿。每次姥姥都事先告诉人家大舅的情况，她不能确定大舅是否还在人世，给不给算由先生定。抽签、相面、看手相、批八字等等，不管经历多少江湖人士，得出的最终结果都惊人地相似，大舅健在！虽然经历过很多关口、很多磨难，大舅最终都是飞黄腾达。这就更坚定了姥姥寻找大舅的信心。

       后来，寻找大舅的任务就落在爸爸肩上。姥姥、姥爷年事已高，他们没有别的儿子（二舅在刚出生六个月时，因奶水不足家里无力抚养，不得不把他送给当时镇上伪满洲国驻军部队的一个苏姓连长家里，然后，全家到坝外逃荒。二舅属猴，那年应该是1944年），爸爸做了上门女婿。在寻找大舅过程中，有人提醒我们，应当去台湾或美国找一找，志愿军伤员有可能被俘掠过去。海峡两岸政策放开了，我们寻亲的范围随之扩大。

       我们县龙门所镇回来一个探亲的潘姓老人，台湾退休高级军官，每年回来探亲一次，每次回来都要在县城侄子家住住。恰巧他侄子是爸爸单位的一名工人。1991年春，听说他又回来探亲，爸爸就找个时间亲自去他侄子家拜望，把大舅的情况详细地和老人讲述一遍，拜托老人回到台湾后帮忙找一找。老人当即爽快答应，一定把此事当作重要事情来办。第二年，老人如期归来，并把寻人经过和爸爸细说一遍。老人回到台湾后，找了很多熟人深入了解，朝鲜战争期间，有1400多名志愿军战士被运往台湾（老人当时精确到个位数，时间太久爸爸记不清了），台湾当局称他们为“反共义士”，花名册上没有查到“徐杰”这个人。之后他又在电视台登了寻人启事，然而，又是一无所获。

       三十多年来，大舅的身份一直是失踪军人，直至1983年国家把失踪军人定为烈士，同年6月5日，政府颁发了烈士证。一年后，姥姥因病医治无效，带着一生遗憾与世长辞。2014年9月，省里颁发新的烈士证，旧证收回。我记事的时候，我家堂屋正门上，就一直挂着一幅黄底红字的“光荣之家”牌匾，那时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只知道，姥姥在世的时候，我家从来不过元宵节（大舅的阴历生日），不准村里的秧歌队到我家拜年，直到九十年代，我上高中的时候才慢慢有所改变。

       三代人，几十年，一直坚持的一件事就是寻找大舅，哪怕有一点模糊的消息，一个看不到尽头的路途，我们都要去试一试。我这代再没有结果，就真的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2015年，我将大舅的相关信息提供给央视“等着我”寻人栏目组，他们曾电话联系妈妈，想细致地了解大舅参军前后的事情，哪怕是小时候的故事对寻人都会有所帮助，多一点线索就多一份希望。

       今年清明节期间，“为烈士寻亲”网络活动的开展，让我们又看到了新的希望。多少年来，没有切实证据证明大舅已牺牲，我还是在“英烈褒扬”微信小程序寻亲登记栏目里，再次填下寻人信息。虽然爸爸告诉我应该按照失踪军人寻找，但是这个小程序还没有提供这样的渠道，我只能把大舅的信息填在“寻找烈士安葬地”里，爸爸觉得这与我们心里的实事不符，但是不符也要填，多一条渠道就多一分盼头。

       如今，姥爷、姥姥、四姨和姨夫都已过世，三姨虽然健在，耄耋之年已经行动不便，妈妈大病初愈，最大的愿望就是有生之年寻到大舅一点讯息。

       （以上全文根据收藏的信件和家人口述整理，或许存在偏差，但本文力求接近事实。凡是与家人讲述存在出入的地方，爸爸妈妈都要在微信里语音逐一纠正，尤其爸爸拜访台湾探亲老人那段，单凭口述感觉整理得不够准确，爸爸又亲自落笔拍成图片发给我，然后编辑而成。由此可见，其他别的事情年代久远，或多或少也有这样问题，尽力而为却在所难免。如此详尽记录，也是基于以上原因，免得口口相传产生更多误解。）

       下面再将大舅详细信息重复一遍：

       徐杰，男，1931年3月3日（阴历正月十五）出生，属羊。1948年正月入伍，国内部队番号为：68军204师612团1营2连3排。1951年9月后奔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之后与家人再无联络。家乡名称变化：察哈尔省四海县第六区西长梁村，河北省赤城县第九区西长梁村，河北省赤城县东卯镇西长梁村。

南草萋萋

读后，很难过，但原大舅读到了这篇文字。。回家团聚。

柳言佳

对一个母亲来说，失子之痛是经年累月难以消磨的。这么多年过去，当事者都一个个故去了，一切只能即将成为掩埋历史长河的片花影像了……

柳言佳

很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