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原創]溯17世記的死結

内圣外王

[这个贴子最后由内圣外王在 2007/12/05 12:16 第 6 次编辑]

    崇祯十二年，1639年，崇祯皇帝在他的国土内加派白银730万两，用来抽练各镇边兵和各地民兵，征收的对象，主要为土地，包括量增关税、裁减驿站银和节省公费等诸多项目。
    本来崇祯决定剿饷只征一年，谁知农民军在一年内根本镇压不了，于是以后只征一半，可是现在又征练饷，崇祯害怕失信于天下。兵部尚书杨嗣昌说：“加赋基本出于土地，现在土地大都在豪强手里，一百亩增银三四钱，对农民没什么危害，而且还抑制了兼并”。说得头头是道，实际上操作几乎不可能，全国土地的百分比，即几分在农民手里，几分在豪强手里，当时都不能量化分析个所以然来。帝国的弱势暴露无遗。
    一、经济妥协和笼统管理
    明末的经济与军事已形成恶性循环，无从补救，这个弱势，我称之为“W”形，两个凹处，第一个低就是经济能力。
    中国历代依靠落后的经济为基础，把最有活力的商业称为“末”，明朝立国就规定，凡是农民家庭，可以穿纱绢，商人只许穿布，表示劝农的意思。而商人又不是那么纯粹，客商们赚了钱，又害怕强盗来劫，（当时没有银行存储作为保障）于是大量购置田产，使资产更加固定，其安全性只能依赖农业。同时又开当铺，经营商业。司马迁说：“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商业的安全一定程度建立于农业上。《红楼梦》里的薛家颇能说明亦农亦商的道理。农民则除了耕作，平时也养蚕，嗣后凭借织机织四五匹绸子拿去市场卖，嘉靖时江南一带多此情形。西北人民则基本不纺织，衣料棉布全靠外地输入，所以白银的流通性小，没有惠及西北。
    商业繁荣的基础是货币，帝国的货币政策不能不说是失败的。朱元璋占领集庆后，大铸大中通宝钱，但效果不理想，终于又在1375年发行“大明宝钞”，同样没有贵金属或其他物资作准备金，不控制发行量，1385一年内就造钞994，6599锭，合银5千万两，每贯值钱千文。这样就让货币贬值，从而易于假造，信用更低，当时两浙人有的“以钞一贯折钱二百五十文”，只合法定币值的1/4。随着物价上涨，银两逐渐代替宝钞成为本位，如1397年杭州的商人收售货物，都是以金银定价。尽管明朝中央一再用行政命令维持通行，但于事无补，最后只有采取回笼货币的办法，承认银本位的事实。这种妥协反映出帝国经济能力的低下，而后来的最高决策者也把银两的流通量发挥到极致，甚至官员的俸禄米都折换成银子来支付。
    再看土地，前面说到大商人的性质为亦农亦商，他们底下的自耕农，不是转化为佃农，就是被排挤出原有的土地。对付农民的武器便是高利贷，特别是嘉靖到隆庆年间，沿海倭寇不断骚扰，海外商路不安全，不少大商家的资本转为高利贷，对农民大放特放，加上土地兼并，致使大批农民流亡。（如成化初，荆襄一带就聚集了大批流民）所以户口不复为从前面貌，帝国对此很难在短时间内更新一次，宣德时，周忱巡抚江南，作大量的减税，当时对太仓城的户口有一次考核，当时查到洪武时太仓城原额为8986户，现造册数只有1569户，核实的只有738户，其余的都是逃绝虚冒。这种情况于时已经很普遍，以至于帝国增的税多，真正收上来的却少，如嘉靖三十年，1551年，政府各项岁用高达595万两，户部尚书孙应奎没办法，议于南畿、浙江等州县增赋120万，加派从此开始，但“岁入不能充岁出之半”。其原因仍不能量化管理。
    崇祯时的加派更如此，当时帝国两面作战，练饷的军费理应由富裕地区承担，但没有一个恰当的统计数字，只能向全国摊派，而捐资纳捐的阶层则可以优免，乡绅地主又勾结县官把税偷拨于贫穷户名下，即所谓诡寄、飞洒。由此可见，前面杨嗣昌的建议只不过是个勉强的说法。
    笼统的管理必然导致资源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有效地调集，个人揣度，1449年，瓦剌将兵临北京，于谦怕通州的粮草落入敌手，决定焚毁，原因恐怕就在于此。
    二、军事内部的妥协与缺陷
    翻开正史，崇祯更换和杀戮官员的记录惊心动魄，其中巡抚有11人，内阁大学士2人（终明世止3人，崇祯朝占2人），刑部尚书换了17人，蓟辽总督半年内换了5人，兵部尚书换了14人（其中陈新甲死得最冤），崇祯杀文官的数字要多于武官，为什么会这样？
    把镜头拉到1638年，因为清兵到内地骚扰，崇祯召见大臣廷议，说自己就是担心军饷不足，工科给事中（监督工部的官）范淑泰说：“兵事的根本是行法，现在法律不行却只担心军饷，即使天上掉粮食，地上涌金子，又有什么用？”崇祯回答说：“朝廷何尝不想行法！”其实崇祯不是不知道法在先，饷在后的道理，当时，京营的名簿上有士兵11万之多，实际上有一半冒伍领饷。南京营兵对外称有10万，总不过3万，兵亏而饷照领着。军饷报的多，并不保证底下的士兵能如数领到，很明显，多出的部分被军官中饱私囊了。这一时期，各边镇兵马数目向户部上报的很多，上报兵部的却很少，户部只根据边册发饷，遂如贪愿。再有从天津海运蓟辽边镇的本色米豆，户部不闻不问，只由仓场督臣和津抚司管其出入，致使米豆多为泥沙。这这些问题愈发凸显出户部管理上的混乱。
    而崇祯面对的天下，正是用兵之际，不得不对武官集团睁只眼闭只眼，从前武官的地位很低，科举中文场有廷试、传胪（即笔试），武场却无。崇祯却为武场开了廷试。所以他没有决心来处理军队贪污问题，只好对军事内部妥协，故云“朝廷何尝不欲行法”。妥协仍未弥补军队的缺陷，由于一些军队拿不到军饷，就相聚为盗，地方官视之如寇仇，或者逼其造反。如陕西兵于萨尔浒大败后要回到陕西，却被河南巡抚张我续拦截于孟津，斩30余级，剩下的不敢回去，只好在山西、陕西边境落草为寇。后来府谷农民军首领王嘉胤就是逃兵。
    提到军队，就不能不提到军屯。从前帝国存在的军屯大都面目全非，所谓每军种田50亩、100亩不等，交“屯田子粒”24石的规定，完全不能落实。中国土地大多交错，所以军屯大多与民田交杂，东一块西一块，到后来土地兼并严重了，军屯也跟着渐渐消失。卫所的士兵大多沦为官员的杂役，更不能保障屯粮的缴纳。官方统计数字称屯粮收入每年370万石，实不足信。
    这些情况造成了第二个凹地，即军事的废弛。帝国越加摇摇欲坠。
三、中间的凸地--士大夫的门户
    当帝国的机器失去效用时，赖以支持大厦的，是庞大的文官集团，（黄仁宇幽默地称为潜水艇面包的上层）一般说来，道德力量要大过法律，地方官本身也是行政与司法的结合体。但是却很少在技术上干出成绩，如正德时廷议，大家都在讨论财政，有人就提出皇帝应该节俭，吏部侍郎焦芳说：“普通老百姓家都需要用钱，何况县官？现在天下欠税逃税的不少，你们有本事去考查清楚啊，为什么一味要皇上节俭？”焦芳凭借此语升为了吏部尚书。
    他们靠孔孟的道德来规范君主，嘉靖朝大礼议的争论持续了10到20年，士大夫已形成一个整体，可以与君主对决了。
    明朝理学兴盛。宋代朱熹提倡人活着就是为了内心的天理，“天理”就是道，把它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促使士大夫集团向它看齐，大家觉得它比皇帝还高，在现实生活中又转化为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这个概念足以与皇权抗衡，从而形成与之制衡的文官集团。万历因为不满文官建议他立长子朱常洛，就以更加消极的方式---怠政，来对付他们，一怠就是几十年，言官们的奏疏骂得再难听，万历不知道，知道了也并不在乎，他根本不信任他们，门户之争也让他厌倦不已。这时，这柄凸出的利剑毫无用处，于是，许多高官陆续“挂印封金”而去，官场上出现许多空缺，有人要求补缺，万历不理，因为这正是他最乐意看到的。
    万历的怠政，使门户之争愈演愈烈，以至于发展到崇祯朝，原本属于复兴古学的复社，竟支持周延儒进入了中央，实在是件奇事。可见“在野党”都可以影响朝廷了。门户与技术上的无能，足以让君主对他们不感兴趣，不信任，崇祯最后说：“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并非事出无因。而帝国机器的运行，仍然由这批道德君子支撑着。
四、结尾
    经济与军事的两个凹地，中间的凸处是由单薄的士大夫组成，这种“W”形的结构最后更加清晰明了。整座大厦也随之崩溃，由农民军起家的帝国最终也被农民军埋葬。
参考书目：《明史·食货志》 《明史·庄烈帝本纪》 《明史·杨嗣昌传》《明太祖实录》
          〈怀陵流寇始终录〉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  徐光启《农政全书》
           顾炎武《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  李清《三垣笔记》 孟森《明史讲义》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万历十五年》《放宽历史的视界》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  陈来《宋明理学》
         

云雾山

呵呵，有意思啊，但是我感觉刚开了一个头，热烈期望继续写下去

内圣外王

[这个贴子最后由内圣外王在 2007/12/04 23:21 第 1 次编辑]

全部已发完。

乱发当风

虽然不懂,严重支持原创

小糊涂仙

嘎嘎～～归根是大明的皇上都是抠门。
崇祯死了，李自成从内库里找到（具体数字忘了，但大的惊人）黄金白银。
上溯历代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