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纪实文学《真情》

冰心玉壶

[这个贴子最后由铁马云雕在 2004/05/11 06:44am 第 2 次编辑]

http://www.chinaweblaw.com/news/show.aspx?id=4934&cid=14                       这就是纪实文学《真情》的网址。请朋友们过目。
真情 （一篇纪实文学）
作者：金霖

----------------------------------------------------------------------
黄昏。 谢静波冲出吐鲁番市公安局大楼，挤进一辆长途“大巴”，向乌鲁木齐方向疾驶而去。 早晨，当他赶到乌鲁木齐飞机场时，一架“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客机，正缓缓爬上天空，静静地向远方滑行。 飞机里，有他退休南归，颐养天年的泰山泰水大人。 他望着机尾白白的乳烟，重重地摇了摇头。然后在路边挡了一辆北去的客车，向远山一座天清水秀的边城奔去。
黎明，他下了车，朝郊外一座公墓走去。在一掊秋草飘摇的高陵前，双膝一跪，用火敬献了一堆黄纸。火光映着他手中的一张纸，和他满是苦泪的脸庞。继而，一股决堤般的悲怆在星光下狼嚎： “爸爸，静波平反了 爸爸，您老人家走好——”
晨空，一颗流星燃烧着飘坠。 谢静波原是新疆库车县文管所干部，祖籍山东，新疆出生。1974年参加工作。曾以初中肄业的学历（那个年代的学历）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文博专业（文物与博物馆学）。多年来，他通常自学获得了诸多专业证书，1981年开始兼职律师工作，1984年，获得了“律师工作证”，很早就成为一名执业的兼职律师。并于1988年考取了全国律师资格证书。
1994年夏，谢静波请假，前往外地看望病危的离休父亲。不久，在外地从他人口中得知，1993年吐鲁番千佛洞被外国人盗窃。现在，他手中收藏有这批被盗的避画。谢静波深知吐鲁番千佛洞是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古迹，具有重要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是丝绸之路前人所遗存的文化遗产，也知其过去曾惨遭人为的破坏。出于职业责任感和公民的良心，谢静波一面积极询问自治区和吐鲁番文物部门是否知道千佛洞发生过被盗事件，答复不清楚；一面为了保护国宝不致流失，他开始单枪匹马与收藏人进行接触。对其耐心陈述国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申明利害。
在谢静波真诚的动员下，终于，几个月后，收藏人书写了壁画来源，同意上交，并愿意自首、说明情况等重要书证材料。 这天晚上，收藏人抱着一个装啤酒的大纸箱，沉甸甸的。说：“全在这儿了。老谢，你是懂文物的，又是搞法律的，交给你，我就放心了。”说完，放下箱子，长出一口气。谢静波小心翼翼的打开一看，书册似的黄泥版块满满荡荡地挤插在箱子里，裹着一层薄薄的棉胎。谢静波一看，黄泥已经泛白，失去了泥土新香，粘着粒粒红砂。孱杂古泥中的麦秸草已失去了光泽。谢静波一惊，心想，大概是真的。侍黄泥版块一一摊开后，谢静波眼前一热，头发发麻。暗惊，是真品。 是“曹衣出水”的西域古风。是褊衫右袒、跏趺盘坐、秀眉朗目、结印宣法的释伽佛佗。笔触晕染凸凹、跃然如生、呼之欲出、呵之欲醒，线条屈铁盘丝，流畅劲健，一泻千里。 是“吴带当风”的中原唐绘。是体态优美、花髻宝钏、玉臂丰乳、凌空曼舞的飞天。丹碧石青赭红、浑然天成、西方净土、仙乐自鸣。笔墨飘逸舒卷、兰秀芝灵、天上人间。 是清绡薄蔓、紫罗粉缯、叮铛响佩、轻掩娇娃的宝帘。 这一霎，谢静波看见了支离破碎的古佛石窟，犹如一个个美丽的少女，被挖去了明亮的双眸；一个个慈祥的老人，被砍去了苍桑的肢体。他的心一阵阵被毒虫咬啮着。 谢静波支付了两千元人民币，并予以妥善保管。 1995年2月28日，谢静波携带着珍贵文物及照片、身份证、记者采访证（时为新疆某地区党报报社特约记者）、律师证件、收藏人的书证和收款条等，请示了自治区文物部门，又长途电话告知吐鲁番文物部门，说：“我是谢静波，过去给你们打过的电话，不知你们调查过没有。现在我把壁画找到了，给你们送去，如果是你们的，如果是真的，你们就留下。”电话那边微弱的含混不清的态度：“好吧。”谢静波遂抵达吐鲁番。 当谢静波将情况说明，并交验壁画时，吐鲁番文物部门才真正确信发生过文物失盗的特大案件。并诚恳地对谢静波说：“我们要给你补偿损失，还要给你奖金。” 谢静波笑了一下，说：“咱们都是自己人，都认识，谈什么奖金呢。是你们的你们就留下。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文物人员收下了这块壁画之后，打了收条，就走了。 不一会儿，遂请来一位自称是公安部门的便衣。谢静波出示了所有的证明、证件等后，那人却一走了之。
于是，谢静波便去文物部门欲商量如何将壁画全部完璧归赵。当天，谢静波吐鲁番市公安局以“倒卖文物罪”予以“收容审查”，后又“取保候审”，共112天。 此间，多家新闻媒体以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对谢静波进行了反面报道，大量的负面文字迅即传遍新疆各地。消息传到文管所以后，单位领导遂将其工作停止，工资予以注销。 谢静波自此失业。 不久，十七岁参加抗战，有着五十年党龄的八旬老父悲愤去世。去世前，曾致信吐鲁番市公安部门说：“八十年来，我看到了将见义勇为者关进班房的先例！”； 父亲去世后，他乡老母无依无靠，尚照顾着谢静波双目失明不能自理的弟弟，终日以泪洗面、风烛残年；聪明、机灵的儿子被车撞伤；下岗多年的妹妹又遭家庭破裂；他的一部部文博专业书稿为之搁浅；赖以生存的谋生之路被人一扇扇关闭了大门；只身在外，冤憎相会，谢静波几度曾被黑色的刀尖追杀，若非天意，已经魂依秋水。等等。使谢静波身心承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极大戗害。 谢静波没有想到，自己只不过尽了一个公民应尽、而他人应尽而未尽的义务，便落得如此不明不白，并且因自己而伤害了那么多无辜的亲人。他只觉得天空中一层、一层的蚊虫、苍蝇、毒虻从一双双眼睛、一张张嘴巴、一条条舌头中飞出，密密麻麻的漫天而来，裹满了他的全身。 一时间，他分不清自己是德纳第还是冉阿让，是黄世仁还是杨白劳了。
他默默地，什么也不说，从家中搬出多年的藏书和藏邮，摆起了地摊。 然后，烈日下，一番刘伶、一番杜康，天狼星下躺了几天几夜，酒瓶一砸，只身西行，环绕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寻觅须弥。 他进了阿克陶市，那里是克孜勒苏自治洲所在地。 谢静波在集市上转了一圈，发现路边有一座小楼，挂有“文管所”字样的牌子，便登楼参观。他尚有一息文博情结。而且他的那部《博物馆讲解艺术风采实录》书稿尚未完成。 没有文物展馆，也就没有讲解员，却遇见了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两个聊了起来。谢静波得知，他是文管所的主任，三十多年前从乌鲁木齐市来这里工作，呆了几乎大半辈子。 他给谢静波介绍了一下这里的文管工作，然后问了一句：“你们文管所是不是有两个干部，正在倒卖金银？我见报上这样说的。” 谢静波一听，立刻倒吸了一口气，脑浆子轰的一热，茫茫然然。顿感一种说不出的倒仓。真是“好名不行，恶名千里”。 回答：“我们文管所没有这样的人。” 然后，他去了喀市。喀什市绿树流溪、繁华秀丽。艾提尕尔大清真寺前的广场人潮如海，一片祥和气氛；一辆辅铺着花毡的旅游马车往往返返于城外的香妃墓。 这里已是塔里木盆地的西尽，喀拉昆仑山横亘在天空。 谢静波南下向东，经疏勒、英吉莎、莎车、泽普、皮山、墨玉，抵达和田。 和田正满天风沙。 他继续向东。走过了民丰、且末。 夜半，明月照耀着宽阔的塔里木河；早晨，他在大漠的东端，迎接了塔里木盆地的朝阳。 这是三十多年前迎接静波出世的太阳呵。那样温暖、那样滋润、那样鲜红。 出走大漠二十天。
中午回到家，儿子正歪着脑袋，趴在茶几上，给香港特别行政长官董建华写信。字迹歪歪扭扭，但也尽力。 那是两张1995年中国邮电部门发行的“香港名胜”邮票首日封。儿子写着：“……七月一日香港就要回归祖国了，一百五十年的中华屈辱即将洗雪。关天培、邓世昌等无数先烈保卫祖国英勇献身的英灵可以安息了……” 口气像个小大人。 谢静波领着儿子去邮局，教他如何寄出这封信。 1997年秋天，当地有关部门以“旷工两年”为由，对谢静波送交了“辞退公职”的决定。 这时，已吸吮昆仑大山的玉华、尽赏天山冰灵的静波，找到了须弥，悟尽了禅机。 然而，他绝不脱离红尘。 他毅然依照法律进行申诉、上访。 在国家、自治区和吐鲁番等有关领导和部门的关注下，吐鲁番市公安局于1997年10月14日为其做出“纠正对谢静波错误‘收容审查’并予以国家赔偿的决定”。人民检察院认定谢静波主动保护文物、提供侦破线索有功。同时，人民法院也认定某新闻单位对谢静波的报道，内容严重失实，判决其为谢静波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偿精神损失。文化厅特地致函阿克苏等地、县党政部门“建议恢复谢静波公职”。
不久，《检察日报》、《律师与法制》等全国性法律报刊发表消息“谢静波保护国家文物无罪”。十三岁的儿子江东，不久前，收到香港特别行政区董特首办公厅主任的回信，等等。 这些，谢静波也没有想到。 他心中的寒冰在早春的阳光下开始融化，当可告慰九泉之下的老父慈情。 然而，这一切来得太晚了，也太艰难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 寒冬，一些人听说谢静波平反了，立刻感到乌云罩顶。乌云下汇合一干之众，他们肩并着肩，互相鼓励着，微微喘息着。他们梳理好头发，穿好衣服，抚平衣冠上的皱摺，尽量保持着脸庞上微潮的红润，鱼贯而进入公安局大楼，从门缝下塞进以他们自己的经验，推测着某某某某肯定收受了谢静波几毛几分钱的巨额贿赂。然后，掉转方向，车轮滚滚地冲进吐鲁番的最高楼层。接着，一群男男女女，毫不用下定决心，不怕有任何牺牲，用不着排除万难，一定要争取胜利。雄纠纠、雌昂昂，气宇宣宣地跨进检察机关，开合着白馥馥、红皱皱、软浓浓、鼓蓬蓬、紧瞅瞅的嘴巴，动情地嚅动：“为什么要给谢静波立功？”旋却，卷着一股冬天的寒气，爬上法院的审判厅，背朝着庄严的国徽，气喘嘘嘘的起誓：“一定要让这家伙重入牢笼，一定搞死他！” 然而，踩着再高的梯子，也挡不住月亮的西行。 法官盯着他们，一声不吭。
检察官请他们坐成一排，慢慢宣布： “我们没有收到过对谢静波拘留、报捕、起诉的公安文件。不过，我们收到了你们的意见，听了你们对他的指控，我们也准备起诉他。但是，根据新、老《刑事诉讼法》和《刑法》，我们进行了复查，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倒卖文物’的主观、客观、主观条件、客观条件的证据。我们却发现了他以自己的2000元钱保护并上交了这批国家一级珍贵文物，也发现他在来吐鲁番以前，就向自治区公安、文物部门报过案、交验过，并为侦破工作提供了大量真实的线索。所以有功。 而且，在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没有‘倒卖文物’这一罪名。在1996年颁布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我们也没有找到对他绳之以法的依据。因此，对不起了。” 吐鲁番市公安局不无难言之隐地说：“案卷中，在当时几十份证人的证词中，从乌鲁木齐到吐鲁番，从自治区到地区，从单位到个人，我们找不到一句话能够证明他是倒卖文物。难道我们从自治区公安厅到吐鲁番地区公安处再到检察院部门，在吐鲁番乃至新疆甚至全国，这样一个特大的恶性文物案件，我们能使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逍遥法外吗？如果那样，这么多人包括证人，还要不要饭碗？还要不要乌纱帽？还要不要脑袋？还有没有党性？还有没有良心了？ 我们搞错了，冤枉人家了，给人家纠正错误，从法律上还人家一个清白，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他是以曾经的公安阅历、长期的律师经验、扎实的文物鉴定功底和一个中国人的良心，保护了这批国宝。 你们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是个真理，颠扑不破。然而，世上也绝没有把他人迷途的孩子送还母亲而应受囹圄的道理。
看来，还是有不白吃白馍馍的人在。 他们知道，这个绝对海拔高度处于中国水平最低的地面，唐代边塞诗人岑参《赤亭口》诗中“飞鸟千里不敢来”的火州、文泰氏叛唐的高昌故府，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地，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的天地，还是中外舆论很愿意观光的旅游胜地。 于是，一股泥石流裹着冰雪，以巨大的能量向下滑去。春天，如无寒流，天气晴朗，大概可以看见这些破坏了美好环境的污泥浊水在某个山脚下，在融融的阳光下，慢慢消失。 但是，这些人赢了。他们侧低着头、斜仰着眼珠，嘴角一丝笑意。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公安局对谢静波纠正错误收审的决定在力量的作用下撤销了。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公安人员驱车从吐鲁番赶到乌鲁木齐，在赢者眼中眯出的笑意中，在法庭上，他们低着大盖帽檐、红着脸儿向正要胜诉的谢静波送达了这个没有事实理由、没有法律依据的不赔偿决定书，然后“嗖”的一声离开了。这一天，谢静波在人民法院对其中一家报界名誉侵权的起诉，被有人欢喜有人愁的裁定“自愿”撤诉了。 这夜，暴风雪遮住了月光。 一位老者微闭双眼，曾经沧海难为水地说：“可分一杯羹乎？” 一位中年人，沉思良久，说：“这些人是一座高山，而且峰峦叠翠、景色优美。而他只是一棵小草，而且是大漠里的一棵小草。” 一位少年，睁大天真的眼睛，说：“真像电影《雷峰》和《离开雷峰的日子》！” 静波藏起了头，呻吟着：“静云幽谷升，波远鹤轻吟，人迹如踏雪，生死月印影” 佛如是说：“这是劫、这是缘” 至于吐鲁番的那个人，躲避着谢静波的目光，嗫嚅着：“你就是倒卖文物。你算是什么立功？我们还要写东西。检察院还要抓你，你还敢来？”谢静波径直朝检察院走去，说：“我来了”，检察官答复：“毫无此事”。 还有一位更可爱，那是一位曾指示过注销谢静波公职的干部。他一见谢静波正在乌鲁木齐一座高楼下，摆着地状晒太阳。再一看，谢静波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双目似狼的鬼样，立刻挺起装满了小白杏的将军啤酒肚儿，尽可能的挺直案板般宽阔的厚腰，伸出环节很多、莹润绯红的胖手，姿态悠雅地抬起来、抬起来，慢慢地奴出一根好看的、很小康的第二根指头，伸出去，直出去，声母用京音，韵母用秦腔，调值高低在4、5之间的作麒派慷慨言：“你看你这身打扮，是个无赖”。于是，谢静波顿时男儿泪作倾盆雨，独登高楼，欲走向蓝天白云。他毫不手软，继续一面让电话通知不准恢复谢静波的公职，一面报告就近的公安派出所：有人正驾驶坦克瞄准，要炸月球。公安开着汽车冲进大院，到处找不到坦克车，只见衣衫上布满着环形山般污渍和破洞的谢静波捧着上访材料，瞪着眼睛发白怔。于是，把他塞进派出所。三十分钟后，终于在谢静波身上没有搜出坦克车，相信弯弯的月亮仍会在夜幕降临时，分秒不差地照耀着红山顶的星空，便使得谢静波又出现在那个有人要炸月球的地方。 谢静波冲着那个人伸出一根指头，又擦了擦指头上的灰，然后，再伸出去，对准他，说：“我一定要请你到法院去，坐在我的对面。因为你是不能骂人的。” 那人，立即迅速地闭住了自己的嘴巴。一脸我把你算个求的不屑，坐上高贵的“巡洋舰”就不知干什么去了，只留下谢静波在淡蓝的车屁中昏头昏脑得找不到北。
呵 我想起了 中国古代神话中有一位饮河不足，欲饮江海，与日逐走，渴死途中的男人，叫做‘夸父’ 自然界有一只小虫，叫做‘蚂蚁’ 大千世界的坏劫来临时，有那么一群人便‘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谢静波说：“其实我不是不爱钱，不过该挣的钱狠挣，不该挣的钱一分也不踏实。不要以为在现在人们疯狂挣钱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是拜金主义的信徒。我在乌鲁木齐时所说这件事后，总觉得我不能不管。好像总有一个神灵老在我的脑子里盘旋着，他总对我瞪着两只眼睛。 一只眼睛是法律，一只眼睛是良心。” “说起来，人嘛，谁能一点私心杂念都没有。而且，我的私心杂念还是比较多的。不过一般我还要权衡一下，值不值得。这次我和壁画接触了以后，先是感到吃惊，后来又想为文物部门做点事儿，又怕事情出来以后我说不清，又把别人害了。 矛盾犹豫了很长时间。 不过，我是绝对不会不管的。 一个我就一是一定要搞到手，他们不要，我就带回家。回家后，我再弄点石膏什么的，把它后面再加固一下。后来一想，这样不妥。一是带回家后，说不定以后我会碰到文物贩子，我如果一坏良心，给倒卖掉了。或者是给儿子碰坏了，这些东西以后再也找不回来了。或者以后等我死了，儿子长大了，再把东西给我胡糟蹋，再给我倒卖掉，被搞住，他讲不清这些东西的来历，那可是我的罪过呀。 所以从这点上来讲，我也有点害怕。可等我下了决心，权衡了这些利敝之后，我完壁归赵的思路才更清晰了，决心也更大了。” “我的文物意识不是从到了文物部门以后才有的，家学渊源。 我父亲从小很苦，三岁死了母亲，十几岁都没上过学。我爷爷也没什么文化，是个穷打铁的。家住在护城河边。冬天冷得我爸爸受不了，就街上捡上个纸片，糊上浆子，当被子盖。没活干了，我爸爸就跑到旁边一家学校，去听读书声。学校的先生也好，我爸爸趴在窗口，听他讲课时，他也不撵他。就这样认识了几个字。
抗战的第二年，我的一个爷爷回来召兵参加抗日。 所以爸爸十七岁就离开了家。这个爸爸，好象是二爷爷，排行老二。芦沟桥那一战就是他们打的，打的挺艰苦的。把左胳膊打断了。当时他们住在北京南苑，是吉星文的部队，里面有不少共产党员。他这一生当兵，走南闯北，见了不少文化古迹，受了一些文化熏陶，所以对文物很有见地。 对我的教育就是文化学习和多艺不压身，再就是让我学吃苦。所以我八岁就开始跟着他学做饭。九岁住校。现在一般的事情我都不放在心上，再大的事儿也不在乎，除非家里的葡萄架蹋了。 他对我要求很严，特别在礼貌和做人方面，十几岁时，他带我们回老家，他十七岁出来到回去时，已经离乡三十五年了。头一站到了北京，他领全家到故宫、颐和园，一路给我们讲，这是中国古代的文化，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在颐和园万寿山的佛香阁上，看到塔身许多小金佛被砸坏了，他心里可难受了。 文化大革命时候，我还见到过一次他为破坏文物的事情而发火。那时他还天天挨批斗。一天回家的路上，见一个人在十字路口用火点了一堆喇麻教的经卷和佛像，说是破四旧。把我老爸气得，走到他跟前，用手指着他的鼻子，扬起了右手伸直巴掌让他看了看，问他，这是什么，然后，狠狠地一巴掌，搞到他的脸上。那个家伙就一头栽到了雪地上。爸爸臭骂了一句，你这是破坏文物！那小子爬起来，望着爸爸的背影，看了半天搞不清楚自己咋了，然后摸摸自己的脑袋，揉了揉头，自言自语，笑了笑，说，我把佛爷得罪了。所以我从小就有一些文物熏陶，知道了一点，什么是文物。 我到文物部门以后和在复旦大学期间和在各地考察期间，看到、听到中国的文物被破坏的事太多了。有些人也许不知道，在别人眼里看起来那些只不是一堆堆泥巴、一块块朽木、一张张烂纸片，可在我眼里，那是活着的，有生命的，是艺术、是精灵，是老祖先的灵魂。呵，那种感觉啊，是任何人体会不出来的。所以我听说吐鲁番壁画这件事以后，气得膀胱涨。你看看吐鲁番那些壁画，现在还有什么呢？一下台阶，那第一个洞子里，全被外国人剥了个精光，连墙皮都铲了个遍。你现在去看看去。进到那里面就像钻进了一个被剔光了肉的骨头膛子里。而且那些被盗到国外的壁画，又都在二次大战中毁了。日你先人的！操你妈的！现在我一听说这些还是外国人干的，谁听了能不生气、不伤心呢？” “我到了吐鲁番以后，住在招待所里面。第二天早晨，给那货打了电话，说我来了，我问他怎么过去，他让我现在不要过去，让我等着。到中午他才来，我把东西给了他以后，他走了，过了一会儿，又带来了个人。穿了一衣便衣，满脸笑嘻嘻的。啥证件出没带，干啥的也不说，跟在那货的后面，两个人跑到我房间来了。我一看就知道是个干啥的。因为他们的人我见过，作派和这个不一样。那货一进门就说，你再把情况说一下。也不介绍那个人是干啥的。我说这人是干啥的。他才脸一红，说是公安，来保护你的。我操，我才想起，他走了以后，我给他挂了个电话，说这个事儿要为我个人保密和家庭保密，因为这些东西，不是正道上来的，别让别人知道了以后，捅给黑社会，收拾我。他把这个事给误解了。我一下火了，当时也喝了点啤酒，我就指着那货，骂起来了。我说，你还保护我，你连你该保护的文物你都不保护，你丢了多少你都不知道，丢了多长时间你都不知道。从去年到现在，跟你打了多少次电话，你还说没丢。只丢了些照片。东西拿上来，你还吱吱唔唔的。你保护谁你，你保护什么你，你这是渎职。他一下头耷拉下来，嘴里唔唔的。公安局的人一看，就把他推了出去。让我消消气儿。然后也不做笔记，也不好好问，只问我东西从哪儿弄来的，是不是想捞一点儿。我一听他这个话，就不是个味。我把照片和一些材料让他看，把大概情况给他讲了一下，告诉他，这是黑社会弄来的。这是一些样品，赶快去把那些拿回来，把那些人找到，我还忙着要上班呢。他还是一句接一句的问我，是不是想捞好处。我说，我要捞好处，到你这儿捞什么？他坐了一会儿，气鼓鼓的，啥也不说，就走了。我心想，好吗，你这样子来，让我怎么给你讲。你一点儿公安规矩也不懂。询问，应该两个人来嘛，你又不出示证件，我又不认识你，谁知道你是干啥的。
那人走了以后，我就看电视。我想，我现在不能走。这么大的事儿，一走，那我还说不清呢。我就打电话给他们，说要到他们那儿去住。他们也同意了。派了个维族巴郎子来接我。到了那边，他不在。我把提包往警卫室里一放，和巴郎子一起出去吃饭去。吃会儿饭，喝了会儿酒，晚上十一点多钟，回到警卫室，见我的提包不在了。心里就明白了。刚坐下，那个便衣抱着我的皮包，笑嘻嘻的进来了，说，我们打电话问过自治区了，证明你的确给他们报过案。不过，为了把事情彻底搞清楚，需要你配合我们工作几天，然后再走。我说行。本来就应该这么做嘛。谁知他说完，马上不笑了。一把把我拉过去就搜身，然后一摆手，让几个保安吗、警察吗把我装进一个三轮摩托车里了，塞进派出所一个黑房子里去了。一进去就是搜钱，把我一把钱、200多块钱，让一个家伙给抢走了，啥条子也没打。那个黑房子，到处都是屎尿，又黑又冷。气得我大叫，我是来报案的，为啥把我关起来？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有病？ 早晨一上班，门开了。来了一班子公安，象看珍稀动物一样围着我。我又喊叫。人家根本不听。把我拉下楼，塞到门口一辆‘北京212’里，然后到公安局大院，问也不问，就让我填收审证。上面好象连罪名也没有。又填了个犯罪人员扣押物品清单，要了一下家庭住址、工作单位。我听几个人悄悄说，这人是上面让抓的。然后又把我塞进车里，带上铐子，朝城外看守所拉去。我旁边坐了一位维族警察，在车里就说我，说你一个外地人到这儿犯啥事儿嘛。我气呼呼地把情况给他简单说了一下。
他听了，一下子愣了。半天说，如果象你说的那样，你不但没有事儿，我们还要给你奖励呢。我说，什么奖励不奖励，只要能把东西，你们收上就行了。然后，我说，我进去以后，别让人打我，也别说因为啥事儿。我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是律师，也不想让人家知道我有冤情。所以我进去以后，我就告诉号子里的人，我是因为打架，喝多了，一石头把人家头给砸了个洞，砸趴下了。所以在里头那些杀人犯啦、盗窃犯啦、抢劫犯啦、强奸犯啦、贩毒的呀，我们处得还不错。有一次，我正在里面锻炼身体、踢腿。我以前在公安工作时炼过一段。正踢着，那个二十多岁的强奸犯朝我屁股上踹了一脚，刚要踹上，让我一回腿，一脚尖勾在他下巴上。就见他一头撞到墙上去，头咚得响了一声。以后再也不敢动我。妈的，你是谁，我是谁，你还动老子？。公安都没敢打过我，你个王八蛋还敢骚情。” “在里面就是饿得很。一天三个死面馍馍，萝卜、土豆条子放在盐水里煮一煮，双休和节假日只给两个。吐鲁番我又没个亲人。也没人送吃的。难受惨了。十几天以后，牙全活动了。流脓、流血，你看我现在上面一个牙都没有了，下面也差不多了。十几天后，一天，我低头在马桶上一照，我头发长长的，满脸的胡子，而且还是红胡子，胡子里还黑的黄的白的一齐长。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成天饿得脸麻麻的，脚上一按一个坑，晚上做梦都是吃鸡。心想，出去以后，一定开个饭馆，碰到要饭的，就让他们好好吃。看起来，对犯人用这样的方法教育他们，也有一定的道理。” “我在里头开始也不着急，我这辈子几乎什么都经历过了，就这个还没经历过，说不定以后我写东西这还是个不错的素材呢？一天到晚，自己瞎安慰自己 。 不过搜监的时候让人害怕。每十天一次。
那时，一群武警和看守端着枪，在过道里站成一排，然后一个一个号子门打开，进来一群，拿着皮带和警棍，让里面的人全部举着手、脸冲着墙，两腿叉开，手扶着墙，不准说话。管你起诉了没有，判了没有，反正里面的人全是犯人。来了就是把被褥全部翻了个底朝天。谁说话、一笑，就噼哩叭啦一顿教育。不过真能搜出一些东西。什么磨成尖尖的铁片啦、削成尖尖的筷子啦，还真有些残忍的货呢。有一次搜监，有个大盖帽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从墙上拔出一支小尖竹签子，喝问我：这是什么？他拍我的时候，我浑身一下子血涌到了头上，声音都吓得变细了。我说不知道。他们又从我的铺位上翻出一大撂书，问是谁的，我说是我的。他们翻出一本《哈萨克汉语小词典》，找出一句让我念，我用哈语给他们念了一句，他们听了好奇的，又问，你犯了啥罪？我说，我没罪。他们一听，笑了。你没罪，关你干啥？我说是让我来配合工作的。他们说配合工作把你关这儿来干啥，我说不知道。也许，我那一大撂书的缘故，他们对我的态度还不错。只把我的一件上衣扯破了，从里面翻出一支圆珠笔心。看了看，又用巴掌在我脸上轻轻地搞了一下，就走了。铁门又关上了。他们一走，杀人犯就压低声音乱骂：国民党、土匪、日本鬼子。我就伤心我那些书，又被扯烂了几页。这一巴掌，可不是轻易忘记的。
我在里面住了一个星期后，一天，被带到乌鲁木齐去了一次。回来的时候，我才把被褥带去，同时，又带了十几本书。什么《康熙字典》啦、《书画鉴赏》啦、《佛经》啦、《商周文字考》啦、我这人没饭吃还可以过，没书看是不行的。我回去抱了一大抱书来。也不错，平时有的书没时间好好看，这会儿倒有时间了。” “开始我还征求了一下妻子的意见，她让我别管这闲事儿。说，弄不好，把你也扯进去。我说，扯进去怕啥，他总可以搞清楚的。如果不管，到时候真的流失了，一辈子内疚。她说，那你自己要注意一下，现在的人可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 “那班货，可让我看清楚了。 平时到基层去，我们都把他们当成圣人一样尊重，我们一到上面来，你看他们那个样子，求他们办上一点点事儿，就好像是啥了一样。有的是尽说好听的，不办实事儿，好象底天的人天生是一些贱痞子一样。吹起牛来一个比一个有劲，你看他们手可以拍着胸膛子，嘴里大声的喇叭一样吼着：我们是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业、我们是为了人民的事业、我们是为了社会主义的事业。怎么样、怎么样的。整起人来一个比一个艺术。天底下最差的人类。我得到壁画的消息后，当天就给上面一个头儿电话告诉他了。开始他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没给他讲名字。电话里问他，你们有没有丢失壁画的事情？他说了一声神经病，就把电话挂掉了。后来我不断地告诉他新的消息，他才渐渐地重视起来。
我拿到壁画以后，去交验那天，我给他打电话，他正在家，他一听说我东西搞到手了，要带过去，一下子吓得他在电话里叫唤起来了，说，小谢，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不管这事儿了，你去找新的领导去，跟他谈。看看，果然让我妻子说中了。 这些人就是这样子，有好事就往前面紧攒。跟他们有关了，就缩起来。我一下子就火了。我说这事儿你一开始就清楚，也是你一直同意的。你现在不管，东西都搞到了，那怎么办呢？反正我不管，我要过去，你也得来。然后我就给他们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让通知领导来。我一看这个样子，如果我自己去，说不定会有啥事呢。这班子家伙我太清楚了。我就带着公安和律师到延安路去了。一到，推开领导办公室，在里面坐了一房子人，那个老领导也早来了。一见我们一下站起来，就把我们挡在门外，让我们在大办公室等了一会儿。当时我也多了个心眼，随身带了个照像机，在办公室让人给我照了张像，正从提包里朝外取壁画。我也给律师和公安照了个像，万一有人要给我栽脏，我起码还有个证据呢。人家好，过了一会儿，说了一声，和神经病谈话去喽。才出来。把东西看了看，说，不像是真的。又说，现在这种假泥皮画多得很，光乌鲁木齐就有几十家呢。然后一挥手，说，你带走吧，我们新疆没有丢过东西，这都是假的。好象我不是新疆人。其实他怕把事情粘到丢自己身上，丢了老脸。弄得公安和律师就笑话我了，说，你还想给国家捐献？看吧，人家说是假的，捐献不成了。
说完，他们就走了。我就觉得奇怪了，这怎么能是假的呢？我又推开领导办公室，进去问他们，这怎么会是假的呢？让我保护下来，现在你又说是假的，你又不管了。一房子人都不吭声，我气得眼都发黑了，嘴里嘟嘟囔囔的，不知说了些啥，反正是一堆气话。东倒西歪的走到楼下。 过了不到半个月，我又到延安路去了，另外一个当官的，是个维族，让我带到吐鲁番去看一看，到底是不是他们丢的。我就去了。去的时候我把照片、工作证、身份证、收藏人打的收条和他要自首的信都带上了。反正我是准备好进去了，非得要让你接受。去的时候，我带了一块壁画。因为当时我对那一带情况不熟悉，怕路上出事儿。提上一箱子泥巴块儿，死沉沉的。万一路上再让人家给抢了或者翻车了，因为前不久吐鲁番路上一下子撞死了六七个腐败分子。我死了不要紧，这些东西要是搞坏了，就完了。
第二天，他们来人看了以后，反正肯定了是真的，就打了个收条，说，你买壁画的损失给你，并给你奖金。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把损失给我，奖金你看着办，无所谓，都是自己人嘛。然后我就暗示他，我这是从黑社会手里弄来的，听说还有一些，你去查看一下，到底丢了多少。因为当前我怕那个人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我，就让他们先查一查。而且当时我也给那个收藏人说过，如果交给国家，还要给你一些奖金呢。所以，我就讲，听说还有一些，可能要花点儿钱。我不想让国家吃亏，也不想让别人吃亏，不过看起来，我这个想法比较乌托邦。他问得花多少钱？我说你过去看一看，把情况摸清了以后再说。他也没说什么。这时候我还跟他讲，你先去看看丢多少，然后我们一块儿过去，把那些搞过来，把它们拿回洞子里复原起来。我看他根本不知道丢了多少，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打开箱子看了之后，照完了像，就捆好箱子再也没动过。谁知道这家伙愿意丢自己的人嘛，给公安讲了，公安不管了，他又急急忙忙地给人家打电话，说是黑社会要杀他，把我当成黑社会。好，这一下好，都知道了。看谁丢脸。我进去报社打电话要采访这件事儿，被他拒绝了，说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你们先不要写。报社的人火了，把事儿就写了出来。 我出来后，他还递给我一张报纸，气恨恨地说，这报纸胡说八道，去，去告他们去。我们什么时间谈过卖的事情了，没有嘛。当时，我还哪儿敢告别人，恨不得电一样快的离开这地方。
心想，报纸他写就写去，反正外地也不会看到的。可后来，这张报纸又被其它的报纸转发了，而且还有几家报纸发了这个水份很大的东西。” “在里面我很想亲人，想爸爸、想妈妈、想妹妹、想弟弟、想妻子、想儿子。 我这一辈子，从小就离开父母，一直住校。回到父母身边后，已经不适应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以后下乡、工作。可以报答他们了，又远离了他们，撇下他们老弱病残。对妻子长期异地分居。上学后，又没有给他们什么亲情。而且父母、妻子省吃俭用，给我寄了很多钱。在长江上，丢了衣服和钱之后，若不是他们，我将寸步难行啊。 每天早晨，看守所大院儿里，喇叭响起的‘九月九，重阳节难聚首’的歌声令人肝肠寸断。我就想，我出去后，一定要对他们好些。那种情愫，是从来没有过的内疚。我被放出来之后，人不行了，精神不行，老觉得头上有个铁帽子。常常酗酒，在老婆孩子身上出气。真也算个人呀。父亲去世后，若不是平时节俭的妻子慷慨，父亲的事不堪想象。当我有一天喝醉了酒，离家出走吐鲁番后，听妻子电话里讲，她已经去了法院、并注销了我的信用卡。我吓坏了。只说我对不起你。可我现在正在为了你们，而公安局也将为我平反，请你救救我的灵魂。我哭着求她。 妻子在电话里抽泣着，不说一句话。” 关了我两个多月，好不容易才出来，出来时，还不让走，当天又给我搞了个‘取保候审’，还让找担保人，交2000块钱的保证金。哎呀，我真是无可奈何。身上又没钱，好不容易从一个单位打了个电话给家里，让我爱人带上钱，过来给我取保。我爱人早就收到了公安局发过去的“犯罪人员家属通知书”。一听到我的电话，坐车四、五天才赶到，到的时候脖子都晒脱了皮。丢下儿子一个人在家。来了以后，公安局又说不要保金了。折腾人嘛。不过当时就讲了，你没事儿了，该干啥干啥去。加去能上班就上班。上不了班，走得远远的算了。不无同情。求，我才不到什么地方去呢，我还要等着你审判我呢。到那时候再说，你看我在法庭上怎么样把事实都抖出来。我就不相信你一家说了算，还有检察院呢，还有法院呢。我不行了，还有儿子呢。子子孙孙挖山不止，毛爷爷早就教导了我们。” “那天中午，我正睡觉，突然被人踢醒，几个难友全野兽一样直愣愣的瞪着我，说，快收拾行李，你放出去了。我迷迷登登揉着眼睛不知他们说什么。
这时，铁门的窗洞打开了，出现一张脸，叫唤着：你怎么还不收拾，放你出去了。我便立即服从命令 ，穿衣服，卷行李，两只眼睛在地上搜索有没有遗忘的东西，然后与难友们一一握手告别。出了大门，我一看，我只能一手提着裤子，趿着拖鞋，这让我怎么出去？我又返身敲开大门，走进大院，向警卫要我被扣押的皮带，皮鞋和戒指。戒指是没有了，让一个看犯人的自由犯给弄跑了。我进到库房，在杂货铺似的一堆里到处找不到我的皮鞋和皮带，只好随便找了副，才走到大街上。 树叶已经婆娑，汽车穿梭来往。女人们象仙女一般在眼前飘来飘去。天真幸福的孩子们背着书包，唱着歌上学去。 在路边我狠狠地吃了一顿过油肉拌面。好舒服！太香了！” 谢静波说：“我出去后，律师事务所报了个到，说了一下情况。主任大吃一惊，说：哎呀，跟我们听说的完全不一样。当时我们从逻辑上就怎么也推理不出来，你会去倒卖文物，肯定里面有情况。所以，我们给那边挂了个电话，让他们不要打你。不过，你先回去休息吧，我们有事再找你。
我就回塔城了。一到家，推开门，见母亲正在院子里洗衣服。见了我，满面狐疑，直直的盯着我。我想她大概知道消息了。我怕伤她的心，就说我还在乌鲁木齐，回来看看。那时我被剃了光头，头发没长多长。妈妈已经哭了起来，说，别人都讲你在外面和别人一起犯错误，偷了八块金板。有没有这么回事儿？真给我们丢人呀！我的心烧得难受。我进屋去看爸爸。他卧在床上，刚出院没几天，枕头边儿放着氧气袋。一见我，就挣着要起来，我过去坐在床边儿，轻轻给他抚着胸，我和妈在外面说的话，他都听到了。这时他头慢慢地无力了，眼睛也慢慢地闭上了。我大叫一声：妈，快来，我爸怎么了！妈妈撂下手中正洗着的衣服，扑进屋里，跑到床前，搂着爸爸，拔开氧气管，塞进爸爸的鼻孔里，过了好一会儿他老人家才睁开眼睛。几天后，他给吐鲁番地区公安部门写了一封信，然后又笔迹工整的抄了一遍，写着为我的鸣冤：这真是九十年代的官场现形记。” 我问他：“你没有提起过申诉吗？” 谢静波回答：“关我满三十天时，我要了张纸，要求立即无罪释放我。可是，没有回音。我出狱后，又向吐鲁番地区公安处写了一份行政复议申请书，也没有回音。我从北京回来后，在乌鲁木齐向吐鲁番市公安局寄发了国家公安部对我进行彻底结论的意见，但也没有回音。” 我问他：那以后呢？ 谢静波回答：“出来以后，我回去找单位领导，要求上班。他双手搂着前面，眼睛看着地，说：“哎呀，你回来恐怕影响不太好吧。再说，你的工资让会计报到人事局，已经不存在了，再说你的事报纸已登了。” “为什么我要回去上班？我完全可以不用上班，我已经拥有了别人所无法拥有的东西。我不再图什么，如果为了生活、淡了活着，我目前还没有这方面过不去的困难。如果有，可以摆个地摊、可以要饭。老天爷饿不死瞎麻雀。我成天窝在家里，给儿子补习功课。还给建行写过行志。一天，我到文化局去找一个数据，新来的局长了解到，我是文管所的干部，急切的需要我回去上班，又打了个报告给上面，又到处找县上的领导，希望我能回去。我一看，这位领导这么希望开展业务工作，而且县上已经盖了一座五千平方米的龟兹艺术中心文化大楼，将开辟新的文物展馆。
我的心又开始动了。龟兹历史文化对我太有诱惑力了。我从北疆调到南疆前，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梦见我一个人走在草原上，草原的前边有一座山，山的后面，天紫蓝紫蓝的，天上密密麻麻满是星星。突然我看见一颗星星，比周围的星星都亮，那颗星星越来越亮，突然这星开始慢慢旋转起来，渐渐变成了一朵金色的莲蕾，慢慢地旋转着，花瓣绽开了，又变做一个人头像。这人像在天空高高挂着，慢慢转过脸来，我一看，是高尔基，又幻做了左拉，又幻做了巴金。巴金戴着眼镜，慈祥的笑着，他对我说起话来，他说：“孩子，到这儿来吧，你应该到这里来，这里有你的天地。我乘着一道银光便落到了一个地方。这地方一面是危耸的峭壁，一面是深深的低谷，我乘着一叶飞舟，在峭壁与低谷间飞驰而下，峭壁上布满了彩色的壁画，然后我醒了。我好惊奇，星星的那个方向正是我爱人所在的南疆。不久，我调到了南疆。知道了那里曾是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最早的地方。遗留有克孜尔千佛洞、库木吐拉千佛洞等不少魏晋至唐宋的佛教石窟群。形势极象我的那个梦境。这些千佛洞我不知去过多少次，它们比中国各地的佛教文化遗迹都要早得多。而且，内容五彩缤纷，形象如同天境。
后来我走了全国不少的佛教石窟。如果说，麦积山的佛是秀、龙门是甜、敦煌是俗、大足是美，那么龟兹石窟的艺术则包含了所有，而且尚有着无比的纯、净、灵。我每一次进石窟，都是一种涅（般木）的超脱，使我忘了自己，浑身充盈在无边的空灵风月之中。渐渐我了解到，这里曾是西汉汉武帝时班超西抗匈奴的的古战场，唐高僧玄奘西行天竺求法时，曾在此讲经；是西域都护府、唐安西都护府、古龟兹国的所在。是中国三大佛教译经高僧之一的鸠摩罗什的故乡，是唐宫乐‘龟兹乐舞’的发祥地。唐朝显庆3年其政权辖龟兹、碎叶、疏勒、于阗四镇，八面威风，威振昆仑，遗存有大量的佛教、伊斯兰教文化，尚有藏传密宗佛教、摩尼教、天主教的遗踪。那高耸戈壁河岸的克孜尔尕哈汉代烽燧，是中国统一于几千年前的铁证。而且，瓜果终年不绝，美女冰清玉洁，山光水色奇绝。天山雪峰、松柏长青、高山清湖、飞泉流瀑、戈壁大漠、险山峻岭、丝路古道、悠悠驼铃。可谓物华天宝，令我心驰神往、如痴如醉。所以，我从北疆而南疆，从银行到文化，毫无条件，就在于此。 但是龟兹古迹也被人为破坏的很惨。有许多是从前外国人干的。有一次，我在魏晋时期的昭古里大寺遗址考察，碰见几个日本人。见到这座中国现存最早的佛教生土建筑遗址苍凉破败，就问我：怎么破坏的这样严重？我用日语告诉他，这都是你们的爷爷们干的好事。
其实也是吓他们。也不全是这样。他们眼睛一瞪，啊的张着嘴，表示不明白。我就告诉他们，这是一九一一年你们的大谷光瑞和桔瑞超干下的。到了这里，三光政策，偷走了我们好多东西。有一个精美的舍利罐就让你们偷跑了。现存在韩国一个私商手里。几个日本人一听，立刻哆嗦了一下，接着两腿一并，向我鞠了一躬，闭着眼睛，嘴里连连说，失礼、失礼。 这时，当我听说建的这所文化大楼，有许多文物工作要做，真想好好为之大干一番。但我只能空有满腹屠龙之术，枉费一腔报国之心。” 我问他：“那个给你壁画的人情况怎么样？” 谢静波回答：“不想再谈这个事儿了。无聊。其实那是一个年轻人，也是外地来闯世界的。小伙子长得很漂亮，英语说得很好。以前他在一家私人旅行社当英语导游，后来自己干。他对像长得也很美，一笑甜甜的。带人接物都很有礼貌，很有分寸。 开始，我把什么该想得都想到了。先是打算让他自己去报告，可他比我老练，他说他了解司法部门。后来我去交验的时候，也就没惊动他。心想，你拿了钱，就算了，我自己把它处理好也就行了。我去自治区文物部门和吐鲁番文物部门，他一直都不知道。那天我从看守所被带到乌鲁木齐时，他已经搬家了。我们把东西搬上车后，他不知从哪儿来，看见了我，就喊了我一声，我一下愣住了。我很矛盾，很犹豫，半天，我咬了咬舌头，想把真情告诉他，让他赶快悄悄跑掉，但我又怕自己讲不清。当时公安带我到乌鲁木齐，并没有找他的意思。当时我不理解这一点。又一想，这东西不是他偷的，而且他是把我当成文物和司法人员而做的，并且他写了要上交、自首的书面材料。即便有事儿，问题也不会太大。于是，我为了救自己，对身边的便衣悄悄说他就是给我壁画的人。
公安们一下子慌了。商量了一会儿，就这样他也被抓了进来。关了八个月，因为开始就听了我的劝告，最后被吐鲁番市检察院免于起诉。 我被解除“取保候审”之后，曾去过他们家，当时他给我说的是外国人干的，还有一些知情人曾要买，他没卖。东西一下放在他们家地下室里，他父亲知道，还让他赶快交给国家，等等。出来时，和他关在一个号子里的人，也放出来了。一见我，他就知道我是谁了，苦苦哀求着我把那小伙子一定救出来，说他在里面被打惨了，瘦得都没个人样了。说只有我能救他了。我终于良心发现了。跑了一千多公里，好不容易在额尔齐斯河边的一个小山城里，找到了他的父母。一问，他们家根本不知道他说的那些事儿。但是，知道是我出卖了他们的儿子。他们全家都很善良。他妈妈哭得像个泪人。他爸爸拧着眉头，只说了我一句，你咋不让他自己去交嘛。他的对象冷艳的斜视了我一眼，说，我看不起你，算什么大哥。那话真凉呀。
第二天，他父亲给我买了张车票，送我回乌市。我在乌市又到处打听他说的那些知情人，一个也没找到。过了几天，我在一个我们过去的邻居家，才知道根本不是外国人干的，而是这个邻居的岳父、大姨子两口子干的。九三年，他们这一家子就住在吐鲁番千佛洞两公里远的一个地方。那三人一看报纸后，一下子全跑了。这个邻居已经把情况前几天向吐鲁番市公安局谈了。我听了这个消息后。真气得我天昏地转。如果他当时把实话告诉我该多好。从此，我常常在梦里梦见他，他在梦里对我直摇头。后来，再没见过。再见时，我能说什么呢？ 单位不让我回去上班，我又在乌鲁木齐打起工。一次和那人的朋友们遭遇了，几个人先在外头把我揍了一顿。我就赶快朝治安岗亭跑。
一天，他们打听了我的工作地点，又来了，口袋里塞着匕首，但办公室里正巧有我的几位同事，他们就没敢再动，他们对我一顿臭骂，然后从口袋里掏着匕首晃了晃，说：“今天你运气好，别再让我们碰见你。” “那以后，我对我的人格产生了巨大的怀疑，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人格。我在沙漠里转了一圈儿，几乎每一步路都在不尽的反思着。终于有一天，我把自己彻底打碎了。我想，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我都有没有错。而且，我不能给我的儿子留下一个他的老子不明不白的故事，也不能让我的父亲活着的时候为我喊冤，走的时候还在呼唤我，而且在九泉之下仍然为我申冤。当给我下达了辞退公职的文件以后，我想，反正我已彻底无产阶级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我对一切不再幻想，便去吐鲁番。” “我到了吐鲁番之后，进了吐鲁番市公安局。他们说，“你怎么现在才来？我们一直在等你。国家公安部已经给我们批转了一份你的申诉报告。我们复查了。我们搞错了。给你纠正。” 谢静波让我看了这份决定，盖着吐鲁番市公安局的公章： “对谢静波被我局收容审查予以纠正，并作出国家赔偿的决定 吐公赔第（02）号 1995年2月28日，谢静波来我地区文物局举报交验我市千佛洞丢失的国家一级文物——壁画。由于情况不明，当日被我局以“倒卖文物”嫌疑收容审查。后经查明，谢静波为国家保护文物并有立功表现。收容属于错误的限制人自由行为。 …… 吐鲁番市公安局（公章）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四日”
谢静波说：“我接过决定的那一刻，立刻觉得几年来罩在头皮上的一层硬壳慢慢酥碎了，一股清清的凉爽在后脊梁从下往上朝后脑勺升腾着，就听见脊髓里一阵细细的骨节响。那个舒畅，从未有过，躺在母亲的怀里熟睡一般。走在大街上，我感到脊梁不由身主地挺直了，头不由自主的抬起来了。眼睛发亮了，天真蓝，天空真清新。吐鲁番真好。” “我去过北京。1995年12月底，我先去塔城看了看父亲，快过年了，我给他和妈买了一只大肥羊，宰好了，又买了一大堆吃的，过年用的。放下两千块钱，安慰了老人，就走了。本来准备在老人身边过个年，可是心情太沉闷，怕影响老人情绪，就去了乌鲁木齐。心情还是压得很。一天早晨，我稀里糊涂上飞机，到了北京。到了北京后，独自一人，精神几乎崩溃。有一天，我觉来到北京市中医院，问医生，我是不是得了精神病？她问我怎么回事儿，我说我害怕，她问我怕什么，我说不知道，总觉得见了人就怕，眼睛不敢正着看人。医生笑了一下，说：“你没有病，你只不过心理上很矛盾。”然后她开导我，让我多自我调适一下，休息好，我一下子释然了，原来我没有病，只是矛盾，应当自我调适。于是我在心里告诉自己“我是好人，我是好人，我是好人。”
我走进天安门，登上城楼，深深吸了口气，向前面望去，天安门广场还在，人民大会堂还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毛泽东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还在，仍然巍然耸立。太阳，照耀着鲜红的国旗。黄昏，我走下城楼，向国旗走去，国旗班的国魂们走来了，和平的橄榄绿，走来了。
一天，我在中南海边的桥上仰望北海公园的白塔，望着中南海里的小岛。走过来一位年轻的武警，问我有什么事儿，我回答，有一个公民个人的大事。他说，你去永定门甲一号。我乘着十四路车在永定门站下了车。找到了那个地方。那里是国务院，全国人大上访接待站。人不少。国务院的人接待了我，又介绍我去公安部。然后，我又去了国家文物局。大年三十，我稀里糊涂的回了老家山东。 在济南下的车，已经半夜了。宾馆空空荡荡，我的心也空空荡荡。一过正月十五，我从山东定陶老家，又驱车东进，去了海阳县，那是母亲的故乡。抗日战争期间，马石山惨案，就发生在离妈妈家几里外的石盆里，也是地雷战的故乡。然后，我又沿着胶东半岛走了一圈。大海真好，真壮阔。
在威海市，我乘船去刘公岛，参拜了甲午战争纪念馆。 看完栩栩如生的复原、景观式展馆后，我为邓世昌、丁汝昌们和一艘打捞起来的北洋战舰而悲哀，也为那个时候的我们而悲哀。 黄海鼓荡着浓厚的海水，海面上停泊着一艘一艘战舰，天空湛蓝湛蓝，掠过一架一架军机。 然后，我从青岛乘火车到兰州，从兰州乘汽车到乌鲁木齐。 黄土高原哟，祁连山哟，天山雪岭哟，我又一次见到了你。” “走之前，是我最后一次见父亲的面，快八十了。 那时单位已不要我了，但是我还可以当律师。我接了一个案子。牵涉到银行，利率，工程建筑预算，外语，建筑材料和人际关系和胆气。当事人权衡过来，权衡过去，把案子交给了我。对方代理人慌了，到法院去捣杆子，说我是个倒卖文物的罪犯，而且有些人在大庭广众之间如是说。我只能背水而战了。 官司打赢了。一个英文字母就让我辩回了几十万。平时的学科专业知识和法律技巧这会儿发挥的潇潇洒洒，直让对方鼓着眼睛没脾气。这个案子一下子挣好了路费，就到北京去找共产党。” 我问：你对那些误解过你的人恨不恨？ 谢静波回答：“对于公安局，我不恨，他们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对于记者，我不恨，他们在履行自己的义务；对于文物人我也不恨，他们的工作太忙，太多，他们实在管不过来，他们只不过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犯了个美丽的错误。 而且，我没有时间恨他们，这世界爱不爱不过来呢，何必用他人的错误生自己的气，虽然我绝非没有血性的人。我只恨那些破坏文物，盗窃国宝的罪犯。可是，什么时候才能抓住他们。让他们在祖先的面前谢罪。” 一位资深的高级律师，听说了谢静波的遭遇，沉吟许久，紧锁眉头，说：“这种事一般有两种人，一种是不懂文物的，便不会去买；一种是懂，也懂得其价值，他会买下，但他买下是自己收藏或者出卖。谢静波是第三种人。他既懂文物，又懂其价值，但他买下之后，却是为了献给国家，为的是保护国宝。而且，他也的确献给了国家，保护了国宝。这种人我没有见过。可是今天，我相信的确有这种人。而且，在他经历了那么多不应有的遭遇之后，他依然对一些人是那样的宽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是黄沙里金子般的人格精神。” 谢静波说：“这位老前辈过奖我了。其实我们文物界和周围这样的人许多、许多，我在广州就见过中国文物界的一位老前辈容庚先生捐献给国家的一大批商周青铜器，摆了一个大展厅。在上海也见过，香港巨富杜维善在全世界高价求购流落在海外的国宝，然后无偿捐献给上海博物馆。 人活一生干什么？不就是给后人留下点儿精神吗？” 谢静波说：那年快过年了，我想回去看看父亲。几年来，我天天怕。这天，我最怕的消息终于来了。
1997年1月25日，妻子一进门就告诉我：“你爸爸咋晚去世了” 我 我下意识的点了一下头。没有什么痛苦感觉，我已经变得麻木了。但接着我明白发生什么事儿了。我们穿越了严冬的戈壁，严冬的天山，严冬的准蔼尔盆地，严冬的草原，回到塔尔巴哈台山的伟人岭下。伟人岭极似毛泽东仰卧水晶棺中。两天两夜后，绝早，一家三口回到了家。院门的楣上，吊着个白纸扎的花团，象洁白的荷花，大门敞开着，破败的院子里，扎着简陋的灵棚，雪地上静静地站着两三个花圈。一口深色的寿材，红红的，静静的卧在雪地上。前面一支蜡烛慢慢燃烧着，几缕寒烟袅袅飘渺着，飘渺着，雾一样升腾着。我吓了一跳。我以为走进了一个遇见丧事的庭院，而不是我的家。我不敢看，急急地拉开油漆斑驳的家门。里屋，妈妈，妹妹，弟弟象几只身上落满了冰雪的羊羔，披着一身白布重孝，头靠着头，无声无息缩着搂着挤在床上。我问，妈妈，是真的吗？妈妈一把抱住我，泪如雨下。妈妈推着我，摇晃着我，大声的哭喊着：静波呀，爸爸想死你了，你怎么样不早一天加来呀，你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回来呀，看看你爸爸呀。 我没有掉泪。 出殡那天，一院子花圈簇拥着爸爸。送殡的行列，从爸爸的遗体前一直站到门口，又站到门外，站满了一个巷道。 棺盖最后一次打开了。 我最后一次看见父亲。 他老人家一身干干净净，闭着眼睛，仰卧在朴素的衣被里，躺在红色的归宿里。是那样年轻，那样英俊，绒绒的寿眉洁白得像阳光下的初雪般温暖。他静静的睡着，他将慢慢的走去。我透过层层泪水，最后一眼中，我看见他老人家的双唇微微张开着，仿佛在呼唤着我。
悼词写道： “谢钊会同志，是我们的老主席。他在弥留期间，仍想着国家的困难，他让医生不要再抢救他了，把药品留着给其他的病人。不要再为他浪费国家的药品了。 谢钊会同志是一个老干部、老同志、一生勤勤恳恳、诚实，正直，是一个真正的老一辈共产党员。” 送殡的人全掉泪了。 出殡了，平时漫天的大雪，这时停了，天蓝蓝的，象水晶，出殡后的夜晚，一场洁白的大雪。 父亲走时静悄悄的。没有给我留下一句遗言。 但，他已将全部财富都馈赠给了我，那便是他老人家的忠诚，老实，勤勉，善良， 和一部没有写完的人格历史。 送殡的车队，踏着冰冻的道路，缓缓前行。 而我的泪 洒不尽对父亲不能敬孝的愧疚 洒不尽对母亲无助的无奈 洒不尽我尚没有结局的苦冤 洒不尽一曲滚滚滔滔的江河水 几个月后，有人说我自杀了。 消息传到了母亲耳边，那边人民法院来了信，打听我是不是还活着，并说母亲要儿子，已经快不行了。 我，活着，我当然还活着，我为什么不活着，我还要，继续活着！
第二天，我翻越了天山，去见母亲。 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立刻高兴了，走出了家门，见人就说，不见人还说： “我的静波还活着，我的静波还活着。 静波没有死，我也不死，我也要活着。” 母亲摇动着干瘦的身子，在风中晃着，拍着手走着，满脸是泪的走着说着喊着唱着笑着：“老天爷呀，你老人家可开了眼呀” 天，我爱你，请你也给我一点爱； 地，我爱你，请你也给我一点爱； 我是不是你的儿子呀—— 公元一九九八年的初春，得知谢静波此情的同窗好友、相知、亲情们和来自罗霄井岗，吴齐闽越、南开复旦，都市边城的关心、义愤，雪中送炭、鱼雁纷纷。 其中，有些关心者，谢静波竟不知其为谁人，他们没有填注地名，单位。 谢静波也记住了几个他不愿再提起的名字。 他们的名字将一定会被法律记录在案， 他们的良心将受着道德的谴责， 也许，他们可以继续他们的过去。 撤诉的那天，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样在漫天风雪中一步一滑、一步一叹、一步一泪的走回小旅馆的。 1997年11月18日： 自治区公安厅法制处的许发启和宋宏利给了我一百块钱，气愤的说： “去，到吐鲁番地区人民法院告他们，提起行政诉讼！” 1997年12月31日 谢静波向吐鲁番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委员会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 1998年2月25日 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委员会、行政庭两位法官，仔细询问了吐鲁番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主办法官张捷、王瑞利。审阅了本案当时的公安卷和检察卷后，抚案叹息：“精忠报国，一门忠烈” 1998年2月26日 自治区人大常委内务司秦伟、自治区人民政府法制局李副局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张乃非、行政庭法官郝翠花、吐鲁番地区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法官王瑞利、主办法官张捷心情沉重的齐聚一堂。 说：一定要认定他的主体资格，是文物工作者，是律师！ 1998年3月1日 自治区政法委“见义勇为基金委员会”主任宋志义得知了静波的景况后，拍响桌子，拨通了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电话，用一种泰山般凝重和华山般险峻的气势，说： “并非流血牺牲，才是见义勇为！ 不要让同志流了血，再流泪！”
1998年4月3日晚9∶18分， 谢静波接到一个消息： “谢静波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对我们违法行政提起的行政诉讼，我们将抱着败诉的态度走上被告席。而且，我们不上诉。” 1998年4月5日00∶01分，清明。 谢静波领着儿子走下楼，在一个路口，敬献了一支燃烧着的纸荷花。 儿子低着头，面向北方，轻轻地说：“爷爷，请你保佑我好好学习。” 1998年5月5日晨9∶25分， 吐鲁番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电话： “5月12日开庭审理你起诉吐鲁番市公安局违法行政的行政诉讼案。请及时参加。” 谢静波站起清瘦的身子，走进屋里，搬出一个沉沉的纸箱，边说边翻找着：“这里都是我几年来的书证和资料。” 他找出一份文件。递给我，轻轻说： “这就是一个国家和一个国家的法律在一个案子中一年中间对我的第三个平反决定” 自一九九五年五月三日至一九九八年的这份文件，三年以来，谢静波共收到公、检、法、政向其作出的以下决定： 1995年5月26日：吐鲁番市人民检察院“谢静波有立功表现，建议公安局撤销取保候审”建议书 1995年6月19日：吐鲁番市公安局“95年第1号撤销取保候审决定书”：现因问题基本落实、与本人牵扯不大，并有立功表现。决定撤销取保候审。 1996年2月16日：国家公安部“吐鲁番市公安局：谢静波来我处反映，对所作的结论不服（‘基本、不大、表现’字样何意？一自按）。要求修改结论内容并赔偿经济损失。 1997年5月16日：县人事局“关于对县文管所部谢静波同志离岗的辞退决定” 1997年8月1日：县人民法院公告：谢静波：本院受理原告与你离婚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1997年8月25日：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你对报社1名誉侵权的起诉，不属于我院管辖，不予受理。 1997年8月25日：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你对报社2名誉侵权的起诉，不属于我院管辖。不予受理。 1997年10月5日：吐鲁番市公安局行政赔偿决定书 1997年10月14日：吐公赔字第02号“对谢静波被我局收容审查并作出国家赔偿的决定。 1997年10月2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关于建议恢复原文管所干部谢静波同志公职的函” 1997年11月14日：吐鲁番市公安局撤销行政赔偿决定通知书 1998年11月21日：（1998）吐地法民终字第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上诉人吐鲁番报社在吐鲁番报上发表声明，对谢静波赔礼道歉。 1997年11月17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1997）天民初字第39号民事裁定书； 本院认为：“吐鲁番市公安局于1997年11月17日（应为14日——按）作出了‘撤销纠正对谢静波被错误收审并予以国家赔偿的决定’。原告对此‘撤销决定’不服”，要求提起行政诉讼，故要求撤回起诉（？—按）。 准予撤回（对《新疆经济报》——自注）起诉。” …… 他坐在电脑前，敲起键盘，为新作《清代新疆红钱的古代满、察合台语铭文音读浅释》排版。他说，他正在了解这些死文字的发音。 不久前，他为《博物馆讲解艺术风采实录》杀青。那是他几年中自费考察全国大部分省、市文物、博物馆部门时，对大江南北、几百个文物部门中精选了几十个不同风格的讲解员的风采。 他想为那些没有机会互相交流的同仁们联缀一道借鉴的风景。也想让人们从这些亮丽照人的美丽中热爱我们可爱的中国。
我看起他递给我的文件。 “ 吐鲁番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委员会 决定书 1998）吐法委赔字第01号 赔偿请求人：谢静波、男、汉、原库车县文管所干部、原兵团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赔偿请求义务机关：吐鲁番市公安局 谢静波于1997年7月15日吐鲁番市公安局对其错误收审及取保候审为由向吐鲁番番市公安局申请国家赔偿。 吐鲁番市公安局于1997年10月5日、1997年10月14日，吐鲁番市公安局分别作出“公行赔字”第（1997）第02号和“吐公赔字”第02号赔偿决定书和赔偿决定。决定 （1）为谢静波恢复名誉，消除影响 （2）建议文物局返还谢静波为保护文物付出的2000元人民币，并按国家有关文物保护的有关规定予以物质与精神奖励 （3）依照《国家赔偿法》第26条之规定，赔偿谢静波收审期间的损失（66天16.53元）共计1090.98元 1997年11月14日，吐鲁番市公安又作出了撤销行政赔偿的决定。并作出不予赔偿的决定。谢静波不服，遂向本院国家赔偿委员会申请： （1）撤销1997年11月14日吐公撤字第01号通知书，予以国家赔偿 （4）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赔偿委员会经审理查明：1994年11月，赔偿申请人谢静波听说他人收藏有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丢失的九块壁画，遂向自治区文物处、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等有关领导部门汇报、询问。均答复没有丢失。后在谢静波说服、动员下，收藏人将壁画交给了谢静波。谢为此向收藏人支付了2000元。1995年2月11日上午11时，谢静波在兵团公安局四处干警苏建生、兵团律师事务所沈文斋的陪同下，按约前往自治区文物局交验壁画。自治区文物处原处长韩翔、现任处长、龟兹石窟研究所所长等人参加了鉴定，此次鉴定结果为：所鉴定文物是假的。并拒绝了谢静波提出的由自治区文物处保管文物的请求。1995年2月28日13时24分，谢静波给吐鲁番文物局长柳洪亮打电话，双方约定由谢静波携壁画来吐鲁番当面验证，并于当晚乘末班车来到吐鲁番。随身携有部分壁画原件及所有壁画照片、身份证、工作证、出手人自愿上交壁画的材料以及中国银行2000元取现单等票证。次日（3月1日），谢静波与文物局长联系交验壁画后，文物局长通知吐鲁番地区公安处林茂章同志到场。经查验，确认谢静波所交验的壁画为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壁画，遂验证接收并打了收条。当日，谢静波被地区公安处以倒卖文物为由扣留。3月2日被吐鲁番市公安局批准收容审查。
3月9日，在谢静波的配合下，吐市面上公安局从谢静波住处取回了所有的壁画，并协助公安人员找到了出手人。1995年3月24日，经吐鲁番地区文物局鉴定，谢静波收集交验的壁画为国家一级文物。1995年5月3日，吐市公安局解除收审，但同日改为取保候审。1995年5月26日，吐鲁番市人民检察院在审理出手人投机倒把、窝藏案件中发现谢静波有立功表现。发出检察建议书，建议撤销对谢静波的取保候审。 另查明：谢静波在被错误收审期间，《吐鲁番报》、《新疆经济报》、《新疆日报 生活导报》等新闻媒介以谢静波倒卖文物为内容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原工作单位据悉后对谢静波停止公职，1997年县人事局以对谢静波作出辞退的决定。其妻于1997年8月1日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其父谢钊会（原额敏县总工会主席、离休干部）悲愤交加，于1997年1月24日去世，造成谢静波家破人亡的悲惨后果。
据此，本院国家赔偿委员会认为： ……… 谢静波的行为应当认定为保护国家文物的立功行为 ……… 决定如下： 1、撤销吐鲁番市公安局1997年11月14日吐公撤字第01号决定通知书 2、为谢静波同志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 ……… 吐鲁番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国家赔偿委员会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一枚鲜红的法院印章重重的砸在上面。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一日，谢静波从主办法官张捷手中接过决定书的第二天，带着全家从沙漠出发，来到千里之外的首府。他剪去了三年以来未修理过的悲发和长髯，在人民广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纪念碑”下，展开了一长列共九面鲜红而沉重的锦旗。
他在碑下泪如雨下，长跪不起。 一九九八年十月，中国律师协会理事、高级律师、新疆丝路律师事务所主任陶运旭聘用谢静波为本所律师。 当年，便是他为谢静波前往自治区文物处交验文物时而派了一名律师，后来，在谢静波起诉报社而被迫撤诉的情况下，他同《检察日报》记者梅全茂为谢静波发了一篇题为“保护国家文物无罪”的消息，刊在该报的头版头条。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的一天，自治区司法厅律管处的同志们和黄武生处长微笑着、厚爱的递给谢静波一祯崭新而鲜红的“律师执业证”。
……… 谢静波慢慢从草地上站了起来，他伸开了双臂，头高高地昂着，向远方的高山、雪岭、蓝天和那一枚艳艳的红日，出神地望着； 他跑着、叫着、走着、笑着； 他扑在大地上亲吻着融融的绿草，吸吮着那无边无际的芬芳。 这时天空洒下一片细雨，雨停了，青山前挂起一道弯弯的彩虹。 他仿佛眼前又回旋起一曲逶婉的蒙古舞蹈，那是天山之巅的草原上，凌空舒展的仙鹤。 他仿佛又溶进一首北风萧萧、雪花飘飘、无怨无悔，只为伊人飘香的《一剪梅》之中 —— “真情，像草原广阔，层层冰雪不能阻隔” 2001年2月，大漠飘荡起春天的气息，阿克苏地区司法部门的领导听说，这位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从事律师事业，并首批获得全国律师资格，后来不知去向的谢静波正在家中默无声息的坐在电脑前写书，立即派出得利干部长途驱车前往看望，准备请他回来，让他为将要苏醒的开发热土带,一展他律师的第二个青春风采。他们来到谢静波家中，谢静波刚走，去接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和失明的小弟。他们发现，谢静波不久前从鲁迅文学院和中国政法大学刚刚回到家里；他们发现，电脑桌上的主机还是热的。这时，他们看到了，谢静波的血，依然是热的。他们看到：西部，律师的血，是热的。
金霖 0997——7121872 126——5076438
email：xijb6-ak@mail.xj.cninfo.net

铁马云雕

谢静波的故事发人深省。
一位资深的高级律师，听说了谢静波的遭遇，沉吟许久，紧锁眉头，说：“这种事一般有两种人，一种是不懂文物的，便不会去买；一种是懂，也懂得其价值，他会买下，但他买下是自己收藏或者出卖。谢静波是第三种人。他既懂文物，又懂其价值，但他买下之后，却是为了献给国家，为的是保护国宝。而且，他也的确献给了国家，保护了国宝。这种人我没有见过。可是今天，我相信的确有这种人。而且，在他经历了那么多不应有的遭遇之后，他依然对一些人是那样的宽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是黄沙里金子般的人格精神。”
这一段话让我想起了“浴池效应”：大家光身在浴池，有个穿衣服的，就觉得奇怪。面对社会的大污水，谢静波就是那穿衣服的。他的命运，说明了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