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希腊神话的中国现代版（-----读张红云《断肠集》感言）

红袖断肠

[这个贴子最后由红袖断肠在 2007/07/03 08:50 第 1 次编辑]

                          一个希腊神话的中国现代版
                              -----读张红云《断肠集》感言
            
                                 刘振华
    正如诗人张红云所说，“《断肠集》是过去岁月留下的伤痕，是曾经的见证。虽说初恋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我却倾其一生”（《前言》）。当诗人还是一个十多岁小女孩时，因为同学小男孩的一次“抛绣球”的玩笑，就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诗人那时相信这是“缘份”，一前“从来没有注意过”的那个小男孩就这样突兀地撞进了诗人的情感视野。“晚上”诗人“脑海里开始浮现他的影子。”描写道“他豁达开朗，风度翩翩，粗野豪放，心地善良，他以男性特殊的魅力吸引着班里的众多女孩”（《绣球缘》）！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的“初恋”就这样开始了。可当诗人用信的方式向小男孩表白时，却又被拒绝了。从此学习一落千丈，高中考试落榜，“笑问缘何误读书，料定应是相思错”（《诗序》）对诗人来说，这是一出“小荷才露便折腰”（《长恨歌》）的情感悲剧。因此，相思泪，断肠苦，爱与恨构成《断肠集》的主旋律和主色调。仅从抒发真挚情感这个维度上看，张红云不失为一位真正的女诗人。她不是为写诗而写诗的所谓诗人，诗在她那里是情感宣泄奔涌的河床，是生命的组成部分和升华形式。她的诗不是喷泉里喷击的水，是血管里喷击的血，是“句句相思血染红”（《始不成》）的绝唱。一次被情所劫的悲剧，使诗人与诗的本质天然接近，也让诗人在诗的创作上走了“捷径”。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个小男孩倒是成就了一位女诗人。
    读完张红云的《断肠集》让我想起了一个与诗人情感遭遇颇为相似的希腊神话中的山林女神哀鹄。她钟情于丰姿极美的少年奈煞西施，但这位少年却拒绝不受。终于使哀鹄憔悴以死，死后骸骨化去，只剩余一些山鸣谷应时的回声。于是主管报复之神奈密西施赫然震怒，罚令奈煞西施和泉水中自己的照影发生恋爱，奈煞西施对影唏嘘，日复一日，最后也不免憔悴以死，死后化为水仙花而顾影自怜。当然张红云虽然“十年相思恨未消”（《春秋换》），虽然“彻骨相思彻骨愁”（《语迟迟》）！但她没有“憔悴以死”。我想是诗帮了她的忙，救了她的命。假如那位山林女神哀鹄会用诗来疏导、喧泄自己的情感遭遇，她“憔悴以死”的可能性就会减少。可以说，“相思寄诗千千首”（《恨也休》）是诗人张红云的生命“回声”。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诗不是纯技巧的产物，诗是人的蓬勃原始生命力的自然花朵。如果你不是诗人，你可能回寻找别的一种表现形式来引导原始生命力的投射，连一种折射形式也寻找不到的人，很可能变成疯子。诗人和疯子的差异仅仅是，诗人善于用积极的方式将原始生命力升华成艺术，疯子是原始生命力多元复杂的内在冲突无法积极表现出来从而消极避世的精神分裂患者”（《“戒诗”声明》）。尽管中国当代女诗人张红云与希腊神话的山林女神哀鹄的人生结局殊异，但他们对自己所钟情的人的那份“倾其一生”的生命执着却一模一样。因此，从这个角度上可以说张红云的情感故事是那个希腊神话的中国现代版。
    但严格地说，被张红云视为自己的初恋并为这个初恋的遭拒绝而“写尽相思纸满地”（《纸满地》）的恋爱，究竟算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恋爱呢？当然，对恋爱下一个确切的定义是件不容易的事，但也可以有个大致的界定。英国《性心理学》一书的作者蔼理士曾说：“恋爱的艺术，就它的最细腻最不着痕迹的表现而论，是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在人格方面发生最亲切的协调的结果”（见该书１９８７年版第４５５页）。一个十多岁的小男生，“在人格方面”发育健全了吗？已经懂得尊重他人的人格了吗？有没有与异性“发生最亲切的协调”能力？曾经是教育工作者的经验告诉我，答案是否定的。那个男孩拒绝一个女孩的情感，应该不是有意而更多的因素应是尚不具备恋爱客观条件和主观能力的表现。“抛绣球”曾是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择偶方式之一。那只是一种形式，可在诗人张红云当年的潜意识中却认定是缘份，即使玩笑也要当真，结果给自己留下的是“写诗千篇谁同魂”（《谁同魂》）、“断魂断肠有谁问”（《无墨痕》）的孤独，是“弄笔十年行吟苦，恹恹不胜是病身”（《行路人》）的憔悴。退一步说，恋人之间的情感投入应该是相互的、对等的，由于诗人张红云对“绣球情结”近乎于生死不渝的执着，她便忽略了甚至盲视了不平等的情感现实。以后在人家已有“新欢”的漫长日子里，她却独自品尝着苦果。
    我认为一首好诗问世必须有三个要素共同发生作用。这三个要素是主体情思要素，客体对象要素和语言参于手段要素。就《断肠集》的整体水平而言，诗人的主体情思非常饱满、强烈、一触即发，如山泉出谷、曲折坎坷阻之难挡，似地火奔突、坚岩冷石遇之即熔。这是诗集最突出的亮点，最成功的收获。而客体对象则显得有些单一,未能与主体情思共同  孕育出丰富多彩、鲜明特异的“意象”群,“意”运大于“象”、甚至淹没了“象”，抒发情思的方式大多是诗人自己的内心独白、直表胸臆，旺盛的“相思”之苦的表达急不择路、遑遑洋洋、任尔姿肆。在诗中“意象”是创造“意境”的最小单元。“意象”的多种匠心独运的排列组合构成让他人或共鸣于其间，或愉悦于其间、或悲戚于其间，或浮想联翩于其间的闪烁着诗人个性光芒、隐含着思想张力的审美时空，这种“审美时空”就是中国传统诗论中所说的“意境”。“意境”的有无与高远决定着诗的未来命运。朱淑贞因两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诗挨了几百年正人君子的骂，可她创造的情人幽会的那种意境谁能磨灭。李清照在丈夫赵明诚亡故后就常有孤独、冷寂、相思、断肠的词流注笔端，如“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萧人去玉楼空，断肠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孤雁儿并序》），又如“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一翦梅》）。这两位女诗人的情思的表达主要是借用“意象”创造“意境”未完成的。由此我们说在女诗人张红云《断肠集》中由于“象”尚相对薄弱，影响了“意象”的生成，而丰富多彩的“意象”的缺席，又限制了“意境”的创造。如果说主体情思和客体对象是诗的生命要素，而语言参与手段要素则更多属于诗在技巧层面上的落实。主体情思要素是诗人自己独有的，是他人不可取代的生命体验、情感的珍藏和积淀；客体对象要素是诗人对社会人生、自然现象、大千世界的观感、体悟、联想和与主体情思双向先择的结果；以上两个要素虽有后天的积淀和历练，但先天的禀赋、才情、气质、感受力起着决定性作用。语言参与手段要素虽然在形式表达时也与诗人的个性血肉一体，但它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刻苦学习，广泛借鉴、长期实践而逐步提高并显现出植根于诗人精神深层的独特语言风格的。《断肠集》中的语言还不够丰富多变，如“相思“、“断肠”、“情”、“恨”等字眼，在许多首诗中反复出现、频率太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诗的千姿万态的美。我想，这个问题不仅出在语言参与手段要素这个“技巧”性层面上，更重要的是出在对客体对象的感受过于集中、过于单一上。诗人，只有不断在社会生活和自然怀抱中不断扩大情感视野，用自己的心灵之光去烛照这个世界的更多角落、去温暖这个世界中更多人的凄凉心境、去灿烂自己的亲人、知己、朋友和这个时代不怕艰辛、奋然前行努力创造、开拓新生活者的未来前景。当然，我们已从《断肠集》中看到了诗人情感视野从“相思” 中转移与拓展的端倪 。“为了儿女心操碎，一个爱字血滴成 ”（《父母心》）！“妈妈”你到底爱面子/还是爱女儿/我知道你更爱分数“（《妈妈！我不敢回家》）。不仅表达了诗人对自女儿的爱，也 表现出诗人对儿童教育的关注。诗人“ 以一个九岁的小女儿的心声警示天下父母：分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的成长啊！”在《一声叹息》中，诗人探讨了一些青少年失足的诸多原因，“我多想写点什么，让那些走弯路的孩子重新做人”。在《2008（送运动员）》一诗中，诗人热情地说，“2008那年/我会带去2008个祝愿！”关心着祖国的荣誉，“为了这一天，我们经历了许多苦难/流血流汗就是让世界对我们/刮目相看”。
    读《断肠集》，感到诗人张红云才情横溢、才思敏捷、才华茂密、与诗有着天然亲和力，是一位具有蓬勃生命内驱力的女诗人。诗之于她，已不是“身外之物”，不是达到某种世俗功利的工具，不是茶余饭后借以炫耀自己的“文化技巧”，而是从自己的情感沃土中生长出来的富有生命活力的花朵。诗，多少年来总是倾听着诗人的倾诉，容纳着诗人情感遭遇的沉重负荷，让诗人“一 腔才思愁散尽，无心写诗诗竟成”（《诗竟成》）！这也是命运的安排吧。辛弃疾不是当初也想“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吗？“命运却让他”无心栽柳柳成荫”地成了一代词宗 。现在看来，那个“绣球”应是诗神借用那个小男孩之手抛在诗人头上的，她看中了还是小女孩时就视真情为人生最高准则的张红云。因为丰沛真情是诗（也包括所有样式的艺术）的最珍贵的资源，诗神绝不会选择利欲熏心、冷酸无情的人去辱没她的门庭的。尽管现在诗被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到世俗  社会的边缘的边缘而备受冷落，但只要社会生活中的人们需要情感倾诉、需要心灵慰籍、需要精神寄托、需要现实的和终极的关怀，诗就不会退场、更不会泯灭。诗神也会适时地选择如张红云这样钟情于诗的人，将“绣球”抛在他们的头上。经过若许年“为伊消得人憔悴“忠贞不渝的坚守，当初落在头上的“绣球”也许会被桂冠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