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
　　对于“看病难看病贵”这个备受中国百姓关注的问题，数位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委员二日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中国看病不算难，也不算贵，而是患者求医标准过高，导致医疗资源“拥挤”。他们认为，应该对“看病难看病贵”给出定义，确立标准。（中新网3月3日报道）
　　
　　
　　看病到底贵不贵、难不难？参照普罗大众的痛彻体验，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但医药卫生界委员偏偏不以为然，再三固执地强调看病不算难亦不算贵。我不认为这些委员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我甚至认为这些委员的价值判断，在某种程度而言是一种真相陈述。且看这几名委员的身份：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副院长、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天津金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这些体制内坐享优裕医疗资源的委员看病当然不难亦不贵。岂止这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医药卫生界委员看病不难不贵？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曾透露，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相信这些人也会有此感觉。诚如鲁迅所称，石油大王哪里知道拾煤渣老太婆的辛酸？
　　
　　此外，有委员表示：“看病难的定义是什么？这个概念标准如何把握？如果不讲地区、条件，笼统地讲看病难，容易造成误解与混乱。”当然，因定义不同、标准有异，得出的判断也必然迥异，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这一点无可厚非。
　　
　　问题是，一个少数群体的快感不能取代绝大数人的痛苦叙事，否则便是选择性失明，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你们身为医药卫生界委员，看病自然不贵不难，但由此否定绝大多数人看病不难不贵，则是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轻蔑和无视客观事实的偏见。因为不容回避的惨淡现实是，有太多的苍生正饱受看病难看病贵之苦，日前《求是》刊文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卫生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和进步，但还存在医疗卫生资源总量不足、配置失衡，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协调，服务水平差距加大，医疗费用上涨过快，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等突出问题。可以断言，群众看病难、看病贵是不容否定的实情。
　　一方面是草根哀叹看病太难太贵，一方面是精英优雅地辩称看病不算难不算贵，两方陷入了抵牾的境地。由此笔者想到了学者秦晖谈到的共识破裂现象，显然，在一个阶层日益分化的时代，看待同一个事物，立场不同、动机不同、利益出发点不同，所给出的判断便有所不同，应该承认这并不可怕，但事情可怕就可怕在，一些精英已经眼中无苍生，为了自身利益集团而罔顾惨淡现实。
　　
　　具体而言，我不相信这些身处一线的医药卫生界委员，没有见过那些穷苦人家看病难看病贵的焦灼与痛苦，即便没亲眼目睹，也该听说过，如果不是失聪的话。“做个阑尾炎，白耕一年田”，“住院一次，破产一次”，“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小病硬扛，大病等死”……这绝非夸张，笔者春节回农村老家，仍见到有老人病重不去医院的苍凉景象。这些委员日日与病人打交道，不可能体验不到病人的苦衷，既然如此，他们为何仍坚持看病不难不贵？原因很简单，一是他们是医药卫生界委员，为部门利益代言的潜规则，使他们习惯于站在捍卫本集团利益的立场上发言；二是他们本身是现有资源的优先享受者，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对目前的利益格局较能适应，因此不愿意改变，并反对改变；三是他们看病的确不难不贵，但他们忘了他们为何看病不贵不难，更看不到看病不贵不难的只是一小部分人。
　　
　　在利益多元的年代，要求每个代表委员都心系国脉民瘼，都哀民生之多艰，显然不现实，但放任代表委员漠视民生疾苦，显然也是对庶民的刺激。而不凝聚改革共识，继续各说各话，就会鸡同鸭讲，共识破裂。为改变这一状况，需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遴选代表委员时，应加重民意的决定权，二是多容纳为公共利益代言的民意代表。